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机兵1.24r红狼密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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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
王明
徐以新
文化
分类： 史海沉浮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一个“极富盛名”的组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红色血液绝对“纯正”，曾一度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势。那么，究竟是哪些人组成“二十八个半”的俱乐部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原产地无疑不在山沟，而在苏俄。作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所招学生不光来自国民党阵营，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更有共产党的青年菁英。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时风云际会，成了为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骨干的大熔炉。而根据普遍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起始于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另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便充当了半个。      （“二十八个半”的头牌王明）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参加大会的学生数以百计，“二十八个半”显然是少数，但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并且请来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压阵。而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人跳到台上抗议，致使会场一度混乱，不过“二十个半”最终还是居了上风。但假如因此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限定在参会举手的那几个人，实在会产生重大遗漏。因为该俱乐部的头号人物王明，同年3月已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连一天都没能参加那次“十天大会”。由此可见，所谓“二十八半”其实是统一商标，注册时间虽在“十天大会”，具体人物却包括一部分缺席者。这一定性说法已得到绝大多数的认同，可到底由谁组成“二十八个半”，却无一致公认的名单。至于形形色色的版本，竟涉及五十多人，几乎可以凑成A、B组。当然，其中必有“山寨版”，不过最无可争议的是“一个半”：“一个”是灵魂人物王明，“半个”是尾巴角色徐以新。
说起王明，略知党史的朋友都知晓，而徐以新的知名度要小得多。徐以新曾用名徐一新，浙江衢州人。1928年初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当时才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或许姿态有些模糊，便被打了半折。从苏俄回国后，他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秘书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以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52年作为顾问随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参加了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在历任驻阿尔巴尼亚、挪威、叙利亚大使后，徐以新履职外交部副部长，但“文革”期间因“半个”身份饱受折磨，直至1978年恢复党籍，随后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等职。
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成员，虽众说纷纭，但根据多种资料分析，还是能够大体推演出一个名单，他们是：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陈昌浩、何克全（凯丰）、夏曦、盛忠亮、沈泽民、孟庆树、张琴秋、何子述、杨尚昆、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孟超。加上王明、徐以新（半个），构成了“全家福”。
在“二十八个半”中，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等属于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杨尚昆、李竹声等属于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还有一些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中山大学的。其中女性四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结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追求的对象，回国不久也组成家庭。而没有参加“十天大会”的另有张闻天、王稼祥，鉴于他们早年的思想状况与王明大致相同，便被归入该团体。
那么“二十个半”在当时是自封的得意品牌，还是被冠的嘲讽称谓呢？作为亲历者的吴玉章在1943年写就《略传》，对“十天大会”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作为其中一员的袁孟超回忆道：“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而对该称谓所产生的时间，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讲得更明确：“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使那些自视“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大喜欢“二十八个半”的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