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首席魔女下载:许知远：独特性的诱惑

许知远：独特性的诱惑（一）

2010-05-28

　　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日本批评家、思想家、学者聚集在京都，讨论“如何战胜现代”和“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刚刚八个月，他们都沉浸在日本对美国的胜利之中。

　　在他们的头脑里，“现代”是西方的代名词，它已经污染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如今是一次清理的良机。一位历史学家对主题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这像是对明治时代“全盘西化”的逆反。从一八五零年代到一九一零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启蒙与文明”是日本的主题，它们都来自西方。他们按照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接受英国人的指导。他们建立现代工业，建设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成立司法部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学，人们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儿童通过儿歌了解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它们是文明的象征。

　　“国家富强”是这些措施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一次国家主导的高速发展。比起工业化的爆发性发展，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民主制从未建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发现，尽管个人权利日渐觉醒，但它总是从属于国家目的。比起工业与军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升缓慢。对外扩张则是减缓国内矛盾的手段，胜利总轻易的压倒这种质疑，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

　　正是在这胜利中，危机日趋显著。随着明治天皇在一九一二年的离去，某种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了六十年，结果感觉到的却是最初的许诺和现实生活间的鸿沟。日本富强了，日本人的生活仍危机重重。这种危机因为现代化的必然疾病，更令人难以忍受。人们都涌向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乡村随之衰败，外来的观念与生活方式进入生活的每个角落，青年人是好莱坞的热烈追随者，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新奇，但更多的人则发现被这新变化弄得心力交瘁、饱尝现代化初期的折磨。因为卷入了全球市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折磨着日本。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更是把这个国家推入了绝望。

　　当现实动荡不安时，人们就开始美化过去。很多人开始思考，日本是否走过了头。那个安宁、纯粹、和谐的日本难道已经死亡，被这个充满欲望、物质、刺激、机器力量的美国文化所取代？长期被压抑的屈辱感也随之泛起。自从美国的“黑船”打开日本的国门，西方（尤其是美国）是希望也是屈辱的来源。它给予日本明确的方向与目的，却也不断提醒它昔日的创伤。一种浪漫化的“日本独特性”开始兴起：一个受到污染的日本，必须从西方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战争。

　　聚集在京都的知识分子，象征着两种思想的汇聚。一种是“日本至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沉浸于一种想象中的日本独特性与神圣性，它樱花般的纯洁品格；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大萧条看作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认为日本应该追求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都相信日本理应创造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小心翼翼的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与雄心。其中一些人曾是西方哲学的热烈拥护者，如今开始大谈日本精神。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他们不用再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了，他们不无笨拙的使用自己的语言与概念：现在是我们来制定规则了。他们在为西方阴影愤愤不平时，对于日本正笼罩在亚洲阴影下视而不见，不追问屠杀的军刀是否也是日本精神的延续。他们真诚的相信，日本负有独特的使命，要帮助亚洲其它国家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文明，来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

　　在京都的会议十个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发表了他雄心勃勃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五十六岁的蒋介石正站在他个人声誉的顶峰。尽管与日本的战争陷入僵局，但自从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他已认定胜利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战争提升了中国的地位，蒋介石不仅跻身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之列，美、英等国还决定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也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态。“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他在日记里写道。

　　尽管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把儿子送到了莫斯科，雇佣了德国军事顾问，娶了一位卫思理的毕业生，信奉基督教，一心期待美国援助，蒋介石仍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中国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秩序上，它令中国可以维持如此漫长的生命力，创造出种种辉煌。在他看来，是西方人的入侵，造成了这种文化与道德的衰败。他的所有的努力，不管是共和革命、北伐战争、围剿共产革命，都是为了驱逐这些外来力量，最终恢复中华文化的纯洁性。也因此，中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一连串外辱中最近也最严峻的一次。英美对“治外法权”的放弃，被他视作最终胜利的开始。中国人，只有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这胜利情绪的鼓舞下，他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尽管普遍相信，陶希圣是真正的执笔者，它的价值观却明确无误地来自蒋介石本人。倘若一九三四年的“新生活运动”是他用传统文化与道德重整社会的尝试，《中国之命运》则是对他思想的一次总结。从《诗经》中的民族起源到眼前的中日战争，这本两百多页的书试图传达这样两个观点。第一，中国文明一直和谐地延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直到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一切，今日中国的所有弊病，都是这些外来者带来的，他们摧毁了我们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自信心；第二，重建中国必须要清除外来影响，重塑传统，国民党是重建过程中的指导者。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之命运》也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精神的延续。一九三五年一月，包括陶希圣在内的十位学者联合发表了这份宣言。表面看来，它是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象征，中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可能还要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征。它的主张似乎也颇为平和，它既不赞成复古，也承认吸收欧美文明的重要性，它强调的是这取舍要遵照中国现实情况而定，以“中国本位”展开文化建设。但胡适立刻就意识到，调和论不过是顽固势力的另一种时髦的烟雾弹。中国文化的危机，不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而是来自自身的陈腐；而“中国本位”是一个伪概念，文化必定是变动、融合的，不会因为吸收了新元素，就丢失掉了中国人的特性；更危险的是，当有人试图决定什么适合中国时，操纵必然随之而来。在这份宣言发表之前，胡适和他的自由派朋友刚刚进行了一场“专制与民主”的辩论。一些人相信，因为显著的内外交困，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更适合中国，胡适则为民主辩护。

　　这场辩论与这份宣言，还有新生活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本位”、“中国文化”、“中国道德”的颂扬很容易就置换成为现有政权的辩护。单纯的文化保守不令人忧虑，它是身份危机的自然反应，有时还引人同情。很少有一个群体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戏剧性的感受到自己地位的衰落。他们曾是中央帝国的知识与道德权威，长久的被一种优越感包围，感觉自己正是世界的中心，如今他们不仅无力拯救受困的中国，还感到自己长久以来引以自傲的知识与教养变得一钱不值，要从头开始学物理、天文、民主、共和、化学、代议制……这种焦虑令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以保留残存的自尊，就连最清醒的头脑也不免糊涂。每当自身的困境加剧，每当作为参照的西方出现问题时，文化上的优越论就甚嚣尘上——中国或许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竞争失败了，但文化上却仍遥遥领先。他们开始攻击西方文化，美化自己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感慨欧洲科学的破产，代议政治的困境，鼓励中国青年去拯救西方破产的物质文明。严复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情绪还演化成“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种普遍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即使中国在现实世界的争端中落后了，但它代表的“东方文化”却有其独特魅力，甚至能解决今日世界的精神难题。这种观念因为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而加剧。就连最自由的心灵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林语堂会感慨说，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而是把更多的政治家送进监狱，但战争爆发后，他的口吻则越来越接近重庆的官方语调。他广受欢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精心浪漫化。在二十年代初被描绘成压抑、僵化的家庭生活，如今变成了优雅、闲暇、平和的生活艺术，是物质、功利、焦虑的西方世界的解毒剂。

　　但当这种情绪被卷入政治行为中，它则可能导向令人不安的结果。筹安六君子或许是真诚的文化保守者，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但卷入袁世凯的复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令自己的文化信念蒙羞。二十年代的“国粹派”与“五四派”的论战，不过是纸面上的硝烟，也可能有助于人们更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但当南京政府完成了统一，蒋介石加强了专制力量后，“国粹派”的文化含义就被转化成政治含义，蒋介石一面试图建立自己的独裁权力，一面把儒家之道推到了公共生活的中心。

　　文化保守与政治保守，在《中国之命运》里汇聚成高潮，它们都以传统与拯救中国的名义出现。它的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它选用最好的纸张，以便宜的价格出售。但很可惜，蒋委员长大谈“中国之命运”、“国父的主张”，攻击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刻意忘记了孙中山的启蒙来自英国的殖民地香港，革命是从租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