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官场风流后续:金冲及：“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本文引自09年9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著名学者金冲及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日前出版，在接受CBN采访时，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
　　人物档案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著名学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继郭沫若、刘大年后第三位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1951年，金冲及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北京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缯TD>
　　[ “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面对近一百年中华民族从“救国存亡”到“和平崛起”的曲折历史，历史学家们多以“专业史”、“微观史”的角度进行书写，鲜有从微观事件出发，经由对史实的梳理和对历史事件多个侧面及复杂演变过程的呈现，完成对“中华民族何以在百年间发生巨大转变”这一历史命题的追问与评价的全景式立体叙述。
　　　　9月12日，著名学者金冲及集5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得，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称《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全景式记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空白。《史纲》大量引用未公开过的高层会议记录、当事人日记、亲历者口述资料，揭秘新中国重大决策、政策的出台背景，以“以史代论”、“夹叙夹议”的笔法，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对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解读和评价。
　　　　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金冲及，对自身所研究的中国近百年历史，有70余年时间与亲身经历相重叠，写来一气贯通、激情洋溢。围绕《史纲》的评论，非常敏感地指向“世纪意识”、“个人感情强烈”等方面。9月10日，金冲及接受了CBN等多家媒体的采访。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从个人感情来说，我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比伤痕文学写的强烈得多”
　　　　CBN：这是一部时间上与你个人人生经历有所重叠的历史书，这当中必然会投射个人的切身体认与情感，如何把握历史写作与个人情感、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那个体会，光根据一些书本上面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去想象当时的事情，自由是很自由，但是往往离真实很远。
　　　　这是一个“史”跟“论”的关系，感情和理智的问题，因为我是读历史出身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从年轻的时候受到的史学训练，就是首先掌握材料，要尽量透过那些零碎、分散的材料，来力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当时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恢复过来，当然也会尽可能地做一些说明，解析为什么它是这样发展的。
　　　　读历史的人，要讲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每件事情要放在发展过程里来看，周围事物又是互相有联系的，都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这都是历史学的基本素养。
　　　　首先努力地恢复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努力再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这样，这是历史学家主要做的工作。谈论历史，有感想有评论，有的人说写的事最好客观，什么评论也别发，我看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个问题上面，我花了比别的学者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我说了我的看法，这没什么不可以，你不信、不赞成也可以，我只是说自己的看法。
　　　　至于讲写作时的感情因素，我想，任何人写他笔下的历史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谈的时候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因为司马迁爱恨分明，所以《史记》才写得那么好。西方希罗多德《历史》，写了对希腊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的民族精神，才那么打动人。反而是那些冷冰冰地罗列一些事实、数据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乏味。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CBN：因为你的身份，大家对这本书可能爆的一些“猛料”非常期待。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强调什么，我并没有特意要去用那些别人都没见过的档案之类，判断一部书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也并不是看作者爆了多少“猛料”。在这本书里，材料上我是有一些偏重，就是用了很多台湾的材料，像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陈诚的书信集、黄郛的日记等等，我用这些材料，用别人都不怎么引用过的。
　　　　CBN：有评论质疑，认为《史纲》中有为以往历史做辩护的倾向。
　　　　金冲及：写历史，免不了会带着个人的感情，但有两点必须做到：第一点，不能因为有感情而歪曲、改变历史的真相；第二点，有感情也不是靠堆砌一大堆形容词来表达你的感情。这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史德。
　　　　我知道海外有些报纸，说到我是“官方学者”，他这样讲这个事情也很自然。第一条有感情但不能因此歪曲事实，我说“文化大革命”，讲到“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在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工作，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到北京来，把我绑架走，直接拉上火车，弄到上海；后来被送回北京的时候，这边又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审查了四年，我在干校三年，跟家里人都没有见面，有时候劳动时都是有人押送着。所以我要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要控诉的话，至少比那些伤痕文学写的那些要强烈得多，但现在写这段历史，还是要理性来看待。假如全凭个人感情来写，就成了个人控诉了。
　　　　我谈的看法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以再讨论。但我谈的，我相信是这样的，至于你不同意，也可以，我不指望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对了。
　　　　立体叙述中国的百年转身
　　　　CBN：这本书里也谈到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比如统购统销，的确会给人一种为历史做辩护的感觉。
　　　　金冲及：统购统销那里面专门讲了，当时考虑了八个方案。当时说实在的，工业化的发展以后，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粮食根本供应不过来。上海的杨西光曾跟我讲，1961、1962年的时候，最艰难时上海的存粮只有三天的了，城市里一旦断粮怎么办？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这种建设中的事情也不是说有现成经验，一开始都是好心，听说城市发展了，听说工业增加了，大家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能够供应的力量配不上了。
　　　　我看现在电视里谈及那段历史，说那个时候是粮票、布票，买什么都是要票证，今天到商店里一看，什么都有，那么繁荣，看起来好像“忆苦思甜”似的，我很反感这个。事实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假如没有粮票、布票，你放开市场，自由定价，有钱的就买，那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虽说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
　　　　CBN：书里写历史人物，并没有写他们那些特别个性鲜明的一面。比如有人讲，周恩来发起火来其实也脾气很大。
　　　　金冲及：一般讲起来，周恩来的自我控制可以说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大家都知道，南宁会议上批周批得很厉害，第一次批得那么凶。邓颖超曾跟我讲，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回来以后，一句牢骚话都没和她讲过，还是忙他那些忙不完的事，后来听说是总理犯错误了，但究竟什么样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李先念或是薄一波跟邓颖超讲了，她才知道这些事。周恩来并不是有脾气就会全部发出来的，发脾气的时候很少。
　　　　CBN：在你看来，新中国的近30年和前30年有什么样的联系？因为今天我们谈论前30年，总是给人一种“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的感觉。
　　　　金冲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后面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比如说，在1949年能不能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机器也不会造，就连手表这种简单的东西，解放初期根本不会造。所以真正讲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跟国民经济体系，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怎么对外开放？
　　　　有的人也许是好心，为了要讲改革开放的成绩，拿前30年来作为反衬，以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再过30年后，人们又会怎样说我们现在呢？王羲之《兰亭序》里有一句话，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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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冲及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
  
  ■施宣圆
  
  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气势恢宏，立论精辟，结构严谨，夹叙夹议，资料丰富，生动活泼，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大手笔、世纪之作，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
  
  金冲及老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了。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金老师在写一本百年中国的书。当时，我们曾经议论，说这是一块“硬骨头”。说它是“硬骨头”，是因为这部百年中国史纲，从1900年写到2000年，整整一个世纪，涵盖了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当代是最难写的，不仅是材料太多，还有一些所谓的“禁区”。但是，没有想到这部书这么快就出版了。过去以个人之力写这段历史的著作几乎没有，金老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恐怕是第一本。
  
  当代人写当代史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金老师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也就是2005年12月底开始动笔写的。写了两年多，一百多万字。这是一部记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么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的史学著作。说它是“史纲”，是因为它只有四卷，一百多万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变化太快，事情太多，许多事又十分复杂。对其中的一年、一件事、一个问题，以至一个人也可以写出厚厚的一部书来。倘若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至少也要几百万字，甚至几千万字，那不是金老师个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二三年能够完成的。所以，金老师称其为“史纲”，纲者，纲要也，是名副其实的。
  
  金老师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他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更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广大读者。他曾经引用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的话:“只有历尽灾难、饱经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他的这本著作和以前的著作一样，都是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在增强这种感受方面多少能起点作用。
  
  《史纲》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评论。杨天石先生说:“金先生在七十五高龄以后写这部书是很不容易的，他又不会用电脑，每个字都是爬格子写出来的，一百多万字，平均一年要写四十多万字。我比他年轻，现在一年也只能写二三十万字。他确实了不起，是令人尊敬和佩服的。”杨奎松先生说:“如此大分量、大跨度的皇皇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王奇生先生说:“应该说，对历史过程的细节描写和对全局的宏观分析，两者如何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史纲》作了很好的示范。”《史纲》气势恢宏，立论精辟，结构严谨，夹叙夹议，资料丰富，生动活泼，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大手笔、世纪之作，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
  
  有人说:“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当代历史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金老师不是没有想过。他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的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
  
  早在1994年初，金老师就在《历史研究》著文《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其后，他又多次提出当代人应该研究和撰写当代史。他曾经讲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一个比喻: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当然，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决不能认为只有自己的著作才是最好的，甚至以为这是“传世”的或“不朽”的，这是不可能的。许多重要的历史课题，往往后人还会一遍一遍地重新研究，写出新的著作来，并且完全有可能在许多方面超过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但是，肯定也有许多方面不如当代人写的。我们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毫无疑义，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平心而论，在当代找不出一本谁都完全认同的历史著作来，都是一家之言！
  
  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是继郭沫若(1958)、刘大年(1999)当选该院外籍院士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再获此殊荣。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学术机构，是主导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研究实力雄厚，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研究中取得了众多世界一流的成果。至今已有十九位学者先后获得诺贝尔奖。
  
  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科学院成为国家科学组织并于1925年更名为苏联科学院，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科学院重新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现有院士近六百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学者共计有十六人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金老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之时，正好是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初稿完成之日，那时，他将满七十八岁，他欣慰地说:“这两件事对我都是一种勉励。”是的，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不仅是他一生的殊荣，而且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是，知道的人很少，我曾经问过复旦历史系一些他的同事和学生，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与金老师经常通电话，他从来也没有透露过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事。后来，我知道了，问他，他只是笑笑而已。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为人极其低调、不喜欢张扬的人。
  
  金老师和郭沫若、刘大年代表中国史学界的三代人，他们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都是当之无愧的。金老师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生。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学术成果而蜚声学界。他和胡绳武老师合著出版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及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出版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先地位；他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中国共产党的历程》、《陈云传》，以及参与编写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等，使他在中共党史和当代史研究方面成为权威名家；他担任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解放》总顾问，又使他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
  
  金老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长达二十年，还承担过许多的学术兼职。如他曾经是中国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军事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人大等高校兼职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又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员，等等。他本职工作繁重，社会活动繁多，但他毕竟是教授，是历史学家，是一介书生，书生的本色就是读书、写书、编书。
  
  “1947年情结”
  
  世纪之初，金老师出版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在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每年都有许多重大事情发生，每年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金老师说，1947年，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也就是说，从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这是从历史进程来说的。如果从个人方面来说，金老师说他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内，他从一个高中生进入大学史地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他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是他自己在这一年年初也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一些原来很熟悉他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那是在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推动下的结果。
  
  金老师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五六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推残。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的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同学首先发起劝募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劝募寒衣和一些合法活动，发动和团结校内大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金老师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他常和同学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的难民手中；他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次年1月29日，他参加复旦同学支持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的活动，而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但过了三四个月，便秘密参加了梦寐以求的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
  
  1947年，对金老师来说也是他人生转折的一年。他不仅是一位热血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了独立的见解。在一次读书会讨论时，有的同学提出研究历史，不要谈现实，说这样会变成空谈。金不同意这样看法，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现代史这一章从历史上剔出去，并且我们也不能只做一个和现实脱节的古人啊。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那现代史反正是最重要的一章，要知道今天是现实，明天就是历史，所以我以为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是金在1947年12月24日“日记”中记的一段话。金告诉我，他那时曾经写“日记”，但是，“文革”时烧掉了，幸运的是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有四十天的日记居然保存下来了。这是他在1948年夏天，存放在中学好友丁彬荣家的，丁一直把日记和一些文字材料一起藏匿在浴缸底下，外面用瓷砖封上，至解放后才取了出来。直到2003年年初才物归原主。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是十七岁，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虽然，日记只有四十天，但两万多字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金老师在学生时代的思想和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些片断，这是弥足珍贵的。
  
  金、胡合作，传为佳话
  
  金冲及和胡绳武合作撰文著书曾经在国内外学术界传为佳话，至今还有许多人知道。金、胡是同学，胡比金年长七岁。金是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的一年级新生，胡是四年级学生。金是学校进步学生的骨干，胡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解放后，他们都在历史系。历史系教授很多，如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蔡尚思等等，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金、胡专攻近代史，成为青年骨干教师，1952年，一起筹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1957年，开始合作发表第一篇论文。两年后，合作出版第一部著作《论清末的立宪运动》。1965年，金随石西民同志到文化部。不久，胡也调至北京。他们一起在文物出版社任正副总编辑。以后胡老师到人大与戴逸先生一起从事“清史”教学和研究，是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其著作除与金老师合作的外，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和《胡绳武论文集》等问世。
  
  我是196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当时金是讲师，胡是系副主任(主任是谭其骧)。金老师1955年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与胡绳同志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在我们学生看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胡绳同志是理论权威、是"大人物"；金老师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二十多岁的青年老师竟敢向"大人物""挑战"；以后，又听说他经常与胡绳武老师合作撰文著书。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盼望他给我们上课。后来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他在学校担任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课程，他上课时几乎不看讲稿，滔滔不绝，有条有理，有声有色，时而抑扬顿挫，时而神采飞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至今我们同学聚会时还常常回忆起他上课的情景。
  
  金、胡合作撰文著书最有影响的成果是一百五十多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这是金、胡"四十多年的诚挚友谊的一个纪念"。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写于1962年，至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四卷出版，前后经历了三十年。辛亥革命历史是他们二位研究的重点，《史稿》论述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脉络清楚，资料翔实，尤其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描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获得了孙中山基金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近二十年过去了，《史稿》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著作。
  
  金、胡合作的佳话还传到国外。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先生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风趣地说:"在我们的印象中，你们两位的名字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次，韩国著名学者闵斗基教授在东京同金老师见面时，问道:"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位为什么能够合作这样长的时间？一般说来，这是不容易的。"金、胡的长期合作，固然有他们四十多年的"诚挚友谊"，更重要的是:一、由于多年的合作，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很接近，即便对某些具体问题一时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交换意见，也比较容易取得一致。这是最重要的。二、彼此相见以诚，相互尊重，相互体谅，衷心感到合作比各人单独去做，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效果，从来没有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任何不应有的计较。金、胡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至少有几十篇，排名有的金在前，有的胡在前。《辛亥革命史稿》，前三卷排名金在前，胡在后。第四卷胡在前，金在后。据了解他们二位的老师说，他们常常为署名问题互相谦让，后来便规定谁执笔，或者谁花的力气较多，谁的名字就排在前面。史学界一些同仁很羡慕金、胡长期合作撰文著书，也曾经合作写论文、写书，但往往时间不长就分道扬镳，有的还发生了一些诸如署名谁前谁后、稿费谁多谁少等等不愉快的事。金、胡的长期合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难能可贵的。今天，金老师和胡老师依然十分怀念和珍惜这一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