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兼职美女微信:博古在福建事变期间为何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

博古在福建事变期间为何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

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其时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时期，中央红军面临着被50万国民党军队合围的巨大压力，如红军借机与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增加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将大大加强自身的生存几率，或可顺利地突破蒋军的包围链。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的天赐良机竟然被博古等人拒绝。在蒋介石腾出手来打败了十九路军后。红军就再次陷入被武器装备、人员数量都占据极大优势的敌人合围的境地，其丢失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也就难以避免了。

以往对福建事变的研究，都认为在福建事变期间，博古顽固坚持“左”倾路线，缺乏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事实上，博古在最初对十九路军是持欢迎态度的，博古态度的变化其实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之后才发生变化的。

一、博古起初欢迎与十九路军合作

因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的不满和对蒋排除异己的担忧，十九路军的将领希望和红军建立联系，共同反蒋抗日。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让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脱党的陈公培前往中央苏区，期待和红军直接取得联系。陈公培携带有蒋光鼐的亲笔信，辗转于1933年9月22日抵达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王台。周恩来在接到汇报后，立即提议派袁国平同陈公培会谈。

时由博古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对与十九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谈判的内容应包括：“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发表“反日及反蒋”政治宣言等。中央局特意指出“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中央对实现停战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所以特意要求“以最大限度取得军事上的保证，最低限度也要达到停战的先决条件”，“要坚强的提出十九路军撤至区域中的政治保证与民众权利”，并再次提醒“不要把这些条件之接受，当作军事休战之先决条件”。此时他们还能认识到“缔结一个军事的休战甚至是暂时的对于白军士兵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了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红军则退出洋口，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中央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斗战中，亦己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同时还强调“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他们还责备彭德怀“对尊贵的福建客人不够热情，招待不周”。彭德怀说对招待陈公培“还是重视的”，“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博古等身处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是不可能不感受到危机的。所以，在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及其他物资得到供应；红军甚至还试图通过蔡廷锴购买武器。

二、共产国际在上海就拒绝了福建方面的建议

其实，当时远在中央苏区的博古等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33年6月，共产国际就拒绝了十九路军合作的建议。

十九路军将领受1933年1月中共公布的《一·一七宣言》所吸引，期待联合红军共同反蒋抗日。陈铭枢先后派出了梅龚彬、刘伯垂和刘树模赴上海，试图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

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在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就告知，十九路军蔡廷锴建议，通过何香凝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谈判，他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只是远东局第一反应是对十九路军不能信任。

共产国际也对十九路军持怀疑态度，在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认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告诫说“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埃韦特也认为，对于包括十九路军、粤军和一部分南京政府的军队“需要作出另一种评价”，“它们系统地受过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灌输，借助巧妙的伪民族主义词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卖身投靠的官吏，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消灭赤匪”’。埃韦特肯定地说：“由于它们大部分还处在国民党军官的影响下，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更加危险的敌人”。他立即要求中国共产党拒绝十九路军代表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中共的态度。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负责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断定“国民党找共产党都是投机”，“红萝卜(外红内白)最不可靠”，采取了关门政策，对十九路军的建议拒不接受，因而双方的联系没有得到发展。

明明知道十九路军有联合红军的意图，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却认为蔡廷锴“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这也就是说要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他在上海拟定“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让苏区主力红军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以红1、5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进攻十九路军。

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东方军克服气候、地形等不利因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福建宁化东北重镇泉上，并乘势拿下了清流、归化，目标直取连城。在红军的英勇攻击下，拥有国民党部队甲种编制装备的第七十八师被打得丢盔弃甲，整整丧失了两个整团的兵力，师长区寿年也险些被红军俘虏。1933年7月28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曾通过电报向您报告，19路军司令蔡廷锴试图与我们建立联系。这件事没有带来任何后果。联系未能建立。相反，在我们的战斗行动中，我们给了1g路军部队以警告性的打击。”

三、共产国际要求红军试图瓦解十九路军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和十九路军面临的处境，共产国际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施特恩也认为，“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的地位。”这不但对十九路军做出了错误的定性，更恶劣的是认定在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应该是袖手旁观。

既然共产国际对待十九路军是这样的态度，奉莫斯科指示为教条的博古的态度就可以推测了。1933年lO月6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苏区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鸿带来的十九路军领导人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函后，立即开会讨论。博古的态度就已经起了变化，拒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博古说“三条件(指1933年1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徐名鸿仅会见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没有见到当时最高领导人博古。同时，十九路军和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的第三党的成员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等合作，更是为博古所猜忌。彭德怀在回忆中也证实：“不久陈xx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从批评彭德怀对十九路军代表“招待不周”到指责其“比国民党还坏，”博古的态度可谓来了一个大转弯。

协议签订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随同徐名鸿、陈公培一同前行福建继续商谈。这个协定虽表明中共与十九路军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但其内容也还仅限于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贸易和释放政治犯等，对于急需解决的在蒋军开始进攻后的军事合作问题，并未涉及。以至蔡廷锴对此大感失望。他说“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他认为“和红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但是蔡廷锴不知道，此时的博古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其根本不信任，也不在意是否能和十九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了。

在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立即下令“讨逆”，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1个师，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率领，进攻十九路军，而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了守势。此时，中央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如果乘机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则很有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但是在十九路军受到南京政府猛烈攻击时，共产国际不是要求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援助，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在军事上，共产国际拒绝给予援助，并期待把十九路军的士兵吸引过来；在政治上，更是横加指责，把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结于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于是，张云逸被派去福建担任军事联络员时，博古又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特地叮嘱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对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最后，十九路军被蒋军击败，大部被收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