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拥有遗失的飞船:王馨语 : 5毛有话说之与时具进

／／5毛党上岗必修教材／／

从58年前渣子洞的黑牢诗篇，挺进报到“为了你5123”微博，从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到曝光的卫生局长，从“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到“没有身体的互相拥有是不完美的“，从“小心敌人耳目”到“你看得到我的文字吗”，从以雷锋为榜样的人民公仆到关注苍井空的处长 ...... 究竟他妈的出了啥问题啊！

昨日您哭着这样问我。

其实，我的心情与您的胃一样沉重，但是，我要让您开怀，转悲为喜。

这是一个大话题，一本书都不见得能说清楚，我却要用短短几千字给你讲明白，所以，如果我有武断的地方，麻烦您义无返顾地接受，否则这活没法干。

首先，您要明白，审查者总要比被审查者慢一拍，永远都是如此，所以一旦您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您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那就是您永远掌握不了先手。这是竞争的法则，弱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各种办法保存实力，司机壮大。抓人和躲人时的心态不同，明刀和暗箭的技术手段相异，越优秀的猎人失手的次数越多，警察永远只能是破案而不能预防案件发生。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指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身份地位具有先决作用，当初“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的时候，当权者对它恨之入骨，因为它那个时候有今天“天涯”的破坏力，等到它变成“日人民报”的时候，它必然武功尽失，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内容，作为官方报纸，它目标大，内容单一，反应迟缓，目的明确，丧失了作为“野报纸”的生存意识，即便是没有外力，身份地位的改变就能让它自断经脉。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受的就是，身份地位改变了，我们未上战场就已先输一阵。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才好往下说。

不妨先回顾一下我们登上神坛以前的岁月，即我们强大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不管是战争还是竞选，其成功的决定因素都是人，是人数，人的质量，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少见的成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只用20几年就改天换地，国内国外所向无敌，这其中有什么主要因素呢？我总结为三点：抽象性，流亡和监狱，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缺少抽象的东西，只有具体的柴米油盐，因此中国社会长期都是一个静力笼罩下的社会，仅有的几个抽象概念全都不顶用，如神鬼迷信只能改变个人行为，远处宫殿里的皇帝不如跟前县太爷威力大，古代圣贤的教诲只涉及数量很少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能让中国人抱团的抽象，就连宗教也因为中国的定居社会而显得无力。在这方面，马克思老先生功劳很大，一下子就给咱们弄来了好多个抽象，全部都能让人抱团，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如共产主义，剥削，剩余价值，人民等等。有人说共产主义像个世俗宗教，这算不上是中伤，当人们喊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朝着（遥远未来还看不着边的）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您很难不会联想起耶稣说的让上帝的选民准备好进入上帝的天国。不要小看词汇，对于常跟抽象词汇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抽象的字眼威力不大，但是对于遍布全中国文盲半文盲的农民来说，这些词汇足以媲美弥勒佛在孙悟空手上写的“follow me“。

可是抽象是有条件的，还记得那句话吗，“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虚是抽象的先决条件，凡事如果能眼见，即便它不是真的，至少无法成为抽象。不过人类本身就是抽象的动物，他并不满足于眼见，而是往往要把眼见的东西转变为抽象的语言，所以当时的中国文盲和农民，就算获得再具体，也是抽象的，任何人只要随便说出一个词，比如“猫”，那都是抽象的，除非他当时指着一只猫，听者也看见了这只猫，即便如此，如果仔细琢磨，那还是抽象的。所以，抽象只能建立在语言和文字之上，假如我们认为艺术与抽象有着很大的联系的话，那么在艺术的殿堂里，电影电视导演和演员最多只能站到门口。在鲁迅的笔下，闻一多的嘴里，“人民受剥削” 五个字立刻就能获得巨大的威力，但是在舞台上，电视上，您最多只能看到白毛女在受剥削。回想一下老版的三国演义吧，那原本场面最大的赤壁之战是怎么拍的，百万曹军在哪里？着火的那个夜晚，央视导演说场面巨大，可是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场面巨大就是沿江烧毁一大片木头架子，再用飞机高空拍摄，跟人有关的画面，从诸葛亮逃跑，周瑜点将，黄盖落水，诸葛亮布置围堵，然后就到了华容道的曹操，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军就是几十个人，总之，赤壁之战的人的场面远不如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如何用一张照片，一个镜头拍出“人民”，拍不出，只能拍一个或几个人，如何拍出无产阶级，也拍不出，只能拍一个穷人。我们现在说的是红色影片现在是否讨人厌的问题，而是它是否能完成我们的既定目的的问题，从抽象性上讲，我可以告诉您，它只能招人骂，不是已经有人心怀叵测地将它与黄色影片相比较了吗。这是时代决定的，当电视成为最主要的媒介的时候，我们的抽象性就活不下去了。您问我，“抽象性表演不出来，可是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用语言甚至文字来重复说这些抽象性的词啊，那不就行了？”不行，我们的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霸占着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渠道，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一个社会的心态是由该社会当时的主导媒体决定的，在电视主宰的社会里，不是抽象的东西能不能传递出去的问题，而是所有电视观众都讨厌抽象的问题，他们要的是记者给他们带来真实的画面，是画面，以至于画面是否有假他们都不在乎，只要是画面就行，一个男人静音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他是连黄建翔的声音都容忍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是，在电视主导的社会里，抽象的东西传递不出去，传递出去了也不招人待见。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监狱和流亡。假如我们把我们过去的事业总结为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概念去联合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的话，那么我们自然需要在概念和受众之间有“中间人”，今天，信息和受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由媒体扮演，当时则不可能，只能靠人力，就像这两千年来带着上帝的“好消息”到全球传播的传教士一样的人。当然，不光是我们，我们的对手也有这种组织的需要，也需要中间人，所以他们办学校，搞广播报纸，但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对抽象的东西有谨慎防备的人，相反，我们的中间人们都是在监狱里在流放或流亡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数人原本也都是文盲，监狱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学习时间，流亡生活让他们跟母语产生了良好的距离，他们是带着抽象的概念学习的文化，尤其是文字，以至于抽象成了他们的本能。所以，我们的团队中凡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或从海外回来的人大多都是十分坚定的信仰者，象对待圣经一样对待主义，当然，这也是我们早期失败的原因，因为共产国际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圣旨。历史是戏剧性的，这样一批坚定的信仰者的领袖却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没有出过国，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才能把“圣经”做配合中国国情的修改，从来不买上方的帐，否则我们不知道还会花多少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监狱和流亡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那都是强迫人去建立人的网络的地方，以口头为主，书写为辅，这种人的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就是秘密的，稳定的，今天的中国人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国内一个人遇到各种事就能找各种人，在国外的华人也常常抱团，只不过，我们当时的中间人们建立的人网是以信仰为基础，这种人网是强大的，当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放弃寻找工人阶级而去联合农民阶级的时候，这些小网瞬间就变成了能组织全中国农民的大网，以至于战无不胜。

夺权之后，我们立即获得的就是自由，自由是宝贵的，可那是对个人来讲，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集体，自由是致命的，我们不可能发展全中国人都进入我们的内部，那么组织全国人的任务依然依靠中间人，但是从此后，这些人都由学校培养，可学校是给人对抽象的抵抗力的地方，学校给我们培养的中间人的信仰是不坚定的，他们的信仰只是需要，很快这些人就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赶紧建立起工业和工人阶级，让过去建立在信仰上的人网建立在机构上，让信念的组织性变为组织组织性，可第三产业一朝兴起，连组织性人网也不见了，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人网－－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东西，咱那局长就是例子。我们的领袖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而且极不满意，为了重新找回信仰性人网，老人家把工人学生送到农村改造，可大势已去，过去了的是追不回来的，除非把全国人送进监狱，否则自由和主人的地位无法改变，我们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地位的变化。如果说趴着的中国人会交头接耳，那么站起来的中国人就只会东张西望了。

再来说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即我们的中间人如何去组织团结那些农民和文盲。既然是农民，那就意味着穷，分散，没有收音机，只能做传销式的动员，既然是文盲，那就很难使用文字做远程传播，所以我们当时建的是这样的网络：从中央到中间人使用文字（后来还有电报），从中间人的群众用口头，全都是最原始的媒介，也正是这些最原始的媒介最适合当时的国情，我们的对手在大城市里搞教育以图组织大量的人是可笑的。这两种原始的媒介给我们的组织带来的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中央的文字变成进入群众耳朵的口语需要做大量删减，让人好懂好记好传播，所以，在民间，我们的文件变成了口号，标语；然后，由于我们的网络起始处建立在文字上，所以我们的组织和信仰总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尽管我们信仰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同基督教相似，有一个远景目标，但是总是追溯过去的经典文字。这两个特点是我们当时成功的要素，口语提供效率，文字提供纪律，但是也是我们身份地位转变后的弱点，因为只要一个人获得了一定文化，他就不会再满足于口号标语，只要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他就绝不肯总是向后看。在使用原始媒介的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学习新技术，如对内的电报，对外的报纸和广播，想想，我们有多少高级领导人物曾做过油印？在这里，身份和地位依然是决定性的，当渠道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技术的使用上做努力，等我们取胜掌握了渠道之后，由于我们可以随意传播我们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提高使用水平了，这是可惜的。所以，电视一出现，我们尽管掌握着渠道，却不知道怎么用，总是用的蹩脚，招人非议，等到互联网出现，连渠道我们都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更惨了。

我参照今天来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们原来制胜的三个法宝都出现了危机。一，抽象传播不出去，传播出去也不受欢迎，电视主导的社会没有信仰，除非是金钱。没有抽象，就没有神圣性，说苏联解体于电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对抗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总是在军队出发前就先建立想对方传播的电视，广播，网络。我们眼前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香港电影光环的消失。香港演员踊跃到内地来演出，直接摧毁了香港电影。当初我们看盗版香港电影的时候，香港明星是偶像，是神圣的，现在他们本人来了，却成了普通人，尽管人们还喜欢他们，但是已是世俗的喜欢了。香港电影的根本是香港演员，如果这些人的神圣性消失，香港电影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再同内地对抗，一种文化将就此消失，您看，曾经是赌神是大亨的发哥到了内地就广泛地遭人糟蹋，演的全是贱人物，原因是他走的太近了，抽象全无。当然，对演员个人来说，尤其是钱途，这种影响是小的，他们可能也无所谓，但是对于香港电影这个抽象概念来说就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把明星这个字眼换成“首长”，您就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二，我们的网络从原来的信仰性网络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网络，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自己人都没有了信仰，在组织性网络中，我们自己人的信仰多少还能保证，但是今天不行了。一旦有可能性，您看，我们原来优秀的中间人今天都过起了多重生活，其中包括中间人生活，贪婪生活，包二奶找小蜜生活，以及互联网上的虚拟生活，更可气的是这帮人到了网上甚至连隐藏身份都不懂，说什么“你看得见我的文字吗？”或者以处长身份带着大大的V字在微博上泡妞。所以说，监狱是我们的摇篮，自由是我们的墓地。三，长期对媒介渠道的统治让我们对技术完全陌生，至今为止，我们的官员还都无法应对电视，要知道，一旦你掌握了渠道，你就会荒于练习，能力是练出来的，这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渠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像互联网。今天，我们的人还都只会用那最原始的两个媒介，文字和口头，结果他们一上了电视或者在会场面对众人的时候，不是喊口号讲官话就是读事先写好的文件，连出国的人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口语让我们习惯于这样的传销，文字让我们总是往后看。看看国外的政客，哪个不是电视广播的行家，就像当时我们的油印专家一样，可是我们跟人家比，差的太远了。要知道，在电视上，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是自由恋爱的关系，要靠魅力，幽默，而我们的人还继续在电视上玩从一而终，如何不出事？互联网一出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把最老土最招人烦的东西用上，如过滤关键词，删除，或者养枪手这样的传统审查机制。就说我效力的那个党，也就是5毛党，为什么这些人一说话立刻就被人识破身份，是因为这些人蠢的连网络语言都不会用，还在念文件，喊口号，玩抽象，谈信仰，向后看呐。

您听我说这些的时候，眉头紧缩，是的，我说的都是令人丧气的东西，但是经过几次接触，您应该知道我这个生意人的品质，如果我不能给您解决办法，我是不会贪您这报酬的。我说前面这些令人悲观的话是让您明白这来龙去脉，以便对前景能有个更准确的把握，免得犯错。

那么，首先您要明白，时代在发展（尤其是技术），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您无法将绝大数中国人再变回文盲，赶回农村，也不能取缔电视，互联网，顺应时代是必要的，不顺应也不行，在这个方面，我们始终晚一拍，因为我们习惯于向后看，抗战胜利后我们不肯放军队，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建国后我们不肯放经济，后来证明我们是错的（起码在经济上是如此，别的方面不好说），开放之后我们不肯放政治，现在对错还未知，但是下面的人早已不满意了。我是自己人，自然不会帮着他们捣乱的人说话，而且我也知道您不想放。那么怎么办？针对我们历史的三个法宝，我有如下建议：

抽象问题。这个问题我已多次说了，我们的统治应当是消失的统治，是看不见统治者的统治。一个领袖带着一帮人，那就是集体，有神圣性的时候还好，如果抽象和神圣性消失，那么这个集体就会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哪怕是集体中的某个人有了问题，人们也会觉得是这个集体有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集体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那么我们损失掉的抽象还能复活，就像今天的西方，区分党派的抽象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变成了政策，有的时候一个党派的政策完全违反它既定的意识形态，可是这完全不要紧，意识形态动作迟缓，政策则多变，现在也只有用多变的政策去拢多变的人，而实际上，政党躲在政策之后，明眼人能发现，乱七八糟的政策也能反应意识形态，控制人心，只不过变成了两厢情愿的控制与被控制。

从信仰性网络变成信息性网络是没有回头路的，变了就是变了，今天我们制造不出来信仰，这已无法改变，但是信息性网络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全是坏处，他不只是让我们无法制造信仰，而且是让任何信仰都不可能，不管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信息，是消费品，没有人当真，过去就拉倒。我们要做的不是什么扭转败局，而是顺应变化，但只保证一条，那就是既然我们的信仰不能成立，那么就让任何信仰都不能滋长，这样即便我们力量会弱一些，但是反对我们的力量会更弱。

关于媒介，我不会提像我们内部某些教授提的那种主意，什么培养我们成员的媒体能力，网络能力，还教什么微博，这是废话，跟拿工资不办事没有区别。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国早给我们做了实例，那就是放手媒介给市场，我们没有占着渠道的，如互联网就将渠道放给市场，占着渠道的如电视，就把内容放给市场。实际上这些事早有眉目了，您回想一下，报纸内容放手给市场后，报纸上充满了广告，图书业放手给市场后，内容就开始平民化，简易化，娱乐化，不是50个历史之谜，就是100个求职窍门，不是水煮的三国，就是大清乱炖，我们珍贵的文盲没有了，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具有一点制造脑残的能力，只要人们只能看懂这些也只爱看这些，那么市场真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战友。再说电视，红色影片总是挨骂，可是您知道电视上最红的影片是什么吗？就是那些根本不红的影片，所有，因为他们没思想，没内容，没逻辑，要啥没啥，可能只有几张好看的脸，好看的背景，可是只要人们爱看脸和爱整景，何必弄什么红色影片挨骂呢？互联网更是如此，我们不去管它，虽然人们不会主动变成红色，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变成白色，绿色，蓝色，因为黄色和游戏就能替我们安定一大半人。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控制技术和控制人是相辅相成的，控制技术方便我们更好地控制人，可是我们现在只能控制技术的占有权，已没有最好的技术使用能力了，控制人能让我们高效地控制技术，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懂技术，索性把技术和人都交给市场，让人的本性和经济的特质无限放大，我觉得，即便不能说高枕无忧，随便留一只眼值班也就够了。

现在我来回答您最开始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没错，我也希望多一点蔡梦慰，少一点谢志强，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重温旧梦，眼前的事只能照眼前的情势办。今天，我们说要消失掉，要隐身，那么就不能让人拿个人的问题来攻击我们的集体，这是必须领会的精神。前次我说外逃贪官形成了一个代表邪恶的阶层，而且人处国外，可以做我们的掩护，那么内部呢，上面您问题中提到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那就是，我们完全也可以在内部在独立出一个阶层，叫做非严肃阶层，您提到的事是好事，今天组成社会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观众，他们需要的是看点，是谈资，我们不妨就给他们这些话柄，又有何妨？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能接受人坏，不能接受人蠢，但是对外，我们宁愿让人觉得我们蠢，也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坏。隐身的集体，留下一部分人在外面组成非严肃阶层，以供娱乐，没有人会去里面揪我们，当然，前提是那个隐身是成功彻底的，让人看不出我们跟那非严肃阶层有什么联系。至于谁留在外面，还是交给市场，对于这些留在外面的人，我们切不可惩罚，驱赶，要知道我们内部的人多么的木讷，能出几个搞笑有趣的人物是不容易的。

从英雄人物的教育作用到愚蠢官员的娱乐效果，这是与时具进的发展。网民议论，记者调查，人肉搜索，都随他们去，一点危险都没有，不信您回想一下，美美一出现，谁还关心志强？观众的兴趣就像男人的感情，每一眨眼都是新欢。一首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打油诗很能说明问题：

谢家菊长爱佳丽，

彻骨粉嫩若子怡，

微波皇亭会美人，

长舟天目试云雨。

乘波杵杖摇官柱，

藏经东渡闻花埠，

策马扬鞭响美铃，

红茶插绘遮不住。

您看见了吗？菊长＝局长，微波＝微博，杵杖＝处长，摇官柱＝要关注，藏经东渡＝东瀛苍井空，闻花埠＝文化部，红茶插绘＝红十字会。至于谢家，乘波，您知道是谁；皇亭，长舟，天目，您知道是哪。您看见了吗？他们这些人就图个看个精彩，说个爽快，其实，无害，无害。

是的，我知道，您更怀念黑牢诗篇：

《禁锢的世界》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肋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像一朵白云时刻的罩在头项。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呵，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签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呵，

人与兽争的故事呵……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章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没错，是好，我也怀念，这黑牢诗篇第一章的内容和诗本身的留存完整地记录了我们当年成功的轨迹，但是，时代变了，要想在今天还能继续享用胜利果实，我们就只能放下这后者，去思考那首打油诗。

唉，看透一切是令人痛苦的，我只能想着那5毛钱每字的报酬来安慰自己啦。

哦，对了，happy birth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