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80年代的思想“钙质”

人民网2011年07月02日 04:28    来源：广州日报     

80年代戴墨镜的时尚女青年

李泽厚

温元凯

王元化

《我与八十年代》出版，再现12位风云人物的激情理想与梦幻

近日，一本名为《我与八十年代》的访谈集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继北岛《七十年代》之后，三联书店出版的又一本反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力作。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年代，是全球化和商业化大潮逼近之前，社会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一个贫乏、肤浅、简单、“很傻很天真”的时代。新书上架之际，本书作者马国川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他告诉记者，“以一种莫大的仰慕之情，追访这几位走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正是希望从中找到照耀未来中国道路的光源，哪怕只是点点烛光。”

本专题采写及图片翻拍 记者吴波

自2007年底开始到2008年岁末，马国川采访了至今影响深远的12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可谓如雷贯耳，他们分别是：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马国川表示，与这些“牛人”的对话，对八十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通过这些访谈，作者带读者走回八十年代，梳理当代思想文化的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80年代“风云史”选录

李泽厚：

“美学大讨论”始终保持着学术自由度

马国川说，“有一次采访易中天教授，他特别讲述了李泽厚对他的影响。去美国访问时，他还特意去拜访了李泽厚先生。遗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没有机会和李泽厚先生见面。去年冬天开始做这个采访系列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辗转打听到他国内的电话后，我试探着打过去，竟然通了。他很赞赏我的设想。”

“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李泽厚说：“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温元凯：

首提恢复高考

得到邓小平首肯

“文革”结束后，温元凯曾经给当时主管科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了封信。一个月后，他收到方毅的回信，并提名温元凯参加全国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温元凯说：要知道，这可是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会议，会上都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权威，我年龄最小、辈分最浅，虽然有不少话想说，但不能抢在前辈之前发言。不过，就在8月4日下午，在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我利用这个插话的机会表达了“恢复高考”的想法。我说，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他们尽管学习愿望很好，但基础太差，导致人才出现断层、荒芜的现象。

我提出“恢复高考”的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听完我的发言，邓小平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时不少代表没有弄明白“四分之三”的含义，邓小平补充道，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邓小平随即问，恢复高考能不能快点？最好今年开始。当时参会的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今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已经下发。邓小平果断地说，发下去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争取今年就恢复，就这么定了。

武大“蔡元培”首推的高教改革仍有启发性

在书中，马国川表达了他的困惑：“曾经奔走呼号启蒙的人们，面对今天是否也感到困惑，他们又将如何评价三十年的历程？他们还能够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吗？”带着这样的想法，马国川决心去采访那些上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想通过他们的描述触摸一个鲜活的80年代，并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解疑释惑。结果是，他和他的受访者们为读者呈现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思想启蒙图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每一位受访者都对80年代作了充满激情的回顾，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甚至曾经建议书名改为“80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因为，在他们看来，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而他们的谈话，在激情之外，也不乏启示意义。

“譬如，”马国川告诉记者：“曾经有媒体报道称刘道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

刘道玉在接受马的采访时表示：“为什么我一直呼吁要把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我当年也是抓体制改革，就是抓住制度和体制。我改革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体制问题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制约人们思想、妨碍人们解放思想的一个桎梏。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是先后进行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走向现代化，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不成功，没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因为日本的体制改革很彻底。”

刘道玉强调：“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

所有的公众利益

都需要有人代言

对话马国川——

所有的公众利益

都需要有人代言

广州日报：出这样一本访谈录的初衷是什么？

马国川：这应该是从2007年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在思考2008年的选题。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虽然仅仅隔了一个九十年代，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回望过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经显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经活跃一时乃至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历史难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对于那些试图把八十年代与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缝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任由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某种抽象的逻辑来演绎历史，历史岂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们曾经对任意构筑的历史表示过我们的轻蔑，那么我们又如何能任意构筑历史，让自己成为后人嘲笑的对象呢？回顾80年代当正视当下社会的弊病。

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

漫过一小片沙滩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你印象中的80年代是什么样的？

马国川：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家乡读书。小学是在农村里度过的，中学时才走进二十多公里远的县城。那是一个典型的冀南小县城，整座县城只十字大街有一家新华书店，而且其中没有什么新书。学校里图书馆的钟表仍然停摆在六十年代，满是灰尘的书架只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红旗谱》之类的革命文学作品。课余时间我会到图书室里看看报纸杂志，报纸杂志种类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月刊》。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金观涛语）正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展开。

学校在县城边上，墙外就是农田。每天傍晚，同学们都会三五成群地走出校门，漫步田野。乡下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和两三个要好的同学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后来这“自在”的激情渐渐有了一点“自觉”的味道。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海南纪实》杂志，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

当我在采访中面对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曾经拥有的短暂激情便再次被唤起，然后是深深的遗憾和怅惘。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太大了，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过一小片沙滩，而且迅速地退潮远去，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沙滩上偶尔捡拾几个贝壳，满怀惆怅地怀想涨潮时的雄奇景象。

广州日报：正如你书中那些风云人物所说，80年代是启蒙的年代，是最有钙质的年代。抛开文化和思想启蒙，你如何看80年代那批经济学家的作用？

马国川：30年的改革史上，镌刻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的历史功绩无可否认。在未来的改革中，经济学家将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于郎咸平先生的尖锐和警觉，我很欣赏。但是，我们要警惕那些以哗众取宠的心态面对社会的学者，警惕那些顶着公共利益之名貌似大义凛然却另有图谋的学者。我担心他们无法或者压根儿不愿对事物作出客观、全面、唯物的价值判断。

但是我想，经济学家的主流是推进国家改革、推进社会文明的，改革29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他们的贡献。这当中不排除有一些人沽名钓誉，有一些人借此机会追求个人利益。有一些经济学家代言某个集团不可怕，可怕的是其他的集团没有人代言，比如城市中的贫困阶层，我想所有的公众利益都需要有人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