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之爱妻有毒妈妈网:铁凝短篇小说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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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 嗽 天 鹅
天越来越冷了。早上，刘富鞧在被窝里拿被头围住下巴，一边不愿意起床，一边又想着，今天无论如何得看准机会再给省城的动物园去个电话。天真是越来越冷了，院子里那只天鹅，说什么也要给动物园送去。
刘富在镇上给镇长开车。这镇是个山区穷镇，镇长的车是辆二手“奇瑞”。车到刘富手里时，已经跑了快三十万公里了，可刘富照样把它拾掇得挺干净。前一位司机在车门上拴了根聚乙烯绳子，绳子上搭着擦汗的毛巾。刘富看着很不顺眼：这可是轿车啊，轿车又不是工棚，哪有随便往轿车上拴绳子的！刘富一边在心里强调着“轿车”，一边扯掉绳子，把毛巾扔到远处——他嫌那毛巾的气味不好。
刘富爱干净，像是天生的。小时候，他最怕阴天下雨。那时他站在屋门口，眼看着雨水和着院子里的鸡屎、猪粪、柴草、树叶，把院子下成个脏污的大泥坑。他不肯向这泥坑下脚，为此甚至不打算去上学。有一次他还气愤地大哭起来，让家人以为他突然受了什么惊吓。后来他长大了，离开他的村子去省城当兵，在部队学会开车，并被选中给省军区一个副政委当驾驶员。虽然刘富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的镇上，但他毕竟去外边开过眼界。他变得更爱干净，并且滋长着一点从前并不明显的小傲气。比如他经常对香改说：“就你，要不是为了让我妈高兴，打死我也不会娶了你。”
香改是刘富的老婆，人长得好看，却生性邋遢，手脚都懒。结婚之后，刘富从来没在自家的大衣柜里找到过要找的衣服。那衣柜永远是拥挤混乱的，要么是某只袜子挤住合页使柜门怎么也关不住；或者一拉开柜门，里边的衣物犹如洪水猛兽奔涌而出，劈头盖脸倾泻在刘富身上。这很让刘富受不了，就为了这个，他和香改闹起离婚。女儿没出生时就闹，生了女儿还闹，最近三年又一直闹。香改终于抵抗不住刘富的坚决，好比刘富爱干净一样，香改爱邋遢，也像是天生改不了的。所以有一天她说：“离就离，缺了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意思是，没了你我也能活命——说不定活得更好。刘富说，话已出口可不能反悔。香改说知道你还惦着人家副政委的闺女呢。刘富说，哼，司令的闺女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香改说这家真是盛不下你了！话没说完突然大声咳嗽起来，从此这咳嗽没有一天断过。香改的咳嗽咳得刘富脑仁儿疼，当他脑仁儿疼的时候他甚至看见了脑仁儿的样子，就跟核桃仁儿差不离吧——这附近的山里出产核桃。香改咳嗽着索性躺倒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了，包括不再给刘富做早饭。
现在，刘富钻出被窝洗漱完毕，空着肚子来到院里，西屋响起香改的咳嗽声。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刘富住东屋，香改和女儿住西屋。刘富朝东窗根望望，那儿有个半人高的临时小窝棚，是刘富给天鹅搭的。那只天鹅，刘富一睁开眼就想起的天鹅，在这时好似响应着香改的咳嗽一样，从窝棚里伸出雪白的长颈也“咳、咳、咳”地高声叫起来，又仿佛是同它的临时主人刘富打着招呼。每逢这时刘富就想：怨不得这天鹅名叫咳嗽天鹅呢，一叫还真像咳嗽一样，可真不怎么好听。
这只天鹅是镇长送给刘富的。两个月前刘富和镇长去了一趟内蒙古的蓝旗看亲戚，临走时镇长的亲戚用个竹筐把天鹅装上，塞进“奇瑞”的后备厢对镇长说，每年秋天都有天鹅群经过他们村边的大洼飞往南方过冬。那天他去大洼里拾野鸭蛋，发现了芦苇丛里的这只天鹅：耷拉着脖子，猫着，一看就是只病鹅。亲戚说他知道天鹅是珍贵动物，就把它弄回家想先给它治治病。可它不吃不喝一个劲儿拉稀，村中兽医也不知怎么对付天鹅。有村人说，眼见着活不了几天了，等它死不如杀了吃肉。亲戚说他下不去手啊，正好你们来了，就给你们捎上，我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天鹅随镇长离开蓝旗，乘坐“奇瑞”奔跑八十公里来到镇长的镇上。刘富把车在镇长家门口停稳，下车打开后备厢，掏出装着天鹅的竹筐就往镇长院里走。镇长却用身子挡住院门说别别别，这天鹅就归你刘富了。刘富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镇长说你看我忙成这样哪有工夫管天鹅呢。刘富说人家不是叫你杀了吃呀。镇长说，你听说过那句老话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咱们是俗人，不敢乱吃。我要是吃了它，不是找着当癞蛤蟆啊。
镇长把话讲到这个份上，那不由分说的口气，和他那位蓝旗的亲戚不相上下。刘富便不敢不接下这天鹅。他拉着天鹅往家走，心里有几分恼火。平白无故的，怎么就非得他来管这只天鹅呢。因为从小讲究干净，刘富连家里养的猪、羊、鸡、狗都不靠近，现在带只病鹅回家，可真不是像歌里唱的——出于爱心，无可奈何罢了。他打算过几天怎么也得把它给出去。
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刘富的女儿热烈欢迎。女儿正念初中，立刻上网查了天鹅的资料，对照着家中这只活生生的鹅，她得出结论，它的学名应该是大天鹅，也叫黄嘴天鹅，咳声天鹅，属鸟纲，鸭科。全身羽毛雪白，身体丰满，嘴基本是黄色，且延伸到鼻孔以下。嘴端和脚呈黑色，腿短，脚上有蹼。主要生活在多芦苇的湖泊、水库、池塘中。全球易危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女儿把这些信息告诉刘富，刘富听得清楚明白，尤其记住了咳声天鹅四个字，只是把咳声天鹅听成了咳嗽天鹅，从此没改口。
天鹅来到刘富的家，虽然还是无精打采，不吃不喝的，却一时没有被刘富“给”出去。刘富虽然对它很不耐烦，但还是和女儿研究起怎么给它治病。网上显示的资料说天鹅容易患肠胃炎，刘富蹲在院子里观察天鹅，猜这天鹅说不定得的是肠胃炎。刘富自己就常闹这病，司机的生活不规律，大多都有这病。刘富大胆给鹅用药，氟哌酸加黄连素，只两天，这鹅竟然好了起来，也吃也喝了，那咳嗽一般的叫声也亮堂了。天鹅该吃什么也是女儿从网上查得，它爱吃水生植物的根、茎、叶和软体动物，昆虫、蚯蚓什么的。这使刘富想起镇长那位内蒙古蓝旗的亲戚，天鹅就是病在那儿的芦苇丛里。可惜刘富这山里小镇缺的是水，和水有关的植物、动物实在有限，蔬菜也卖得很贵。头两天女儿只喂了它剁碎的白菜帮子，觉得没营养，就又上网查。这次查到了省城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有个天鹅馆，天鹅馆里的天鹅吃油菜、白菜、胡萝卜、鸡蛋、蚯蚓，还有掺了维生素的玉米粉什么的。刘富对女儿感叹说，这比人吃得也不差呀，就说鸡蛋吧，你爸也不是天天吃呢。
刘富不是不爱吃鸡蛋，他对饮食的安排自有一套算计。给镇长当司机就免不了随镇长出去吃喝，地方越穷，吃喝风越盛。刘富在家粗茶淡饭，好吃的都留给女儿，再馋也硬扛着。攒足了劲，在外边吃喝时便不遗余力，每回都把自己撑个半死。香改和女儿都知道刘富的算计，香改的炊事本领本来不强，更乐得省心省力。特别当她明确同意离婚以后，常回娘家去住，干脆就不给他做饭。香改的娘家也在镇上，女儿放了学就去姥姥家吃饭。现在一只天鹅就得每天吃家里一个鸡蛋，刘富很心疼。可他又知道，女儿要什么是不管他心疼不心疼的。再说，这天鹅在家里养了些日子，还显出和刘富挺亲，每天早晨刘富一出屋门，它准在东窗根的窝棚里咳、咳、咳地大叫几声，问好似的。常常在这时，西屋的香改也会咳嗽起来，好似迫不及待和天鹅比着赛。刘富不为天鹅的“问候”所动，他只觉得自己倒霉，稀里糊涂家里就添了女人的咳嗽和咳嗽的天鹅。
转眼间，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已经两个多月。一天早晨，刘富在院子里迎接了天鹅的问候之后，就见它步履踉跄地从窝棚里钻出来，站也站不好，走又不敢走似的。刘富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立刻发现了问题：这天鹅的脚蹼已经干裂。刘富的脚就在这时也突然不自在起来，脚趾缝之间像有利刃在切割，凉飕飕地刺痛。女儿放学回来，刘富催她赶快上网再查。原来天鹅只能旱养两三个月，离开水过久脚蹼就会皴裂。刘富这才用心想想“候鸟”这个词。天鹅是候鸟，刘富的小镇既寒冷又没水，能管天鹅一时，却管不了它的一世。
哪里能管它的一世呢？刘富问女儿。女儿想了想说：动物园。
省城动物园有个天鹅馆，专门养天鹅的。刘富见过网上的图片，天鹅在馆中的水池里嬉戏。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天鹅馆的电话，写下来交给刘富说，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我们有一只天鹅要送给他们。
刘富接过电话号码，心想这网啊真是个好东西，天下没它不知道的事。又觉得女儿也挺不简单，小小的人儿，已经能指挥老子了。
刘富没有在家里给动物园打电话，他也不用自己的手机联络这样的事——不划算。他到镇政府办公室用公家的电话和省城联系，有点偷偷摸摸，可也无伤大雅。刘富每次用公家电话时都在心里鼓舞着自己说，谁也不能说我这就是私事。从根儿上说，这天鹅的事本来是镇长的事。刘富一连打了很多天电话，终于有一次打通了省城动物园的天鹅馆，接电话的是位男同志。刘富问他贵姓，对方说免贵姓景。刘富说景馆长好。对方说我们这儿不叫馆长叫班长，刘富说景班长好，然后就说了要送天鹅的事。景班长说对不起我们不直接从私人手里收养天鹅。刘富说可是它的脚蹼都裂了呀，我们这地方又没水，看着怪可怜的。景班长说我告诉你个号码，你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我们只接收他们批准派送的动物。
刘富就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几天之间打了五次，到第六次通了。刘富说了自己的意思，对方问了刘富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又问天鹅的来历、外貌、年龄。刘富一一作答，唯一答不上来的是这天鹅的岁数。最后对方说考虑考虑再决定给他开介绍信。
过了一个礼拜，眼看着腊月近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没消息。刘富就又去办公室打电话，问对方是不是批准他往动物园送天鹅。对方说我们没见这只天鹅，不好下结论是不是能送给动物园。刘富说那你们可以来看看。对方说你那个镇离省城二百多公里，我们为了看一只天鹅得花多少行政成本啊。刘富有点不悦，说你们这个协会不就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吗？不在这上花成本你们还干什么呀！对方听不得这个，啪地挂断了电话。刘富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觉出自己的话太硬，弄得事没办成还伤了和气，这电话怎么说也还得打。
就又打。再打电话刘富低声下气的，说了很多他们这里养天鹅的难处。又经过十多天四五个回合，对方不再坚持要求目睹天鹅，终于答应刘富，批准他把天鹅送往省城动物园，并说念刘富这样执著，介绍信也免开了，他们会直接通知那位景班长，他们和动物园有业务关系。
于是，这个寒冷的早晨，香改和天鹅一块儿咳嗽起来的早晨，刘富赶紧又去镇政府办公室给天鹅馆的景班长打了电话。景班长在电话里说，他已经接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电话。还说我算服了你了，为这么一只天鹅，你看你打了多少电话啊。什么时候把天鹅送来，我请你喝酒。
刘富终于等到了去省城的机会——司机是不乏这类机会的。镇长一个在省城的亲戚生病住院，想吃这里的特产——土鸡和紫心地瓜。镇长就派刘富开车把地瓜和土鸡送往省城。
晚上，刘富对女儿说了动物园要收下天鹅的事，女儿说，明天早晨我要再喂它一个鸡蛋。然后，刘富又把香改叫到东屋说，明天你也跟我去趟省城。你那咳嗽从来也没好好治过，离婚之前，我得给你把咳嗽治好。香改不吭声，不吭声就是同意。兴许住娘家让她住出了甜头——娘家人不挑剔她邋遢，一回娘家她就浑身自在，离婚这事，也就越发显出不那么可怕了。
第二天天刚亮，刘富就把“奇瑞”擦洗得锃明瓦亮。他把天鹅装进当初那个竹筐，让天鹅和香改都坐在后排座上，他带着天鹅和香改趁着早起开赴省城。
中午之前他们就顺利到了省城，先去医院把该送的东西送到，接着他们直奔动物园。途中他们路过了省军区大门口，刘富当兵时住过的地方。刘富看见了那大门，他猜后排的香改也看见了。他想起香改讥讽他惦记副政委的女儿，那真是香改说颠倒了啊。当年是副政委的女儿看上了刘富，有一次非要把他放在车上的衬衫拿回家洗，刘富不让，那女孩便大发脾气，跑进厨房一口气摔了四个盘子。后来刘富就复员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刘富并不懂得什么叫伤感，他不满意眼下自己的日子，但也从来没有想念过那位副政委的女儿。
刘富把车在动物园停车场停好，搬下装着天鹅的竹筐，对车上的香改说，你就坐在车上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
这是一个晴天，风硬，太阳却很明亮。刘富带着天鹅来到动物园门口，对检票员说了要送天鹅，让他给景班长打电话。检票员和天鹅馆通了电话之后，放刘富进园，并指给他天鹅馆的方向。园内游人不多，刘富很快就找到了天鹅馆：敢情有这么一大片水啊，三十来亩吧。那馆就在水的中央，孤岛似的。现在水面结了冰，一只天鹅也没有，想必都在那馆中的水池里。在天鹅馆通往岸边的弯弯曲曲的小桥上，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迎着刘富走过来，这当是景班长了。他一边对刘富道着“辛苦辛苦”，一边打量着他怀里的竹筐说，不错，是大天鹅，你在电话里总叫它咳嗽天鹅。
刘富随景班长进了天鹅馆，馆中的水池里，果然有一对对的天鹅在游动。刘富把竹筐放在地上说，看它这脚蹼裂的，快让它进水里泡泡吧。景班长说不忙，我们的人先要给它做体检，这是规定。说话间两个穿灰大褂的工作人员就领走了刘富的天鹅。
景班长在池边热情地为刘富讲解。他指着池中的天鹅告诉刘富，这一对叫疣鼻天鹅，在天鹅里算性情厉害的，叫声嘶哑；那一对红额头的黑天鹅叫澳洲黑，贵得很，万数块钱一只。还有那一对就不用我说了，和你送来的一样，大天鹅。我们这儿最多的就是大天鹅……刘富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老实说他对各种天鹅并不感兴趣，置身天鹅馆他只有一个很具体的愿望，他想亲眼看见他的那只裂了脚蹼的咳嗽天鹅下水入了池中天鹅的群，他也就算对得起它了，他也就算了了一桩麻烦事。在池边溜达了一会儿，景班长引刘富出了天鹅馆，领他进了旁边一间小屋，说这是他们的值班室。值班室不大，一张旧方桌四周，散放着几把木椅。景班长指了把椅子请刘富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说快中午了，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这大冷的天……刘富这才觉出饿来，却还是虚着推让了一下。景班长叫刘富不要客气，说饭就在这个值班室吃，说他在这儿吃了三十多年中午饭了。又不摆席，就是馒头粉条菜。刘富便也不再推辞。他端起那杯白开水，本能地观察着水杯的卫生程度。他发现这杯子油渍麻花的，就不再想喝。怕景班长看出他的嫌弃，又赶紧找个话题。他看见屋角堆着几只敞口的麻袋，里边是些黄豆大的褐色颗粒，他问景班长那是不是喂天鹅的料。景班长说是，说现在方便多了，都是这种加工好的成品饲料，里边各种营养成分按比例搭配，既科学又省事。不像三十多年前，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刚接替父亲到动物园上班，进天鹅馆喂天鹅，每天都得去饲养室领窝头，一个窝头就有海碗大，回来要切成小丁，一天得切一百二十多斤，切得他手腕子发抖啊。刘富就说，真是干什么也不容易，看不出喂天鹅也是个力气活儿呢。
两人说着话，有管理员已经在桌上摆出两副碗筷，两只青花瓷酒杯，一瓶“小二”——二两装二锅头，一碟花生米。景班长给刘富和自己斟上酒，刘富说这酒就不喝了，他开着车呢。景班长说两个人喝一瓶“小二”还能叫人开不成车？说完硬把酒杯塞进刘富手里。两个人真喝了起来。
一会儿粉条菜端上来了。
一会儿管理员叫景班长出去了。
一会儿景班长回来了。
一会儿一只热气腾腾的黑铁锅端了上来，锅里炖着灰褐色的大块的肉。景班长举起筷子冲着铁锅对刘富说，来，尝尝。
刘富说这是鸡呀？景班长说是鹅，你送来的那只天鹅。
刘富放下筷子，似懂未懂的样子。
景班长只好给他解释说，动物园医生已经为这只天鹅做了体检，结果是它太老了，足有二十五岁了，体内脏器严重老化，基本不再有存活的意义。
刘富说多老算是老啊？
景班长说天鹅寿命在二十五岁左右，你说它老不老。
刘富说可它正活着哪。
景班长说我们养这么一只老天鹅所要花费的成本你想过没有？
刘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天鹅馆的，只记得他摔了眼前一个酒杯。当他出了动物园，开了“奇瑞”的车门把车发动着之后，才觉出自己的脚趾缝一阵阵钝痛，像被长了锈的锯子在割锯。他把头伏在方向盘上闭住眼，眼前立刻是黑铁锅里被肢解了的白天鹅。刘富的整个脑袋顿时轰鸣起来。他没有想到，这只麻烦了他几个月的天鹅，竟会让他的心有那么大的说不出的难受。该怨谁呢，他想不清楚。回到家又怎么向女儿交代呢，他更想不清楚。这时从车厢后排座上传出一阵咳、咳、咳的咳嗽声，刘富心里一惊：这不是我那咳嗽天鹅吗？难道它没有被送进黑锅它也没有那么衰老，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我做的一个乱梦？他惊着自己，从方向盘上抬起脸，却僵直着脖子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那咳嗽声便永远消失。但咳嗽声没有消失，只是由咳、咳、咳变成了吭、吭、吭，像是忽然被人捂住了嘴。刘富小心翼翼地扭转头朝后排座看去，他看见了歪坐在那里不急不火的香改。
刘富如果不在这时往后看，他就真的记不起香改还在车上等着他。大半天时间他已经把她给忘了，他原本要在离婚前给香改治好咳嗽的。是啊，咳嗽，刘富曾经那么厌恶香改的咳嗽，他也同样不喜欢天鹅的咳嗽。每当女人和鹅同时在院子里咳嗽起来，他就觉得他的生活纷杂、烦乱，很没有成色。但是就在刚才，当他听见后排座上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时，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
刘富发动了“奇瑞”一心想要快些离开省城，路上他只下了一次车给香改买了一套煎饼馃子。香改不挑食，也不抱怨刘富丢她在车上那么长时间，只扎着头吃煎饼馃子。吃了一会儿才冷不丁问刘富一句：“哎，你不吃啊？”刘富摇摇头，香改就又自顾自地吃起来。唉，这就是香改了。刘富叹道。其实香改从来就是这样吧？只是他忘了她从来就是这样。他没有在医院门前停车，也没有征得香改的同意。也许他是想，要是从今往后给香改治咳嗽还有的是时间，他又为什么非在今天不可呢？也许他是想，眼下回家才最是要紧。他记起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年已经不远了。
原刊责编 王童
伊琳娜的礼帽
我站在莫斯科的道姆杰德瓦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懂俄语的人告诉我，“道姆杰德瓦”是小屋的意思。那么，这个机场也可以叫做小屋机场了。
这是二○○一年的夏天。
我本来是和我表姐结伴同游俄罗斯——俄罗斯十日游，我们都曾经以为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旅伴。不是有中学老师给即将放假的学生出过那么一道题吗：从北京到伦敦，最近的抵达方法是什么？答案不是飞机、网络什么的，而是：和朋友一起去。听起来真是不错。其实呢，旅途上最初的朋友往往会变成最终的敌人。我和我表姐从北京到莫斯科时还是朋友，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时差不多已经成了敌人。原因是——我觉得，我那位表姐和我，我们都是刚离婚不久，我们在路上肯定会有一些共同语言，我们不再有丈夫的依傍或者说拖累，我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诅咒前夫。但是——居然，我表姐她几乎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开始了她新的恋爱。我们邻座的那位男士，和我们同属一个旅行团的，一落座就和她起劲地搭讪。我想用瞎搭葛来形容他们，但很快得知那男士也正处在无婚姻状态，真是赶了一个寸劲儿。我这才发现我表姐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并且善于讨好别人。我就没那么乐观了，与人相处，我总是先看见别人的缺点，我想不高兴就不高兴，也不顾忌时间和场合。我把脸一耷拉，面皮就像刷了一层糨糊，干硬且皱巴。这常常把我的心情弄得很沮丧。而当我对自己评价也不高的时候，反过来会更加恼火别人。在飞机上我冷眼观察我们的男邻座，立刻发现他双手的小拇指留着过长的指甲。他不时地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跷起一根小拇指把垂在额前的头发往脑袋上方那么一划拉，那淡青色的半透明的大指甲，叫人不由得想起慈禧太后被洋人画像时戴了满手的金指甲套：怪异，不洁，轻浮。加上他那有一声没一声的短笑，更是有声有色地侵犯了我的听觉。到达莫斯科入住宇宙大饭店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感受告诉给我表姐。她嘿嘿一笑说：“客观地说，你是不够厚道吧。客观地说，他的有些见解还真不错。”我于是对我的表姐也有了一个新发现，我发现她有一个口头语，那就是“客观地说”。什么叫“客观地说”?谁能证明当她说“客观地说”的时候她的说法是客观的呢?反倒是，一旦她把“客观地说”摆在口头，多半正是她要强调她那倾向性过强的观点的时候。我因此很讨厌我表姐的这个口头语。
当我站在“小屋”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的时候，我归纳了一下我和我表姐中途分手的原因，仿佛就是那位男邻座过长的指甲和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这原因未免太小，却小到了被我不能容忍。我们从莫斯科到达圣彼得堡后，我耷拉着脸随旅行团勉强参观完铁匠大街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故居，听一位精瘦的一脸威严的老妇人讲解员讲了一些陀氏故事。没记住什么，只记得老妇人嘴边碎褶子很多，好似被反复加热过的打了蔫儿的烧卖。还记得她说陀氏的重孙子现在就在陀氏故居所在的街区开有轨电车。对这个事实我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意：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的大人物，他的后代不是也有开有轨电车的么。我想起我母亲也是个作家，而我也没能按照她的希望出人头地。我的职业和婚姻可能都让她悲哀，但不管怎么说，我好歹还是个身在首都的国家公务员。我对我母亲的书房和文学从来就不感兴趣，所以，当我看见我表姐和她的新男友脑袋顶着脑袋凑在陀氏故居门厅的小柜台上购买印有这个大人物头像的书签时，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我要离开他们，一个人先回国。我没能等到返回我们所住的斯莫尔尼饭店，就皮笑肉不笑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表姐。她怔了怔说：“客观地说，你这是有点儿耍小孩子脾气。还有四天我们就能一起回去了。”我则在心里念叨着：别了，您那“客观地说”!
我想直接飞回北京但是不行，旅行社告诉我必须按他们合同上的计划出境。我应该从莫斯科飞哈巴罗夫斯克，再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牡丹江。这是一条费事但听说省钱的路线，为此我愿意服从旅行社。二○○一年夏天的这个晚上，我在陈旧、拥挤的“小屋”机场喝了两瓶口味奇异的格瓦斯之后，终于等来了飞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是架陈旧的图—154。我随着客流走进机舱，发现乘客多是来自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人居多吧，只有少数莫斯科人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我既不懂俄语也分辨不清他们之间口音的差异，但说来奇怪，直觉使我区分出了莫斯科人和哈巴罗夫斯克人。我的座位在后部靠走道，能够方便地大面积地看清铺在舱内那红蓝相间的地毯。地毯已经很脏，花纹几近模糊，渗在上面的酒渍、汤渍和肉汁却顽强地清晰起来。偏胖的中年空姐动作迟缓地偶尔伸手助乘客一臂之力——帮助合上头顶的行李舱什么的，那溢出唇边的口红暴露了她们对自己的心不在焉，也好像给了乘客一个信号：这是一架随随便便的飞机，你在上面随便干什么都没有关系。我的前排是一男两女三个年轻人，打从我一进机舱，听见的就是他们的大笑和尖叫。那男的显然是个莫斯科新贵，他面色红润，头发清洁，指甲出人意料地整齐，如一枚枚精选出来的光泽一致的贝壳，镶嵌在手指上。他手握一款诺基亚超大彩屏手机正向一左一右两位卷发、浓妆的少女显摆。二○○一年的俄罗斯，手机还尚未普及，可以想象新贵掌中的这一超新款手机会在女孩子们的心里引起怎样的羡慕。似乎就是为了它，她们甘愿让他对她们又是掐，又是咬，又是捏着鼻子灌酒，又是揪着头发点烟。我闷坐在他们后排，前座上方这三颗乱颤不已的脑袋，宛若三只上满了发条的电动小狮子狗。这新贵一定在哈巴罗夫斯克有生意，那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是河港、航空要站，有从库页岛拉过来的输油管道，石油加工、造船、机械制造什么的都很发达。也许这新贵是弄石油的，但我不关心他的生意，只惦记飞机的安全。我发现他丝毫没有要关机的意思，便忍不住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请他关机。我的脸色一定是难看的，竟然镇住了手机的主人。他关了机，一边回头不解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说：您干吗生那么大气啊？
这时舱门口走来了乘坐这班飞机的最后两位乘客：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女人的手提行李不少，最惹眼的是她手里的一个圆形大帽盒。大帽盒在她手中那些袋子的最前方，就像是帽盒正引领着她向前。她和孩子径直朝我这里走来，原来和我同排，在我右侧，隔着一条走道。我这才看清她是用一只手的小拇指钩住捆绑那米色帽盒上的咖啡色丝带的，我还看见帽盒侧面画着一顶橘子大的男式礼帽。同样是人手的小拇指在动作，我对这个女人的小拇指就不那么反感。这个用小拇指钩住帽盒丝带的动作，让她显得脆弱并且顾家。这是一对属于哈巴罗夫斯克中等人家的母子，他们是到莫斯科走亲戚的。回来时带了不少东西，有亲戚送的，也有谨慎地从莫斯科买的。丈夫因事没和他们同行，她特别为他买了礼物：一顶礼帽。我在心里合理着我对这对母子的判断，一边看她有点忙乱地将手中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归位。她先把大帽盒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让由于负重而显出红肿的那根小拇指小心翼翼地从帽盒的丝带圈里摆脱出来，好像那帽盒本身是个正在熟睡的旅客。然后她再把手中的其他袋子放进座位上方的行李舱。最后她双手捧起了帽盒，想要为它找个稳妥的去处。但是，原本就狭小的行李舱已被她塞满，其实已经容不下这庞大的帽盒。女人捧着帽盒在通道上原地转了个圈，指望远处的空姐能帮她一把。空姐没有过来，离这女人最近的我也没打算帮她——我又能帮上什么呢?换了我表姐，说不定会站起来象征性地帮着找找地方，我表姐会来这一套。这时女人前排的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舱，拽出一件面目不清的什么包，扔在通道上，然后不由分说地从女人怀里拿过帽盒，送进属于他的那一格行李舱。随着那舱盖轻松地啪的一声扣上，瘦高男人冲女人愉快地摊了摊手，意思是：这不解决了吗?接着他们俩有几句对话，我想内容应该是：女人指着地上的包说，您的包怎么办呢?男人捡起包胡乱地塞进他的座位底下，说，它本来就不值得进入行李舱，就让它在座位下边呆着好了。女人感激地一笑，喊回她的儿子——萨沙!这个词我听得懂。其时萨沙正站在我前排那莫斯科新贵跟前，凝神注视着新贵手中的新款诺基亚。他不情愿地回到母亲身边，小声叨咕着什么。我猜是，女人要他坐在靠窗的里侧，就像有意把他和新贵隔离。而他偏要坐靠通道的座位。当然，最终他没能拗过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麦色头发、表情懦弱的孩子，海蓝色的大眼睛下方有两纹浅浅的眼赘儿——我经常在一些欧洲孩子娇嫩的脸上看见本该在老人脸上看见的下眼赘儿，这让孩子显得忧郁，又仿佛这样的孩子个个都是老谋深算的哲学家。
飞机起飞了，我侧脸看着右边的女人，发现她竟有些面熟。我想起来了，我在我那作家母亲的书架上见过一本名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旧书，书中卓娅的照片和我右边这位女邻座有几分相像。栗色头发，椭圆下巴，两只神情坚定的眼睛距离有点偏近。卓娅是我母亲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对我这种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她则太过遥远。当年我凝望她的照片，更多注意的是她的头发。尽管她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可从时尚的角度看，她一头极短的卷发倒像是能够引领先锋潮流。那时我喜欢她的发型，才顺便记住了她。现在我不想把飞机上我这位女邻座叫成卓娅，我给她编了个名字叫做伊琳娜。俄罗斯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我不在乎。我只是觉得我的邻座很适合这几个字的发音：伊琳娜。她的绾在脑后的发髻，她那有点收缩的肩膀，她的长度过于保守的格子裙，她的两只对于女人来说偏大了点的骨关节泛红的白净的手，她那微微眯住的深棕色的眼睛和颤动的眼皮，那平静地等待回家的神情，都更像伊琳娜而不是卓娅。有广播响起来，告知乘客这架飞机的飞行时间是九个小时左右，将于明晨到达哈巴罗夫斯克。飞机十分钟之后为大家提供一份晚餐，而酒和其他食品则是收费供应。
我草草吃过半凉不热的晚饭，三片酸黄瓜、几个羊肉丸子和油腻的罗宋汤。我得闭眼睡一会儿。哈巴罗夫斯克不是我最后的目的地，我还得从那儿再坐一夜火车。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真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呢?
当我睁开眼时，我发现这机舱起了些变化。多数旅客仍在睡着，变化来自伊琳娜前排座位。她前排座上的那个瘦高男人正脸朝后地把胳膊肘架在椅背上，跪在自己座位上和后一排的伊琳娜聊天。我暂且就叫他做瘦子吧，他的一张瘦脸上，不合比例地长了满口白且大的马牙。他这脸朝后的跪相儿使他看上去有点卑微，有点上赶着。不过他那一身过于短小的、仿佛穿错了尺码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本身就含有几许卑微。他的表情是兴奋的，手中若再有一枝玫瑰，就基本可以充当街心公园里一尊求婚者的雕像。伊琳娜虽然没有直视他的眼，却对他并不反感。他们好像在议论对莫斯科的印象吧，或者不是。总之他们说得挺起劲。没有空姐过来制止瘦子的跪相儿，只有伊琳娜身边的萨沙仰着脸警觉地盯着瘦子——尽管他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后来，久跪不起的瘦子终于注意到了萨沙的情绪，他揿铃叫来空姐买了一罐可乐和一根俄罗斯红肠给萨沙。果然，萨沙的神情有所缓和，他在母亲的默许下，有点扭捏地接受了瘦子的馈赠。他一手攥着红肠，一手举着可乐，对这不期而至的美食，一时不知先吃哪样为好。瘦子趁热打铁——我认为，他把两条长胳膊伸向萨沙，他干脆要求和萨沙调换座位。他有点巴结地说他那个座位是多么多么好——靠走道啊，正是萨沙开始想要的啊。萨沙犹豫着，而伊琳娜突然红了脸，就像这是她和瘦子的一个合谋。她却没有拒绝瘦子的提议，她默不做声，双手交叠在一起反复摩挲着。瘦子则像得到鼓励一样，站起来走到后排，把手伸到萨沙胳肢窝底下轻轻一卡，就将孩子从座位上“掏”了出来，再一把放进前排他的老座位。也许那真该被称作是老座位了，只因为座位的改变预示着瘦子和伊琳娜关系的新起点。难道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什么关系吗?
我看见瘦子如愿以偿地坐在了伊琳娜身边，他跷起一条长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向伊琳娜这边半斜着，脚上是后跟已经歪斜的尖头皮便鞋，鞋里是中国生产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穿的灰色丝袜，袜筒上有绿豆大的烟洞。我看出瘦子可不是富人，飞机上的东西又贵得吓人。但是请看，瘦子又要花钱了：他再次揿铃叫空姐，他竟然给伊琳娜和自己买了一小瓶红酒。空姐连同酒杯也送了来，并为他们开启了瓶塞。他们同时举起酒杯，要碰没碰的样子，欲言又止的样子，像是某种事情到来之前的一个铺垫。我看见伊琳娜有些紧张地拿嘴够着杯口啜了一小口，好比那酒原本是一碗滚烫的粥。瘦子也喝了一口，紧接着他猛地用自己的杯子往伊琳娜的杯子上一碰，就像一个人挑衅似的拿自己的肩膀去撞另一个人的肩膀。伊琳娜杯中的酒荡漾了一下，她有点埋怨地冲他笑了。我很不喜欢她这种埋怨的笑，可以看作那是调情的开始，或者说是开始接受对方的调情。
我在我的座位上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也可能是为了更便于观察我右侧的这对男女。我承认此时我的心态有几分阴暗，就像喜欢看名人倒霉是大众的普遍心理一样。虽然伊琳娜不是名人，但我觉得她至少是个正派女子。看正派女子出丑也会让我莫名其妙地满足。我觑眉皱眼地左顾右盼，并希望萨沙过来看看他母亲现在的这副样子。萨沙正专心地品味红肠，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见他小小的半侧面。我前排那三位“电动狮子狗”在睡过了一阵之后同时醒来。他们一经睡醒就又开始忙着吃喝，几乎买遍飞机上所有能买的东西。他们喝酒也不用酒杯，他们一人一瓶，嘴对着瓶口直接灌，间或也互相灌几口。他们的粗放顿时让伊琳娜和瘦子显得文明而矜持，如果你愿意也完全可以说是让他俩显得寒碜。当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杯中酒已经让伊琳娜放松了，她和瘦子从有距离的闲聊开始转为窃窃私语，她脑后的发髻在椅背的白色镂花靠巾上揉搓来揉搓去，一些碎发掉下来，垂在耳侧，泄露着她的欲望。是的，她有欲望，我在心里撇着嘴说。那欲望的气息已经在我周边弥漫。不过我似乎又觉得那不是纯粹主观感觉中的气息，而是——前方真的飘来了有着物质属性的气息。
从这机舱的前部，走来了两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当我把眼光从伊琳娜的发髻上挪开，看见前方这两个男人，顿时明白那气息来自他们——至少是其中一人身上的博柏利男用淡香水。我对香水所知甚少，所以对这款香水敏感，完全是我母亲的缘故，她用的就是这一款。记得我曾经讥讽我母亲说，您怎么用男人的香水啊。我母亲说，其实这是一款中性香水，男女都能用。我想起母亲书架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对这位年轻时崇拜卓娅、年老时热衷博柏利男款香水的妇人常常迷惑不解。眼下这两位男士，就这架懒散、陈旧的飞机而言，颇有点从天而降的意味——尽管此时我们就在天上。他们年轻，高大，标致，华丽，他们考究，雕琢。打扮成如他们的，仿佛只有两种人：T型台上的男模和游走于五星级酒店的职业扒手。他们带着一身香气朝后边走来，腕上粗重的金手链连同手背上的浓密汗毛在昏暗的舱内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他们擦过我的身边，一眨眼便同时在机舱后部的洗手间门口消失了。
我的不光明的好奇心鼓动着我忍不住向后方窥测，我断定他们是一同进了洗手间而不是一个等在外边。在这里我强调了“一同”。此时最后一排空着的座位上，一个空姐正视而不见地歪着身子嗑着葵花子。显然，她对飞机上的这类行径习以为常。大约一刻钟后，我终于亲眼看见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从洗手间出来了，其中一个还为另一个整理了一下歪斜的领带。我一边为我亲眼看见这些而有那么点兴奋，一边又为他们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利用飞机上如此宝贵而又狭小的洗手间将两个身体同时挤了进去而感到气愤。啊，这真是一架膨胀着情欲的飞机，两位华丽男士的洗手间之举将这情欲演绎成了赤裸裸的释放——甚至连这赤裸裸的释放也变成了表演。因为半小时之后，这两位男士又从前方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示威似的相跟着，穿过我们的注视，又一同钻了一次洗手间。
我所以用了“我们”，是因为当华丽男士经过时，伊琳娜和瘦子也注意到了他们。而瘦子的右手，在这时已经搭上了伊琳娜的左肩。
过了半点钟，那只手滑至伊琳娜的腰。
过了半点钟，那只手从伊琳娜腰间抽出，试探地放上了她的大腿。
夜已很深，我已困乏之极，又舍不得放松我这暗暗的监视，就找出几块巧克力提神。巧克力还是我从国内带出来的，德芙牌。在国内时并不觉得它怎么好吃，到了俄罗斯才觉得我带出来的东西全都是好吃的。这时一直没有睡觉的萨沙也显出困乏地从前排站起来找伊琳娜了，他来到伊琳娜身边，一定是提醒她该照顾他睡觉了。可当他看见伊琳娜正毫无知觉地和瘦子脑袋顶着脑袋窃窃私语，便突然猛一转身把脸扭向了我。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不期而遇，我看出那眼光里有一丝愠怒。那短短的几秒钟，他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扭转身向我，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母亲的什么。在那几秒钟里我觉得萨沙有点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我本是一个缺乏热情的人，这时还是忍不住递给他一块巧克力。对食物充满兴趣的萨沙却没有接受我的巧克力，好像我这种怜悯同样使他愠怒。他又一个急转身，捯着小步回到他那被置换了的座位上，坐下，闭了眼，宛如一个苦大仇深的小老头。
我偷着扫了一眼伊琳娜，她的头一直扭向瘦子，她没有发现萨沙的到来和离开。
过了半点钟，瘦子的手还在伊琳娜腿上——或者已经向上挪了一寸?它就像摆在她格子裙上的一个有形状的悬念，鼓动我不断抬起沉重的眼皮生怕错过什么。好一阵子之后，我总算看见伊琳娜谨慎地拿开它，然后她起身去前排照看萨沙。萨沙已经睡着了——也许是假寐，这使伊琳娜有几分踏实地回到座位上，瘦子的手立刻又搭上了她的大腿。她看了看复又搭上来的这只手，和瘦子不再有话。她把眼闭上，好像要睡一会儿，又好像给人一个暗示：她不反感自己腿上的这只手。果然，那只手像受了这暗示的刺激一般，迅疾地隔着裙子行至她的腿间。只见伊琳娜的身体痉挛似的抖了一下，睁开了眼。她睁了眼，把自己的手放在瘦子那只手上，示意它从自己腿间挪开。而瘦子的手很是固执，差不多寸步不让，就像在指责伊琳娜刚才的“默许”和现在突然的反悔。两只手开始较劲，伊琳娜几经用力瘦子才算妥协。但就在他放弃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手翻到伊琳娜手上，握住她那已经松弛的手，试图将它摆上自己的腿裆。我看见伊琳娜的手激烈地抵抗着，瘦子则欲罢不能地使用着他强硬的腕力，仿佛迫切需要伊琳娜的手去抚慰他所有的焦虑。两只手在暗中彼此不服地又一次较量起来，伊琳娜由于力气处于劣势，身体显出失衡，她竭力控制着身体的稳定，那只被瘦子紧紧捉住的充血的手，拼死向回撤着。两人手上的角力，使他们的表情也突然变得严峻，他们的脑袋不再相抵，身体反而同时挺直，他们下意识地抬头目视正前方，仿佛那儿正有一场情节跌宕的电影。
我累了。我觉得这架飞机也累了。
就在我觉出累了的时候，我看见伊琳娜终于从瘦子手中夺回了自己的手，并把头转向我这边。她匆忙看了我一眼，我用平静的眼光接住了她对我匆忙的扫视，意思是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听见伊琳娜轻叹了一声，再次把头转到瘦子那边。接着，她就像对不起他似的，活动了一下被扭疼的手，又将这手轻轻送进瘦子的手中。这次瘦子的手不再强硬了，两个人这两只手仿佛因为经过了试探，对抗，争夺，谈判，最终逃离了它们之间的喧哗和骚动，它们找到了自己应该的位置，它们握了起来，十指相扣。最后，在这个夜的末尾，他们就那样十指相扣地握着手睡了。这回好像是真睡，也许是因为伊琳娜终于让瘦子知道，一切不可能再有新的可能。
哈巴罗夫斯克到了。我没能看见伊琳娜和瘦子何时醒来又怎样告别，当我睁开眼时，他们已经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伊琳娜已经把属于她的各种袋子拿在手上，领着萨沙抢先走到前边到达机舱门口，就像要刻意摆脱瘦子一样。睡眼惺忪的旅客们排在他们后边，离他们母子最近的是莫斯科新贵，他早已打开诺基亚，高声与什么人通着什么话。然后是那两位华丽男士。一整夜的旅行并没有使他们面带疲惫，相反他们仍然衣冠楚楚，头发也滑腻不乱，好比蜡像陈列馆里那些酷似真人的蜡像，也使昨晚的一切恍如在梦中。
八月的哈巴罗夫斯克的清晨是清凛的，如同中国这个季节的坝上草原。走出机场，我呼吸着这个略显空旷的城市的空气，打了个寒战。旅客们互相视而不见地各奔东西，你很少在奔出机场的匆匆的人群中见到特别关注他人的人。我也急着寻找旅行社来接我的地陪，却忽然看见在我前方有一样熟悉的东西——伊琳娜的大帽盒，现在它被拿在那个瘦子手里。他走在我前边，正跨着大步像在追赶什么。我想起来了，伊琳娜的帽盒被存进瘦子的行李舱里，而她在下飞机时把它忘记了。
帽盒使昨晚的一切又变得真切起来，也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紧跟在瘦子后面，看见他扬着手中的帽盒，张嘴想要喊出伊琳娜的名字，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想他们其实就没有交换彼此的姓名吧，这给他的追赶带来了难度。可是伊琳娜在哪儿呢?我在并不密集的人流中没有发现他们母子，他们就像突然蒸发了一样。又走了几步，在我前边的瘦子猛地停了下来，盯住一个地方。我也停下来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在停车场旁边，在离我和瘦子几米远的地方，伊琳娜正和一个男人拥抱，或者说正被一个男人拥抱。那男人背对着我们，因此看不清面目，只觉得他个子中等，体格结实，头颅显得壮硕，脖子上的肉厚，稍微溢出了衬衫的领子。伊琳娜手中那些袋子暂时摆放在地上，萨沙守在袋子旁边，心满意足地仰头看着他的父母——肯定是他的父母。
这情景一定难为了瘦子，而伊琳娜恰在这时从男人肩上抬起头来，她应该一眼就看见了帽盒以及替她拎来了帽盒的瘦子。她有点发愣，有点紧张，有点不知所措。在她看见了瘦子的同时我认为她也看见了我。她的儿子，那个正在兴高采烈的萨沙，更是立刻就认出了我们俩。他警觉并且困惑地盯着这两个飞机上的男女，好像一时间我和瘦子成了会给他们母子带来不测的一组同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来不及解释，也不应该出错。是的，不应该出错。我忽然觉得我才应该是那个为她送上帽盒的最佳人选，我很惊讶自己又一次当机立断。我不由分说地抢上一步，对瘦子略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接着从他手中拿过——准确地说是“夺过”帽盒，快步走到伊琳娜丈夫的背后，将帽盒轻轻递到她那正落在她丈夫肩上的手中。至此，瘦子，我，还有伊琳娜，我们就像共同圆满完成了一项跨越莫斯科与哈巴罗夫斯克的接力赛。也许我在递上最后这一“棒”时还冲她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我身后瘦子的表情，只想脱身快走。
我所以没能马上脱身，是因为在这时萨沙对我做了一个动作：他朝我仰起脸，并举起右手，把他那根笋尖般细嫩的小小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就像在示意我千万不要做声。可以看作这是一个威严的暗示，我和萨沙彼此都没有忘记昨晚我们之间那次心照不宣的对视。这也是一个不可辜负的手势，这手势让我感受到萨沙一种令人心碎的天真。而伊琳娜却仿佛一时失去了暗示我的能力，她也无法对我表示感激，更无法体现她起码的礼貌。就见她忽然松开丈夫的拥抱，开始解那帽盒上的丝带。也只有我能够感受到，她那解着丝带的双手，有着些微难以觉察的颤抖。她的丈夫在这时转过脸来，颇感意外地看着伊琳娜手中突然出现的帽盒。这是一个面善的中年人，他的脸实在是，实在是和戈尔巴乔夫十分相似。
伊琳娜手中的丝带滑落，她打开盒子，取出一顶做工精致的细呢礼帽。礼帽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灰色，像在晴空下被艳阳高照着飞翔的灰鸽子的羽毛。这礼帽让戈尔巴乔夫似的丈夫惊喜地笑了，他以为——按常规，伊琳娜会为他戴上礼帽，但是，伊琳娜却丢掉帽盒，把礼帽扣在了自己头上。
我之所以用“扣”来形容伊琳娜戴礼帽的动作，是因为这按照她丈夫的尺寸选购的男式礼帽戴在她头上显得过大了，她那颗秀气的脑袋就像被扣上了一口小锅。礼帽遮挡了她那张脸的大部，只露出一张表情不明的嘴。礼帽在一瞬间也遮挡了她的礼貌，隔离了她和外界的关系，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包括不再看见瘦子和我。她可以不必同任何生人、熟人再作寒暄，她甚至可能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的丈夫再一次欣赏地笑了，他一定是在妻子扣着男式礼帽的小脑袋上，发现了一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幽默。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拎着大包小包，朝远处一辆样式规矩的黑轿车走去。
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把昨晚飞机上的事告诉给第二个人。昨晚发生了什么吗?老实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是萨沙贴在唇上的手指和伊琳娜扣在自己头上的礼帽让我觉出了某种无以言说的托付。特别当我预感到我和他们终生也不会再次谋面时，这“托付”反而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嗯，说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再次遥望了一下远处的伊琳娜，她头上晃荡的礼帽使她的体态有点滑稽，但客观地说，她仍然不失端庄——我知道我在这里初次用了一个我最讨厌的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不过它用在这儿，似乎还称得上恰如其分。
我看见一个脸上长着痤疮的中国青年举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他就是我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地陪了，我冲他挥挥手，我们就算接上了头。
原刊责编 邱华栋
◎编辑稿签
此篇作品没有编辑稿签
◎作者简介
铁凝：女，1957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笨花》等，中短篇小说曾多次获全国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批评◇创作谈
宽容中的善良
贺绍俊
接连读到铁凝的两个短篇小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证明铁凝身份改变后仍会继续小说写作，而且仍将保留她固有的风格。铁凝有自己的风格，但我们对铁凝的风格关注得不够，她的风格不是那种具有浓烈鲜明色彩的、或具有高亢锐利声音的、非常张扬个性的风格，她的风格就像是一缕带着清新气息的微风轻轻掠过。这种风格特征可以这么来概括：她擅长从日常生活出发，虽然体察的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能以小见大，发掘出生活细节中最丰富的内涵。
《咳嗽天鹅》堪称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铁凝是从咳嗽这一日常生活中非常细小的现象入手的。或许可以把铁凝的《咳嗽天鹅》看作是一篇因为生态的忧思而有了创作冲动的小说。天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连最普通的村民都知道这一点，亏得生态意识逐渐在社会普及，这只病天鹅才可能被辗转送到动物园。铁凝通过这一辗转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心态。但出人意料的情节发生了，病天鹅到动物园以后反而遭遇劫难，而且杀它的竟是天天与天鹅相伴的、将天鹅馆收拾得像天鹅们的“天堂”的景班长。铁凝由此表达了比一般生态小说更深刻的思索：从生态的忧思进入到“人态”的忧思。就是说，生态问题不仅仅依赖于人的理性来解决，它从本质上也是与“人态”相关的，人的情感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如果没有与生态意识融洽起来，人们再多么有理性地认识到生态的重要，也不会真正与动物们成为朋友的。
《伊琳娜的礼帽》读起来有些许俄苏文学的韵味，或许铁凝对俄苏文学的经典有所偏爱，进而出神入化。仿佛是要与这种韵味相协调，她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了俄罗斯。铁凝再一次发挥她以小见大的特长。这一次的“小”专门用在对人物的观察上，小到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透过“我”的一双敏锐的眼睛，在飞机窄狭的空间里简直就在上演着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无论是一个当母亲的伊琳娜与一名陌生人瘦子的暧昧的亲热，还是三个年轻男女放肆的调情，还是一对衣冠楚楚的华丽男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洗手间的龌龊，都集中在飞机这一特殊的空间里发生了。这个特殊空间就像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快又会解散，因此置身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会把平时的约束和禁忌置诸脑后，都想趁机让自己的欲望释放一把。但是，当飞机降落后，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伊琳娜和瘦子尽管都十指相扣地握着手了，此刻又像是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读到这里，我们或许要对人的瞬息万变表示叹惜。但是，伊琳娜的礼帽出现了！伊琳娜礼帽这个小小的细节引导我们发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瘦子拎着礼帽盒的追赶，“我”当机立断的夺过帽盒，还有小萨沙把笋尖般细嫩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对一对恩爱夫妻的祝福。也许这就是铁凝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的发现：美好和善良总是持久的、常态的，我们不要被偶尔溢出来的非分欲望破坏了常态中的美好和善良。连伊琳娜也对自己一度溢出的欲望心生愧疚，她将礼帽扣在自己头上，企图用这个滑稽的举动遮掩住愧疚的表情。而铁凝则以一种宽容之心谅解了欲望的一时溢出，因为她相信善良的人们终究要回到常态中来。
在这两篇小说中，铁凝都是以善解人意的态度小心呵护着笔下的人物。温馨，善良，始终是铁凝创作的底色。当年她写《哦，香雪》时是单纯中的善良，随着她的成熟，单纯逐渐褪去，而今体现在她的作品里的是宽容中的善良。《咳嗽天鹅》中的刘富对待妻子香改就不宽容，但天鹅之死让他震惊，也让他的天性向着自己的妻子敞开，他醒悟到妻子是多么需要得到他的爱惜和呵护。《伊琳娜的礼帽》中的“我”也许是刚刚离婚使心情变得狭促，因此容不下表姐的行为，但礼帽最终解开了她的心结，也能接受表姐的最讨厌的口头语了。铁凝把关系看成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她认为小说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种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铁凝面对种种复杂的关系却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得当，就是因为她始终坚持着一点：以宽容之心去发现美好和善良。
[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
天越来越冷了。早上，刘富鞧在被窝里拿被头围住下巴，一边不愿意起床，一边又想着，今天无论如何得看准机会再给省城的动物园去个电话。天真是越来越冷了，院子里那只天鹅，说什么也要给动物园送去。
刘富在镇上给镇长开车。这镇是个山区穷镇，镇长的车是辆二手“奇瑞”。车到刘富手里时，已经跑了快三十万公里了，可刘富照样把它拾掇得挺干净。前一位司机在车门上拴了根聚乙烯绳子，绳子上搭着擦汗的毛巾。刘富看着很不顺眼：这可是轿车啊，轿车又不是工棚，哪有随便往轿车上拴绳子的！刘富一边在心里强调着“轿车”，一边扯掉绳子，把毛巾扔到远处——他嫌那毛巾的气味不好。
刘富爱干净，像是天生的。小时候，他最怕阴天下雨。那时他站在屋门口，眼看着雨水和着院子里的鸡屎、猪粪、柴草、树叶，把院子下成个脏污的大泥坑。他不肯向这泥坑下脚，为此甚至不打算去上学。有一次他还气愤地大哭起来，让家人以为他突然受了什么惊吓。后来他长大了，离开他的村子去省城当兵，在部队学会开车，并被选中给省军区一个副政委当驾驶员。虽然刘富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的镇上，但他毕竟去外边开过眼界。他变得更爱干净，并且滋长着一点从前并不明显的小傲气。比如他经常对香改说：“就你，要不是为了让我妈高兴，打死我也不会娶了你。”
香改是刘富的老婆，人长得好看，却生性邋遢，手脚都懒。结婚之后，刘富从来没在自家的大衣柜里找到过要找的衣服。那衣柜永远是拥挤混乱的，要么是某只袜子挤住合页使柜门怎么也关不住；或者一拉开柜门，里边的衣物犹如洪水猛兽奔涌而出，劈头盖脸倾泻在刘富身上。这很让刘富受不了，就为了这个，他和香改闹起离婚。女儿没出生时就闹，生了女儿还闹，最近三年又一直闹。香改终于抵抗不住刘富的坚决，好比刘富爱干净一样，香改爱邋遢，也像是天生改不了的。所以有一天她说：“离就离，缺了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意思是，没了你我也能活命——说不定活得更好。刘富说，话已出口可不能反悔。香改说知道你还惦着人家副政委的闺女呢。刘富说，哼，司令的闺女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香改说这家真是盛不下你了！话没说完突然大声咳嗽起来，从此这咳嗽没有一天断过。香改的咳嗽咳得刘富脑仁儿疼，当他脑仁儿疼的时候他甚至看见了脑仁儿的样子，就跟核桃仁儿差不离吧——这附近的山里出产核桃。香改咳嗽着索性躺倒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了，包括不再给刘富做早饭。
现在，刘富钻出被窝洗漱完毕，空着肚子来到院里，西屋响起香改的咳嗽声。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刘富住东屋，香改和女儿住西屋。刘富朝东窗根望望，那儿有个半人高的临时小窝棚，是刘富给天鹅搭的。那只天鹅，刘富一睁开眼就想起的天鹅，在这时好似响应着香改的咳嗽一样，从窝棚里伸出雪白的长颈也“咳、咳、咳”地高声叫起来，又仿佛是同它的临时主人刘富打着招呼。每逢这时刘富就想：怨不得这天鹅名叫咳嗽天鹅呢，一叫还真像咳嗽一样，可真不怎么好听。
这只天鹅是镇长送给刘富的。两个月前刘富和镇长去了一趟内蒙古的蓝旗看亲戚，临走时镇长的亲戚用个竹筐把天鹅装上，塞进“奇瑞”的后备厢对镇长说，每年秋天都有天鹅群经过他们村边的大洼飞往南方过冬。那天他去大洼里拾野鸭蛋，发现了芦苇丛里的这只天鹅：耷拉着脖子，猫着，一看就是只病鹅。亲戚说他知道天鹅是珍贵动物，就把它弄回家想先给它治治病。可它不吃不喝一个劲儿拉稀，村中兽医也不知怎么对付天鹅。有村人说，眼见着活不了几天了，等它死不如杀了吃肉。亲戚说他下不去手啊，正好你们来了，就给你们捎上，我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天鹅随镇长离开蓝旗，乘坐“奇瑞”奔跑八十公里来到镇长的镇上。刘富把车在镇长家门口停稳，下车打开后备厢，掏出装着天鹅的竹筐就往镇长院里走。镇长却用身子挡住院门说别别别，这天鹅就归你刘富了。刘富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镇长说你看我忙成这样哪有工夫管天鹅呢。刘富说人家不是叫你杀了吃呀。镇长说，你听说过那句老话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咱们是俗人，不敢乱吃。我要是吃了它，不是找着当癞蛤蟆啊。
镇长把话讲到这个份上，那不由分说的口气，和他那位蓝旗的亲戚不相上下。刘富便不敢不接下这天鹅。他拉着天鹅往家走，心里有几分恼火。平白无故的，怎么就非得他来管这只天鹅呢。因为从小讲究干净，刘富连家里养的猪、羊、鸡、狗都不靠近，现在带只病鹅回家，可真不是像歌里唱的——出于爱心，无可奈何罢了。他打算过几天怎么也得把它给出去。
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刘富的女儿热烈欢迎。女儿正念初中，立刻上网查了天鹅的资料，对照着家中这只活生生的鹅，她得出结论，它的学名应该是大天鹅，也叫黄嘴天鹅，咳声天鹅，属鸟纲，鸭科。全身羽毛雪白，身体丰满，嘴基本是黄色，且延伸到鼻孔以下。嘴端和脚呈黑色，腿短，脚上有蹼。主要生活在多芦苇的湖泊、水库、池塘中。全球易危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女儿把这些信息告诉刘富，刘富听得清楚明白，尤其记住了咳声天鹅四个字，只是把咳声天鹅听成了咳嗽天鹅，从此没改口。
天鹅来到刘富的家，虽然还是无精打采，不吃不喝的，却一时没有被刘富“给”出去。刘富虽然对它很不耐烦，但还是和女儿研究起怎么给它治病。网上显示的资料说天鹅容易患肠胃炎，刘富蹲在院子里观察天鹅，猜这天鹅说不定得的是肠胃炎。刘富自己就常闹这病，司机的生活不规律，大多都有这病。刘富大胆给鹅用药，氟哌酸加黄连素，只两天，这鹅竟然好了起来，也吃也喝了，那咳嗽一般的叫声也亮堂了。天鹅该吃什么也是女儿从网上查得，它爱吃水生植物的根、茎、叶和软体动物，昆虫、蚯蚓什么的。这使刘富想起镇长那位内蒙古蓝旗的亲戚，天鹅就是病在那儿的芦苇丛里。可惜刘富这山里小镇缺的是水，和水有关的植物、动物实在有限，蔬菜也卖得很贵。头两天女儿只喂了它剁碎的白菜帮子，觉得没营养，就又上网查。这次查到了省城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有个天鹅馆，天鹅馆里的天鹅吃油菜、白菜、胡萝卜、鸡蛋、蚯蚓，还有掺了维生素的玉米粉什么的。刘富对女儿感叹说，这比人吃得也不差呀，就说鸡蛋吧，你爸也不是天天吃呢。
刘富不是不爱吃鸡蛋，他对饮食的安排自有一套算计。给镇长当司机就免不了随镇长出去吃喝，地方越穷，吃喝风越盛。刘富在家粗茶淡饭，好吃的都留给女儿，再馋也硬扛着。攒足了劲，在外边吃喝时便不遗余力，每回都把自己撑个半死。香改和女儿都知道刘富的算计，香改的炊事本领本来不强，更乐得省心省力。特别当她明确同意离婚以后，常回娘家去住，干脆就不给他做饭。香改的娘家也在镇上，女儿放了学就去姥姥家吃饭。现在一只天鹅就得每天吃家里一个鸡蛋，刘富很心疼。可他又知道，女儿要什么是不管他心疼不心疼的。再说，这天鹅在家里养了些日子，还显出和刘富挺亲，每天早晨刘富一出屋门，它准在东窗根的窝棚里咳、咳、咳地大叫几声，问好似的。常常在这时，西屋的香改也会咳嗽起来，好似迫不及待和天鹅比着赛。刘富不为天鹅的“问候”所动，他只觉得自己倒霉，稀里糊涂家里就添了女人的咳嗽和咳嗽的天鹅。
转眼间，天鹅来到刘富的家已经两个多月。一天早晨，刘富在院子里迎接了天鹅的问候之后，就见它步履踉跄地从窝棚里钻出来，站也站不好，走又不敢走似的。刘富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立刻发现了问题：这天鹅的脚蹼已经干裂。刘富的脚就在这时也突然不自在起来，脚趾缝之间像有利刃在切割，凉飕飕地刺痛。女儿放学回来，刘富催她赶快上网再查。原来天鹅只能旱养两三个月，离开水过久脚蹼就会皴裂。刘富这才用心想想“候鸟”这个词。天鹅是候鸟，刘富的小镇既寒冷又没水，能管天鹅一时，却管不了它的一世。
哪里能管它的一世呢？刘富问女儿。女儿想了想说：动物园。
省城动物园有个天鹅馆，专门养天鹅的。刘富见过网上的图片，天鹅在馆中的水池里嬉戏。女儿在网上查到了天鹅馆的电话，写下来交给刘富说，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我们有一只天鹅要送给他们。
刘富接过电话号码，心想这网啊真是个好东西，天下没它不知道的事。又觉得女儿也挺不简单，小小的人儿，已经能指挥老子了。
刘富没有在家里给动物园打电话，他也不用自己的手机联络这样的事——不划算。他到镇政府办公室用公家的电话和省城联系，有点偷偷摸摸，可也无伤大雅。刘富每次用公家电话时都在心里鼓舞着自己说，谁也不能说我这就是私事。从根儿上说，这天鹅的事本来是镇长的事。刘富一连打了很多天电话，终于有一次打通了省城动物园的天鹅馆，接电话的是位男同志。刘富问他贵姓，对方说免贵姓景。刘富说景馆长好。对方说我们这儿不叫馆长叫班长，刘富说景班长好，然后就说了要送天鹅的事。景班长说对不起我们不直接从私人手里收养天鹅。刘富说可是它的脚蹼都裂了呀，我们这地方又没水，看着怪可怜的。景班长说我告诉你个号码，你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我们只接收他们批准派送的动物。
刘富就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几天之间打了五次，到第六次通了。刘富说了自己的意思，对方问了刘富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又问天鹅的来历、外貌、年龄。刘富一一作答，唯一答不上来的是这天鹅的岁数。最后对方说考虑考虑再决定给他开介绍信。
过了一个礼拜，眼看着腊月近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没消息。刘富就又去办公室打电话，问对方是不是批准他往动物园送天鹅。对方说我们没见这只天鹅，不好下结论是不是能送给动物园。刘富说那你们可以来看看。对方说你那个镇离省城二百多公里，我们为了看一只天鹅得花多少行政成本啊。刘富有点不悦，说你们这个协会不就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吗？不在这上花成本你们还干什么呀！对方听不得这个，啪地挂断了电话。刘富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觉出自己的话太硬，弄得事没办成还伤了和气，这电话怎么说也还得打。
就又打。再打电话刘富低声下气的，说了很多他们这里养天鹅的难处。又经过十多天四五个回合，对方不再坚持要求目睹天鹅，终于答应刘富，批准他把天鹅送往省城动物园，并说念刘富这样执著，介绍信也免开了，他们会直接通知那位景班长，他们和动物园有业务关系。
于是，这个寒冷的早晨，香改和天鹅一块儿咳嗽起来的早晨，刘富赶紧又去镇政府办公室给天鹅馆的景班长打了电话。景班长在电话里说，他已经接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电话。还说我算服了你了，为这么一只天鹅，你看你打了多少电话啊。什么时候把天鹅送来，我请你喝酒。
刘富终于等到了去省城的机会——司机是不乏这类机会的。镇长一个在省城的亲戚生病住院，想吃这里的特产——土鸡和紫心地瓜。镇长就派刘富开车把地瓜和土鸡送往省城。
晚上，刘富对女儿说了动物园要收下天鹅的事，女儿说，明天早晨我要再喂它一个鸡蛋。然后，刘富又把香改叫到东屋说，明天你也跟我去趟省城。你那咳嗽从来也没好好治过，离婚之前，我得给你把咳嗽治好。香改不吭声，不吭声就是同意。兴许住娘家让她住出了甜头——娘家人不挑剔她邋遢，一回娘家她就浑身自在，离婚这事，也就越发显出不那么可怕了。
第二天天刚亮，刘富就把“奇瑞”擦洗得锃明瓦亮。他把天鹅装进当初那个竹筐，让天鹅和香改都坐在后排座上，他带着天鹅和香改趁着早起开赴省城。
中午之前他们就顺利到了省城，先去医院把该送的东西送到，接着他们直奔动物园。途中他们路过了省军区大门口，刘富当兵时住过的地方。刘富看见了那大门，他猜后排的香改也看见了。他想起香改讥讽他惦记副政委的女儿，那真是香改说颠倒了啊。当年是副政委的女儿看上了刘富，有一次非要把他放在车上的衬衫拿回家洗，刘富不让，那女孩便大发脾气，跑进厨房一口气摔了四个盘子。后来刘富就复员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刘富并不懂得什么叫伤感，他不满意眼下自己的日子，但也从来没有想念过那位副政委的女儿。
刘富把车在动物园停车场停好，搬下装着天鹅的竹筐，对车上的香改说，你就坐在车上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
这是一个晴天，风硬，太阳却很明亮。刘富带着天鹅来到动物园门口，对检票员说了要送天鹅，让他给景班长打电话。检票员和天鹅馆通了电话之后，放刘富进园，并指给他天鹅馆的方向。园内游人不多，刘富很快就找到了天鹅馆：敢情有这么一大片水啊，三十来亩吧。那馆就在水的中央，孤岛似的。现在水面结了冰，一只天鹅也没有，想必都在那馆中的水池里。在天鹅馆通往岸边的弯弯曲曲的小桥上，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迎着刘富走过来，这当是景班长了。他一边对刘富道着“辛苦辛苦”，一边打量着他怀里的竹筐说，不错，是大天鹅，你在电话里总叫它咳嗽天鹅。
刘富随景班长进了天鹅馆，馆中的水池里，果然有一对对的天鹅在游动。刘富把竹筐放在地上说，看它这脚蹼裂的，快让它进水里泡泡吧。景班长说不忙，我们的人先要给它做体检，这是规定。说话间两个穿灰大褂的工作人员就领走了刘富的天鹅。
景班长在池边热情地为刘富讲解。他指着池中的天鹅告诉刘富，这一对叫疣鼻天鹅，在天鹅里算性情厉害的，叫声嘶哑；那一对红额头的黑天鹅叫澳洲黑，贵得很，万数块钱一只。还有那一对就不用我说了，和你送来的一样，大天鹅。我们这儿最多的就是大天鹅……刘富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老实说他对各种天鹅并不感兴趣，置身天鹅馆他只有一个很具体的愿望，他想亲眼看见他的那只裂了脚蹼的咳嗽天鹅下水入了池中天鹅的群，他也就算对得起它了，他也就算了了一桩麻烦事。在池边溜达了一会儿，景班长引刘富出了天鹅馆，领他进了旁边一间小屋，说这是他们的值班室。值班室不大，一张旧方桌四周，散放着几把木椅。景班长指了把椅子请刘富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说快中午了，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这大冷的天……刘富这才觉出饿来，却还是虚着推让了一下。景班长叫刘富不要客气，说饭就在这个值班室吃，说他在这儿吃了三十多年中午饭了。又不摆席，就是馒头粉条菜。刘富便也不再推辞。他端起那杯白开水，本能地观察着水杯的卫生程度。他发现这杯子油渍麻花的，就不再想喝。怕景班长看出他的嫌弃，又赶紧找个话题。他看见屋角堆着几只敞口的麻袋，里边是些黄豆大的褐色颗粒，他问景班长那是不是喂天鹅的料。景班长说是，说现在方便多了，都是这种加工好的成品饲料，里边各种营养成分按比例搭配，既科学又省事。不像三十多年前，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刚接替父亲到动物园上班，进天鹅馆喂天鹅，每天都得去饲养室领窝头，一个窝头就有海碗大，回来要切成小丁，一天得切一百二十多斤，切得他手腕子发抖啊。刘富就说，真是干什么也不容易，看不出喂天鹅也是个力气活儿呢。
两人说着话，有管理员已经在桌上摆出两副碗筷，两只青花瓷酒杯，一瓶“小二”——二两装二锅头，一碟花生米。景班长给刘富和自己斟上酒，刘富说这酒就不喝了，他开着车呢。景班长说两个人喝一瓶“小二”还能叫人开不成车？说完硬把酒杯塞进刘富手里。两个人真喝了起来。
一会儿粉条菜端上来了。
一会儿管理员叫景班长出去了。
一会儿景班长回来了。
一会儿一只热气腾腾的黑铁锅端了上来，锅里炖着灰褐色的大块的肉。景班长举起筷子冲着铁锅对刘富说，来，尝尝。
刘富说这是鸡呀？景班长说是鹅，你送来的那只天鹅。
刘富放下筷子，似懂未懂的样子。
景班长只好给他解释说，动物园医生已经为这只天鹅做了体检，结果是它太老了，足有二十五岁了，体内脏器严重老化，基本不再有存活的意义。
刘富说多老算是老啊？
景班长说天鹅寿命在二十五岁左右，你说它老不老。
刘富说可它正活着哪。
景班长说我们养这么一只老天鹅所要花费的成本你想过没有？
刘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天鹅馆的，只记得他摔了眼前一个酒杯。当他出了动物园，开了“奇瑞”的车门把车发动着之后，才觉出自己的脚趾缝一阵阵钝痛，像被长了锈的锯子在割锯。他把头伏在方向盘上闭住眼，眼前立刻是黑铁锅里被肢解了的白天鹅。刘富的整个脑袋顿时轰鸣起来。他没有想到，这只麻烦了他几个月的天鹅，竟会让他的心有那么大的说不出的难受。该怨谁呢，他想不清楚。回到家又怎么向女儿交代呢，他更想不清楚。这时从车厢后排座上传出一阵咳、咳、咳的咳嗽声，刘富心里一惊：这不是我那咳嗽天鹅吗？难道它没有被送进黑锅它也没有那么衰老，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我做的一个乱梦？他惊着自己，从方向盘上抬起脸，却僵直着脖子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那咳嗽声便永远消失。但咳嗽声没有消失，只是由咳、咳、咳变成了吭、吭、吭，像是忽然被人捂住了嘴。刘富小心翼翼地扭转头朝后排座看去，他看见了歪坐在那里不急不火的香改。
刘富如果不在这时往后看，他就真的记不起香改还在车上等着他。大半天时间他已经把她给忘了，他原本要在离婚前给香改治好咳嗽的。是啊，咳嗽，刘富曾经那么厌恶香改的咳嗽，他也同样不喜欢天鹅的咳嗽。每当女人和鹅同时在院子里咳嗽起来，他就觉得他的生活纷杂、烦乱，很没有成色。但是就在刚才，当他听见后排座上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时，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
刘富发动了“奇瑞”一心想要快些离开省城，路上他只下了一次车给香改买了一套煎饼馃子。香改不挑食，也不抱怨刘富丢她在车上那么长时间，只扎着头吃煎饼馃子。吃了一会儿才冷不丁问刘富一句：“哎，你不吃啊？”刘富摇摇头，香改就又自顾自地吃起来。唉，这就是香改了。刘富叹道。其实香改从来就是这样吧？只是他忘了她从来就是这样。他没有在医院门前停车，也没有征得香改的同意。也许他是想，要是从今往后给香改治咳嗽还有的是时间，他又为什么非在今天不可呢？也许他是想，眼下回家才最是要紧。他记起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年已经不远了。
原刊责编 王童
伊琳娜的礼帽
我站在莫斯科的道姆杰德瓦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懂俄语的人告诉我，“道姆杰德瓦”是小屋的意思。那么，这个机场也可以叫做小屋机场了。
这是二○○一年的夏天。
我本来是和我表姐结伴同游俄罗斯——俄罗斯十日游，我们都曾经以为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旅伴。不是有中学老师给即将放假的学生出过那么一道题吗：从北京到伦敦，最近的抵达方法是什么？答案不是飞机、网络什么的，而是：和朋友一起去。听起来真是不错。其实呢，旅途上最初的朋友往往会变成最终的敌人。我和我表姐从北京到莫斯科时还是朋友，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时差不多已经成了敌人。原因是——我觉得，我那位表姐和我，我们都是刚离婚不久，我们在路上肯定会有一些共同语言，我们不再有丈夫的依傍或者说拖累，我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诅咒前夫。但是——居然，我表姐她几乎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开始了她新的恋爱。我们邻座的那位男士，和我们同属一个旅行团的，一落座就和她起劲地搭讪。我想用瞎搭葛来形容他们，但很快得知那男士也正处在无婚姻状态，真是赶了一个寸劲儿。我这才发现我表姐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并且善于讨好别人。我就没那么乐观了，与人相处，我总是先看见别人的缺点，我想不高兴就不高兴，也不顾忌时间和场合。我把脸一耷拉，面皮就像刷了一层糨糊，干硬且皱巴。这常常把我的心情弄得很沮丧。而当我对自己评价也不高的时候，反过来会更加恼火别人。在飞机上我冷眼观察我们的男邻座，立刻发现他双手的小拇指留着过长的指甲。他不时地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跷起一根小拇指把垂在额前的头发往脑袋上方那么一划拉，那淡青色的半透明的大指甲，叫人不由得想起慈禧太后被洋人画像时戴了满手的金指甲套：怪异，不洁，轻浮。加上他那有一声没一声的短笑，更是有声有色地侵犯了我的听觉。到达莫斯科入住宇宙大饭店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感受告诉给我表姐。她嘿嘿一笑说：“客观地说，你是不够厚道吧。客观地说，他的有些见解还真不错。”我于是对我的表姐也有了一个新发现，我发现她有一个口头语，那就是“客观地说”。什么叫“客观地说”?谁能证明当她说“客观地说”的时候她的说法是客观的呢?反倒是，一旦她把“客观地说”摆在口头，多半正是她要强调她那倾向性过强的观点的时候。我因此很讨厌我表姐的这个口头语。
当我站在“小屋”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的时候，我归纳了一下我和我表姐中途分手的原因，仿佛就是那位男邻座过长的指甲和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这原因未免太小，却小到了被我不能容忍。我们从莫斯科到达圣彼得堡后，我耷拉着脸随旅行团勉强参观完铁匠大街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故居，听一位精瘦的一脸威严的老妇人讲解员讲了一些陀氏故事。没记住什么，只记得老妇人嘴边碎褶子很多，好似被反复加热过的打了蔫儿的烧卖。还记得她说陀氏的重孙子现在就在陀氏故居所在的街区开有轨电车。对这个事实我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意：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的大人物，他的后代不是也有开有轨电车的么。我想起我母亲也是个作家，而我也没能按照她的希望出人头地。我的职业和婚姻可能都让她悲哀，但不管怎么说，我好歹还是个身在首都的国家公务员。我对我母亲的书房和文学从来就不感兴趣，所以，当我看见我表姐和她的新男友脑袋顶着脑袋凑在陀氏故居门厅的小柜台上购买印有这个大人物头像的书签时，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我要离开他们，一个人先回国。我没能等到返回我们所住的斯莫尔尼饭店，就皮笑肉不笑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表姐。她怔了怔说：“客观地说，你这是有点儿耍小孩子脾气。还有四天我们就能一起回去了。”我则在心里念叨着：别了，您那“客观地说”!
我想直接飞回北京但是不行，旅行社告诉我必须按他们合同上的计划出境。我应该从莫斯科飞哈巴罗夫斯克，再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牡丹江。这是一条费事但听说省钱的路线，为此我愿意服从旅行社。二○○一年夏天的这个晚上，我在陈旧、拥挤的“小屋”机场喝了两瓶口味奇异的格瓦斯之后，终于等来了飞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是架陈旧的图—154。我随着客流走进机舱，发现乘客多是来自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人居多吧，只有少数莫斯科人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我既不懂俄语也分辨不清他们之间口音的差异，但说来奇怪，直觉使我区分出了莫斯科人和哈巴罗夫斯克人。我的座位在后部靠走道，能够方便地大面积地看清铺在舱内那红蓝相间的地毯。地毯已经很脏，花纹几近模糊，渗在上面的酒渍、汤渍和肉汁却顽强地清晰起来。偏胖的中年空姐动作迟缓地偶尔伸手助乘客一臂之力——帮助合上头顶的行李舱什么的，那溢出唇边的口红暴露了她们对自己的心不在焉，也好像给了乘客一个信号：这是一架随随便便的飞机，你在上面随便干什么都没有关系。我的前排是一男两女三个年轻人，打从我一进机舱，听见的就是他们的大笑和尖叫。那男的显然是个莫斯科新贵，他面色红润，头发清洁，指甲出人意料地整齐，如一枚枚精选出来的光泽一致的贝壳，镶嵌在手指上。他手握一款诺基亚超大彩屏手机正向一左一右两位卷发、浓妆的少女显摆。二○○一年的俄罗斯，手机还尚未普及，可以想象新贵掌中的这一超新款手机会在女孩子们的心里引起怎样的羡慕。似乎就是为了它，她们甘愿让他对她们又是掐，又是咬，又是捏着鼻子灌酒，又是揪着头发点烟。我闷坐在他们后排，前座上方这三颗乱颤不已的脑袋，宛若三只上满了发条的电动小狮子狗。这新贵一定在哈巴罗夫斯克有生意，那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是河港、航空要站，有从库页岛拉过来的输油管道，石油加工、造船、机械制造什么的都很发达。也许这新贵是弄石油的，但我不关心他的生意，只惦记飞机的安全。我发现他丝毫没有要关机的意思，便忍不住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请他关机。我的脸色一定是难看的，竟然镇住了手机的主人。他关了机，一边回头不解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说：您干吗生那么大气啊？
这时舱门口走来了乘坐这班飞机的最后两位乘客：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女人的手提行李不少，最惹眼的是她手里的一个圆形大帽盒。大帽盒在她手中那些袋子的最前方，就像是帽盒正引领着她向前。她和孩子径直朝我这里走来，原来和我同排，在我右侧，隔着一条走道。我这才看清她是用一只手的小拇指钩住捆绑那米色帽盒上的咖啡色丝带的，我还看见帽盒侧面画着一顶橘子大的男式礼帽。同样是人手的小拇指在动作，我对这个女人的小拇指就不那么反感。这个用小拇指钩住帽盒丝带的动作，让她显得脆弱并且顾家。这是一对属于哈巴罗夫斯克中等人家的母子，他们是到莫斯科走亲戚的。回来时带了不少东西，有亲戚送的，也有谨慎地从莫斯科买的。丈夫因事没和他们同行，她特别为他买了礼物：一顶礼帽。我在心里合理着我对这对母子的判断，一边看她有点忙乱地将手中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归位。她先把大帽盒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让由于负重而显出红肿的那根小拇指小心翼翼地从帽盒的丝带圈里摆脱出来，好像那帽盒本身是个正在熟睡的旅客。然后她再把手中的其他袋子放进座位上方的行李舱。最后她双手捧起了帽盒，想要为它找个稳妥的去处。但是，原本就狭小的行李舱已被她塞满，其实已经容不下这庞大的帽盒。女人捧着帽盒在通道上原地转了个圈，指望远处的空姐能帮她一把。空姐没有过来，离这女人最近的我也没打算帮她——我又能帮上什么呢?换了我表姐，说不定会站起来象征性地帮着找找地方，我表姐会来这一套。这时女人前排的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舱，拽出一件面目不清的什么包，扔在通道上，然后不由分说地从女人怀里拿过帽盒，送进属于他的那一格行李舱。随着那舱盖轻松地啪的一声扣上，瘦高男人冲女人愉快地摊了摊手，意思是：这不解决了吗?接着他们俩有几句对话，我想内容应该是：女人指着地上的包说，您的包怎么办呢?男人捡起包胡乱地塞进他的座位底下，说，它本来就不值得进入行李舱，就让它在座位下边呆着好了。女人感激地一笑，喊回她的儿子——萨沙!这个词我听得懂。其时萨沙正站在我前排那莫斯科新贵跟前，凝神注视着新贵手中的新款诺基亚。他不情愿地回到母亲身边，小声叨咕着什么。我猜是，女人要他坐在靠窗的里侧，就像有意把他和新贵隔离。而他偏要坐靠通道的座位。当然，最终他没能拗过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麦色头发、表情懦弱的孩子，海蓝色的大眼睛下方有两纹浅浅的眼赘儿——我经常在一些欧洲孩子娇嫩的脸上看见本该在老人脸上看见的下眼赘儿，这让孩子显得忧郁，又仿佛这样的孩子个个都是老谋深算的哲学家。
飞机起飞了，我侧脸看着右边的女人，发现她竟有些面熟。我想起来了，我在我那作家母亲的书架上见过一本名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旧书，书中卓娅的照片和我右边这位女邻座有几分相像。栗色头发，椭圆下巴，两只神情坚定的眼睛距离有点偏近。卓娅是我母亲那一代人心中的英雄，对我这种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她则太过遥远。当年我凝望她的照片，更多注意的是她的头发。尽管她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可从时尚的角度看，她一头极短的卷发倒像是能够引领先锋潮流。那时我喜欢她的发型，才顺便记住了她。现在我不想把飞机上我这位女邻座叫成卓娅，我给她编了个名字叫做伊琳娜。俄罗斯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我不在乎。我只是觉得我的邻座很适合这几个字的发音：伊琳娜。她的绾在脑后的发髻，她那有点收缩的肩膀，她的长度过于保守的格子裙，她的两只对于女人来说偏大了点的骨关节泛红的白净的手，她那微微眯住的深棕色的眼睛和颤动的眼皮，那平静地等待回家的神情，都更像伊琳娜而不是卓娅。有广播响起来，告知乘客这架飞机的飞行时间是九个小时左右，将于明晨到达哈巴罗夫斯克。飞机十分钟之后为大家提供一份晚餐，而酒和其他食品则是收费供应。
我草草吃过半凉不热的晚饭，三片酸黄瓜、几个羊肉丸子和油腻的罗宋汤。我得闭眼睡一会儿。哈巴罗夫斯克不是我最后的目的地，我还得从那儿再坐一夜火车。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真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呢?
当我睁开眼时，我发现这机舱起了些变化。多数旅客仍在睡着，变化来自伊琳娜前排座位。她前排座上的那个瘦高男人正脸朝后地把胳膊肘架在椅背上，跪在自己座位上和后一排的伊琳娜聊天。我暂且就叫他做瘦子吧，他的一张瘦脸上，不合比例地长了满口白且大的马牙。他这脸朝后的跪相儿使他看上去有点卑微，有点上赶着。不过他那一身过于短小的、仿佛穿错了尺码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本身就含有几许卑微。他的表情是兴奋的，手中若再有一枝玫瑰，就基本可以充当街心公园里一尊求婚者的雕像。伊琳娜虽然没有直视他的眼，却对他并不反感。他们好像在议论对莫斯科的印象吧，或者不是。总之他们说得挺起劲。没有空姐过来制止瘦子的跪相儿，只有伊琳娜身边的萨沙仰着脸警觉地盯着瘦子——尽管他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后来，久跪不起的瘦子终于注意到了萨沙的情绪，他揿铃叫来空姐买了一罐可乐和一根俄罗斯红肠给萨沙。果然，萨沙的神情有所缓和，他在母亲的默许下，有点扭捏地接受了瘦子的馈赠。他一手攥着红肠，一手举着可乐，对这不期而至的美食，一时不知先吃哪样为好。瘦子趁热打铁——我认为，他把两条长胳膊伸向萨沙，他干脆要求和萨沙调换座位。他有点巴结地说他那个座位是多么多么好——靠走道啊，正是萨沙开始想要的啊。萨沙犹豫着，而伊琳娜突然红了脸，就像这是她和瘦子的一个合谋。她却没有拒绝瘦子的提议，她默不做声，双手交叠在一起反复摩挲着。瘦子则像得到鼓励一样，站起来走到后排，把手伸到萨沙胳肢窝底下轻轻一卡，就将孩子从座位上“掏”了出来，再一把放进前排他的老座位。也许那真该被称作是老座位了，只因为座位的改变预示着瘦子和伊琳娜关系的新起点。难道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什么关系吗?
我看见瘦子如愿以偿地坐在了伊琳娜身边，他跷起一条长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向伊琳娜这边半斜着，脚上是后跟已经歪斜的尖头皮便鞋，鞋里是中国生产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穿的灰色丝袜，袜筒上有绿豆大的烟洞。我看出瘦子可不是富人，飞机上的东西又贵得吓人。但是请看，瘦子又要花钱了：他再次揿铃叫空姐，他竟然给伊琳娜和自己买了一小瓶红酒。空姐连同酒杯也送了来，并为他们开启了瓶塞。他们同时举起酒杯，要碰没碰的样子，欲言又止的样子，像是某种事情到来之前的一个铺垫。我看见伊琳娜有些紧张地拿嘴够着杯口啜了一小口，好比那酒原本是一碗滚烫的粥。瘦子也喝了一口，紧接着他猛地用自己的杯子往伊琳娜的杯子上一碰，就像一个人挑衅似的拿自己的肩膀去撞另一个人的肩膀。伊琳娜杯中的酒荡漾了一下，她有点埋怨地冲他笑了。我很不喜欢她这种埋怨的笑，可以看作那是调情的开始，或者说是开始接受对方的调情。
我在我的座位上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也可能是为了更便于观察我右侧的这对男女。我承认此时我的心态有几分阴暗，就像喜欢看名人倒霉是大众的普遍心理一样。虽然伊琳娜不是名人，但我觉得她至少是个正派女子。看正派女子出丑也会让我莫名其妙地满足。我觑眉皱眼地左顾右盼，并希望萨沙过来看看他母亲现在的这副样子。萨沙正专心地品味红肠，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见他小小的半侧面。我前排那三位“电动狮子狗”在睡过了一阵之后同时醒来。他们一经睡醒就又开始忙着吃喝，几乎买遍飞机上所有能买的东西。他们喝酒也不用酒杯，他们一人一瓶，嘴对着瓶口直接灌，间或也互相灌几口。他们的粗放顿时让伊琳娜和瘦子显得文明而矜持，如果你愿意也完全可以说是让他俩显得寒碜。当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杯中酒已经让伊琳娜放松了，她和瘦子从有距离的闲聊开始转为窃窃私语，她脑后的发髻在椅背的白色镂花靠巾上揉搓来揉搓去，一些碎发掉下来，垂在耳侧，泄露着她的欲望。是的，她有欲望，我在心里撇着嘴说。那欲望的气息已经在我周边弥漫。不过我似乎又觉得那不是纯粹主观感觉中的气息，而是——前方真的飘来了有着物质属性的气息。
从这机舱的前部，走来了两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当我把眼光从伊琳娜的发髻上挪开，看见前方这两个男人，顿时明白那气息来自他们——至少是其中一人身上的博柏利男用淡香水。我对香水所知甚少，所以对这款香水敏感，完全是我母亲的缘故，她用的就是这一款。记得我曾经讥讽我母亲说，您怎么用男人的香水啊。我母亲说，其实这是一款中性香水，男女都能用。我想起母亲书架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对这位年轻时崇拜卓娅、年老时热衷博柏利男款香水的妇人常常迷惑不解。眼下这两位男士，就这架懒散、陈旧的飞机而言，颇有点从天而降的意味——尽管此时我们就在天上。他们年轻，高大，标致，华丽，他们考究，雕琢。打扮成如他们的，仿佛只有两种人：T型台上的男模和游走于五星级酒店的职业扒手。他们带着一身香气朝后边走来，腕上粗重的金手链连同手背上的浓密汗毛在昏暗的舱内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他们擦过我的身边，一眨眼便同时在机舱后部的洗手间门口消失了。
我的不光明的好奇心鼓动着我忍不住向后方窥测，我断定他们是一同进了洗手间而不是一个等在外边。在这里我强调了“一同”。此时最后一排空着的座位上，一个空姐正视而不见地歪着身子嗑着葵花子。显然，她对飞机上的这类行径习以为常。大约一刻钟后，我终于亲眼看见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从洗手间出来了，其中一个还为另一个整理了一下歪斜的领带。我一边为我亲眼看见这些而有那么点兴奋，一边又为他们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利用飞机上如此宝贵而又狭小的洗手间将两个身体同时挤了进去而感到气愤。啊，这真是一架膨胀着情欲的飞机，两位华丽男士的洗手间之举将这情欲演绎成了赤裸裸的释放——甚至连这赤裸裸的释放也变成了表演。因为半小时之后，这两位男士又从前方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示威似的相跟着，穿过我们的注视，又一同钻了一次洗手间。
我所以用了“我们”，是因为当华丽男士经过时，伊琳娜和瘦子也注意到了他们。而瘦子的右手，在这时已经搭上了伊琳娜的左肩。
过了半点钟，那只手滑至伊琳娜的腰。
过了半点钟，那只手从伊琳娜腰间抽出，试探地放上了她的大腿。
夜已很深，我已困乏之极，又舍不得放松我这暗暗的监视，就找出几块巧克力提神。巧克力还是我从国内带出来的，德芙牌。在国内时并不觉得它怎么好吃，到了俄罗斯才觉得我带出来的东西全都是好吃的。这时一直没有睡觉的萨沙也显出困乏地从前排站起来找伊琳娜了，他来到伊琳娜身边，一定是提醒她该照顾他睡觉了。可当他看见伊琳娜正毫无知觉地和瘦子脑袋顶着脑袋窃窃私语，便突然猛一转身把脸扭向了我。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不期而遇，我看出那眼光里有一丝愠怒。那短短的几秒钟，他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扭转身向我，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母亲的什么。在那几秒钟里我觉得萨沙有点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我本是一个缺乏热情的人，这时还是忍不住递给他一块巧克力。对食物充满兴趣的萨沙却没有接受我的巧克力，好像我这种怜悯同样使他愠怒。他又一个急转身，捯着小步回到他那被置换了的座位上，坐下，闭了眼，宛如一个苦大仇深的小老头。
我偷着扫了一眼伊琳娜，她的头一直扭向瘦子，她没有发现萨沙的到来和离开。
过了半点钟，瘦子的手还在伊琳娜腿上——或者已经向上挪了一寸?它就像摆在她格子裙上的一个有形状的悬念，鼓动我不断抬起沉重的眼皮生怕错过什么。好一阵子之后，我总算看见伊琳娜谨慎地拿开它，然后她起身去前排照看萨沙。萨沙已经睡着了——也许是假寐，这使伊琳娜有几分踏实地回到座位上，瘦子的手立刻又搭上了她的大腿。她看了看复又搭上来的这只手，和瘦子不再有话。她把眼闭上，好像要睡一会儿，又好像给人一个暗示：她不反感自己腿上的这只手。果然，那只手像受了这暗示的刺激一般，迅疾地隔着裙子行至她的腿间。只见伊琳娜的身体痉挛似的抖了一下，睁开了眼。她睁了眼，把自己的手放在瘦子那只手上，示意它从自己腿间挪开。而瘦子的手很是固执，差不多寸步不让，就像在指责伊琳娜刚才的“默许”和现在突然的反悔。两只手开始较劲，伊琳娜几经用力瘦子才算妥协。但就在他放弃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手翻到伊琳娜手上，握住她那已经松弛的手，试图将它摆上自己的腿裆。我看见伊琳娜的手激烈地抵抗着，瘦子则欲罢不能地使用着他强硬的腕力，仿佛迫切需要伊琳娜的手去抚慰他所有的焦虑。两只手在暗中彼此不服地又一次较量起来，伊琳娜由于力气处于劣势，身体显出失衡，她竭力控制着身体的稳定，那只被瘦子紧紧捉住的充血的手，拼死向回撤着。两人手上的角力，使他们的表情也突然变得严峻，他们的脑袋不再相抵，身体反而同时挺直，他们下意识地抬头目视正前方，仿佛那儿正有一场情节跌宕的电影。
我累了。我觉得这架飞机也累了。
就在我觉出累了的时候，我看见伊琳娜终于从瘦子手中夺回了自己的手，并把头转向我这边。她匆忙看了我一眼，我用平静的眼光接住了她对我匆忙的扫视，意思是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听见伊琳娜轻叹了一声，再次把头转到瘦子那边。接着，她就像对不起他似的，活动了一下被扭疼的手，又将这手轻轻送进瘦子的手中。这次瘦子的手不再强硬了，两个人这两只手仿佛因为经过了试探，对抗，争夺，谈判，最终逃离了它们之间的喧哗和骚动，它们找到了自己应该的位置，它们握了起来，十指相扣。最后，在这个夜的末尾，他们就那样十指相扣地握着手睡了。这回好像是真睡，也许是因为伊琳娜终于让瘦子知道，一切不可能再有新的可能。
哈巴罗夫斯克到了。我没能看见伊琳娜和瘦子何时醒来又怎样告别，当我睁开眼时，他们已经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伊琳娜已经把属于她的各种袋子拿在手上，领着萨沙抢先走到前边到达机舱门口，就像要刻意摆脱瘦子一样。睡眼惺忪的旅客们排在他们后边，离他们母子最近的是莫斯科新贵，他早已打开诺基亚，高声与什么人通着什么话。然后是那两位华丽男士。一整夜的旅行并没有使他们面带疲惫，相反他们仍然衣冠楚楚，头发也滑腻不乱，好比蜡像陈列馆里那些酷似真人的蜡像，也使昨晚的一切恍如在梦中。
八月的哈巴罗夫斯克的清晨是清凛的，如同中国这个季节的坝上草原。走出机场，我呼吸着这个略显空旷的城市的空气，打了个寒战。旅客们互相视而不见地各奔东西，你很少在奔出机场的匆匆的人群中见到特别关注他人的人。我也急着寻找旅行社来接我的地陪，却忽然看见在我前方有一样熟悉的东西——伊琳娜的大帽盒，现在它被拿在那个瘦子手里。他走在我前边，正跨着大步像在追赶什么。我想起来了，伊琳娜的帽盒被存进瘦子的行李舱里，而她在下飞机时把它忘记了。
帽盒使昨晚的一切又变得真切起来，也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紧跟在瘦子后面，看见他扬着手中的帽盒，张嘴想要喊出伊琳娜的名字，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想他们其实就没有交换彼此的姓名吧，这给他的追赶带来了难度。可是伊琳娜在哪儿呢?我在并不密集的人流中没有发现他们母子，他们就像突然蒸发了一样。又走了几步，在我前边的瘦子猛地停了下来，盯住一个地方。我也停下来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在停车场旁边，在离我和瘦子几米远的地方，伊琳娜正和一个男人拥抱，或者说正被一个男人拥抱。那男人背对着我们，因此看不清面目，只觉得他个子中等，体格结实，头颅显得壮硕，脖子上的肉厚，稍微溢出了衬衫的领子。伊琳娜手中那些袋子暂时摆放在地上，萨沙守在袋子旁边，心满意足地仰头看着他的父母——肯定是他的父母。
这情景一定难为了瘦子，而伊琳娜恰在这时从男人肩上抬起头来，她应该一眼就看见了帽盒以及替她拎来了帽盒的瘦子。她有点发愣，有点紧张，有点不知所措。在她看见了瘦子的同时我认为她也看见了我。她的儿子，那个正在兴高采烈的萨沙，更是立刻就认出了我们俩。他警觉并且困惑地盯着这两个飞机上的男女，好像一时间我和瘦子成了会给他们母子带来不测的一组同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来不及解释，也不应该出错。是的，不应该出错。我忽然觉得我才应该是那个为她送上帽盒的最佳人选，我很惊讶自己又一次当机立断。我不由分说地抢上一步，对瘦子略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接着从他手中拿过——准确地说是“夺过”帽盒，快步走到伊琳娜丈夫的背后，将帽盒轻轻递到她那正落在她丈夫肩上的手中。至此，瘦子，我，还有伊琳娜，我们就像共同圆满完成了一项跨越莫斯科与哈巴罗夫斯克的接力赛。也许我在递上最后这一“棒”时还冲她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我身后瘦子的表情，只想脱身快走。
我所以没能马上脱身，是因为在这时萨沙对我做了一个动作：他朝我仰起脸，并举起右手，把他那根笋尖般细嫩的小小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就像在示意我千万不要做声。可以看作这是一个威严的暗示，我和萨沙彼此都没有忘记昨晚我们之间那次心照不宣的对视。这也是一个不可辜负的手势，这手势让我感受到萨沙一种令人心碎的天真。而伊琳娜却仿佛一时失去了暗示我的能力，她也无法对我表示感激，更无法体现她起码的礼貌。就见她忽然松开丈夫的拥抱，开始解那帽盒上的丝带。也只有我能够感受到，她那解着丝带的双手，有着些微难以觉察的颤抖。她的丈夫在这时转过脸来，颇感意外地看着伊琳娜手中突然出现的帽盒。这是一个面善的中年人，他的脸实在是，实在是和戈尔巴乔夫十分相似。
伊琳娜手中的丝带滑落，她打开盒子，取出一顶做工精致的细呢礼帽。礼帽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灰色，像在晴空下被艳阳高照着飞翔的灰鸽子的羽毛。这礼帽让戈尔巴乔夫似的丈夫惊喜地笑了，他以为——按常规，伊琳娜会为他戴上礼帽，但是，伊琳娜却丢掉帽盒，把礼帽扣在了自己头上。
我之所以用“扣”来形容伊琳娜戴礼帽的动作，是因为这按照她丈夫的尺寸选购的男式礼帽戴在她头上显得过大了，她那颗秀气的脑袋就像被扣上了一口小锅。礼帽遮挡了她那张脸的大部，只露出一张表情不明的嘴。礼帽在一瞬间也遮挡了她的礼貌，隔离了她和外界的关系，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包括不再看见瘦子和我。她可以不必同任何生人、熟人再作寒暄，她甚至可能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的丈夫再一次欣赏地笑了，他一定是在妻子扣着男式礼帽的小脑袋上，发现了一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幽默。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拎着大包小包，朝远处一辆样式规矩的黑轿车走去。
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把昨晚飞机上的事告诉给第二个人。昨晚发生了什么吗?老实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是萨沙贴在唇上的手指和伊琳娜扣在自己头上的礼帽让我觉出了某种无以言说的托付。特别当我预感到我和他们终生也不会再次谋面时，这“托付”反而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嗯，说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再次遥望了一下远处的伊琳娜，她头上晃荡的礼帽使她的体态有点滑稽，但客观地说，她仍然不失端庄——我知道我在这里初次用了一个我最讨厌的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不过它用在这儿，似乎还称得上恰如其分。
我看见一个脸上长着痤疮的中国青年举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他就是我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地陪了，我冲他挥挥手，我们就算接上了头。
原刊责编 邱华栋
◎编辑稿签
此篇作品没有编辑稿签
◎作者简介
铁凝：女，1957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笨花》等，中短篇小说曾多次获全国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批评◇创作谈
宽容中的善良
贺绍俊
接连读到铁凝的两个短篇小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证明铁凝身份改变后仍会继续小说写作，而且仍将保留她固有的风格。铁凝有自己的风格，但我们对铁凝的风格关注得不够，她的风格不是那种具有浓烈鲜明色彩的、或具有高亢锐利声音的、非常张扬个性的风格，她的风格就像是一缕带着清新气息的微风轻轻掠过。这种风格特征可以这么来概括：她擅长从日常生活出发，虽然体察的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能以小见大，发掘出生活细节中最丰富的内涵。
《咳嗽天鹅》堪称以小见大的经典之作。铁凝是从咳嗽这一日常生活中非常细小的现象入手的。或许可以把铁凝的《咳嗽天鹅》看作是一篇因为生态的忧思而有了创作冲动的小说。天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连最普通的村民都知道这一点，亏得生态意识逐渐在社会普及，这只病天鹅才可能被辗转送到动物园。铁凝通过这一辗转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心态。但出人意料的情节发生了，病天鹅到动物园以后反而遭遇劫难，而且杀它的竟是天天与天鹅相伴的、将天鹅馆收拾得像天鹅们的“天堂”的景班长。铁凝由此表达了比一般生态小说更深刻的思索：从生态的忧思进入到“人态”的忧思。就是说，生态问题不仅仅依赖于人的理性来解决，它从本质上也是与“人态”相关的，人的情感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如果没有与生态意识融洽起来，人们再多么有理性地认识到生态的重要，也不会真正与动物们成为朋友的。
《伊琳娜的礼帽》读起来有些许俄苏文学的韵味，或许铁凝对俄苏文学的经典有所偏爱，进而出神入化。仿佛是要与这种韵味相协调，她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了俄罗斯。铁凝再一次发挥她以小见大的特长。这一次的“小”专门用在对人物的观察上，小到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透过“我”的一双敏锐的眼睛，在飞机窄狭的空间里简直就在上演着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无论是一个当母亲的伊琳娜与一名陌生人瘦子的暧昧的亲热，还是三个年轻男女放肆的调情，还是一对衣冠楚楚的华丽男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洗手间的龌龊，都集中在飞机这一特殊的空间里发生了。这个特殊空间就像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快又会解散，因此置身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会把平时的约束和禁忌置诸脑后，都想趁机让自己的欲望释放一把。但是，当飞机降落后，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伊琳娜和瘦子尽管都十指相扣地握着手了，此刻又像是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读到这里，我们或许要对人的瞬息万变表示叹惜。但是，伊琳娜的礼帽出现了！伊琳娜礼帽这个小小的细节引导我们发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瘦子拎着礼帽盒的追赶，“我”当机立断的夺过帽盒，还有小萨沙把笋尖般细嫩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对一对恩爱夫妻的祝福。也许这就是铁凝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的发现：美好和善良总是持久的、常态的，我们不要被偶尔溢出来的非分欲望破坏了常态中的美好和善良。连伊琳娜也对自己一度溢出的欲望心生愧疚，她将礼帽扣在自己头上，企图用这个滑稽的举动遮掩住愧疚的表情。而铁凝则以一种宽容之心谅解了欲望的一时溢出，因为她相信善良的人们终究要回到常态中来。
在这两篇小说中，铁凝都是以善解人意的态度小心呵护着笔下的人物。温馨，善良，始终是铁凝创作的底色。当年她写《哦，香雪》时是单纯中的善良，随着她的成熟，单纯逐渐褪去，而今体现在她的作品里的是宽容中的善良。《咳嗽天鹅》中的刘富对待妻子香改就不宽容，但天鹅之死让他震惊，也让他的天性向着自己的妻子敞开，他醒悟到妻子是多么需要得到他的爱惜和呵护。《伊琳娜的礼帽》中的“我”也许是刚刚离婚使心情变得狭促，因此容不下表姐的行为，但礼帽最终解开了她的心结，也能接受表姐的最讨厌的口头语了。铁凝把关系看成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她认为小说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种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铁凝面对种种复杂的关系却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得当，就是因为她始终坚持着一点：以宽容之心去发现美好和善良。
[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