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娇娥锦绣:开国少将秦化龙“文革”中备受周恩来关注

1967年春夏，“秦化龙问题”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王府井大街、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贴满了有关秦化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有打倒他的，有拥护他的，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当时，正是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时期，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多数群众茫然、迷惑：秦化龙何许人也？他的问题为何闹得满城风雨？声势和规模何以如此之大？

大家更没有想到的是，此事竟然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在中南海曾先后七次召集国务院农办农政的群众组织代表开会，商谈如何处理“秦化龙问题”。当年，我作为秦化龙的秘书和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有幸参加了每次接见和讨论，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全过程。

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受命进京

秦化龙，湖南平江县人。1930年初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江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军区后方留守部队政治部主任。坚持了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秦化龙赴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0年底在回国途中，秦化龙在新疆同杨之华、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等100多人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解放战争时期，秦化龙被派往山东，担任师政委，后带领部队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公安军政委、南京军区炮兵政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4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并指示中央军委抽调军队优秀政工干部支援地方组建政治部。不久，南京军区推荐了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进京工作。

秦化龙到京后，受命主持农林口的政治工作。当时，农林口的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八机部(农机部)、中央气象局等部门，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政治部，并从部队选调了一批将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1965年秋，秦化龙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全国农林政治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秦化龙和全体代表，热情鼓励大家做好农林政治工作。不久，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的三个政治部与中央农林政治部合并，秦化龙主持全面工作。

1966年3月8日至22日，河北邢台两次突发强烈地震。周恩来指定秦化龙随同乘直升机紧急赶赴灾区视察慰问，鼓励灾区军民团结抗灾，重建家园。秦化龙朴实、勤奋、稳健的作风，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炮打司令部”打出“秦化龙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秦化龙受命担任农林口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农林口各部和所属大中专院校的政治运动。

8月，北京政治气温骤然上升。中央机关紧急部署开展“炮打司令部”运动。

“炮打”的含义是什么，炮打谁，当时谁也闹不清楚，普遍以为是毛主席号召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当时中央农林政治部有位年轻干部，热情响应号召，给一位中央领导人贴大字报，说他贯彻毛主席“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不得力，不认真”，希望他“来群众中听取意见，加以改进，以便把今后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大字报只有200多字，内容十分简单，纯粹是响应号召、政治表态类型的大字报，毫无恶意。但因为是中央农林部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是政治部干部写的，贴在办公大楼正中央，位置显著，所以引人瞩目。

那位中央领导来机关看过大字报后，误认为是“小干部的行动，大干部的思想”，怀疑是秦化龙幕后策划。于是，马上召集机关干部开会，大发脾气说：“炮打司令部打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农林口打什么？就是打邓子恢！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在农林口阴魂不散！”接着，他又说：“在座的就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紧接着，那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批判秦化龙春节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有“政治野心”，想当“全国农民运动领袖”；指责他到中央农林口建政治部，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像赫鲁晓夫一样搞农业党。

随后，秦化龙直通中南海的保密电话被撤去，职务也被宣布撤销。罪名是：一、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二、追随苏修搞农业党；三、参加平江史编委会为彭德怀翻案；四、与反党分子张子意(中宣部副部长)、高登榜(国务院副秘书长)过从甚密。

问题一出现，顿时在机关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干部仗义执言，贴大字报反对，强烈要求为秦化龙翻案，恢复名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秦化龙不服气，立即上书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申诉。

1966年底，林彪找那位中央领导谈话询问情况，并表示自己过去在莫斯科就认识秦化龙，随后阴阳怪气地说秦化龙是“白面书生，见人不见灵魂”，实际上等于默认、鼓励了对秦化龙的批判。

1967年初，国务院农办革命委员会成立，加重打击秦化龙及其同情者，宣布他们是反革命，勒令他们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没有几天，那位领导人突然出了问题，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唯恐天下不乱，立即插手中央农林部的机关运动，借题发挥，说农林口机关搞假夺权，鼓动首都红卫兵到机关造反。

周总理亲自过问“秦化龙问题”

1967年3月8日，首都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开着卡车，架着高音喇叭，举着红旗，像潮水一样涌进农林口机关造反。一时间，机关大院内人山人海，“秦化龙问题”从机关大院走向社会。

此时，“文革”动乱正处于高潮时期，国务院几位副总理除李先念外，已相继被打倒，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为繁重。即使这样，他依然关注着“秦化龙问题”，多次派联络员武博山和红旗杂志社记者到农林口机关大院私访。让他们通过看大字报、找人谈话等方式，了解事情真相。

5月初的一个深夜，武博山约我们几位军队转业干部(吴文平、刘子兵和我)到中南海面谈。农林口各部及所属院校约100名支持秦化龙的代表，也同时来到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厅等候总理接见。

“秦化龙问题”是主题。总理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目前，农林口运动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秦化龙问题’尤其突出，大家很关心。我决定绕过其他问题，首先抓‘秦化龙问题’。”接着，吴文平详细汇报了“秦化龙问题”的由来。总理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记，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补充。

总理如此重视“秦化龙问题”，我们感到为秦化龙平反大有希望，顿时欢呼雀跃，拼命鼓掌。

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总理确定在中南海的小会议室召集我们机关3个群众组织的9个代表座谈，其中保秦化龙的5人，反秦化龙的3人，持中立态度的1人。

不久，又是一天的深夜，周总理再次在中南海召见我们，询问辩论会的筹备情况。

在那次会上，反秦化龙的一方突然向总理举报说，他们发现秦化龙有利用写小说反党的罪行。

总理很诧异，问我：“秦化龙还会写小说？”

我解释说：“过去，中央军委曾布置军队高级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秦化龙写了一本《泉源滔滔》，回忆红军长征后湘鄂赣边区革命群众支持红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故事，回忆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指责对方缺乏常识，胡言乱语，把回忆录错误当做小说，而且妄加罪名。总理恍然大悟，知道属于误会，见对方哑口无言，也就不再细问。

秦化龙遭难，周总理指示卫戍区予以“监护”

总理那次接见我们不久，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首都红卫兵会议上就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我们中央文革有材料。”“你们不要保秦化龙了，他是‘五一六’黑后台，还有叛徒问题，你们要反戈一击，再立新功！”

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原先一马当先积极保秦化龙，如今闻风而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夜将秦化龙关押拷打、突击审讯，企图搞出叛徒材料向中央文革报功。秦化龙被整得死去活来，生命危在旦夕。周总理知道后，马上紧急干预。他派联络员给北京农大红卫兵头头送去一张便条，指示他们立即将秦化龙移交北京卫戍区。便条简单明了，十分巧妙。内容是：“傅崇碧同志：现有北京农大红卫兵×××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监护。周恩来。”

周总理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扭送”二字，大大满足了当时红卫兵的揪斗热情；又用“监护”二字，让秦化龙及时脱离险境，迅速转到卫戍区，免遭了红卫兵的毒打。“扭送”为虚，“监护”是实。秦化龙正是在“扭送”、“监护”下才转危为安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一伙对秦化龙的迫害并未就此罢休。1968年底，他们抓“五一六”和揪“叛徒”的活动逐步升级。陈伯达毛遂自荐出任“五一六”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吴法宪等为专案组成员。同时，成立代号为“五一六”的专案组(即所谓的“新疆监狱叛徒集团专案组”)，把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后台”和“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重要成员”，宣布开除党籍，取消户口，解除监护，从北京卫戍区移交秦城监狱关押审讯。

此后，秦化龙一直被置于专案组的控制下，周总理对秦化龙已爱莫能助。加之后来总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更是力不从心了。幸好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毛泽东发现专案工作有问题，及时指出：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好多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整死不可。1974年，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

1974年底，中央三办对新疆监狱问题进行复查。1975年3月，写出复查报告，否定了“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的存在。重病在身的周总理看了复查报告，立即提笔将“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

1975年5月，被囚禁8年之久的秦化龙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着残腿，缓缓走出了牢门。但即使是这样，他的自由也是有限的。由“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禁止他在北京逗留，而是派人送他直接登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送到新乡市干休所软禁，并规定不得与亲人通信，不得与外界联系。

第二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举国欢腾，万民同庆。身在河南新乡的秦化龙也沉浸在欢乐之中。后来，秦化龙被允许返京回家。

关于“秦化龙问题”，中央的最终结论是：“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平反结论还明确指出：“‘文革’初期原给秦化龙同志的撤职处分是不当的，应予撤销。”随后，中共中央任命秦化龙为国家农业部顾问。

1991年6月，78岁的秦化龙因病久治不愈，在北京逝世。生前，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深切关怀，多次对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亲切关怀，自己早已命丧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