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鲤鱼用什么钓最好:麻省理工教授：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2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未来的模式是？

黄亚生：我不是特别在乎什么西方、东方，一个中国农民有地种，财产受保护，劳动果实他能享用到，然后天天早晨起来说这是西方模式，你说会吗？根本不会，反而是精英们天天在说，这是他们西方的，那是我们东方的。但他用来在网络上写下这些观点的电脑是谁创造的，软件是谁创造的？你用的所有现代科技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么着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种东西呢？第二，如果让中国人民自己去尝试，我相信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跟西方模式也不会差得很远，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约、一套互相监督的东西出来。这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地图上的很多省份和区域都要划掉，台湾、香港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温州不应该是中国的，广东大部分都不应该是中国的，因为它们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完全都是依托西方或类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这非常奇怪。有时候和人辩论，对方会说你这观点是西方观点，我听了就想，西方观点又怎么了？他在讲这话的时候，头脑中就有一个判断，因为你是西方观点，这本身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但西方观点和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至少要通过辩论才能知道是对是错吧。

经济观察报：说你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是误解吗？

黄亚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虑中国特色，考虑中国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发展经过了几百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你要赶紧动手，快点做。漫长的过程不是你推迟的理由，反而是尽快开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场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断是，现在在走回头路，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是不是也很严重，因为它带有很大误导性？

黄亚生：肯定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从静态上来讲是“中国模式”，一党执政、国有资产，但从动态上看都是“华盛顿模式”，大家不看变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

“转型”已经变成一种口号

经济观察报：经济发展对制度演进没有作用吗？

黄亚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作用。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善政治体制的质量。但如果我们用腐败作为衡量体制质量的一个指标，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国现在比以前更腐败了。没有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身不会自动提高体制的质量。比如上访、冤案，二十年以前没有这么多，八十年代冤案都是文革遗留。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中，有一种特别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计是有矛盾的，贫富差距必然要加大，才会有经济发展。作为精英这样振振有词，也是我所不能想象的。没有任何统计证据来说明这个观点，我所知道的正相反，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发展是最快的，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一塌糊涂，拉美就是这样。这就像说一个家庭要挣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代价，就是孩子得饿肚子，多奇怪的逻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人饿肚子那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失败了，不管它能挣多少钱。

经济观察报：中国政府近些年来经常谈“转型”。

黄亚生：对，现在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一种口号，做什么都叫转型，都叫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是反改革的，是逆转。“改革”在中国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高尚的政治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也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过去投资在钢、煤、铝、水泥上，现在还是政府来做，只不过投在新能源上面。大举兴建节能城市本身就是浪费，中国现在是城市过剩，大城市人口密度是全世界大城市人口密度一半都不到，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城市，增加人口的密度来节能，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建一个新城？政府提改革、节能，都是要保持、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个不改，中国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起飞，不会有普惠式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很多富翁，是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绝对数字上看比较多。如果经济增长每年8%、9%、10%，回报都给了人口的1%，当然有巨大的财富效应，但这本身是错误的。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讲，多给他一万块钱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挣一万块钱的人，再给他一万块钱不得了。经济增长应该是普惠的，应该有穷人的收入增加，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没有富翁是次要的。西方投资银行经常将中国消费奢侈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国总体家庭消费只占GDP35%，而奢侈消费却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改变目前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停滞的风险，会像日本在九十年代那样，失去整整十年。

黄亚生：我不认为。咱们先研究一下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日元升值，这没有数据支持。日元升值以后做得最好的公司都是出口的公司，而受到打击的恰恰是那些针对内需、没有竞争的企业，包括服务业、银行业。我们担心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企业受影响，有一定道理，但不用过于担心，出口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自己会努力想办法消化。另外，中国和日本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日本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就像一潭死水，这在它落后的时候是一种优势，它要奋起直追，目标非常明确，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去追赶这个目标。但在它已经赶上的时候，就得有一个新的目标，而新的目标、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东西，如果人和人想的都是一样的话，是产生不出来的；肯定是那些人种不一样，思维方式又非常不一样的国家能产生创新，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中国虽然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都非常固化，但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比较灵活的，你看微博上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另外中国人性格很强韧，他要创业，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日本是没有的。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像日本那样停滞十年，但停滞一年、两年会不会？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现在这种严重依赖于投资的方式，GDP早晚要低下来，硬着陆，中国的经济起伏比印度大很多，从10%降到6%，绝对有可能，而且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发生的。关键是经济滑坡的时候，还能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一个问号。

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在过去的三年里，国资、外资、民资三种力量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亚生：国资肯定是在壮大，而且国资的定义，还包括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国有但和政府关系很好、生意只靠政府的企业，虽然它们本身是私有，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且从最近的支付宝事件来看，政府还是在限制民营和外资的。我比较高兴的是过去这五年，国家对外资政策有所调整，比如说内外收入税率的统一。但像现在这样限制外资，强迫外资转移技术，是没有效率的做法。金融危机以后又加大了扶持国资的力度，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国家对外资的政策虽然挤压了民营企业，但起码扶持了外资。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没有竞争，挣多少钱都是垄断利润，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放开的话，我想它一天也做不下去。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也是来自于国民为获得垄断产品所付的高额代价。更严重的是，垄断企业拿走大量的资金，你想创业就没办法了，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都是外资通过协议在控制。你要知道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多亏了有外资，中国国有的金融机构有几家支持过创业型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最近几年有成长吗？

黄亚生：我们的“中国实验室”每年做16个项目，为中小企业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做商业计划。通过接触，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做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企业家都越来越重视管理，越来越重视公司制度的建设。

对于民营企业，主要还是要改变它的整个生存环境。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法制的社会，它的行为就会改变，会加强在管理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赢得竞争。那些所谓“野蛮”的生长方式，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也会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这件事怎么看？

黄亚生：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件事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协议控制是一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的非常模糊的架构，但是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家，都得靠这个东西，他们当然希望保持，但马云把这个东西捅了出来。你可以批评马云缺乏契约精神，但我觉得更应反思经济制度本身。首先如果不限制外资，我干嘛需要你协议控制；其次国家政策对外资好像想吸引又不想吸引，模棱两可，对协议控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协议控制的风险通过支付宝事件暴露出来，将影响所有想去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把它们的路给断了，因为美国的监管机构要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无论是民企还是外资，利益都是受损的。

牌照就是一种控制，不管是第三方支付所属的金融业还是互联网媒体，这和金融安全、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而政府之所以默许而不是公开地认可协议控制的存在，或许是要寻求更深层次的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是运营，也可能是言论。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不想放弃做大政府。

黄亚生：根本不想放弃，这个大前提不能改。但微观的调整怎么也调不出大的怪圈。政府的治理观念还是诉诸于道德约束、孔夫子的那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已经破产的思维方式。两千年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你认为现在能成功？而明明有其他成功的模式，为什么不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