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玩转娱乐圈免费:朱光亚儿子儿媳回忆：父亲搞原子弹，是我们猜出来的

他永远保持着一颗科学家的心，从不回忆过去，永远向着未来

“立德立功两弹一星震寰宇，爱党爱国三山五岳仰功勋。”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月27日，北京白雪皑皑，设在朱光亚院士家中的灵堂，吊唁者络绎不绝。“钱老(钱学森)走的第二天北京也下雪了，真巧……”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动容地说。在朱明远心中，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

“父亲以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缄口不谈他所从事的工作，加之他本人的低调、不事张扬以及沉默寡言的个性，使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朱明远和妻子顾小英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中这样写道。如今，人们只能通过这本记录着朱光亚真实工作和生活的传记，来感受一位老科学家的人格风范。   

一片赤子情怀

我们从很少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父亲以及母亲和周围亲属们的口中，聊出了有关父亲的零星片段回忆，勾勒出一个从少年起就显得老成持重的父亲的形象。

青少年时代的父亲，可以用“恰同学少年”、“赤子情怀”这几句话来概括。1924年12月25日，父亲出生在湖北宜昌，家中兄弟姐妹5人，父亲排行第三。爷爷是位踏实肯干的小职员，奶奶虽说是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但善良贤惠，也很聪颖。正是长辈的言传身教，铸就了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质朴、善良助人的品质。

1941年，父亲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枚原子弹，这唤起了中国人想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蒋介石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经费，但需要物色一批一流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了3位科学天才——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吴大猷先生在自己的学生中选择了两位学业优异的后起之秀一同带到美国，一位是李政道，另一位就是父亲。

1946年9月底，父亲一行到达旧金山。父亲选择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读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于194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父亲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如何回国参加建设。自1949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父亲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3名已经决定于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公开信这样写道：“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950年2月，父亲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奔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父亲回国后，每次面临工作变动，都会不加思考地绝对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1952年4月，父亲穿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装，秘密地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抵达丹东，向朝鲜进发，担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参加了被载入史册的板门店停战谈判。1953年，父亲又被抽调到吉林，任刚刚创办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在他的带动下，该校物理系在短短几年之内便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前列。

为核事业奋斗50年

1955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实施原子能计划，被列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核事业起始的里程碑。1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为此，他提出要进行原子能知识教育：“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根据钱三强的推荐及“归队”的召唤，1956年5月，父亲被高教部调回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副教务长、北京大学的虞福春教授、复旦大学的卢鹤绂（音同“福”）教授一起，担负起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1957年，父亲奉调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原子能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室主任何泽慧一起，带领青年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在1958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从此，中国人走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创造奇迹之路。　　

当时年仅34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由于条件不具备，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实验先在原子能所开展。原子能所把简陋的工棚改做放射化学实验室。工棚用芦苇做墙，黄泥巴抹面，黑油毡做顶。从外面看，好像是放破烂儿的仓库。里面则是用奶黄色油漆涂的墙面，地上铺着黑色橡胶，实验台、自制的简易手套箱、烘箱、马福炉等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实验环境非常艰苦，冬无暖气，夏无空调，自制手套箱密封性很差，废水的放射性剂量也很高。为了打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当年的科研人员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奋力拼搏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一朵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伴随着轰鸣，向着宇宙苍穹旋转、蔓延，升腾、再升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试验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淌着欣慰的泪水。这时，却找不到父亲了。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父亲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在美国就开始找寻的梦，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度在密语中被称为“老邱”的“争气弹”。

此时，我国核技术专家团队的平均年龄仅有45岁。　　1964年5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的研制原理、结构、制造工艺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而研制氢弹首先要从理论上突破。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其他院领导要到青海草原上去，父亲留在北京，与彭桓武、邓稼先领导对氢弹原理的探索。

1967年6月17日试验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甚至让美国最有经验的专家都感到惊奇。从原子弹的原理研究到氢弹的试验，按年月间隔比较，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是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苏联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

回忆当年，父亲告诉我们，当我国政府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时，他有幸从那时起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他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为了这个梦、为了理想，他执着地一直奋斗到晚年。

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

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父亲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认真。所有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对他批阅文件的风格深有感触。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许多机关干部至今都保存着他批示的手迹，留作纪念。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做事也像做物理实验一样认真严谨。他为他的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父亲喜欢凡事亲自动手，家里的各种电器，他都喜欢自己摆弄。他把录放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利用起来，做到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同时，自动录下另一个节目；或者在人不在的情况下，录像机可以自动把想看的节目录下来。

父亲有一个好记性，这是我们一直望尘莫及的。他的老秘书张若愚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外面开会，父亲让张秘书回家取一份文件。父亲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父亲喜欢艺术，特别是音乐。当年，他和生物学家邹承鲁及其他两位同学组成过南开中学小有名气的男声四重唱小组。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读研究生时，他是密执安大学合唱队成员。那时，他和在美国学习声乐、后来成为中国国家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的邹德华是好朋友。

父亲当年回国时，从美国带回了近百张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唱片。这也成了父亲和我们家的宝贝。每逢周末，偶有闲暇，父亲就会搬出电唱机，放几张唱片听。这套唱片我们家一直保存至今。

2005年12月，父亲正式退休了。记得是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亲自到家里来宣读的命令。同来的还有当时总装备部陈炳德部长和迟万春政委等领导。迟政委对父亲说，您是我军建立离退休制度以后，任职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领导同志了。

父亲虽然退休了，思想却一直没有退休。在中央军委和总装备部领导的关怀下，他的办公室一直为他保留着。几年来，除非生病住院，他每天上午还要去办公室转一转，看看文件。他的警卫干事史博说：“首长一到办公室就特别精神，从来不打瞌睡。每天离开办公室以前，他都会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书籍摆放整齐，将茶杯里的剩茶水倒掉，把茶杯洗干净。”

父亲退休后，我们也曾向父亲建议，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写写回忆录了。你的一生，既传奇又神秘，写起来一定很有意思。父亲听了，只是笑笑。父亲永远保持着一颗科学家的心，从不回忆过去——过去做过的事情总留有种种遗憾，如果有机会从头再做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永远向着未来——未来充满着未知、挑战和希望。

既是慈父也是严父

1948年，还在美国读书的父亲与我们的母亲——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的许慧君相识相恋了。母亲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许崇清曾担任广东省中山大学校长多年；母亲的外公廖仲舒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亲哥哥。许氏家族中还出了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1950年，已经回国的父亲和母亲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后，父母生了我们姐弟3人：朱明燕、朱明远和朱明骏。

在我们眼里，父亲既是慈父也是严父，他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但他的方式也很特别，他绝对不搞家长式、训斥式的管教，而是以自身行为来规范与引导我们。

比如说话的准确性，在他那里绝对没有“差不多”、“大概齐”之类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必须把事情说准确、讲清楚。还有就是做事的认真、精细，即使是每天看过的报纸，也都要按日期的先后顺序摆放整齐，而绝不允许随意一丢。其实，这种做事的条理性，能减少很多生活中的无效劳动。

生活中的父亲还是一个凡事喜欢自己动手的人。就连买书也是这样，父亲决不让工作人员代劳，总是利用休息时间，自己骑一辆旧自行车，亲自到书店去买。这种做法一直坚持到进入老年，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他才放弃。

家里人都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有时候小孩生急病要送医院，偶尔用一下车，他虽不说什么，但都会在他的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为我们付费。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给别人添麻烦。

父亲的工作是绝密级的。院里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样。我们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学的。在家里，他从来不讲自己做什么工作。我们只知道他经常去西北地区出差，而且一走就是几个月。记得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在学校，老师安排就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写一篇作文。我在作文里提到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这篇作文被父亲看到了，他马上严肃地对我说，核试验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你去看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父亲在搞原子弹、氢弹，是我们猜出来的。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院子里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聊天。记不清是谁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大伙一验证，果然，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出差，而且都是去了西北地区。确认了这个事实，大家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