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爱泼斯坦：

    ◎入党时间：1964年

    ◎入党地点：北京

    在爱泼斯坦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

    对于1944年的延安之行，他说“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949年10月1日闻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美国的他在时代广场放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1951年，爱泼斯坦夫妇从美国来到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欢迎回家。”

    在晚年，作为记者的他多次赴欧美，仔细思考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现状。

    他不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国公民。这位曾经称自己是“无国籍犹太人”的记者生在波兰，长在中国。由于出生时华沙在俄国统治下，而独立后二战前的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爱泼斯坦在人生的前42年一直是一位无国籍者。1957年，在经过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后，爱泼斯坦获得了中国国籍，成为一个中国公民。7年后，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在爱泼斯坦于2003年完稿的长达20万字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却只字未提他加入中国籍与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当南都记者向爱泼斯坦的夫人黄浣碧询问此事时，她立即回答：“他肯定不会提起，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天津租界的美式教育

    爱泼斯坦于1915年出生于华沙一个社会主义意识颇浓的家庭。父亲与母亲均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成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并未如马克思预料的走入没落，相反，它显示出了更加繁荣的趋势。与欧洲的部分社会主义者因此开始转向改良主义不同，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此时正在试图运用极端的暴力方式反抗沙皇的统治。爱泼斯坦的父亲即作为“犹太劳动同盟”的成员参加了上述暴力反抗的标志性事件———1905年革命，并因此数次入狱。此后加入到“犹太劳动同盟”中的爱泼斯坦的母亲也因为革命行为而入狱。两人在革命过程中相爱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婚。

    虽然爱泼斯坦2岁时便随父母来到中国，随后在天津租界受到的是殖民式教育，但作为家里的独生子，这个受到父母宠爱和宽松式教育的孩子仍然自然地受到了父亲母亲革命思想的影响。

    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他在5岁时已经开始对父母的政治观点和经历有了模糊的记忆。辛亥革命发生后，爱泼斯坦的家庭是当时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极为罕见的赞赏这场革命的家庭。爱泼斯坦的父亲曾经多次跟自己的儿子强调，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一是宋朝的王安石，一是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

    爱泼斯坦的教育是在天津租界的美国学堂完成的。据他回忆，这种教育对他的知识体系有了很大影响———“（当时）我从美国各州的地图上，一眼就能说出这个州的州名，也能顺序或倒序背出美国总统的名字，却说不全中国的朝代和省名。”但在那个时代，书本终究没有成为一个个人世界观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爱泼斯坦接着说：“但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目睹的事实。”

    可以判断的是，对于爱泼斯坦投身中国革命产生最大影响的正是“活生生的中国事实”。在谈到父母的信仰与自己的信仰时，爱泼斯坦曾经写道：“在我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史’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

    “胸怀天下”的阶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与大多数理想主义的人相同，爱泼斯坦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于是不到16岁，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一个俄文报纸担任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翻译后，他开始在《京津泰晤士报》担任记者，随后又陆续为《北平时事日报》、《民主》月刊、美国合众社撰稿。

    但在大多数他所供职的外国媒体中，他显得格格不入。他不但开始在社论中尝试表达自己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还用化名发表批判日本侵略行为的文章。终于有一天，《京津泰晤士报》的报社经理在看到爱泼斯坦口袋里的美国共产党刊物后将他开除了。

    在为外媒撰稿的经历反而让爱泼斯坦的思想与行为更加倾向于共产主义。正如他所说的，“我工作的报社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

    在这一时期，爱泼斯坦开始和一些在中国的左翼犹太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每周聚会，阅读社会主义名著并对马克思主义和时事进行讨论。

    但此时的爱泼斯坦正处于“胸怀天下”的阶段，还并未钟情于中国。他回忆说：“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来说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对于这一个时代的自己，爱泼斯坦总结称是“由于国际根源”，他称自己当时还是个外国人，奋斗的根源“是我参加反对妄图把世界拉回黑暗时代的法西斯的斗争决心，是我为将世界推向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决心”。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爱泼斯坦曾这样总结：“一般人是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而我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爱泼斯坦与其他在战争岁月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并不遗余力宣传中国的外国友人最大的不同。

    在爱泼斯坦的前半生中，由于没有国籍，他曾遇到大大小小的麻烦，其中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要更谨慎地使用笔名，与英国妻子邱茉莉（他们于1943年结婚，邱茉莉1984年去世，次年爱泼斯坦与黄浣碧结婚）回英国差点被拒绝入境，在战争中将不会受到任何国家对本国公民所行使的保护等。

    对此，爱泼斯坦实际上颇为坦然，“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那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难忘的延安之行

    这样一位思想开放，带有深厚国际主义情结的革命者又为什么会最终在中国停下脚步，加入中国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爱泼斯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作出了非常直接的回答：因为两个人，一是斯诺，二是宋庆龄。

    在1933年与斯诺正式见面之前，爱泼斯坦就已经读过斯诺所写的《远东前线》，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于此书的书评，这也是爱泼斯坦早期在报纸上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的两篇文章之一。

    彼时，正在北大任教的斯诺一家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爱泼斯坦还惦记着自己曾经读过的那本《远东前线》，便在那个冬天拜访了斯诺。自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间长达40年的友谊。

    在第一次的谈话中，斯诺的家中一直不断有拜访者前来，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学者、国外记者以及中国青年。此后，爱泼斯坦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也正是在不断的拜访中，爱泼斯坦听到了斯诺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新鲜见闻，看到了《西行漫记》的手稿，与中国的进步青年接触，并真正开始对中国的革命感兴趣。而斯诺也有意无意间促成了爱泼斯坦为中国共产党做的第一个工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护送邓颖超回延安。

    对于斯诺对自己的影响，爱泼斯坦在《回忆埃德加·斯诺》一文里这样写道：“是斯诺让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相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会仍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或许根本没有机会在那些紧急的日子里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如果没有他，我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也可能会是截然不同的。”

    在斯诺的启发下，爱泼斯坦于1944年5月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接下来三个月的采访中，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震、聂荣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谈。并在此期间做了将近10本采访日记，发表了众多新闻稿件。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爱泼斯坦兴奋极了，像个孩子一样对于看到的任何事物觉得新鲜，他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写道：“这是个小规模伟大的国家……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而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爱泼斯坦也毫不吝啬笔墨地大加赞赏，他形容周恩来“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称朱德则像是“任何人的父辈，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而对于毛泽东，爱泼斯坦则说：“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大篇幅写入了毛泽东在与各国记者交谈的实况，他还在文后加入了自己的分析：“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爱泼斯坦对于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一直贯穿他此后的人生，黄浣碧回忆道：“毛主席当时送他的签名石印相，从中国到英国，到美国，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回到中国后就把它挂在墙上最醒目的地方。”

    延安之行，对爱泼斯坦来说仿佛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有人曾问爱泼斯坦在战争岁月里最难忘的是什么？爱泼斯坦回答说：“是1944年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这次访问之后，爱泼斯坦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宋庆龄：欢迎回家

    如果说斯诺和其引导下的延安之行在爱泼斯坦生活的早期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那么后来又一次改变爱泼斯坦人生道路的，便是爱泼斯坦的父亲最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由于此时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时期，爱泼斯坦在美国的处境甚为艰难。

    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向爱泼斯坦夫妇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爱泼斯坦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在经过了49天的海上颠簸后，终于抵达了天津港。再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让爱泼斯坦急切地开始了对新中国的观察，从人民的精神状态到街道的整洁程度，从民众劳动的状况到商店里商品的数量，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着他脚下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的新景象。他认为这正印证了他曾经说过的，延安就是中国的未来。

    当爱泼斯坦夫妇乘火车从天津抵达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欢迎回家。这四个字让当时在美国饱受怀疑、调查与跟踪的爱泼斯坦倍感温暖。

    事实上，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结识要前推至抗日战争打响后的广州，两人在游行的队伍里头一次相遇。随后，他便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了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并在转移到香港之后负责起这个组织的宣传工作。

    在战火中结成的友谊，使爱泼斯坦一生对宋庆龄都非常敬重。1982年至1992年，爱泼斯坦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了宋庆龄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他也是宋庆龄惟一指定的传记作者。两人生前都非常珍惜这份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生前给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写给爱泼斯坦的就有200-300封。而在宋庆龄的传记中，爱泼斯坦则像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记录着宋庆龄在二十世纪战火中的点点滴滴的细节。

    回到新中国后，爱泼斯坦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创办中国第一份英文杂志CH IN AR E C O N ST R U C T S，中文刊名为《中国建设》（1990年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队伍中，一干又是半个世纪。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爱泼斯坦投入到了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建设中，在杂志出版工作渐入正轨后，1957年，爱泼斯坦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获得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后，爱泼斯坦成为了一个中国公民。

    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则是7年之后，据黄浣碧回忆，当时是爱泼斯坦的一个朋友作为入党介绍人。入党以后，爱泼斯坦并不特别提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跟革命和建设事业相比，艾培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与邓小平的一支烟

    不幸的是，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到4年，爱泼斯坦却以“间谍”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在十年动乱中，一批加入中国建设中的外国友人都以各种各样的间谍罪名被批斗或收监。即使是在“文革”初期表现非常激进，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表示也要投入到这场运动大潮中的外籍夫妇、著名奶牛饲养专家阳早、寒春以及曾一度得到江青信任，担任广播事业局“造反派”首领的美国人李敦白也未能幸免。

    在这场浩劫中，爱泼斯坦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在这段日子里，爱泼斯坦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爱泼斯坦除了给墙壁上受潮的水迹起名字外，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

    但很快，他长久以来的信仰又一次担任起了坚定信念的支柱作用。在爱泼斯坦回忆录中的《狱中岁月》一章，爱泼斯坦这样描述他在狱中思索后的结果：“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悔改’的逃兵的表现……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

    在此之后，爱泼斯坦渐渐回到了他惯有的乐观情绪当中，他开始从窥视孔里欣赏洞孔里的秋天，将牙粉的包装纸当作艺术品放在墙上突出的位置，与壁虎苍蝇建立起“短暂的友谊”……而秦城监狱也日渐宽松起来，开始允许被关押者读《人民日报》和一些马列专著毛泽东选集。爱泼斯坦从人民日报和一些断断续续的广播中判断时事的变化，从对刘少奇的指名批判到林彪的死，时间就这样滑过。

    1970年的一天，狱中的审讯人员指着人民日报上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对爱泼斯坦说，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

    此时看到两位老朋友的爱泼斯坦感慨万分，但他在回忆录里无奈地说：“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对于“文革”中的遭遇，爱泼斯坦出狱后从未在公共场合提起任何一个字。只是在刚出狱时与同样被关在秦城监狱，却从未碰面没有丝毫音讯的夫人邱茉莉对于“文革”狱中的遭遇进行了讨论：

    “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

    但很快，夫妻俩抛下了这段令人不快的经历，继续投入到了在中国的工作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要“赶上”落下的课。

    多年以后，在爱泼斯坦70大寿时，已经81岁的邓小平参加了爱泼斯坦的生日聚会。邓小平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邓小平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随后，邓小平为爱泼斯坦和自己各点起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两位老人如自家兄弟一般轻描淡写地让这个话题就这样停止了。

    据爱泼斯坦回忆，这件事招来了第二天的一个批评电话———“责备我和邓小平给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在电视上抽烟。”

    中国公民爱泼斯坦

    2005年，90岁的爱泼斯坦离开了。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这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人似乎在中国找到了最令自己关切的事业与莫名的安全感。当年只是因为铁路不通而被迫与父母一起留在中国的爱泼斯坦在多年之后拒绝了与父母一起去美国的机会；在1949年10月1日闻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美国的他在美国时代广场放起《义勇军进行曲》；在路过出生地波兰时，他急匆匆地未多做停留；最终他还是要回到中国，在这里他听到了抗日战争的第一声枪响，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道经过了“文革”的煎熬，又一起对于曾经的错误一笑了之继续投入建设的奋斗之中。(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据一直与爱泼斯坦一起在《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张彦回忆，让他非常吃惊的是：“除了只能用英语对话以外，爱泼斯坦夫妇，在对待一切事情的思想感情上，和我们中国同志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爱泼斯坦，他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他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和亲身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中国知识分子竟如此惊人的一致。”

    而据黄浣碧回忆，爱泼斯坦喜欢称呼别人为“同志”，“不管男女老少，不管职务高低，艾培总是称别人为同志，一直都是这样。”

    作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爱泼斯坦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觉得不能适应。黄浣碧回忆道：“与很多当年和中国人民一起革命的外国人一样，艾培觉得改革开放是不是有点过了，但是后来看到民众生活的大幅改善，他就觉得这样也不错。”

    作为一个记者，爱泼斯坦始终坚持真实和考虑读者的报道原则，正如赴延安、赴西藏，他坚持一定要以真实的活生生的事实说话。在晚年，他还多次赴欧美，仔细思考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现状。(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工作上，爱泼斯坦甚为严谨，“总是在不停地改啊改”，而在生活上，他幽默乐观，对未知充满好奇，在1985年与黄浣碧女士结婚后，他一直称小他20岁的黄浣碧为“老太太”，每每看到有意思的故事，就大喊：“老太太，老太太，你快来看……”

    如每一个经历过巨变沧桑的中国人一样，爱泼斯坦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无论中国人民如何称呼他，都如他所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感谢黄浣碧女士与《今日中国》杂志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专题统筹：李召

    南都记者 娜迪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