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天才萌妻:美国式冤案的非典型性昭雪

  □ 王 彪

  1980年2月21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桩命案，布朗夫人在家中被杀，浑身血肉模糊，连脑浆都流了出来，场面非常惨烈。肯尼被带到警察局进行调查，但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两年后，肯尼再次被逮捕。在法庭上，肯尼的前妻玛希证明，案发当日的早晨，肯尼从外面回家，脸上带着伤痕，案发5个月后的一次争吵中，她问肯尼是否杀了“那个女人”，他说“是的，关你屁事”，并证明案发现场发现的凶器是肯尼的。肯尼的前女友露丝证明“1980年夏季过后，我和肯尼做了6个月左右的男女朋友，在一次谈话中，肯尼说他刺了布朗夫人，并拿走了她的钱和珠宝。后来，肯尼打断了我的牙齿，我们分手了。”肯尼的母亲在被交叉询问时承认肯尼小时候常偷偷溜进邻居家里。警察出庭证明，肯尼被讯问时说凌晨5点之前一直在公园餐厅做厨师工作，但5点以后到早晨9点之间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且他的计时卡从那以后不见了。另外，犯罪现场有大量的血液，其中大部分是受害人的，一些是凶手的，受害人的血型是B，凶手的是O，而肯尼的血型经检测也是O型。有两位证人证明肯尼曾承认杀了布朗夫人，有作案时间，脸上还带着伤痕，从其小时候常偷偷溜进邻居家以及将其前女友的牙齿打断的行为来看，肯尼还有盗窃及暴力倾向。在这样环环相扣的证据面前，陪审团裁决肯尼一级谋杀和持械抢劫两项罪名成立，最终肯尼被判无期徒刑。然而，贝蒂不相信哥哥肯尼杀了人，更不能接受哥哥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她没有钱请律师，为了推翻有罪判决，贝蒂决定学习法律，将来当上律师为哥哥平反。在一次案例研讨中，贝蒂了解了DNA测试可以帮助无辜者翻案。贝蒂迅速地联系了纽约“拯救无辜者计划”的创始人巴里，巴里的秘书回信说他们只有通过血液才能证明被告人无辜。稍后，贝蒂通过了法律资格考试并找到了血液证据。经过鉴定，案发现场留下的血液不是肯尼的。但检方说“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肯尼是帮凶”，肯尼仍不能被无罪释放。既然DNA测试显示肯尼是无辜的，那么证人就有可能作伪证。露丝承认伪证但拒绝在笔录上签字。在肯尼和玛希的女儿曼迪的请求下，玛希承认伪证并在调查笔录上签了名。2001年，肯尼的罪名终于被撤销。

  以上就是2010年上映的电影《定罪》的主要内容，令人震撼的是，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影片除了渲染兄妹之情，也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控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国家需要追究犯罪，为了保障被告人乃至每个人的人权，需要对追诉机关追诉犯罪提出一定的要求。在美国，国家机关追诉犯罪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且要将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给被告人定罪。然而，国家机关追究犯罪的能力有限，总有一些案件无法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在种种程序规则的限制下更是如此。在重大案件中，民众无法容忍国家机关在发现犯罪上的无能，不能容忍有罪者逍遥法外，因此，在美国民众即使能够容忍一些犯罪不被追究，但在像影片中被害人被残忍杀害的情况下，民众也一定会表现出强烈的惩罚犯罪的意愿，警察的压力自不待言。面对压力，在美国，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警察一般选择伪证、威胁证人等方式将被告人定罪。也就是说，中国式冤案一般伴随着刑讯及被告人的虚假供述，而美国式冤案一般伴随着证人（包括警察这样的“职业证人”）作伪证。如德肖维茨所言，大部分警察作伪证的情况是，那些正派的警员真的相信，如果他们不针对如何搜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一事撒点小谎，可能就会让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根据“无辜者计划”分析后得出的结论，通过DNA免除罪责的63%案件是警官或检察官的不轨行为在定罪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影片中，肯尼被定罪的关键是其前妻和前女友的虚伪证言，而两位证人之所以作伪证是因为受到了警官南希的威胁，如南希威胁说她有证据证实露丝是帮凶，要带走她的女儿，并出示现场的血腥照片，说如果不作证谋杀犯就会还在大街上行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害人，包括露丝自己；又如南希威胁说能证明玛希是从犯，还要把她的女儿曼迪带走。而南希之所以威胁证人，是因为玛希的新男友罗伯特为了从警察那儿得到一笔钱，故意跟南希说玛希曾告诉他肯尼曾承认自己杀了布朗女士。肯尼被错误定罪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被害人被残忍地杀死，警察的压力大；其次是警察坚定地相信肯尼就是凶手；最后是证人在警察的威胁下作了伪证。因此，我们可以说影片反映的是较为典型的美国式冤案。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国家机关追诉犯罪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然而，被告人可能会被审前羁押进而影响其辩护能力，被告人的权利可能会被侵犯，辩护律师便显得相当重要。在一般情况下，证人的伪证行为可以被律师的交叉询问揭穿。为了预防冤案，被告人在定罪后一般还有上诉等救济途径。如被告人被定罪后可以针对法律问题在州法律系统层层上诉，最后还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在用尽了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后还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然而，这些程序的提起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需要有明确的争点及理由，这些争点和理由的整理同样需要律师。因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吉迪恩案件之后，美国各州的重罪被告人都能够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然而，律师是否勤勉、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到案件的结局，一般而言，有能力且有动力去认真辩护的律师收费较高。反映在影片《定罪》中，贝蒂付不起2万5千美元的律师费，只得请了公设辩护律师为其辩护，但公设律师既没有进行有效的交叉询问，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没有能够揭穿证人的伪证，导致肯尼被定罪。因此，肯尼的遭遇是美国贫穷被告人都会遇到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肯尼被取消定罪主要是由于贝蒂的坚持，贝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离婚，两个孩子也因为其忙碌而离开了她；肯尼被取消定罪也有幸运的成分，根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超过10年的证据会被销毁，而记录显示肯尼案的证据在1993年4月就被销毁了，只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才没被销毁，这些证据被发现则在于贝蒂的坚持不懈。从这一点来说，肯尼案的昭雪是非典型性的。

  冤案是人类司法的顽疾，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冤案发生的概率降低再降低。然而，无论是多么低的冤案率，对于被冤枉者及其家庭来说都是百分百的不幸，这种不幸不仅影响被告人，也影响整个家庭，如贝蒂所说“我哥哥被定罪的那一刻，改变的不仅仅是他的一生，也包括我的。”因此，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冤案，关注其如何发生、如何昭雪。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