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肖妞情史.txt:1938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两种命运的转折

1938年蒋介石视察新兵

　　1938年8月27日：全面调整国内政策 主动撤离武汉的蒋介石

　　8月27日与蒋介石外交策略相关的两个事件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回国、蒋介石向路透社记者否认意大利调停说。从1937年起，陶德曼一直是中日之间秘密接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回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着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和谈并不顺利。当天，蒋介石在接见了路透社记者，答外国记者问，否认意大利调停说时，强调中国“抗战力量增强，抗战决心坚定”。

　　其时，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8月间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蒋介石被舆论压力抛向决定战争命运的漩涡中。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的关注。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美联社的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投向武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做和谈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他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采访，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共产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共产主义作战，则苏俄系共产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戮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共产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

　　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平可言。”8月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间的猜疑，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接见哈瓦斯社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一口否定“中日和平”及意大利正与汪精卫签订协议。蒋介石这时通过外交部、宣传部，频频向外界作出姿态，国民政府坚如磐石，蒋、汪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隙。但他内心里不相信空穴无风，他早已意识到汪精卫率他的“主和派”借议和之机，借日本人的压力，又在向他逼宫了。

　　8月28日，上海某报社论宣称：“日方策动的‘和平’运动，尽管华方当局否认，但外传仍有已失政治信仰的分子，在偷偷进行‘和平’运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来源开始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难时，这些分子在柏林、罗马所订的‘联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国’之路线。”不管来源于何处，蒋介石相信他的国民党在一败再败的严峻时刻，确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四下里在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触角伸向日本人。

　　外围消耗战保卫大武汉

　　就在同一天，1938年8月27日，由日军进攻安庆开始的武汉会战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在当天收到三个战役消息：我军克皖北之太湖、敌舰炮袭武穴码头、豫北敌陷济源。

　　此时“保卫大武汉”的军事形势无法使蒋介石乐观。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蒋放弃了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那次空袭时，蒋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记者把该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当时的军事格局，日军占领九江后，即以之作为进攻武汉的推进基地，并在九江、合肥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做进攻武汉准备。8月22日这一天，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第188号“大陆命”、135号“大海令”。华中派遣军于接到大本营命令的当天即作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面向武汉迂回；以一部向德安、永修进攻，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进攻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1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的游击队获得了夺回济源的胜利。就在3天前(1938年8月24日)，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晋冀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速度创建晋冀豫边区，使其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电文规定晋鲁豫边区党与军队的八项具体任务，并决定朱德在晋鲁豫边区负总责。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南京陷落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认识到：第一，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第二，不能只依靠阵地战等，要发展游击战等其他战争形式。第三，要发动人民。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的《告全国人民书》明确提到，要动员全国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战争教训已经让国民党的国内政策开始调整，而国共合作保卫大武汉的时期，正是蒋介石政府全面调整国内政策的时期。

　　蒋介石政府战略方针的调整来自淞沪与南京两次会战的惨痛压力，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则认为，“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仑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促使他制定了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而实际上，两次会战的反思，蒋下级将领们对他压力极大，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于这一年5月至6月发表，中共代表叶剑英也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中，依据当时形势表达了持久战的观点，“经过半年来的艰苦抗战，证明敌军在各方面的进攻，不论在战略上或在战术上，都很机动地采用包围或迂回。武汉处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势看来，隐然亦俨然的为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首先要把津浦、陇海、平汉、同浦各线上的抗战军，在政治上重新动员起来；其次把河南全省的民众动员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河南而参加作战，按照战区长官作战方针，进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以口粮，不给敌人一只牲口，彻底破坏可为敌人利用进攻我们的大小道路，消灭各乡各村的大小汉奸，封锁我们的军事消息，组织我们的游击队杀到敌人后方去，破坏敌人的远近后方，袭击或消灭敌人的后方联络部队，破坏敌人的无线电台及其一切通讯工具。”蒋在这样基础上将战略决策调整为：而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中国军队的目的是将日军拖得精疲力竭、精神崩溃。

　　武汉会战成了蒋介石消耗战略的一次彻底的演练。蒋介石称，“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启用的卫戍总司令陈诚

　　1938年8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召集了武汉守区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敌机空袭频繁，三镇的战争气息日趋浓厚。面对日军已经掌握了我方各种防务措施，因而攻势势如破竹，眼看武汉岌岌可危。在这样情况下，国民政府勉强接受了苏联总顾问崔可夫中将的建议：彻底改变原来的全面防务措施，特别是沿江一带从安庆上游直到鄂州城黄州这样千里防线的防务，在大江南北两岸修筑起几百座苏式钢骨水泥小炮台——托契卡。此项国防攻势由蒋介石派副委员长冯玉祥会同苏联顾问监造。同时开始第二次迁都，从武汉再迁重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全面开展，动员疏散三镇居民，构筑防空洞和地道，撤退外侨，将大批木船满载石块、黄沙、废铁等物准备沉下封江等等。

　　1938年7月7日的《武汉日报》刊载，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分析当时局势，“敌人虽然表面上侵占了许多重要的据点，但是他们的矛盾与困难，却与日俱增，铁的事实证明敌人愈战愈弱的破绽，已经一一暴露出来”。陈诚提到的“破绽”是，“敌人兵力牺牲巨大，军火巨量耗损，军费巨额增加；敌人战斗力削弱；敌人越深入则兵力愈不敷分配”。

　　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在太原失守后，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1938年7月，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最终选择的得力军事将领是主战最力的陈诚。陈诚在武汉就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后，一跃而为政治风云人物了。据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回忆录《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记，陈诚当时说：“蒋委员长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领导大家打倒他。”郭大风认为，“这正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线，陈诚对于抗日是积极的，反共也是积极的”。

　　蒋的“分寸”：与日秘密会谈

　　1938年10月7日，毛泽东急电长江局，对宣传鼓动工作做出指示。“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应该“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最艰苦的持久战”。周恩来立即撰写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连载于《新华日报》。

　　《斯诺眼中的中国》描述了斯诺当时在武汉经历的情景，“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的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人民的情绪很激昂，他们的顽强、坚毅和镇静是一种鼓舞。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作出贡献和牺牲，可是没有被动员起来。想去动员人民的人却受到重重阻挠。如果武汉、长沙的城市居民和它们周围的两千万居民都被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武装，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无法占领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武汉是守得住的。”

　　日本对中国一直是“战”与“和”两手同时进行，日本人在攻打武汉之前，对蒋介石是以“战”为主、“和”为辅。南京沦陷后，日本一直找机会与国民政府谈判，主要表现在日本与孔祥熙之间，但是蒋介石在1938年至1942年间也一直没有中止同日本人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策划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但也有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例如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等。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

　　长年研究蒋介石秘档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早年的蒋介石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者，有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九一八事变”后，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兴奋，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

　　国民党内部，孔祥熙对战争也比较悲观失望，有文字记载，孔给蒋写过很多信劝和。武汉会战前后，孔写信给蒋，说国际援助绝对没有什么希望，经济上也支持不下去，有“和”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蒋常常因此批评孔，但是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孔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冯玉祥日记》)

　　蒋和谈的目的，一是刺探情报、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再就是看日本的诚意如何，和谈的条件怎样。他对谈判的基本态度：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蒋介石认为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第二，东北问题以后再伺机解决。蒋介石到重庆之后说过，“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以前的状态”。1942年以后，抗战形势好转，蒋与英美结成联盟，对形势比较乐观的蒋的说法改为，这个“底”就是要恢复全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和朝鲜。

　　1938年9月29日的夜里，毛泽东没有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留宿，当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天开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从战火中的武汉回来的周恩来、王明都住在了会议召开地桥儿沟。桥儿沟有一所20年代修建的教堂，到现在为止，这所有着彩色玻璃的教堂还是很醒目地突出在陕北特有的窑洞风景中。当年，这所教堂是当地的豪华建筑，最要紧的是，教堂边有一排石筑的窑洞，正可以当作招待所，安排这批从各地返回开会但在延安城没有住所的中共高级官员。

　　“当年这种石筑窑洞是最高级的住宅了，比土窑清洁、安全。”延安杨家岭革命遗址的讲解员在介绍当年延安的住宅时说。在杨家岭，石头窑洞是给50岁的朱德住的，他年纪大，受特殊照顾。

　　毛泽东骑着自己长征时期的那匹四川矮腿马，向城内住宅稳当地走去，这匹花马1941年老死在延安。现在从延安城内到桥儿沟只需15分钟的车程，当年他却要骑马花近一小时，住在路旁迟睡的居民当时肯定听见了那马蹄声。1938年的延安是安定而富足的，由于八路军军饷充足，老百姓当时甚至不用交公粮。

　　当年城墙还在，延河水也很宽阔。毛泽东走到河边，拉过来无人摆渡的渡船，人和马一起站上去，回到了他那时尚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住宅。此地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址只有5分钟的行程，他经常从住所走过去作报告——这里汇集着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热血青年。毛之所以要赶回城内，一是石窑洞的“高级宾馆”不敷分配，二是他和当时尚在抗大学习的江青的恋爱关系已经经过了1938年8月份的“组织审查”。

　　会议之争

　　教堂并不是开会地点，“当时是搭棚子在旁边开会的”，教堂边陕西艺术学校延安分校70多岁的看门人说，现在教堂却被当成了当时的会场遗址，大概是该建筑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米世同说：当时搭棚子开会，一是因为人多，有57个人，还没加上工作人员；二是为了安全，防备日本飞机轰炸。

　　当时日本军队确实得到情报，说共产党有一高级干部会议要在延安召开，但是他们的情报不准确，对会议时间的报告完全错误，所以直到11月20日才来延安轰炸。当时延安城被炸掉一半，毛在凤凰山的住宅旁的山坡上也丢下了炸弹。1951年米世同他们整修遗址时还从那里挖出一个一米多长未爆炸的炸弹，“毛泽东真是命大”。日军的轰炸让中共各机关搬到了延安城外。

　　当年教堂的坡下面就是一个军用飞机场，“那时候机场简单，用石碾子压出一块空地就能当机场。延安先后有好几个这样的机场。”米世同说。不少从前线回来的指战员就是坐军用飞机降落在这小机场上的。会议结束后的傍晚，他们到机场上散步休息，朱德、邓小平、徐海东、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罗荣桓等人留下了在机场的一张大笑着的合影。

　　当时这些指战员们在前线指挥战斗已经一年多，与日军的血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提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一年前八路军初改编时，即使是朱德，也和毛泽东的想法不尽相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说：“刚开始毛泽东的游击战观点几乎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和过去的经历都使他成为一个实际的人，“他就是要保存实力去争取胜利。”国民党希望八路军能担负一部分战线的防守任务，正面和日军作战，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军队在党内都很有市场。

　　几场血战使朱德、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认识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伟大：即使是平型关大捷这样的伏击站，八路军也损失了600多人，八路军的人员和装备都与日军无法相比。杨奎松说，毛泽东一直要保存军队实力，致力于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想法在一年前的洛川会议上提出没有得到普遍回应。随着武汉会战的深入，局势使得保存实力、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尤其迫切。就在开会前的9月26日，毛泽东还和朱德、刘少奇一起致电聂荣臻等人和冀东特委，“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自始至终，毛泽东坚持着他游击战想法，一直不断通过电报向前线的指战员们传达他的想法。

　　针对日军在武汉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应该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和削弱敌人，发动广泛的抗日活动”。9月29日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急于说服大家的，是他的关于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而他最难于也最需要面对的对手，是半年前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

　　按照1942年起在延安工作了3年的苏联塔斯社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印象，王明是个个子不高的人，“有双聪明的眼睛”。而毛泽东是“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背有点驼。穿着补着补丁的军服”。根据斯诺的记载，毛甚至一面和他谈话一面抓虱子。彼得把他对中共这批高级官员的印象写在他的《延安日记》里面。

　　王明是从武汉长江局回到延安开会的，他依然喜欢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一开口就引经据典，和他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来时一样。当时，他和康生等人一起飞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欢迎他们时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王明不遗余力推行的是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想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成法国的人民战线模式，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毛泽东的观点和他的军事思想一样，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的态度是，既然大家不同意，那我们走着瞧。”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王明针对毛的主张，明确提出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次会议因此没有形成决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既同意王明批评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没有充分认识”，也强调“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要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这次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要在武汉开会。“一切都要服从保卫大武汉。”尽管遭到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反对，但他始终坚持要在武汉开会，并且要刚从苏联回来，带着共产国际指示的王稼祥去武汉向他汇报。王稼祥当时给他的回电不很客气：“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后来，在得到会议由他做政治报告的承诺后，他才到延安开会。

　　到延安后，王稼祥告诉王明，季米特洛夫的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选择了毛泽东

　　王稼祥在9月29日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这位“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的政治局委员是在1938年3月去苏联养病的，现在他的病态还是很明显，非常消瘦，但是他的话却非常有力。除了报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外，他还口头带来了季米特洛夫的话：“要服从党的领导，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事实上，王稼祥早在长征期间就和毛泽东多次打过交道，他知道毛对战争有自己的想法。在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稼祥被炸弹炸伤，躺在担架上行军，而腿有毛病的毛泽东也在担架上度过，两个人经常交流关于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曾经说服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意改变红军行进的方向。

　　“当时和共产国际联系紧密的人中，任弼时、王稼祥其实都和毛泽东没什么私人交情，但是他们党性都很强，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康生就不同，他是看风头的，看谁得势就跟谁。所以陈云说康生‘是鬼不是人。’”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这样，与王明私交不错的王稼祥毫无顾忌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王稼祥当时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在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选择毛泽东并不是无因之果。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的研究，所谓的共产国际一直打击毛泽东的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展现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被共产国际看中，1934年以后，苏联的各种刊物上就特别推崇毛泽东。在苏联翻看文献时杨奎松发现：“当时报刊说他是中国最主要的军事领袖。”1935年，苏联报刊开始发表毛的著作，而且在报纸上介绍他的生平，在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会议上，毛被推举为共产主义的旗手之一，共产国际已然认为毛是中共的领袖人物。

　　然而，中共中央到陕北和莫斯科联系上之后，共产国际发现当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没有抓住，而是在反蒋，于是派王明回国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就是带着这使命而来的。

　　按照中央党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室编辑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来看，王明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交很好：王的女儿是季的养女，但是季米特洛夫对于王明的想法还是看得很透彻，在王明回国前还是提醒他：回国后要和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即使推举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要建立党的集体领导，不要自封领袖。

　　莫斯科要求王明搞集体分工，所以毛泽东负责的统战工作分到王明手中，毛泽东负责军事。但当时统战工作是抗战中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一时间，王明权力大为集中，也导致了他的种种做法——“长江局简直是另一个中央。”刘煜说。矛盾在中共内部形成，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派王明回国夺权的意思，所以王明和毛泽东的问题出现之后，共产国际站在毛这边，“他们很明确地希望推举毛泽东当党的领袖。”杨奎松说。王稼祥正是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已经身败名裂，王明的坚决支持者已经没有了。

　　在会议上，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这种思想也和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分属不同阶级的坚定看法分不开，他说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就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去做即可；我们不能自己束缚手脚，要在统一战线中有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杨奎松说。

　　毛泽东并没有尖锐批评王明，后来他自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记录上，我们并没有尖锐批评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一些问题，在实际中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那个阶段说话相当谨慎，从来不是给人定性。”刘煜说。

　　当天，主席团还决定，毛泽东负责起草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给正在武汉战场上的蒋介石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局势紧张而让周恩来立即返回，向蒋转达共产党中央意见，商议一切。此信由周恩来在返回武汉后的10月4日当面交给了蒋。

　　其实，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早就被周恩来介绍给了白崇禧。白很是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说法和毛的观点异曲同工。”刘煜说。武汉会战的紧张时刻，毛起草的信件无异于给蒋介石一些定心丸。

　　虽然这次会议上，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被否定了，但是他并不服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事后他又多次和毛争论，而且每次一争吵就不可开交。每次都是吵到吃饭时间，已经成为毛的妻子的江青会站出来说：“这两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然后和王明的妻子叫各人的丈夫回家吃饭。

　　抗大歌声

　　“当时的延安城，半个城里面都是抗大的歌声。”米世同说。9月29日的夜晚，抗大的歌声也没有停止，这里是当时延安最有活力的所在。常唱的是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承担。”

　　抗大是在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抗战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每期学员培训不过几个月，思想政治课为主。实行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教育委员会主席就是毛泽东。按照道理，他是只需要在典礼上露面就可以了，但是，认识到通过学习启蒙思想、统一思想重要性的毛泽东习惯来抗大做各种报告，在这里定期开设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他就是觉得党内不团结，而这样的局面应该通过学习，开阔眼界、提高辩证唯物主义觉悟来改变。”刘煜说。

　　“他很会演说，给那些来延安的革命青年讲课不拿课本，比如说他第一个报告的名字就是‘革命与恋爱问题’。”米世同说。再者，他能够就小事联系到大事，比如一些学生不爱做操，他就从作战需要讲起，提出对抗日军就要靠经常爬山，以提高战斗力。并且说红军长征就是爬山快，才甩掉了敌人，应该继承这光荣传统。“他讲课方式很独特，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教大家对遇到的问题拿出办法，出主意，考虑如何解决。”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说。

　　现在，崭新的抗大纪念馆办在当年的旧址之上，前面就是延安最繁华的二道街，所以纪念馆的一部分尾楼也租给了商场，正在热闹地进行“上海服装展销”。据说在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时抗大校舍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对于大多数抗大学生而言，本来校舍也不重要，几间狭小的平房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学生。全国的进步青年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涌来，海外华侨也为数不少：先后招收了74人，女生有45人。他们的课堂在延河边上居多，晴朗的天气里，搬起几块石头就是课桌。

　　毛泽东给他们的几大任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切，也是为了在敌后建立广泛的根据地培养扎实、充足的人才。

　　1938年8月底，大批爱国青年的涌入使抗大连住宿也成为问题，于是开始了建校劳动，第三期学员半个月突击下来，挖了175孔窑洞，修了3000米长的抗大公路。9月29日的夜里，那些新窑洞刚刚使用，很多就在毛泽东的凤凰山住宅附近，这些窑洞到毛的住所也只有五六分钟路程。他给他们的新校舍写下的题词是：“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和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

　　当时抗大条件艰苦，被人形容为“军事共产主义”。对于大多数南方来的学员来说，要把吃大米的习惯改成吃小米杂粮，就很难忍受。三期学员刘大年回忆：“饿了宁愿喝白水，也不接受面汤。”住窑洞更是头遭，十几个人住一孔窑洞，睡觉、吃饭、学习讨论都在里面。“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到延安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第一课，这课程为抗大的学员们如何与劳动人民结合，担负一定的责任打下了基础。所以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驻地的抗日歌声彼落此起，洋洋乎盈耳”。

　　在女学员中，江青是引人注目的。“按照条件，她应该进陕北公学，因为并没有过硬的党组织介绍。但是照顾她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所以也和其他组织介绍来的青年一起进了抗大。毛泽东从前没有注意她，直到她在中央大礼堂演出《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后才知道她。”米世同说。当时城内的另一座教堂被改为中央大礼堂，江青的演出使她迅速出名。其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江青从7月中旬起，经常到毛的住所来请教问题。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完成了对江青的历史调查，这个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的经历被查得一清二楚，不仅包括她的革命历程，还包括她曾经的爱情与婚姻。调查结束后，张闻天代表党组织找毛泽东谈话，并且把结论给他看，并不赞成他与江青交往，毛当时勃然大怒。

　　康生早年认识江青，他代表社会部给江青一份书面证明：“她历史上清白，政治上无问题。”毛泽东将康生的书面证明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然后上交书记处，从此，他们的往来没有受到干涉。9月29日，正是毛泽东与江青热恋期中的一天，这时距他们结婚仅一个月。

　　1942年来到延安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看到的江青已经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掌管毛的一切机要通讯，了解他的一切计划。“她总是那么健谈、和蔼。”身材苗条、有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的她给彼得的印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楚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

　　等11月初，毛泽东和江青住在一起，“请大家抽烟吃糖，成仿吾也是他们的客人。他回延安时告诉我这件事。”米世同说。由于当时没有结婚登记这么回事情，所以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日期就此湮没不可记，“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