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博汽车的标志:金冲及: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五四运动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八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