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基础设施:“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说法起源：系王明自诩

2011年02月27日 09:57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柳百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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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们在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二十九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说：“我们二十八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王明（资料图）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作者：柳百琪 原题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

笔者在整理先父柳溥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遗物时，发现先父1972年4月28日写给周恩来总理并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一封信。该信是关于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的。这个问题涉及1925～1930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内国共合作、国共分裂、共产国际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就是这场斗争的产物。先父在信中说：“近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即中央三办学习班上某某同志发言录音稿，“文革”期间的一种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笔者注)中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这一段有关介绍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内容，是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今为揭露王明的罪行，批判王明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我认为有必要把我所知道当时的情况，向中央作一报告。”

在介绍先父批驳有关那段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之前，我不得不先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政治情况。先父是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直接迫害者之一。他生于1900年，14岁便进厂当童工。192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由董亦湘、杨贤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由董亦湘、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组织了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担任执委。1924年他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在巴黎由沙可夫(陈微明)、徐孝祥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7年由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了年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兼该校墙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他在该校召开的十天党总支大会上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后，于1930年被王明宗派集团污蔑为：“冒充工人，是反党的组织者，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从1930年到1949年建国前，柳溥庆虽在组织上已不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在白色恐怖下，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党工作：1934年他利用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之便，不顾危险，偷偷复制了国民党军部编绘的供反共围剿使用的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三省军用地图交给董维健(时任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三人委员会委员之一)，抗战时期，他同八路军在上海采购的代表胡世沐、新四军在上海的采购代表朱沐、张惠清、林天阁等建立关系，经常为他们采购物资提供帮助，1939年他为东进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上海印制了四种无行名的流通券。1941年他又为新四军印制江淮银行钞票等(详见《上海滩》杂志1999年第四期)。由于先父柳溥庆1927年～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亲身参加了1929年那场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所以他在读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小册子后，便毅然写信给中央，对这段史实，主要谈了三点看法：

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不是“反对派”提出来的，而是王明派的自诩

1925年—1929年王明一伙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由于他们观点相同，又都能说会道，受到该校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器重，窃取了该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权。当时党总支委员会的书记是苏联同志培尔门，副书记就是王明，宣传委员是博古和杨尚昆，组织委员是王云程、毛子芳。

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约在10月—11月之间，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总结该年工作和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党总支委员会原计划召开两天后就结束，后因在讨论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报名发言的人不断，以致大会接连开了十天。大会发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批评王明一伙人的。主要是批评他们在该校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也批评了王明的后台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看法有错误。

先父柳溥庆在十天大会的发言中，以米夫在共产国际会上的发言作为根据，批评了米夫的右倾错误，还批评了王明等人贪生怕死，不愿回国工作的思想。当时大家的批评声势浩大，气势激烈，王明一伙人非常孤立。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一伙人就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这时，王明等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于是在第十天会上，由党总支书记培尔门宣布：“停开大会，先行清党”。

清党委员会在米夫、王明等控制下，对每一个反对过他们的人，逐个、分别地开会进行审查，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予以迫害。被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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