金叉是什么意思:孙立坚——制造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路径选择

解放日报：孙立坚——制造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路径选择 时间：2011-05-17　浏览次数：6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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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1-05/08/content_565878.htm   2011年5月8日 　思想者小传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各国经济深受重创，也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意识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性所带来的挑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的金融体系，把中国变成金融大国，从而绕过美国，直接来管理自己生产和创造的宝贵财富。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制造业大国挑战金融大国角色早有先迹可循，只是这种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寻思：为什么制造业大国总绕不开金融发展的瓶颈，制造业大国究竟有无能力摆脱固有的金融局限性，从而向金融大国成功转型？中国在制造业大国和金融大国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或者有没有可能并驾齐驱？

两种发展模式

　　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
　　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五国乃至当今的中国所不断打造出东亚制造业大国的奇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资本积累、标准化生产和不断拓宽市场来发挥制造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性”，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以制造业立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技术更新、管理效率等“软实力”，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制胜法宝。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推进，制造业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日益残酷起来，再加上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给制造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不断通过政策优化、“软实力”强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弥补自己所面临的制造业大国“比较优势”恶化的挑战。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地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19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结果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所幸，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并从中获利，而制造大国更多的是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金融大国的强势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的流动性和创造财富 “标的”的质量。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而在制造业国家，任何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因此，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甚至还会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而制造业的硬实力则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日本的前车之鉴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做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

　　随着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的加剧等因素，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紧迫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制造业国家都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那么，产业的结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盈利空间也会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由此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的国家那样，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得以成功实施。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当我们的企业制造能力日益强大，民富所产生的需求动力不断旺盛，围绕中国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和财富创造机会就会明显增多，那时，我们能否靠中国实体经济的强盛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更加取决于我国金融实力的发展水平。

　　从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所有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还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倒在地，很长时间里，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二、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软实力”条件；三、增长方式不匹配。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结果往往是，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也相对较快。最近的案例莫过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假如美国不是当今数一数二的金融强国，而只是一个制造大国，这场灾难很可能会彻底动摇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复苏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在日本，扶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靠自己或家庭的资金支持。以至于，即使到今天，很多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世界级品牌的大企业，并不愿意把自己投入资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拿到市场中转让。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从自主创新意义上衡量的美国竞争力，就要高于相对技术保守的日本。二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身上，或者由大型企业担保的中小企业身上。只要大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订单并有较好的交易条件，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以外包的业务方式接受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他们是“同甘共苦”的企业家族。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就愿意去做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创新活动呢？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把自己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研发成果在市场上转让，而愿意将它或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地告诉自己相关的中小企业呢？如果一旦出现上述讲到的恶劣状况，这种研发成果的社会投入效率是不是会因为暂时的生产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得不趋于零呢？

　　事实上，日本的大企业随着规模的成长已经不可能满足国内的市场，它们必须要掌握战胜市场竞争对手的觅食本领。如果不持续地创新和盈利，就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市场的竞争力或无法承担必要的运营支出而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日本业务关联的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和大企业稳定的业务关系，也要不断地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提升自己不可撼动的技术力量来为自己的大企业保持稳定的核心部件供给。这样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也使得日本大企业慷慨地将业务内容传授给下面各个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把行业中的任何企业都看成是自己竞争的对手。

　　可是，在那段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分担风险，借助制造业鲜明的比较优势弥补相对弱势并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所牺牲的靠价格波动获利的财富效应。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面对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后果。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作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

　　和日本政府相似的是，英国政府也十分注意增长方式的协调性问题，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精英人才的吸纳，确保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根本不考虑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来提升制造业繁荣的战略。欧洲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不同，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所以，这次欧洲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华尔街一起参与了很多类似的金融创新的活动，结果都跟美国一样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心，而因为既不具备美国这样持有世界主导的货币又不具有高度的货币独立性，命运比华尔街金融机构更惨。而德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本国的严厉监管而没有条件参与金融创新滥用的游戏，结果没有造成对实体经济太大的冲击。相反，因为欧元区很多国家在危机中受困，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出口这两年来一直能够在有竞争力的汇率帮助下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日、英、德等经济大国近年来走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们重视增长方式匹配的共同思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中国的路径选择

　　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但我们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从资本市场的市值上，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无论是从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上，还是从我们从事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数量上，无论从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上，还是从拥有世界最多储蓄的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屈指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但中国目前还是没有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因为金融大国拼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的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的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的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为此，在目前我们已经具备的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显然，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确实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今天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的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而且，今天当外资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深重影响而不能自拔，中国政府又主动调整引进外资战略以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的时候，如何尽快强化我们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虽然，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面前，我国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并进而把产业资本带进了灰色的金融系统，去从事它们不擅长的“资本运作”。有些很好的中小企业因为对企业价值的定价不熟悉而贱卖给了海外私募基金，有些民营企业家干脆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或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这样的“资本运作”丝毫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为此，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的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天使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

　　一般情况下，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继而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否则，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反而会断送改革开放30年给我们创造的丰硕成果。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已经避免过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安稳地行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前车之鉴便是东亚几个率先发展起来，却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屡屡受创的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我们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其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拿走自己创造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甚至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我们最终会意识到，“破旧”的同时如果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能够依托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我们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而忘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工作做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