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日小说:江勇振谈胡适：他并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教授的江勇振这样评价胡适。他指出，胡适曾期待国人“不受人惑”，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可胡适自己却想一直牵着别人的鼻子走：研究胡适的学者们想自出机杼不受制于胡适，实在太难了。为难之处不在于材料太少，而在于材料太多、太精彩，更在于胡适太聪明，他对自己的记录和回忆带有强烈的个人选择，而这些材料早已成为大多数胡适传记的“模本”。

江勇振教授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算胡适传记中的另类。江先生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自觉地不以传主的自述为定案材料（至少不是唯一材料），单单一个易卜生的剧本就翻看八本，打捞多时。更多时候，胡适的自传写作仅仅是江教授研究的起点，是他发现新线索的线索。江勇振目的明确：拿传主的自述和其他材料一起比较、辨别、解析，最后呈现一个更真实，更丰满的历史叙述，揭开胡适一生的学术和情感谜团。

“胡适是上个世纪少数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人之一。”江勇振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这本著作仅仅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研究胡适的产品。他相信，五十年之后的学者还会有不同看法。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研究胡适不能被胡适牵着鼻子走

时代周报：诚如先生所言，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关注胡适、研究胡适的？

江勇振：我真正对胡适有兴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我知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胡适的档案，9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来大陆看胡适档案。可是，在大陆做研究看档案不能复印。我就对那些工作人员说，胡适档案有2000多卷宗的中文档案和500多卷宗的英文档案，如果不让复印一辈子都看不完。不能复印，我只好用手抄的方式。我是从美国去的，每个夏天只能在中国待上两三个礼拜，手抄得非常有限。我知道如果做研究，就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第一是资料太多，第二是胡适一生涉猎的范围太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如同胡适先生那样面面俱到。因此一开始，我也是有不踏实的感觉、不敢研究胡适。

为什么后来又重新开始研究起来了呢？最大的原因，是到了2000年新世纪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几个新的观点，可以把胡适先生的一辈子和思想历程贯穿起来，提出跟以前研究者不一样的看法。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您前一部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主要讲的是胡适的爱情。

江勇振：中文资料太庞大了，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看完的是英文档案，毕竟它只有510卷。本来是要写胡适传的，结果在看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情书。于是，我就从胡适的情感生活开始写了，这就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的由来。严格说来，这本书算是一个意外的产品。

时代周报：您多次提到，我们研究胡适不能被胡适牵着鼻子走，何出此言？

江勇振：目前，中国出版的胡适传记可以排满书架。然而，这些著作基本上大同小异。主要的原因即是因为胡适已经替未来要为他立传的人打下了传记的模本。

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很有趣的一个人。他研究历史而且自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他经常鼓励别人写日记和自传，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资料。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留下了《日记》和《四十自述》等一大批资料。从这个角度看，胡适是“最对外公开的人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胡适又是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人传阅甚至是公开出版，所以他就决定在日记和书信里面不写那些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记得有一次，胡适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和胡适往来书信中的内容，对此胡适就告诉这位朋友，这个书信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如果没有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许可是不应该公开的。

不写下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东西，《日记》和《四十自述》均有这样的情况。在别人那里，日记、书信是私密的文件，可是在胡适来说，日记和书信也是公开的文件，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朋友不会外传他的日记，因此对胡适来说他的公私分界线其实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在《亚洲研究季刊》的那篇英文文章中，我就特别提到对于胡适来说，这个领域其实类似于传统社会“男性知识分子的唱和圈”。 

唱和圈对胡适来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公开的场合，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私密的场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看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把它等同于胡适“夫子之道”早期的心路历程的话，那我们就会被胡适牵着鼻子走。

时代周报：为了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您觉得我们需要破除哪些偏见？

江勇振：首先，要去看胡适写的东西，譬如胡适在《四十自述》里面没有提到的他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文章。我们应该去发现有哪些在《四十自述》里拿出来讨论了，而又有哪些胡适根本不提。就此，我们一定要把胡适发表的东西和《四十自述》、《留学日记》当中的东西进行对比。从中，我们就会找寻到很多胡适想渲染的部分和隐晦、遮蔽的部分。第二，我们需要去看胡适读过的书，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北大图书馆我就看到他们把胡适的藏书重新收集起来了。这些工作完成后，我们就能追溯胡适思想的源头。我以为，只有把这两点做到了，我们才能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

康大才是胡适留学生涯的关键，而非哥大

时代周报：关于胡适的思想，在上海和到美国之后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学者们对于其思想连续性居多还是修正的地方居多，争论不少。

江勇振：对胡适来说，上海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他念书到编辑《竞业旬报》，他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美国学者贾祖麟（J.B.Grieder）在其著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指出胡适一辈子的观点其实在留学之前就形成了。他的这一看法有其正确性，但是正如我在第一部里面强调的那样，他忽视了胡适思想的断裂性。

我以为，从连续性的角度看，胡适是一个天才。通过看书，十几岁时就奠定了一生思想中几个关键点，如此之早就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但是，过分强调连续性，就有可能忽视留学阶段对胡适思想转折影响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胡适如果没有留学，可能一辈子就和上海滩的文人差不多，正是留学令胡适脱胎换骨完完全全变成了不一样的一个人。由此，关于胡适思想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都必须得到正视。实际上，如果胡适没有出国，他不可能从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变成世界主义者；他也不可能如同他到美国之后那样，能够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人类、看学术、看文化等问题；他对宗教和修身进德的体验也不可能达到后来的高度。

时代周报：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涯有何不同？

江勇振：胡适的留学日记早期是按照日期写下来的，清楚地记录他每天的所作所为，可惜后期日记变成了他思想的札记。因此，后期我们不太能清楚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关于这一点，胡适在《留学日记》里面也作了解释。现在看来，这一做法优缺点明显，优点就是留学日记变成思想札记，我们可以比较好地把握胡适当时在想些什么问题。可是，这些思想从哪里来的呢？日记就没有讲了。所以我以为，我们要以他的留学日记为线索，去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看了些什么书。要知道，关于胡适日记，很多人曾产生过误解，认为胡适在美国读了那么多书。研究下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胡适读的书大部分（例如《莎士比亚》等）不是课外的而是课程内的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对照康奈尔大学的课程设置，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

周质平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一书中，有张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成绩单。在这张成绩单上，只有英文（一）、英文（二）、德文（一）、历史（C）等这样的标识，单看这张成绩单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课。对此，我就特别向康奈尔大学档案馆申请复印了这些课程的名称和课程说明。如此一来，就可以进一步分析胡适当时究竟选了哪些课，弄清楚这些选课的参考书目，借此回顾胡适留学阶段读了些什么书，这些书是在哪些课程里面念到的，他可能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接受的是当时美国的通才教育，他的专业是哲学，辅修了英国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另外，我也从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报看那时康大主办了哪些活动与演讲，胡适参加了哪些以及可能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我曾多次在学生报上看到胡适的名字。

厘清这些之后，我以为康奈尔才是胡适留学生涯的关键，而不是通常大家所认为的哥大阶段。胡适留学生涯总共7年，其中5年是在康奈尔大学度过的，康奈尔大学是他思想形成的关键期，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也是康奈尔大学。胡适在哥大只选修了一年的课程，从比重看，康奈尔大学无疑更重要。事实上，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例证，我分析胡适的博士论文后发现，文章中有杂糅了大量新康德唯心论、实证主义历史解释学等成果，很多的地方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看法。而康奈尔大学当时是唯心派的重镇。

时代周报：您还试图澄清一些具体的细节，譬如，为什么胡适的博士学位会迟到十年？

江勇振：关于胡适博士学位迟到十年的问题，学者们讨论很多，从唐德刚到余英时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我基本上认为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可能最近事实，但是唐先生跟我都同样没有证据。我这次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我认为胡适的博士论文受了康奈尔大学唯心派哲学、以及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根本违反了杜威实验主义的路数，而不仅仅是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需要上交给哥大一百本的出版样书。

胡适的“星星和月亮”

时代周报：在康大时期，胡适和韦莲司的关系是朋友还是恋人？

江勇振：留学阶段，两人基本上是朋友和至交的关系。但是，现在我更倾向认为，胡适在这个阶段已经爱上了韦莲司，而韦莲司并没有爱上胡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从1927年后一封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的残稿中发现，韦莲司说：自从1917年你回国结婚后，我没有办法再回头去看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因为，当你回国去结婚以后，我发现我爱上了你。

这句话挺惊人的！首先，韦莲司在胡适没有回国之前并没有发现自己爱上胡适，直到胡适回国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其次，韦莲司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是一个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她爱上了谁的人，所以我认为如果胡适在留学阶段没有写情书给韦莲司的话，韦莲司是不会对胡适说她爱上了胡适这句话。其实这件事还有一个例证：韦莲司当时还有一个美国男朋友邓肯，她说我在邓肯身上看到了对美和爱的理解，可是那时候在你身上我没有看到。

时代周报：感情生活中，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江勇振：一直以来研究胡适的人对胡适有很深的误解，认为他的情感生活太贫瘠，其实并非如此。只是胡适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不说，他的朋友也不透露。因此，胡适情感生活中的众多星星和月亮大家并不知道。

胡适自己说他可以“大好色”，可是他不愿意那样做。从这个方面不难看出，为什么胡适会认为徐志摩太单纯了。在胡适看来，徐过分地纠缠于爱情。胡适谈恋爱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并不认为爱情是生活的全部，他可以将爱情、理智、事业分别归类，所以即使谈感情，他也不会让感情超过别的部分，而把持住他一生所自诩的“君子”的风度——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那“男性的扮相”。另外，他虽然爱跟女性朋友挑情传意，但是他还不算是一个会凭借着自己的声名与地位，见猎心喜、或来者不拒的“掠食者”。

对于胡适身边的那些女人，我最喜欢的是韦莲司。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俯拾都是充满了智慧的字句，有些甚至可以拿来吟诵、玩味。韦莲司有一封信就曾经告诉胡适说：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嫉妒。嫉妒就如同动物的爪子一样，可以把我们的心割得直流血。我也一样，嫉妒会让我的心里淌血，可是我爱你到了所有爱你的人我都能爱的地步，我希望你能回爱那些爱你的人。她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杯子，而胡适给她的爱，对她而言，已经是多到可以装满这个杯子，而且是多到了溢出来的地步。韦莲司对爱的思考和体认非常深刻，她是一个经过了刻骨铭心的历练的人。她还说，如果我跟一个人结婚，那个人必须是能够把他的生命溶入我的血管里，能让我整个人都可以为之起舞的人。

用胡适来作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典型，荒谬！

时代周报：书中前言部分，您特别将胡适和托尔斯泰比较了一番，说他们是“狐狸才、刺猬心”，为什么会有此评价？

江勇振：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胡适被看作是“胡一半”，“下边儿没有了”。我觉得对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解释。英国的柏林爵士曾提到过狐狸与刺猬的比较，说“狐狸知晓许多的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胡适留学时候所读过的《史学原论》的两位法作学者也曾提到，学术是要分工的，有些人要做那些基础性的工作，第一流的人才去做综合性的研究。

胡适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所有的东西必须自己看过才行。照理说，胡适适合做综合性研究，可他连王国维的《博士考》都不满意。如果这些基础的工作都要他自己去做的话，他怎么会有时间跟精力去作综合的工作呢！对此，我以为这特别类似于“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胡适是一个在追寻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来解释事情的人，所以我说他有一颗“刺猬心”。可是呢，他的才气是狐狸的才气，“刺猬心”的想法很快被其他的问题分走了，所以胡适一辈子这里也做那里也做，《哲学史》写完了上部、《白话文学史》写完的也是上部。

时代周报：有学者认为 “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您怎么看？

江勇振： “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其实是有语病的一句话。胡适身上的很多思想其实是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二十一世纪的人怎么可能还会有胡适的思维方式呢！如果胡适的一些想法变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想法，那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正常、正当的人类共同所应有的东西。

时代周报：从领导新文化运动到中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的旗帜，在您眼中的胡适是什么样子的？

江勇振：也许这个问题在整个胡适传记完成之后回答更为合适。但是正如我在前言里提到的那样，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黜陟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扮演的是“龙头”的角色，他是新文化的领袖。

英国人韦利曾说胡适是当时世界六大天才之一。同时，胡适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一定意义上讲，韦利是正确的。要想用胡适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就仿佛把天才当作一个社会的典型一样荒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胡适的地位，使得胡适具有指标性、前瞻性和规范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以及和他唱和的那些人物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的情况。鉴于此，我认为胡适是上个世纪少数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