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梁山鸡两个人:让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生活不再混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8:31:27

大脑经常跟你作对,让你记不住实现“有条不紊”所需的信息。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很多外力也在跟你作对。这里就要谈到这个问题:按照有序组织的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工作的组织方式是错的;教育、社会及社区的组织方式也是错的。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一些最广为人们接受的假设又如何呢?你可以猜到:错的。

最终结果就是,每天你都在错误地做事。而你甚至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你终生都在错误地做事。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你出了故障,无须你去修理,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对世界作出反应的方式需要调整。

由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组织安排都是真切、深刻而严重错误的,我们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我们确信必做的所有事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们总是感到在一个靠右行驶的世界上自己时时走在左边。我们生活在悬崖边,没有让自己从峭壁返回的空间。说轻点,我们有种紊乱感;说重些,我们会有挫败感。

仅举一例。闹钟一响,就像赛马开场。学校8点半开始上课,你得帮孩子收拾停当,匆忙把他们送到学校,以便你能在9点之前赶去上班。大家都在家里忙得团团转,你要尽快发出电邮快件,还得查看当天的日程安排。你也得负责孩子穿戴整齐,在他饭盒里装好午饭,还得看看他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到最后,每个人都穿上不同的衣服,带着自己的午餐和书包或公文包,匆匆跳上汽车。你驾车出门,并道进入高速路 很快就会汇入滚滚车流,因为大家都在拼命赶路,好在上班之前把孩子送到学校。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情景每个工作日都会上演。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表演对参与者和全社会而言,都没有达到最令人满意的效果。

再看一个例子。每天你都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张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开始工作。你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开始收阅前天晚上送达的几十封电子邮件。有电话打进来了,让你参加一个临时安排的讨论会,后来你的手机又响了。浑然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待办事项清单上的工作你还一样也没做。

好了,再举一个例子。到了晚上,你正在用微波炉加热剩饭剩菜(经过这个白天的忙乱,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晚餐啊),而20世纪80年代购买的微波炉坏掉了。第二天,你到商场里买了台新的。商家随后把微波炉送到你家,微波炉放在家中,等着你找专业人员上门安装。某个工作日,你忙里偷闲,打电话预约安装人员上门安装,可是你听到的是该公司的自动应答。到最后,安装服务公司有人给你回复,电话打到你家里。很不巧,打电话的时间是星期三下午3点,你还在办公室里。等你回家之后,听到电话留言的时候,安装服务公司的人已经下班了。这种《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 般的痛苦折磨继续日复一日地重复。与此同时,厨房里摆着两台微波炉,一个都不能用,而你崩溃的感觉好像一触即发。

这三个故事看似毫不相干,但是它们只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日中不计其数的实例当中的几个,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组织结构怎样以错误的方式或轻或重地影响着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工作的组织安排并不是一直这样与我们的需要错位,这些结构安排不过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演化而来的,因为我们并没有针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去大幅调整已有的社会、文化和职业结构。我们的结构安排没有按照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当今需要的方式来组织,因而我们的大脑不堪重负。我们几乎没有多余的心力应付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苦苦挣扎,压力重重。

朝九晚五工作日的陷阱

我们是怎样坠入这般田地的呢?开始先看看朝九晚五的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周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源于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始自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工业革命传播到比利时、法国(对革命熟门熟路)、德国、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无比巨大,创造出了新兴产业,生产出了新型商品,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造就了新城市、新村镇,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也应运而生。

在工业革命的前几十年,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0~16小时,上夜班的情况司空见惯。在那个时候,这被看做聪明的企业经营安排 在一天24小时内,使用最多的劳工,获得最大的产出。后来在1881年,出了一位时年25岁的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人物,他是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的员工,最早开展了科学管理研究。利用一块手表和一个笔记本,泰勒对工人为完成任务所花的时间和体力加以分析。在对每项任务计时和记录之后,他把这些任务分解成最细小的活动。泰勒相信,采用这种办法,工厂可以用最少的活动和精力来创造出效率更高的劳力分配,进而提高规模效益。泰勒得出结论,尽可能压缩在工厂工作的时间,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泰勒的理论具有革命性。效率变成了产业界的新教义,泰勒就是主教。在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里,都有一种追求一致性的驱动力,因为变动性被看做效率的大敌。科学管理因其创立者之名被称为“泰勒主义”,后来传遍整个工业世界。

在泰勒主义的影响下,制造商最终建立了第一条流水生产线。生产过程现在就呈现在工人面前,而不是相反。工厂开始实现巨大的生产收益。到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生产线就已经可以在93分钟内造出一辆汽车,而之前需要的时间是728分钟。

为了让一条生产线正常运转,所有工人必须同时在岗。假如负责为发动机安装火花塞的工人中午上班,上午生产的汽车一辆也没法发动。因而,企业会让全体工人在某时某地集体上班,而不能有什么变动。经过一系列的劳工运动,在他们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下,人们确立了每周工作40小时的制度。

原来如此!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就这样诞生了。在那个时代,这种安排堪称完美。产出增加,效率提高,企业赢利,一如泰勒预想的那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九晚五(或者加一小时午餐时间的朝八晚五)制度也被很多非工业企业采用。泰勒主义甚至还影响了教育部门。既然大部分学生最终都要到生产线上工作,学校就应该训练他们为此作好准备,这种思维大行其道。这种思想让学生有了标准化的作息时间安排,有了可以上交的清晰明确的家庭作业,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接受同样的任务。这是教育领域的生产线模式,由此带来不幸的结果,把富有创造力的孩子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应声虫。

好了,概而言之:工业革命带来了泰勒主义,泰勒主义带来了生产线,生产线带来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40小时的工作周。即使我们大部分人不再在工厂上班,即使新技术让我们在任何想要工作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工作,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依然还是我们上班工作的首要组织安排。每周40小时的标准化安排,已经导致了无穷无尽的交通堵塞,造成了孩子照料的左支右绌,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负担,尽管如此,实际情形还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即使我们的脚就要把自己踩死了,还要继续和着同一支朝九晚五的旧曲子起舞呢?

你的回答可能是:“我们要会面。”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我们需要某些方面的协调一致,需要共同的工作时间,从而让我们待在一起,制订计划,解决问题,签订合同,难免还有共谋反对老板的行动。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也会让公司形成与众不同的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本身就可以成为在此工作的一个原因,像Google公司和苹果公司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论点:尽管客户服务经常外包到遥远的国家(至少电话支持服务是如此),企业还是需要在其供应商、消费者和客户都有空的标准时间里承担法人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