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青阳药业有限公司:从宿迁变化看“仇和现象”

    仇和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中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执政有方，使当地经济迅速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强人政治”的铁腕手段来推行其理念。因此，“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对于“仇和现象”的评议，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显然无益于我们看清“仇和现象”的本质。对于“仇和现象”的本质，笔者认为一方面要考虑到孕育这一现象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应该从宏观层面、从长远发展上去探讨“仇和现象”的真正本质。

    一、“仇和现象”产生的过程

    宿迁是于96年成立，面积在江苏省位居第4位，人口是第7位，但城市面积只有十三平方公里，经济总量是全省倒数第一位，在江苏三大发展战略中被边缘化，而且面对的是发达省份中不发达市份的压力。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非常手段推进一场又一场的激进改革，争议始终伴随着他的施政过程。在经历了整顿治安、铁腕掀起反腐风暴、克扣公务员工资修路、强制官员离岗招商、高速推进小城镇建设、强制拆迁民房、强制引导民风、大范围栽种杨树、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等一系列充满争议的激进改革之后，整个宿迁精神状态变了，城乡面貌新了，体制机制活了，外面影响大了。

    “仇和主政沭阳4年，到2001年，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7倍、财政收入增长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

   “1997年，仇和一夜之间调动沭阳41个派出所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疑犯展开追捕，仅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

    仇和到了宿迁市以后，又改革创新了四大举措。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四大产权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改革就是软环境治理，重点治理优化发展环境，整顿干部作风。第三个改革就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重点是推行任前公示制度，并被中组部推广。第四个改革就是招商引资。为了保障“四大举措”能够落实，就采用了“戴帽子、摘帽子、赏票子、曝面子”四大激励杠杆。因而他本人也因其推行的“强人政治”成为了一个“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

    二、“仇和现象”形成的基础

    仇和无疑是“强人政治”成功的典范。“强人政治”的治理模式通常表现为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以强制力推行高强度的改革措施。“强人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强制性，领导者以强制手段制定和执行政策，以达到改革的意图。仇和的改革就是典型的“强人政治”，仇和“不但强制政府官员，也强制普通老百姓；仇和不仅以强制手段推进经济改革，也利用手中权力强行推进政治变革；仇和甚至还期望用强制手段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但是，“强人政治”的成功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也构成了“仇和现象”产生的基础。

    1、地方一把手必须掌握着实质性的绝对权力。虽然中国县市级政权具有结构性的权力分化，各部门权力相互制约，但是实际工作还是围绕党委展开；另外，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县市级政权比较模糊，也使得县市级政权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党委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给仇和的“强人政治”提供了制度条件。2001年，仇和又从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来了特殊政策，“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个由上级权力机构给予的显性保护伞，更强化了仇和的政治优势。凭借这样的制度条件和政治优势，仇和掌握着实质性的绝对权力，他拥有财政大权、人事大权以及任何具体事项的决策权力。拥有这样的制度空间，仇和能够调动整个县市的人力、财力和各种各样的资源，强制推行激进改革，而不顾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2、“仇和现象”的产生是中国特殊民情的产物。一方面，在宿迁这种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老百姓素质相对不高，个人普遍缺乏公民精神。同时，中国几千年的人治和专制传统使老百姓的清官情结相当严重。他们往往只看中眼前利益，比如城市治安、环境卫生、贪官腐败等，而“不知道对结果的判断需要有以自由辩论为基础的共识基础，也不知道不同的权利和权力配置可以导致极其不同的结果”。而仇和的激进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得到一大批老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仇和对下属具有绝对约束力，拥有对下属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权力。这两方面使被强制者具备足够的忍耐力，面对强制他们最终选择了合作与服从，为“仇和现象”提供了产生的空间。

    3、领导者必须拥有一定的知识存量和政治能力。仇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赴宿迁任职前在常熟挂过职，，在丰县过职扶贫，且赴美国马里大学留过学，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他具有丰富的教育背景。从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和干部公推竞选以及整顿治安、强力肃贪等事迹可以看出，仇和具有对宏观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能力、卓越的决策能力和完美的自律能力。仇和的个人品质一方面使他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够坚持到底；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仇和的政治优势。

    三、“仇和现象”的本质分析

    1、“仇和现象”的本质是坚持不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永无止境。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是执政理念的最大敌人。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不闪耀着解放思想的光芒。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领导干部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怎样解放思想？仇和提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是解放思想；“打擦边球”、“闯红灯”，也不是解放思想；头脑发热，空想蛮干，更不是解放思想。各级干部必须迅速转变思维方式，由过去习惯于顺向思维转向勤于和善于逆向思维，对有利于地方发展的事，不要等等看，而要大胆办、抢着干。少讲不能办，多想怎么办、如何干。“在解放思想问题上，大家不要做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而要做镜子，常审视自己，多检点自己。”仇和是解放思想的典范，在不断解放思想中进行实践、探索。他的解放思想，体现在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上。无论是在沭阳还是在昆明，他没有唱高调，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现不足和问题。在沭阳，他铁腕整治积弊，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他认为：“看准了的事就要办，是正确的决定就应当执行。如果事事都要讲道理，等你给老百姓把道理讲通了，老百姓接受了，机会早没有了。”尤其在昆明，他并没顾及前任的面子，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昆明发展的问题，雷厉风行地实施发展措施。这些都是因解放思想带给他的勇气。

    2、“仇和现象”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仇和现象”的本质是一心为民。认识仇和的人都知道，仇和的“狠”和“硬”主要是针对传统桎梏、针对官员中的不良习气，其目的是为了正风气，优环境，促发展，谋和谐。仇和对普通百姓往往是带着感情工作，带着感情交往的。有人喜欢从表面看某个官员是否亲民，比如，说话是不是温情，做事是不是温和，为人是不是温厚，处事是不是温婉等等，而对说话硬气、做事张扬者总是“另眼相看”。其实，真正让人民记住的人是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的人。在沭阳，他从城市卫生环境，道路交通，社会治安，官场腐败，经济落后等民生问题入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全力以赴抓落实，让贫穷落后的沭阳成为学习的典范。他提出“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这就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

    3、“仇和现象”的本质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仇和现象”的本质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十分明确地诠释了发展的含义：“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然具有“决定性意义”，既然要“聚精会神”、“一心一意”，那就要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仇和是深得“发展”之精髓的。有人对仇和在宿迁强力推行招商引资、强力推行教育卫生体制改革颇有微词，认为这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合拍，这是种片面的认识。科学发展不是一味地放慢发展速度，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调整发展的目的，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一个经济实力欠缺的地区能是没有竞争力的地区，一个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地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坚持发展不动摇，就必须大破大立——大破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大立强势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仇和高调宣示政府的“三不干预”原则：“凡老百姓自己能够解决的，政府决不干预；凡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政府决不干预；凡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政府决不干预，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为构筑市场载体、培育市场主体推动社会发展。”仇和高调向影响发展的不良现象宣战：“谁损害宿迁形象，谁破坏宿迁软环境，谁就是跟全市人民过不去，每个人都决不答应！”“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这充分体现了仇和对科学发展的决心和力度。
   
    4、“仇和现象”的本质是坚持无私无畏的价值取向。“仇和现象”的本质是无私无畏，是对党负责。只有敢于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的干部，才有可能无私无畏，大公才能无私。无论是说狠话，还是出狠招，都要有底气，这个底气，并不是来自于个人的权威和能力，而是来自于对党和事业的忠诚。仇和出生于苏北相对贫困的农村，其工作作风也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时形成的。落后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传统习惯根深蒂固，传统思维僵而不活，要在这样的地区干出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绩来，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忠诚。要打破传统习惯的桎梏，必须要有非凡的胆识，温吞水、“软功夫”是难以见效的。仇和在宿迁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传统思维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对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教导：“杀出一条血路来！”真正的改革者都是无私无畏的先行者。仇和同志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了这样的话“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这充分体现了仇和无私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