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幸福久久:富田事变”—— 一件悲剧性事件。

富田事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目录

事件历史背景

事变基本经过

党对事变的认定

事后处理

详细经过

事件历史背景

　　  

富田事变旧址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反扩大到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有，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杀去"。　　1930年10月有，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在分子。

事变基本经过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至12月8日是，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是，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是，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于，缴了省苏警队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党对事变的认定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有，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事后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 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详细经过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李韶九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南京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戴向青等写翻案文章，肖克发表对事变看法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胡耀邦亲自过问，冯文彬等受命调查　　戴向青有关富田事变的文章出来后，那些等待了半个世纪，祈盼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仿佛看到了曙光。除了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谢象晃，第一个向戴向青感谢的是湖北黄石的汪安国。这位90高龄的老人原是赣西南安福县委书记，1930年因公去东固请示工作被李韶九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被刘敌解救后，次年4月又被抓，他伺机逃脱，从此远离故土，到处流浪。1980年，当年省苏维埃秘书长马铭的儿子也从铅山找到戴向青，叙说父亲死后(死时28岁,被诬为AB团要犯)他与母亲的不幸遭遇。还有一位河南青年千里迢迢来到江西，请求戴向青、罗惠兰帮忙他寻找自己的姑姑曹舒翔。姑姑参加革命后曾去苏联留学，归国后却一直杳无音讯。戴、罗听了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姑姑早已被当作AB团处死，判决书赫然登在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上。像这样令人感慨的人与事真是不胜枚举，这也加重了戴向青等人的责任感。　　要不要为富田事变平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年苏区究竟是不是有反革命的AB团。如果有，那么肃AB团就是必要的，乱打乱杀不过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是，戴向青等人经过深入研究和查证有关AB团的历史资料，包括AB团头子段锡朋的自述文章，最终否定了这种观点。戴向青在《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一文中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党内根本不存在AB团!打AB团不是什么“扩大化”，而是根本错误!　　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呼吁，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终于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1986年6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受命赴湘、赣一带调查。戴向青此时已调任江西省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负责接待、陪同冯文彬一行。冯、马从湖南进入江西后，戴向青陪同他们经萍乡、南昌，考察了井岗山、吉安、瑞金、富田、东固等地。冯文彬告诉戴向青：中央领导的意见，这个问题(指肃AB团和“富田事变”)应该解决了。　　冯文彬所说的“中央领导”，实际上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冯文彬、马石江在江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临走时，将全面整理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戴向青。当戴向青将两个专题的材料(AB团与“富田事变”两专题)整理后正欲送北京时，有人出来阻拦：按以往规定，中央未重新定性的重大问题，要先报省委，待省委同意后再上报中央。但这样一来，就会超过冯文彬所规定的期限，甚至会影响平反的部署。戴向青无法，只好打电话给北京，请示冯文彬。冯回答很干脆：“那就省委和中征委两处一齐报吧!”　　两个材料上报中征委后，冯文彬、马石江立即向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不久，中央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但富田事变的平反工作并没有因此事而停止。　　1987年，中央召开了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将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调查材料，散发给与会人员，征求各单位意见。座谈会结束不久，上述部门逐一回函，意见一致，均同意材料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了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负责起草上报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为慎重起见，冯文彬的秘书陈文斌又数度来江西，核实一些具体情况。他告诉戴向青：这个问题解决有望了。戴向青感到莫大的安慰。 杨尚昆批示解决，权威著作非正式给予平反　　1988年，陈云在一份关于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上批示：尚昆同志了解此事，我当时不在江西，不太了解。 杨尚昆是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是了解的。接到有关的材料和陈云批件后，杨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建议中央档案馆准备好有关AB团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应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澄清这些历史事件。　　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即将陈云与杨尚昆的批示转给有关部门。　　不久，中央档案馆将有关档案找了出来，有厚厚的一大叠。　　中组部也成立了以中顾委委员、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的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八人组成：中央档案馆1人，中央党史研究室1人，江西1人，还有中组部两位局长，一位处长，一位干事。戴向青以江西名额参与这个小组。　　这一次，戴向青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不少是他第一次见到。其中有江西省行委常委、被诬为“AB团总团长”段良弼向中央汇报的万言书，和174团政委刘敌写给中央的信。这些原始材料更进一步证实：所谓“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纯粹是信口雌黄，中央苏区肃出的成千上万“AB团分子”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　　复核小组对富田事变的认识很快趋于一致，惟有在刘敌能否平反上有过争议。戴向青等据理力争，认为刘敌不但不是“反革命首领”，反而是对革命有功之臣。当操生杀大权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对他由怀疑转为信任时，曾拍着他的肩膀，示意刘敌只要听话，就会当二十军军长。如果刘敌有私心，只要顺从李韶九，他就可以升官。但刘敌抛却私心杂念，带兵解救被诬陷的同志，以致自己惨遭杀身之祸。　　复核小组统一认识后，决定起草一份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文件，并指定由戴向青执笔。这份题为《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长达万余字，戴向青改完第二稿后，便离京返回江西。这时已是1989年2月。　　戴向青起草的文稿又经过富田事变事件复核小组在京成员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后，于1989年春夏之交上报中央，随后，中央又派由中组部组成的复核小组带来江西，又一次进行实地调查，可谓慎之又慎。　　戴向青送走中组部复核小组，苦苦地等待着，但却始终没有回音。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戴向青所盼望的、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文件仍未下发。　　不过，富田事变的平反却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部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虽然没有专门为富田事变平反的红头文件，但以这些书的权威性，也足以说明人们内心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它或者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