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pp:金冲及谈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三个争议(1)

编者按：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将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本次讲座由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先生，为大家回顾“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金冲及先生将从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个方面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的历史；反映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在讲座中，金冲及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的三个争议问题。本文摘编自金冲及在文史大讲堂上讲座实录。(吴皓)

　　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党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对有争议的问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多少争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很熟悉的朋友。有的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把原来搞得很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做法放弃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这样就造成走了弯路。我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当总路线酝酿和提出来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团委书记，党内传达时，我完全没有你所讲的那种感觉。那时的突出感觉是，本来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大概是到一定时候一步到位，到那一天，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宣布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大家要要像过“土改关”一样，过好“社会主义关”。但总路线提出来以后，才感到原来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说到哪一天才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而这个过渡是和平的，并且采取“赎买”等办法，并没有觉得突然要搞社会主义了。

　　大家知道，共产党从成立开始，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也不是到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1949年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为什么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把更长远的目标“要走向社会主义”定进去。周总理在大会上回答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一前途走去。”所谓的“这个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最早是1952年9月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周恩来到苏联向斯大林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那次讨论中，毛泽东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最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而且正好是周恩来到苏联见斯大林回来以后？当时胡乔木同志让我们查一下档案，斯大林有没有建议提出来的。我们查了档案，斯大林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注意到，在那次去和斯大林谈之前，周恩来写了一个《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工商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和56.2%之比，变成了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49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在工商业里只占43.8%，而私有经济占56.2%，到1952年的时候，公有经济占到了67.3%，而私营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2.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1952年仍占全国总额的67%。数量上已经不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随着大规模经济的开始，扩大国有经济的步伐更在大大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国有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国营工商业今后的发展将远远超过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会日益加强其控制力量。”

　　当时农业的合作化也在迅速开展。周恩来报告中所讲的，说明中共中央看到了原来没有注意到、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重要事实。

　　那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公有制经济已在逐渐取得主体的地位（当然农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私营经济的比重已在逐步缩小。这样，未来不需要在十年后宣布工业国有化、一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逐步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看到了一个过去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本来，社会主义的前途早就肯定了，但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从而作出了新的决策。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有经济的比重更是大大增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第二，总路线的主体问题。

　　刚才提出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怎么过渡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体两翼”，一个身体、两个翅膀，或者是“一化三改”，“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方针。但后来有一些文章或书籍，在讲到社会主义怎样建成这一问题的时候，常常把主体忘记了，好象只是“两翼”的结果，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事实上中国能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有重大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进行其他三个改造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根本谈不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以后，当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放在哪里？主要投身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事情上。我举个例子，当时最有名的是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建设，第一项是鞍钢有三大工程，一个是轧钢厂，如果你没有轧钢厂，钢的粗胚，你就不能制成钢板、不能制成铁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二是无缝钢管，以前是把铁皮卷起来，把它焊接起来的管子，这是有缝的钢管。现在大家哪还能见到那样的东西，现在都是无缝钢管。三是汽化高炉，都是自动控制的。

　　以前毛泽东讲过，我们现在能造什么？桌子、板凳、茶杯、茶碗，会种粮食磨成面粉，还会造纸（还有一些纺织厂），除了这些，一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都不会造。不光是鞍钢，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也是那时候建的。北满钢厂造合金钢，现在我们知道什么都离不开合金钢，合金钢在以前也不会造。富拉尔基和太原的重型机械厂。上海是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完整的一套发电设备，过去也不能造。其他大家知道的，汽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起来，当年江泽民、李岚清都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拖拉机厂，洛阳的拖拉机厂。飞机厂，沈阳飞机厂自己制造出喷气式飞机。连手表以前都不会造，那时候第一只手表做出来了，我们听说中国人自己会做手表了，兴奋得不得了。除了工厂以外，那个时候修铁路、公路。铁路大家知道成渝铁路，公路特别是康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当时到处传唱着“二呀二郎山”的歌曲。水利，比如说新安江的水利，现在那个地方叫千岛湖。还有三门峡水电站，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为了支援内地，大量内迁。当时上海迁出了20万人，里面有22000名技术人员、8000名熟练工人和一些管理人员。

　　前几年我到黑龙江去看兵工厂，他们兵工厂里原来的骨干还都是50年代清华大学等的毕业生，在50年代的长时间里，恐怕在座各位祖父辈的都献身在这些事业里。那时候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都是献给国家了，真可以说是可歌可泣。大家感到新中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当时首先看到的是这种变化。

　　有许多媒体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好象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无非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别的就没干什么好事儿。这跟我们这些可以算作见证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法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青年学生都那么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靠人们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这是主体。

　　关于私人资本，我想用一些数字来说明。1956年合并了全国的私人资本共有二十四亿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当年1块钱的币值远不只今天的100块），后来发现有的地方少计算了20%，有的地方少计算了40%。就算是加一倍，也只有50亿人民币。所有私人企业加在一起也就是这么些。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家的申新纺织集团，茂兴面粉集团，加在一起是24个工厂。荣家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和它比，也就不过这些。当时号称是火柴大王，后来又是煤炭大王的刘鸿生从1949年从海外回来，做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看出他在工商界的地位。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的全部资本总额是2000万。而且在工商业中，极大部分是商业，不是工业。又非常分散，绝大多数规模很小。所以这些厂即使是全部买下来，也远不足以真正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撑起来。

　　再作一个比较，刚才我所说的，建立那么多厂，它的投资是多少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六百一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资金从哪儿来的呢？从1953年到1957年计算，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上缴利润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的74.7%。这样一比就知道了，国家在五年里的投资是，六百一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而私营企业的资金总额最多不到五十亿元，而且还很分散。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首先是靠全国人民流血流汗投身到热气腾腾的事业中去干出来的，而不是靠收买那一点私营工商业得来的。忽视主体，只讲“两翼”，如果不说它是本末倒置，至少是主次不分。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算起的。现在也有人提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混同起来，感到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甚至说“既知今日，何必当初，何必要搞什么过渡时期总路线、搞建设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而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的时候，在工商业中，私营经济的比重明显超过公有经济，至于在农村里没有多少公有经济，广泛的是小农经济，甚至在建国初期还有大量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那个时候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刚才所说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才建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怎样看待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对这件事，《决议》里也有很明确的论断，“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间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70年》里也进了两句话，“它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跟苏联很不一样。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时候，整个的农业生产总量总值是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破坏和抵抗。

　　就中国来讲，整个社会主义进程的过程，生产是明显地逐年发展，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拥护的。当然，也不可讳言，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特别是最后一年，存在着过快、过粗、过于求纯的一些缺点，有些人用这些缺点来否定中国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胜利。有的人甚至提出，《决议》里的这一条应该修改。但事实上，从刚才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到，到了1956年，甚至再提早一点儿，在1955年以后，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我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打了一个比方，等于要生孩子，你总要有七八个月才能生下来。假定说，这个时间都没有到，那就是流产，连早产儿都做不到。尽管最后一两个月缺乏经验，不小心，早产了一点，生下来孩子会有一些先天不足的地方，但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欢呼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的先天不足的东西，只有在后天采取一些措施补足，你也不能把婴儿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

　　我刚才讲到“过于求纯”，大家知道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个缺点，反映了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在八大的时候，陈云同志已经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而在1956年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好几个领导人谈过一些重要的看法。毛泽东讲过，“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的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后一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十分精辟。刘少奇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种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儿私营的，活一点儿好处。”当时是探索的过程，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那么清楚，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他们考虑到可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十分可贵的，可惜到1957年下半年“左”的错误发展起来，刚才所说的那些思想就没有得到实施。这是探索中的特点。第三，怎样看待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对这件事，《决议》里也有很明确的论断，“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间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70年》里也进了两句话，“它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跟苏联很不一样。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时候，整个的农业生产总量总值是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破坏和抵抗。

　　就中国来讲，整个社会主义进程的过程，生产是明显地逐年发展，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拥护的。当然，也不可讳言，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特别是最后一年，存在着过快、过粗、过于求纯的一些缺点，有些人用这些缺点来否定中国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胜利。有的人甚至提出，《决议》里的这一条应该修改。但事实上，从刚才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到，到了1956年，甚至再提早一点儿，在1955年以后，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我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打了一个比方，等于要生孩子，你总要有七八个月才能生下来。假定说，这个时间都没有到，那就是流产，连早产儿都做不到。尽管最后一两个月缺乏经验，不小心，早产了一点，生下来孩子会有一些先天不足的地方，但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欢呼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的先天不足的东西，只有在后天采取一些措施补足，你也不能把婴儿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重新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

　　我刚才讲到“过于求纯”，大家知道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个缺点，反映了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在八大的时候，陈云同志已经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而在1956年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好几个领导人谈过一些重要的看法。毛泽东讲过，“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的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后一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十分精辟。刘少奇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种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儿私营的，活一点儿好处。”当时是探索的过程，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那么清楚，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他们考虑到可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十分可贵的，可惜到1957年下半年“左”的错误发展起来，刚才所说的那些思想就没有得到实施。这是探索中的特点。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极其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达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