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画室:中国性观念 从压抑到开放

　　中国自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即严禁色情产业，文革时以“移风易俗”为口号，视“性”为政治敌人，最后竟出现“无性文化”。1980年实施新《婚姻法》与一胎化政策后，才逐渐由性压抑走向性自由。

　　几千年来，中国的色情业一直屡禁不止，直到1949年共党建政后，大玩扫“性”游戏，妓院、三陪全被取缔。1980年实施的新《婚姻法》与一胎化政策，却阴错阳差的唤醒了中国人蛰伏已久的“性”心，由性压抑走向性自由。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述着文革青年马小军的青春。那时，城里没什么年轻人，大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那个年代，年轻人对于性，幻想多于实践。

文化大革命 倡导无性文化

　　那一年马小军16岁，他青春期的性启蒙被战争所取代。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脑海里，战争永远都是一个热辣辣的诱惑。然而，当时的美国年轻人却喊着截然不同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

　　但文革年轻人们的性幻想，并没有被毛泽东“上山下乡”政策的热情所淹没。他们在农村里坚持谈恋爱，并且“带坏了”农村的风气。而留在城里的马小军，对“性”的发泄方式就是撬锁，去偷窥别人的生活，“每撬开一道锁，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

　　无限的欣喜来自于无限的压抑。中国社会对性的禁锢由来已久，晚明的纵欲风气，到了清朝，一转成为“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中共革命的政治敌人，最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而由当时用的词语，也可窥出整个社会性观念的指导原则。恋爱称“小资产阶级情调”，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是“解决组织问题”。

对性压抑 女性勒紧胸部

　　到了反右时期，中国人经历第二次离婚潮。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著作里曾提到：一个“右派”妻子，在拒绝夫妻性生活时就说：我没有跟你离婚，已够对不起党了，怎么还能跟你做这种事？

　　不只是对性的压抑，那时，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城市女性买胸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胸部凸出来，会吸引男人的目光。

　　文革一代的“马小军们”在16岁尚不知道保险套的真实含义。那个玩意他是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的，被慎重地珍藏着。因为重复的使用，难以避免的漏洞，终于造成他弟弟的出生。

　　文革时期 商店买不到保险套

　　那个年代，在商店是买不到保险套的，有限的“套子”由计画生育委员会柯断。只能在单位的卫生员那里按计画领取，性的频率因此被掌握。

　　70年代钢铁厂工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一个月定期发几个保险套，由于质地过硬，与塑料手套无异。据说，有人做过灌水实验，灌一脸盆水都没破。被严格控管的保险套，直到1993年，才解禁成为商品，首次被摆上了大陆的柜台。

　　大陆1980年公布新《婚姻法》和推行一胎化政策，却意外引爆性观念的解放。因为中国夫妻即使到了看到对方都嫌恶心的程度，但为了孩子、钱财和社会地位，还是会在一起生活，为排遣空虚，有人就去搞第三者、婚外情、甚至是嫖妓，钻《婚姻法》的漏洞。

　　一胎化政策则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时间，这样一来，女性可以享受性生活的时间增加，女性潜在的性欲与“战斗力”也自然升级。

　　这些，相信是当年制定《婚姻法》和一胎化政策的人，所没有想到的结果。

当年流行事务 以流氓送办

　　1979年是个转折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烫了头发。”

　　虽然整个社会看似走向开放，但对于性的宽容尺度依旧很紧，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流氓”这个词在那两年，是很多自由化的象征。比如，牛仔裤、花衬衣，就是一身流氓打扮；听港台靡靡之音，弹吉他就是充满流氓习气。

　　当时，大陆第一个磁带发行量过百万的歌星张行，因为恋爱中的三角关系，被判了流氓罪，1985年入狱，关了3年。那些年，社会上治安不太好，穿着太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走在一起，也要遭受员警的盘问。

　　1983年，大陆严打家庭舞会，被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若被判了重刑，可能直接枪毙。一时间，社会氛围变得噤若寒蝉。性解放的速度至此停滞了5年。

　　1993年，大陆首家性用品商店诞生，竟鬼使神差地推动了保险套的市场化。自此，人们开始享受不被计画的“性”。（稿件来源：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