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机兵3秘籍:宝钢上海“投胎”记

　　文|肖戈

　　1977年元旦的晚上，冶金部部长唐克的家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刚刚到家不久的唐克接通了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熟悉的声音。

　　“在上海新建炼铁基地，这可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林乎加在电话里向冶金部部长唐克诉说着上海的焦急。唐克一听此事，笑着说，“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的确需要一个钢铁大项目，但此事可急不得，要规划好才行。”

　　半个小时的通话，双方越聊越热乎，似乎忘记了这一天还是万家团圆的节日。而更让两人预料不到的是，这次通话，为中国钢铁史上一个著名企业的出现，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两座高炉胎死腹中

　　1977年的中国，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钢铁业也开始了提速建设。但关于钢铁项目的选址，上海并非人们眼中的第一选择。

　　在原冶金部档案里，1977年上报中央的筹建钢铁厂一共有3个。其中一个在冀东，要建1000万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二基地，选址于四川某偏僻山沟中;第三个是山西省太古交钢铁基地。而上海，只是准备筹建一个为上海各钢厂提供铁水的炼铁厂。就这个炼铁厂，也是时任上海市委领导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多次争取的结果。

　　在林乎加的眼中，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十分迫切。

　　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钢材消耗量最大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除两三家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炼钢炉外，都是私人经营、规模偏小的轧钢企业，总产量不过几万吨，高档钢铁全部依赖进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时的上海形成了以上钢一、三、五厂为龙头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基本满足了上海工业的用钢需要。当时享誉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等，都是上海钢铁的杰作。

　　但是，上海钢铁业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少炼钢原料——生铁。

　　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经冶金部按国家计划调拨，每年数百万吨。这无疑抢了这些企业的生意，使得这些企业的炼钢和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更受限制的还是上海，长期与兄弟企业争原料，等米下锅，不用说高产，连稳产都无法保证。

　　20世纪60年代，上海在400公里之外的江苏梅山建起了一座炼铁基地，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年缺口仍达300万吨左右。随着文革过后上海经济的全面恢复，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要解决上海缺铁的问题，就地建高炉是最好的选择。

　　1977年1月下旬，以冶金部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赶赴上海。林乎加听说后，当天晚上就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一直谈到深夜。一星期后，王勋告诉林乎加，准备在上钢一厂里安排建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

　　消息传到上钢一厂，全厂上下一片欢腾。

　　4月，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原来计划中的高炉高度要在100米以上，而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场、月浦三个飞机场，尤其江湾机场距离太近，又是军用，对周围建筑物的高度有严格限制。

　　调查队带着一丝侥幸心理请示空军司令部。军方的答复是否定的。两座高炉就这样胎死腹中。

　　4000立方米高炉初步拍板

　　1977年6月，冶金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上海建造高炉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会上，炼铁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提了个建议：既然要搞就搞个大的，干脆上两座2500立方米高炉，彻底解决上海缺铁问题，武钢、本钢、马钢不用再往上海调钢铁了，铁路的压力也减轻了。

　　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但高炉增大了，需要重新考虑好多环节，如矿石、煤码头问题、水源问题、大面积征地、迁移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脱开老厂，寻找江边开阔地带。于是，规划组的目光移向了上海市北部地区。

　　当年7月到9月，规划小组在长江口深入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推荐宝山县浏河口到石洞口一带可作厂址。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距上钢一、五厂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公里，铁水可以热装热送，不受机场和码头限制。

　　方案还在多方讨论的当儿，10月14日，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为首的赴日冶金考察团回国了。一个月的考察经历让这些专家们感触极大，他们真正见识了日本大工业的气势。

　　一个让考察者记忆深刻的小细节是，吃饭时日本人送上了易拉罐啤酒和饮料，结果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见过，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国内厚重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菜刀和改锥才能撬开，而日本人竟然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轻薄柔韧。至于其他方面的差距，更是比比皆是。

　　日本钢铁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英国、法国等先进技术，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钢铁生产最前沿。粗略估计，当时中日钢铁之间的差距至少20年!

　　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向中央建议，全面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用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日本钢铁的距离。

　　考察归来的专家们看到原定的方案，大声疾呼：日本的高炉容积已到了5000立方米，我们还上2500立方米，不行!最少应该是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

　　于是，高炉再次加大。

　　11月22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具文报告：抢建上海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月浦机场或浏河口。

　　11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和5位相关的副总理都相继圈阅同意。上海高炉终于拍板定案。

　　“钢铁帝王”改变了原定计划

　　实际上，当时中央高层发展钢铁的思路仍是传统思维，工业基地建设偏重于三线，追求偏、远、散，建设方式主要是立足自我。然而，冶金部赴日考察之行，使得中国钢铁的命运在冥冥中改变了方向。

　　1977年11月28日，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一个多月后，与中国政界高层关系良好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以日中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来到北京。牵挂着钢铁建设的李先念会见了这位传奇人物。

　　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在日本民间被称为“钢铁帝王”和“大藏相”(财政部长)。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钢铁通才，把八幡、富士两大钢铁企业组合打造成一家庞大的新日本钢铁公司，使新日铁成为一家无论从产量上还是技术上都跃居世界第一的钢铁王国。

　　但是，日本钢铁市场比较小，并且当时正值全球性石油危机，为了寻找更大的市场，稻山嘉宽的目光从日本本土移向了其他国家。韩国政府投资200多亿美元建起的特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公司，就是与新日铁合作的。

　　当遭受十年“文革”后的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时，稻山感到机会来了。除了殷勤接待外，他让人精心制作了一盘电影拷贝，递交给中国政府投石问路。这部短短的影片中所展示的世界先进钢铁技术，让中方同行大受刺激。

　　中国政界和企业界的微妙反应通过各种途径汇入到了他的耳中。“钢铁帝王”决定亲来北京一探究竟。

　　稻山和李先念讨论起世界钢铁业的发展。李先念听到目前世界钢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时，沉默了很久。作为一位分管中国财经的领导人，他心里非常清楚和无奈：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落后了。每年要进口钢铁四五百万吨，花去外汇近20亿美元啊，明后年又是用钢高峰，进量要接近900万吨，那样用外汇就更多了，最少也得40个亿吧。

　　会谈后，李先念代表中国政府向稻山表示了一个意愿，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年产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

　　10天后，以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为首的日本钢铁技术咨询小组来到北京，带来一份详尽的《关于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技术资料》，提出了建造一个年产60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配套方案。

　　大柿谅在这个方案中做了个形象的比喻：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长途运输去支援上钢一、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内倒水，浪费太多，根本不合算。不如在高炉后边再建3个300吨大转炉和配套的初轧机或轧钢机，直接炼成钢，初轧成各种坯材或直接轧制成材，这样既保证了工艺的先进性和连续性，又建成了一座世界第一流的完全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大柿谅的方案一出，中方人员开始紧锣密鼓地研讨，多方比较。最终，中方放弃了原本的单纯建一个炼铁基地的构想，同意在上海建一个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的计划。

　　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同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也相继圈阅。

　　1977年12月28日下午，李先念在中南海会议厅召集有关人员再次专门研究上海新建钢铁厂。李先念明确表示：“大柿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倾向他的意见。至于是搞开坯还是搞连铸再研究一下，要首先把水运、煤炭定点、电站等问题的工作做细点，要快一点。”

　　上海建起现代化钢城

　　1978年1月2日，国务院组织各部委及上海市领导和专家40余人对新建钢铁厂的厂址、矿石过驳码头、产品方案、投产时间、施工组织、投资估算等进行了研究。

　　10天后，上海市决定，建设规模为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3座300吨转炉。

　　日本客人回国后，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李先念又与余秋里和谷牧商议，决定派一个高级考察团到日本做进一步考察。

　　几天后，以陈锦华为团长、李东冶为顾问的考察团一行21人匆匆登上了飞往东瀛的飞机。这一天，离1978年春节仅仅一周。

　　陈锦华是一位专家学者型领导人，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未来宝钢工程上海方面的总负责人。他长期在国家机关搞技术工作，1977年随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协助林乎加抓经济工作。而李东冶当时则是中国最大钢铁企业——鞍钢的党委书记，对中国钢铁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陈锦华和李东冶此前并不相识，但通过短短几天的钢铁考察，彼此已格外默契。通过10多天的细致考察，考察团团员们再次感到了日本现代化带来的极大震撼。君津厂是20世纪60年代搞起的，现在已是1200万吨的规模;大分厂是刚刚搞起的，一上马就是800万吨：而八幡厂是日本钢铁的大本营，日本人在海边填海造地，硬是把老厂淘汰，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厂......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日本西海岸的岩石上，遥望着祖国的方向，思考着两国钢铁业的巨大差距，每个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李东冶说：“给中央打报告，早下决定吧，干就干最好的，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中国钢铁就没机会了!”

　　陈锦华点了点头。

　　3年之后，陈锦华组织了宝钢上马。这之后一年，李东冶走马上任冶金部部长，直接担负起领导宝钢建设的重任，而后更连续6年出任宝钢工程建设国务院代表，协调处理宝钢工程中涉及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很多重大问题，为宝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无数奠基人和后来者的种种艰辛和努力下，东方名城上海，终于建起了一座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