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国王的微笑腐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重庆的探索是千金难买的智力财富

专家介绍：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力”、“有人认为只有经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适合谈共同富裕。我们现在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必须关注贫富差距问题，谈共同富裕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采访中，王绍光妙语连珠，每一个观点都鲜明提出，关注“共同富裕”迫在眉睫！
他认为，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庆，能够率先在缩小“三个差距”上下决心，这种远见与魄力值得学习，其卓有成效的探索是千金难买的智力财富。
“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
重庆日报：重庆提出要缩小“三个差距”。您认为，在当前作出这样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王绍光：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更具有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够做到。
此外，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由重庆来探索缩小“三个差距”，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只要重庆做好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省市就看到了希望。
“重庆最大的优势就是理念的创新”
重庆日报：作为一个西部内陆省份，重庆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色。您认为，重庆要缩小“三个差距”着力点在哪？重庆有这样的底气吗？
王绍光：重庆最大的优势就是理念的创新，一系列引起全国关注的创新举措，都来自于高瞻远瞩的理念引导。比如，“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十条”……这些举措不仅仅能够看出重庆市委、市政府坚定走群众路线的理念，更为重庆在缩小“三个差距”上奠定了基础。有了理念上的优势，缩小“三个差距”就大有希望，只要更加坚定地走群众路线，美好的愿望就能成为现实。
说到美好的愿望，缩小“三个差距”，归根结底就是要让群众享受更平等的生存权益。缩小贫富差距，也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
对目前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户籍改革、公租房政策、微型企业扶持政策等等，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作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重庆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如果只顾发展不管差别，社会不稳定因素必然产生
重庆日报：有人说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无法谈论共同富裕。您对这样的说法如何看待？
王绍光：我们现在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曾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谈共同富裕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近年来，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被市场化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由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如果只顾发展不管差别，社会不稳定因素必然产生。
机会平等是最大的平等
重庆日报：让人民群众更加平等地生活，在您看来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平等包涵着什么？
王绍光：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最大的平等，它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重庆探索最重要的，就是特别关注群众的呼声”
重庆日报：讲到重庆的探索，你认为可以怎么概括？
王绍光：讲到重庆的探索，可以概括为四点：“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国民共进”。
我感觉重庆的探索，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重庆做法也是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实践。当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重庆一个地方在做，其它地方也在做，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到重庆来考察，这就使重庆探索的适应能力变得强大，这不仅是具体的政策，也不仅是具体的制度，而是整个体制制度允许自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