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非你不可:评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中华亲爱家 于 2010-6-19 14:34: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一）

茅于轼于去年夏天在媒体发表了题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以下称为茅文）的文章。文章发出后，在互联网引起热议。有人赞成，更多的人则予以批评。面对这种情况，有人会替茅于轼打圆场，说支持茅文的，是右派，支持改革开放，热爱民主自由，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人数虽少却有价值，而批评茅文的，是左派，受狼奶毒害，反对改革开放，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人数虽多却无价值。

我想说，批评茅文的，不但有左派，更不乏右派，作为右派，他们深深热爱民主自由，支持改革开放，希望祖国更大进步、民众更大幸福。也就是说，茅文与广大网民之争，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热爱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之争，而是愿不愿正视社会现实之争，而是愿不愿意秉持做人道德与良心之争。茅文站的正是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忽视做人道德和良心的那一方。

（二）

茅文的标题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个标题给人以下几个信息：一，应替富人讲话，不应批评富人，更不应仇恨富人。二，对于穷人，顶重要的是给他们办一些有益的事，而不是替他们说话。替穷人说话，中看不中用，解决不了穷人的现实困境，反而有哗众取宠之嫌，居心叵测。三，替富人讲话，与给穷人办事，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只有替富人讲话，才能为穷人办事，不替富人说话，便不能为穷人办事。

正文的内容躲躲闪闪，扑朔迷离。一会儿，把自己之所以要替富人说话的原因，解释这“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一会儿又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一会儿大谈特谈过去三十年中国环境何等险恶，而企业家却“完成了里程碑式的丰功伟绩”，所以富人理当受到保护。总之，一边努力绕过可能引起的批评，一边努力使自己的主题得以成立。

但是，茅文的主题真的能够成立吗？茅于轼的绕开战术果真能够取得成功吗？未必！

（三）

首先，茅文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批判富人”、“为穷人说话”现象的分析，不讲事实，不肯分析，不反思自己，甚至倒打一耙。当前中国确实有一些人为穷人说话，批评富人中存在着的为富不仁现象。网站、大众媒体，都有呼吁关注弱势群体、批判原罪、谴责腐败、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沦为既得利益的帮凶。但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不正是因为前些年政策出了偏差，造成许许多多人靠不义手段迅速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使无数民众的切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政策有偏差，便应批评，便应调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学家这些年备受器重，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珍惜社会对他们的器重，反而头脑发昏，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从而为贫富矛盾加剧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家理当反省，勇于承担责任，为什么茅于轼不但不承当责任，反而批评为穷人说话的那些人？是热爱真理，还是逃避真理？茅于轼把社会上“批评富人”、“为穷人说话”现象的出现，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灌输”的结果，解释这中国人仇富传统的结果，这就小看了中国国人。中国民众确实有部分国人受马克思理论的灌输，确实有仇富的传统，但这些因素之所以容易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共鸣，不是中国民众天性如此，而是中国民众看到了太多的人靠不义手段发家致富，而得出的切身感受！为什么总把仇富的责任加在中国民众身上，却不从富人身上找原因？另外，在对外开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许多国人已经摆脱马克思剥削理论，摆脱仇富传统，但理性和良心会告诉他们，中国当前贫富矛盾加剧，是不正常的，是应该严厉批判的。把“批判富人”、“替穷人说话”的原因，笼统地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灌输、中国人的仇富传统，我看是有意地制造思想的混乱，进步使自己的错误理论继续忽攸下去。

（四）

为证明“替富人说话”是正确的，文章选的对立面，是文革，而不是茅于轼在《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一文中所提及的美国。这样做，茅于轼是在有意设立一个思维陷阱，而设立这个思维陷阱的目的，是干扰人们更深刻、更明了地判断今日中国贫富矛盾激化的现实。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即文革时期，谁富了，谁的财产就会被剥夺、被侵犯，这导致了经济难以发展，民生难以改善。但文革那样做不好，这些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无数人通过不义手段一夜暴富，就很好吗？为什么拿别人的过错证明自己的正确，却对自己同样恶劣的过错，避而不谈？对方做了强盗，掠夺他人钱财，于是你认为自己比对方高尚，但你用谣言陷害他人，使他人家破人亡，你为什么却不以为恶？换句话，文革的罪恶不可饶恕，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不义行为呢？就能饶恕吗？

判断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明到底是好是坏、是优是劣，不能以甲时代、甲民族存在Ａ恶劣现象，乙时代乙民族不存在Ａ恶劣现象，就说乙时代、乙民族是美好、进步、文明的。说到底，应该以普世价值观去衡量。即这个时代经济是否发展，民生是否改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治安是否良好、吏治是否清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否有活力、法治是否公平。具有上述特征，才是美好、进步、文明的时代；反之则不是。茅于轼是自由主义者，在分析国内国际许多问题时常常提到普世价值观，为什么在审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义下造成的种种恶行时，却不肯使用普世价值观？是害怕普世价值观这面镜子，会抖出当今时代许许多多先富一步的人灵魂的丑陋吗？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偏离普世价值观的，就应批判、纠正；反之，就应肯定、弘扬。茅于轼“为富人讲话”，只以文革禁止致富造成恶果不依据，却避开了人权、公平、正义、吏治清廉、道德和信仰等普世价值观，与其说体现了理性思维，不如说体现了投机取巧的思维！

（五）

围绕当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围绕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何去何从，近年来人们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了使自己在争论中处于优势，人们都在抢占话语制高点。有的人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来批判当今时代存在的种种社会丑恶，这种话语被称为文革话语。文革话语有文革话语的优势，当今时代大量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道德堕落现象，文革时代是较少的，还有意识形态教育，使毛泽东的形象被神化，成了他们的一笔精神资源。另一种话语是改革开放话语，即批判文化大革命，主张市场经济，鼓励先富一步。这种话语也有他们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提高。

于是，许多事情的争论，就在这两种话语的交锋中进行。比如郎顾之争，比如《物权法》的审议，比如十七大的旗帜之争。刘国光于大前年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使用的是文革话语，皇甫平于前年元月在《财政》杂志发表《改革开放不可动摇》时，使用的是改革开放话语。同样，茅于轼在撰写《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时，使用的是改革开放话语。

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透过改革开放话语与文革话语的近乎声嘶力竭的对攻，每一个凭藉良心和理性进行思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两点：一，持文革话语也好，持改革开放话语也好，都有一些民众，他们痛恨当前这个社会的贪污腐败、道德堕落、两极分化、官吏欺压百姓。只是由于思维资源的贫乏，他们找不到更加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便拿“文革话语”或“改革开放话语”作护身符。如果掀开他们的头纱，我们会看到，大多数左派和右派，都有一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心。二，无论“文革话语”，还是“改革开放话语”，都有一些人，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把所持的话语当做忽攸民众的工具。那些高官、学者、企业家之所以支持改革开放，与其说是因为改革开放利国利民，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发横财，而持文革话语的许多高官、学者，与其说是真的想回到文革时代，不如说他们在这些年的利益瓜分中处于劣势。这两种人，表面上看，争得你死我活，但同样的利欲熏心，同样的投机取巧，同样的敌视民主自由，对待民众同样的残忍无情。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利益集团的不同方面而已，“我死了，哪管洪水滔天”，是他们一样的本质！

（六）

聪明的茅于轼，在“替富人说话”时，持的便是改革开放话语。这确实会引起文革话语的民众的批评。但茅于轼却并不畏惧。他有并不畏惧的足够理由。其一，改革开放话语符合这三十年的方针政策。这三十年的方针政策，不是改革开放、批判文革吗？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茅于轼“替富人说话”，符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是支持改革开放的表现，哪里有错？反而是解放思想的表现呢。茅于轼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其实茅于轼才是最讲立场呢，他整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都是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改革开放”立场，来支持自己的，使自己不至于承担任何政治风险。其二，不喜欢茅于轼这篇文章的人，大多是普通民众，他们人数虽多，但无权无势，不足为惧。却有许多人，如高官，如企业家，如“知识精英”，他们有权有势，身家万贯，他们不但不会拒绝茅于轼这篇文章，反而会把茅于轼引为知音呢。只要那些人的地位牢固，被视为知音的茅于轼，自然也就地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茅于轼我怕谁？茅于轼装出一副特立独行、不怕以少数向多数宣战的气慨，俨然是逆流而行的勇士，其实他才不是勇士呢，没有任志强和任志强们的支持，茅于轼什么也不是。其三，三十年来，随着文革真相的曝光、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对西方文明了解的增多，中国社会涌现出这种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极左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加快现代化；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反对闭关自守，要求对外开放。我们姑且称这类知识分子为“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吧。这些“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在对专制独裁和文革思维保持强烈警惕的同时，却往往对改革开放名义下的种种理论、政策、措施缺少强烈警惕，只要谁打着改革开放的招牌，他们就予以拥护。“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的天真烂漫，为政界、商界、学界居心叵测者所利用，他们一边口口声声推动改革开放，一边在理论、政策、措施中填塞进大量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的货色。也就是说，他们绑架了改革开放话语，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驾轻就熟地运用改革开放话语，显然能够博得大多数“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同情，使茅于轼不至于社会舆论上变得完全孤立。你看，在薛涌撰文批判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篇文章时，不是有一向倡导民主自由人权的笑蜀，神情激动地跑出来，为茅于轼辩护吗？在笑蜀与薛涌两人争得不亦乐乎之时，我却意识到，茅于轼这位中国特色的智者，在远处发笑。笑蜀，你被人耍了一回，还不知道！中华是我亲爱的家，嘲笑你的智商！

不过，只要是骗局，便必然要被揭穿，无论你是何方高手。大陆学者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那么无知无识，也已经不是八九十年代那么肤浅偏激。一批视野开阔、有深入思考能力、以真理为己任、诚实正直的学者，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他们会透过谎言道出事实真相，他们会透过生活的沉沉迷雾找出真理的。只要谁为特殊集团利益辩护，只要谁为为富不仁辩护，无论你用什么名头来掩护自己，都将显出丑恶原形，为世人所耻笑。

（七）

在此我以恳切的心情，向言论界、知识界发出以下三点呼吁：（一）一方面，广大中国民众不要为“文革话语”与改革开放话语之争所蒙蔽，而应捅破这层表象，找出左派多数民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本质，也找出右派多数民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本质，各取其长，各补其短；在反对腐败、关注民生、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倡导八廉八耻、扩大民主和人权上，携手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发现、揭露一切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为损人利己代言的一切政策、言论和行为，无论这些政策、言论和行为，打的是文革的旗帜，还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只有做到这两个方面，才能避免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误伤，才能不至于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沦为特殊利益集团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二）更多的学术界人士，不要把自己精力耗费在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上，不要为“文革好还是改革开放好”、“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样的话题而争论不休。在学术研究上，真正的制高点是什么？是对真理的满腔热爱，是诚实正直做人，是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同情心，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是开阔的思维、丰富的观察、敏锐的判断、广阔的知识，是对神明的深深敬畏。只有这样的制高点，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取得一些成果，才能使自己的人生具有内在的尊严，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给社会带来光明和希望，才能使自己的学术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虑。只有这样的制高点，才有资格以学者自称，否则他终究不过是一个学术混混而已。（三）我们不但要警惕贪官、奸商，还要警惕无德无良、华而不实的学者及学术成果。真正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是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如康德、亚当斯密、韦伯、罗尔斯、孔汉思等人及其学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缺乏严格意义的学者及学术。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昧毒害良心编撰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忽攸尚不会深入思考和观察的读书人，是许多中国学者惯用的伎俩。新左派也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好，《于丹论语心得》也好，都是一样货色。不读书，不会有智慧和见解，而要读书，就要多读一些外国原著，并多看一看中国与世界的现实。这样做固然艰苦了许多，但在学术骗子成堆的这块土地，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我们别无其他更好办法。

（八）

茅文为富人辩护，如果仅仅只用“改革开放话语”、批“文革话语”，那么茅文就会显得太过单薄一些。于是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茅于轼又为“替富人说话”找出两条理由：一，富人被保护了，穷人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和促进；二，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伟大成绩，所以中国富人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这两个辩护理由，同样不能成立。

首先我要指出一点，茅于轼阐述这两条理由所使用的手法，很不厚道。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故意给人造成逻辑歧义。比如，茅文有这么一段话：“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里茅于轼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准备把富人打倒”的民众，而不是指出“对不义致富的富人进行谴责和制裁”的民众，就深藏玄机。茅于轼把矛头指向“准备把富人打倒”的民众，能够赢得社会各界更多人士的同情，因为谁都知道，这个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富人的。至于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民众谴责的不过是不义致富，只有少数近乎弱智的人才主张把富人打倒，聪明的茅于轼是不管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当代中国经济名家，到街头随便找出一个弱智作为辩论对手，把弱智击败了，然后高声向世人宣布：我把多数人的主张打败了！我的思维是众人中的佼佼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替茅于轼感到脸红。又比如，茅于轼在说富人的贡献时，大谈特谈企业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显然是有意地偷换概念，把作为一种职业现象的企业家，与作为财产现象的富人，混为一谈。总之，与其说茅于轼像一个思想家，不如说茅于轼更像一位法庭辩护中有空就钻、不对公众利益和道德良心负责、只对自己所辩护的委托人负责的律师。所以我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决不是一严肃的学术文献，而不过是收取了好处后，帮助委托人撰写的一份辩护状。

（九）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茅于轼大谈特谈富人好、穷人才会好的道理。茅于轼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

茅于轼说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离不开富人，这是对的，虽然这个观点早已是当代人的常识，但复述一下这个常识、使人们在批判为富不仁的同时不至于扩大打击面，却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想提醒茅于轼以下三点：一，不但穷人离不开富人，而且富人更离不开穷人。如果说富人为穷人提供了许多谋生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穷人为富人创造了大笔大笔的利润。没有穷人的辛苦劳动，富人的财富不过是空中楼阁。既然如此，我们就不但要强调穷人应善待富人，而且还要强调富人应善待穷人。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恰恰是后者！不信你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富人与西方富人在慈善捐款上的热情，比较一下广大企业职工工资难以提高与企业利润飞速增长，比较一下多数民众贫寒与少数富人一掷千金吧！如果一个人心上还有公正和良心的话，他当会为中国富人缺乏对穷人的关怀和友爱，感到脸红。二，富人富了，穷人必然会富吗？给富人以好处，就必然能够给穷人带来好处吗？鬼才会相信！富人道德卑劣、政治腐化堕落，富人致富更多的是掠夺性的，是只索取不回报、多索取少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富，只能导致穷人越穷，只能导致广大民众的处境更加恶劣！面对富的愈富、穷的愈穷、基尼系数全面亮起红灯的活生生社会现实，茅于轼不去反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义下种种政策的深刻缺陷，反而向穷人做出“（你们现在虽穷，但）最终也要致富”的许诺，不是太过苍白乏力吧？三，我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考虑应该为穷人说话还是应该为富人说话这个问题时，茅于轼的眼里只有ＧＤＰ，或者主要是以ＧＤＰ为尺度。这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严重贬低！事实上，在判断富人与穷人谁应受到尊重和爱护上，除了ＧＤＰ这个尺度外，还存在着其它尺度：在上帝面前，每一个民众都一样有尊严；在法律面前，每一个民众都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每一个民众都是独立的；在权利和自由上，每一个民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于以上各方面尺度，穷人虽然没有凌驾于富人的特权，富人却同样没有凌驾于穷人之上的特权。基于以上各方面尺度，如果你仅仅在创造ＧＤＰ这个方面愿意给企业家多一些报酬，而给职工少一些，我无可非议，但如果你对富人不义致富予以默认，对穷人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时却无动予衷，我便要对你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基于以上各方面尺度，由于穷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影响到他们平等地享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从道义上说，更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护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

茅于轼写过《给爱你的人以自由》。许多人对茅于轼的尊敬，是从阅读这本书开始的。不过，读了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后，我感到茅于轼更多的是给爱你的富人以自由，而不是给爱你的穷人以自由。对爱你的穷人缺乏深切的关心和同情，即使关心、同情，也是恩赐心态的，居高临下的，或者做做表面文章的。表明了爱的被动、勉强、肤浅和虚假！

（十）

在阅读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时，我也留意到茅于轼于去年一月二十二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所发表的言论。在这次采访中，茅于轼在谈及对中国的改革的看法时，面不红心不跳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读了这句话，目瞪口呆，如受电击。地球人都知道，这些年中国的ＧＤＰ是增长了，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民众的权利遭到粗暴侵犯，贪污腐败严重，道德伦理沦丧，精神生活空虚，物价飙升，广大民众看病难、求学难、购房难，金融行业矛盾深重，原创技术极其落后，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基尼系数亮出红灯……面对这一切问题，ＧＤＰ的增长还剩下多大意义？在政治未经改革的时代，决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任何经济改革已经成功的言论，不过是自欺欺人！在经济科学严重落后、只知模仿不知创造、只追求ＧＤＰ却不了解人生在世的真正需要与幸福的时代，决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的成功，任何经济改革已经成功的言论，不过是痴人说梦！

ＣＣＴＶ新闻联播官僚说：ＣＣＴＶ新闻联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因为每天全世界都有几亿人在看中国人在看ＣＣＴＶ新闻联播，收视人数世界最多。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教育是成果的，中国在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却发展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了不起。同样，主流经济学家则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它创造了那么庞大的ＧＤＰ。但是我要指出：他们自己说的，不算！只有民众说的才算！只有历史说的，才算！

（十一）

近年来，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为穷人说话。有的是学者，如何清涟。她的《现代化的陷阱》，是近年反映穷人疾苦、揭露官僚富豪为富不仁的一篇佳作。此书也使我对中国女性开始有了刮目相看，使我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有了若干收敛。有的是普通网民。有的是报刊杂志。有的是作家，他们通过《中国农民调查》之类著作、文章，真实反映了中国穷苦民众的艰难处境，真实反映当前许多干部、不法商人疯狂侵害民众权益的事实，读后令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怆然涕下。有的是两会委员，党政干部，甚至中央高层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各大互联网论坛。它们在为穷人说话上，做了大量工作。数以千万的网民，以互联网论坛为平台，批判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关注诸如孙志刚、聂树斌、佘祥林之类冤案，批判官吏粗暴热潮、残害人权，揭露官商学狼狈为奸、形成腐败铁三角、攫取国家钱财，呼吁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揭露国修正改革中大量存在的资产流失现象，对豪华办公楼予以曝光，批判主流经济学家学术理论的严重缺陷，反映下岗职业的艰难处境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尴尬局面，关注黑砖窑、矿难、蓝藻污染、某市PX事件。虽然互联网存在诸多不足，但使社会上许多邪恶和虚伪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能不给许多邪恶之徒、虚伪之士以的强烈的震慑！也给正直善良之士、尊严遭到侮辱、权利遭到侵害的民众以鼓励和安慰。体现了公平正义精神的回归，体现了道德良心的觉醒，体现了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

这种“为穷人说话”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看到的。贪官污吏就不喜欢。两三年前，新华网的一篇文章《面对舆论监督为何群众叫好，领导阻挠》，便道出了领导干部的这种心态。经济学家樊纲便不喜欢。两年前，他在接受《２１世纪》杂志采访时，对互联网便持一种酸溜溜的态度，甚至以“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为由，说明网民的言论不能代表民意。茅于轼也不喜欢，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把他的这种不喜欢，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已。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记者向茅于轼问道：“那您怕不怕人家说因为你们有私交，所以您才站在他（任志强）那边，帮富人说话？”茅于轼说道：“我赞同他，这是符合逻辑的”。同样，茅于轼不肯为穷人说话，这也是“符合逻辑的”。穷人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斯文没斯文，凭什么要茅于轼为穷人说话？

我感到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有太多太多的自我优越感。这或许是毛泽东看不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原因吧。如果中国那些知识分子不放弃这种优越感，他们将永远无法赢得民众的尊重和热爱，他们将永远不过是“知道分子”，而不是良心分子，他们将永远无法担当起向导一个民族走向更光明更美好更广阔未来的责任！

（十二）

我想提醒诸君的是，在“替穷人说话”，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还做得很不够。

至今为止，替穷人说话，仍然是以互联网为主阵地。而各家报纸、电视台，为穷人说话的声音，还微乎其微。曾经勇于为穷人说话的报纸栏目、电视栏目，停的停，不停的也早已面目全非。如ＣＣＴＶ焦点访谈。许多学术杂志，由于资金原因，早已在一个个商家的“赞助”、“董事”、“顾问”下，成为为商家代言的工具。他们只卖弄能使赞助商高兴的“学术成果”，而对为穷人说话，压根儿就没有兴趣。虽有两会委员，但只在两会召开的短短几天时间里，在电视台前面闪现过，说些谁也不肯得罪的话，两会结束后，他们也就消息得无影无踪。洪可柱之类两会委员，不过是其中屈指可数的另类而已。

我想郑重指出一个事实：在实际生活中，“为穷人说话”，仍然是难乎其难！每一个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穷人，对此当深有体会。周正毅、刘涌、刘晓庆、程维高这些有权或者有钱的富人出事时，多少人到法官面前替他们求情！所以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一个穷人出事，遭到富人欺侮了，遭到当官的人欺侮了，你找谁说理去？一个活生生的中国现实是：中国穷人权益遭到侵害时，有理无处说，打落的牙齿和着血往肚子里吞！茅于轼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我看这是故意颠倒是非，倒打一耙！

在我看来，当前“替穷人说话”，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必须全面革新或建立工会、农会等组织，维护中国民众利益，在穷人利益遭到侵犯时，能挺身而出维护穷人利益。必须让中国穷人勇于为自己说话，善于替自己说话。学术界、新闻界、司法界、两会委员，都必须更加切实在加强“替穷人说话”的声音。

（十三）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有ＧＤＰ的增长，但却缺乏公平正义，却忽视了人们的道德和信仰，却带来生态环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该不该坚持改革开放？该怎样坚持改革开放？每一个关心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人，不能不对改革开放进行重新反思。

反思声音来自互联网。网民们在网站发帖，批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揭露特殊利益集团掠取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大量事实，并对主流经济学家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给予严厉批评。

反思来自执政党和政府。五年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刚刚组成，他们就提出穷人经济学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并在实践中逐渐废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政策。此后，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几年来，他们采取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改善民生，使民众的负担得到减轻，使贪官恶吏胡作非为、欺压民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注意到，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领衔人物、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教父的历以宁，在十七大政治报告通过后，对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终于也有了反思。两个月前，“人民网”举行了历以宁主持的嘉宾访谈，在回答一位网民的提问时，历以宁答道：“有三个原因造成改革的失误：第一，一些改革确实需要继续改革，比如说行业垄断的存在，就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第二，工作中的经验不足，通过实践，在当初八十年代的时候，工业化进展出现那么多问题，当时经验是不足的，经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第三，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当时有一种想法，等我们富裕以后，这些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比如说关心民生的问题，比如说环保的问题，我们先发展了再说，这样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改革的不彻底，一方面是经验的不足，一方面是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 ”这段话既承认了这些年经济改革存在重大失误，同时也承认这些年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严重偏差。这就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历以宁以往若干年的观点，体现了“与时俱进”。

在这种情况下，茅于轼反而大谈特谈“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大谈特谈“中国的改革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这就表明，他是不肯反思的。他仍然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义下，造成的社会大量不义行为，视而不见。

在反思已经成为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之际，在“先富一步”名义下社会公平正义遭到严重扭曲之际，我们有必要问一问：茅于轼，你为什么不反思？



中华亲爱家

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