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嫡女無雙番外:追忆文革中儿童所承载的历史细节

王俊生：追忆文革中儿童所承载的历史细节

　　1967年的冬天充满阴霾，无论南方北方，到处都被浓重得化解不开的冬云笼罩著，正是在这样阴冷而奇寒的自然环境下，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了。

　　关于对这段黑暗历史的回忆与分析已经浩如烟海，其中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与界定文革的起因与影响，试图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分析文革的现象。然而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来自于成人的视角，而且几乎所有的分析内容也多与成人有关。同时，对于文革中所发生的暴力行为（当然也包括与儿童有关），多数文章又仅侧重于对其的揭露和表达由此而产生的义愤，而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甚么当时的儿童如此残忍和无情？难道仅仅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显然不是，因为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一个几岁的儿童，以一种成人般政治狂热的心态去摧残自己的老师、同学，甚至是父母，仅仅用“政治误导”来作为动机和原由实在是过于单一和肤浅。

　　如我们所知，细节里常常有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它不但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且也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心理奥秘，尤其是背后的文化等支撑因素，因此记忆细节也是记忆历史的最好方式之一，这一点对于文革中的历史来讲更是如此。因为文革远还没有成为我们无法想起的历史，反而是我们今天许多仍然健在的人的一种切身经验与体验，是我们曾经由自己的荒诞与愚蠢所造出并又由我们自己所承受并消化的现实苦难，同时这种苦难也会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时时徘徊在我们恐惧的记忆里。从人性上说，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记忆中的苦难与恐惧，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事实上，为了从真正意义上摆脱这种痛苦，就更需要我们仔细反思我们曾经经历的痛苦，反思我们曾经的愚蠢与荒诞，尤其是要思考这种愚蠢与荒诞背后的支撑因素，同时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过失，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同样荒诞与愚蠢的历史不再发生。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待历史，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正是出于这种考量，笔者愿意重新把那痛苦的记忆敲醒，同时转述文革中的儿童、现在的清醒者所提供的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理解与思考。

　　一　感觉非常热闹

　　196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文革爆发了。那时候真觉得好玩，今天开这个大会，红旗、标语、传单；明天开那个大会，传单、标语、红旗，还有串联的红卫兵在街上围上一圈演节目。最让人开心的是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挂，小铜锣一提，走两步，敲一下，嘴里还要报著自己的“头衔”和“罪名”。还有开批斗会，走资派站高板凳，造反派搞“喷气式”，这些都让九岁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时也因为停课闹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学校规规矩矩念书而感到从未有过的解放。六六年在这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六七年又开始武斗了。常常和小伙伴们远远爬在树上或房上，欣赏著武斗双方拳脚、棍棒相加的精采场面，以致于常常误了吃饭，让我妈扯著嗓子在门口喊我。（引文见杜林怀《文革中的“六一”节》）

　　不再需要对这种类似的文革细节做更多的追忆，也无论以前的人们对文革中的奇谈怪事做出何种解释，我们在分析文革带给文童的记忆时，首先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天性。他们因为年龄小，所以活泼、好奇、好动、好玩，这也是孩子与大人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外在区别。文革中由于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停止工作和学习，他们经常举著横幅，喊著震耳的口号声，并挥舞著红旗去上街游行，场面的确十分热闹壮观，这一点无疑迎合了孩子希望看热闹的心理。同时，对于城市中的孩子来说，按照当时的指示，不但要学文，还要在每年的农忙季节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农村中一马平川的田野，田野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等都令他们兴奋不已。

　　这正如我们常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中东一些国家的儿童军那样，他们从动作上看，或者象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抱著冲锋枪向对方射击，或者身绑炸药义无反顾的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时候你很难观察到儿童应该具备的稚嫩，甚至很难说他们是儿童，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忽视他们在战争之外有关天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另一个方面，据统计表明，就是在儿童军最多的中东地区，每年玩具的消费总额达到12亿美元，他们每个孩子每年在玩具及游戏机上的花费是263美元，这是欧洲儿童花费的两倍。

　　因此，面对文革中发生这么多希奇古怪的事情，而且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往往又是全民族、全社会、全国家在狂热氛围支配下并给予了狂热的支持而发生的，这种氛围正好符合并迎合了儿童的天性，因此他们好奇、他们热闹、他们兴奋。可以说，这是文革首先给当时的儿童所留下的最深刻、最直接的记忆。

　　二　阶级分明 个人崇拜

　　一些平时看来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被挂上了沉重的铁牌去扫地，铁牌上面用白色涂料写著一贯害人道坛主或逃亡地主婆之类的醒目大字。邻居周医生挂的牌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李工程师挂的牌是“反动权威”。平时在一起玩的孩子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说笑了。哭声、歇斯底里的骂声不时从邻家的窗户里飞出来。在附近上中学的菊香，一天从学校回来大义凛然地造母亲的反，只听她在街上叫道：“不要脸，不要脸，二嫁，二嫁。”……而她正是郑妈妈第二个丈夫的孩子。…… 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学是以工人子弟为主，而在我们班里，并没有甚么地富或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的旧职员的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过两年的班主席，俨然成了刘少奇在班里的代理人，变成众人发难的物件。（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那时年少，幼小的心灵里，还牢牢的记著老师所教给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从小就被灌输在儿童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起先的这个概念还是泛泛而谈，后来的口号就比较具体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后来就成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甚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从当时出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等，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普遍性。在这样一个阶级分明与政治斗争为主的年代里，国家、社会内部的任何群体，以及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逃脱这样的烙印──很自然的用阶级敌友的标准来区分彼此，而且这种区别又随著在学习生活中的刻意化进一步得到强化。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白衣天使周医生、以及李工程师都因为自己的职业被划为敌对阶级。就是在班级里，小小的儿童也因为自己的出身仅仅比别人好点，就被其他儿童称为“资产阶级走资派刘少奇的代理人”。

　　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朝鲜，由于其领导人主张人民要树立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并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消除敌人。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孩子们也很自然的以这种思维去观察世界。如，去年凤凰谘询台播放了有关美国记者在朝鲜采访一些小学生的一部记录片，到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元美国记者让其中一个小学生代表对著摄像头向美国总统布希说最后一句话，这个孩子毫不犹豫的对著镜头说，“我们奉劝资产阶级的美国不要再残杀南朝鲜儿童了！”。可以看出，在孩子们的观念里，对对方的界定首先是资产阶级，其次才是具体国家美国，最后很自然的得出他们是残杀同胞的敌人，这一似曾相识的强烈的阶级意识观又一次让我无语。这些记忆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至少一代人的思维，理解了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为甚么到今天我们中的某些人为甚么仍然非常习惯于把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纲上线。

　　同时，在那个年代，大搞个人崇拜，以至于小小的年龄就认为自己的一切不是自己、也不是人民群众奋斗的结果，而是某个大救星所赐予的。这其中暗含的深意自然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救星，自己就得不到解救，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就是后来在中国愈加严重的个人崇拜的深层次因素之一。就是到今天，这种记忆也不同程度地深刻影响著许多人的思维，例如我们常说的“第几代领导人”，以“代”作为区分不同时期领导人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和政治学中民主的本意相违背的提法。再比如，去年在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去世时，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竟然充满忧虑的发出“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人们是否还能建国”的荒诞言论。事实上不仅是这位主持人，只要翻翻报刊，当时许多国内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分析阿拉法特去世后的中东局势时，都不由自主的发出了这样的担心。但事实呢，中东和平进程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中断，而是在巴勒斯坦新任领导人阿巴斯的领导下照样向前发展。

　　三　栽赃欺骗，是非不分

　　后来，这种栽赃的故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去乡下劳动，老师要求同学们不要偷吃生蚕豆，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当几个偷吃蚕豆的男生给老师抓住后，他们非说是看见我偷吃以后他们才吃的。无论我如何流著眼泪向老师申辩，她都不理，还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么多的人都说你偷吃了，你还狡辩甚么？明天拿两角钱交到学校，算罚款。”明显地讨好这些工人子弟。（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著“打倒毛主席”五个宇。…… 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以上引文见达到《文革中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在那样一个全民政治狂热的年代里，一切都服务于政治与政治斗争。如果你不能在政治上打倒对方，对方就可能把你打倒，并毁掉你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上文中的老师为甚么要欺骗孩子，因为他要要想保全自己不被批斗、打倒，就必须讨好工人子弟。为了讨好工人子弟，就只有做出有背师道尊严的事情；第二个例子，两派成人之间为了在政治斗争中打倒对方，竟然利用天真无邪的孩子。更为荒诞的是，他们利用的正是儿童们最优秀的品质──天真、诚实。试想，你打击别人，利用的正是别人的优点来欺骗别人，多么残忍！从这个层次上说，无论老师还是儿童都是那个荒诞时代的无辜者，都是牺牲品。

　　今天看来，文革中所出现的栽赃欺骗与是非不分的情况也与整个国家和社会大的氛围有关。在文革那样比较保守的时代里，人们所获取的外部真实资讯非常少。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去解救他们等等。再如，我们当时常常看到的一些其他口号，如“超英赶美”、“亩产十三万斤”等明显是满口虚言、自欺欺人，但是这种或许大家都清楚是骗人的口号，但在当时大家竟然都相信。这种从上至下的集体欺骗，导致了人们一种在精神上空虚的狂热。这种例子再比如朝鲜，近几年该国一直在闹饥荒，但到底有没有饿死人，饿死了多少人，在那种体制下，我估计是不可能有基本统计的，准确更谈不上。今天，我们可以肯定朝鲜正在发生饥荒，并饿死了很多人这样的确切消息。但是，由于其国家宣传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其政府多次指责国内出现的所有困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反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给朝鲜抹黑制造的，那么朝鲜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集体欺骗之中，这种欺骗的链条也逐渐会从国家到社会，集体到个人逐渐蔓延与延伸。因此，在笔者在和朝鲜留学生交谈时，当听到他们竭尽全力拒绝承认真相时，我真的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真相，还是如文革中的中国人一样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欺骗之中。

　　四　师道尊严被抛弃

　　毛泽东和毛远新（毛泽东的远房侄子）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实就是类似教师上课时，学生可以打磕睡；作业完不成，抄一遍别人的也不错；学生不要作分数的奴隶这一类的很平常的谈话），师道尊严被彻底地抛弃了…… 一次老师管了在上课时悄悄吸烟的同学，第二堂课男同学们就几乎人人在上课时悄悄点上一支绒纸捻，教室里到处冒烟，老师到处查，却没一个吸烟的，气得老师从此啥也懒得管了，教室里最乱时，竟然是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却在满教室里滚铁环玩。（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不久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乱成一团，一夜之间美丽的校园给大字报覆盖住。楼道里，走廊上，任何可以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高年级同学攻击和揭发老师的大字报，学生们借此机会发泄种种平时对老师的不满。…… 大字报里充斥著对老师的嘲讽，对老师直呼大名或绰号，如教体育的丁正洋老师，改为丁大洋，教历史的马老师叫胖马，教体育的田老师则称田小头……。（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春秋典籍《论语》中便著力宣扬了尊师重教，后代儒生仕子们一直以之为荣，可为甚么文革一爆发，老师对这些儿童的态度与文革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甚至象陌生人一样？为甚么这么听话、尊重老师的儿童，一旦到了文革爆发就那么肆无忌惮的给老师戴上高高的帽子，让老师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用尽人间所有能挖苦讽刺的语言去污蔑，甚至武斗？事实上，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不关注道德与伦理，而只在乎斗争与结果。如上面的那个老师之所以在文革前后对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截然转变，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说，“想来想去大慨有两种可能：一是怕班里太风平浪静，学生们可能会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班里必须存在著一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物件。二是承受不了社会对她的丈夫的不公待遇，怨气无法排遣，只好发泄到无辜的我身上。”这就非常清楚了，无论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多么让老师不满，但怎么也不至于让老师屡屡从这么样一个儿童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因此如果不是作者分析的这样，我们永远也不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此外，这个也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教师长期对儿童天性的压制，甚至摧残与关，如无邪的天真被视为无知，广泛的兴趣被视为问题，正常的活动被视为好动，执著的追求被视为愚顽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儿童的天性，是他们不断成长的基础。长期以来，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们总是依靠“征服”或“围剿”学生的心灵求得教育儿童的畅通无阻，而不是“蹲下来”用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眼光平等地去与儿童对话。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包括儿童在内）如果早期他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他内心就极易产生病态的报复心理，是否报复以及如何报复，就要看有没有报复的机会，以及这种机会的深刻内涵是甚么。因此，这些心灵长期被老师“征服”与“围剿”的儿童，一旦碰到文革这样一个让他们自由宣泄自己感情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甚么文革中师道尊严为甚么被彻底地抛弃了。

　　五　不仅文攻，也要武斗

　　爷爷被十几只年轻粗壮的手臂死死按在他坐的那张术椅上，拳头、皮带雨点般洒落在他早已佝偻的头颈和背上。实际上，儿童组成的红卫兵们完全不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按住爷爷，爷爷根本没有打算再作任何反抗，他在爆发的瞬间已经用完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停！”……他担心这个老家伙就这么一通乱揍给打死了，那可实在太便宜了他，而且于他们自己也不够过瘾。（以上引文见《爷爷在文革中》）

　　这样的暴力活动，以及类似的暴力活动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对此甚至有些麻木。而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多数文章又仅仅侧重于对其进行揭露和表达由此而产生的义愤。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甚么当时的儿童如此的好斗与无知？为甚么那么残忍和无情？

　　如上所述，传统的学校教育，老师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老师是主导。而在家庭中，父母也是主导，他们之间的地位也不平等，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因为儿童犯了点错误，老师或家长就把学生批评的低头不语，死气沉沉，多么象员警审问罪犯！这样其实就使得中国少年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恐怖和狂躁。只要遇到机会，就会彻底的爆发。今天看来，文革也许给他们提供了尽情狂热发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最佳条件。没有管制，没有权威与道德，只要你内心不满，就可以任意的宣泄。因此，面对这么好的机会，文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宣泄了，他们必须要武斗。

　　入围2001年第五十一届柏林影展竞赛的中国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后面部分的情节尽情渲染了这种“武斗病态”。可以看到，那位城市同学首先几乎是无法停顿地，歇斯底里的摧毁那辆农村青年心爱的自行车。他使劲踢摔，表情麻木，一下，两下，三下……车子已经彻底踢坏了，但他仍是无法停下，更加用力、充满仇恨、并疯狂而病态的用尽全力企图更为彻底的破坏这辆自行车。可以看出，无论他如何实施自己的暴力仍然无法解除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于是开始对男主角进行更加残忍的殴打，从他的残忍上你会怀疑他们打的是不是同类！他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是对他凶恶的施暴却没有半点犹豫。面对鲜血淋沥头颅，明显伤残的肌肤，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从容不迫，毫无人性地继续摧残。从打手的眼神里，动作上，你无法把他想象成为自己的同类，而是更类似于一群猴子在围著正在烤著他同类的尸体前，异常麻木并欢呼雀跃地等待著食用即将烤熟的肉。

　　六　一切政治运动化

　　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1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红太阳。

　　2 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这种写法叫比喻。

　　3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你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热气腾腾。

　　（以上引文见：1969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组：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第一单元摘选）

　　可喜的是，笔者常常能看到当代中国的许多儿童，当他们看到有关朝鲜的记录片中的儿童所表现的过早的政治成熟时候，他们都是无奈的、不可思议的转过脸去，默然走开。就这么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成长，属于健康的一类。

　　七　怀疑与希望求知

　　父亲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注：文革中群众私设的监狱），我们家的生活彻底变了样，从一个注重教养和学识的家庭、受人敬重的家庭，变成了处处受尽岐视欺凌，被社会唾弃的一家人，…… 那时我想不通为甚么，自己那慈祥温和，勤劳正直的父亲，怎么可能竟是这个社会的敌人，想不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甚么不需要象自己父亲这样的好人，这究竟是为甚么？那个顽皮活泼、爱笑爱闹的小男孩从此消失了，变成了沉默寡言、再也没有笑容的一个人。（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我的家乡在连云港赣榆县城南乡，…… 我清楚地记得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理工、化工、农知、体育、学劳等课程。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每个学生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求知”二字。（以上引文见 新浦 董兴平《文革中的戴帽中学》）

　　儿童时期应该一个快乐、幸福、且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是这些孩子由于身处这样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就过早的告别了童年。但是由于他们的天性使然，起初面临这么一个狂热、热闹，充满新奇的年代，他们感觉兴奋与好玩。但是，随著残忍事件的增多与升级，他们就开始体验他们所不应该体验的酸楚与残忍。这样，他们就开始逐渐对人生的前途充满了困惑与迷茫，甚至对国家、对政府、对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怀疑。事实上，翻开沉重的历史记忆，这个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

　　同时，翻开沉重的历史可以可以看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一方面由于人们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到了斗争与好奇上，另一方面，政府高层也把教育放到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上，因此他们用到学校学习上的时间异常少。但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欲望又促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以寻找的机会去学习，去求知。事实上，时至今日，当问起经历过文革中的人甚么时期读书最多时，他们会告诉你不是你所料想的“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或“目前任教”阶段，而是“文革”时期，因为“文革”使得他们失学，也从而使得他们恐惧与空虚，因此为了抑制内心的恐惧与空虚，他们就竭力使自己沉醉（麻醉）于书的世界以忘记令人难堪的现实。

　　经历文革的这些儿童，如今年龄大致在五十岁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都正在中国各个部门、行业中起到中坚作用。童年本来应是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的黄金时代，但他们却是在充满歧视，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凌弱，愚昧中挣扎著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心里就充满了惆怅以及无比的失落与酸楚，这一段悲惨的遭遇在记忆中是那样清晰，历久不褪。是的，他们也不应该轻易忘记这一段荒诞而野蛮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时光飞快的流逝，眨眼之间中国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类似文革的过错，以及我们究竟掩盖了他们其中的多少，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已经无法得出确切答案了。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也不想去追究，反而是拼命地去掩盖和遗忘，结果历史往往在这个方面表露去他惊人的相似，常常使这些苦难重演！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记忆历史方式：只怀念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去想他活埋二十万俘虏时的残忍；只知道长城非常伟岸豪迈，并一再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去思考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骨头；只赞叹紫禁城内的金碧辉煌，而不谴责宫廷中曾经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一再称赞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根本不去记载他们给历史一再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尤其是历史中的细节，那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笔糊涂账。

　　事实上，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就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尤其是这些记忆中的历史细节中。对于现代的我们，文革中这些愚蠢与荒诞的的历史记忆难道仍不足以唤醒我们的记忆吗？在我们有限的神经上，要使这样的荒诞与愚蠢重复发生多少次，要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遭受到多少次磨难与屈辱，才能终将它浮到良知的水面上？在此种意义上，本文再次展示文革中儿童那种无法承载的历史记忆，并给予一些谨慎的审视，其初衷正是为了避免这些类似不幸的发生，而并非为了再次掀开我们伤痛的疤痕！

　　王俊生　1980年生，男，河南沈丘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05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内问题与国际政治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