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慈云寺如何:某国变了吗？－－－－－－略谈我国的外交政策

                                                                             某国变了吗？－－－－－－略谈我国的外交政策                                                                                                       作者：其连氏 提交日期：2011-6-3 12:17:00 |


19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苏。鸣放中，他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不应该“全面苏化”。他还认为朝鲜战争苏联是最大的获利者，既然美国能免除盟国的债务，苏联也应该免除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给我们的军火费用。他是在领导反复动员之下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口气相当温和而有分寸。结果怎样大家从我的第一句话里已经知道了。媚外而苛内的领袖不惜迫害自己的子民来讨好苏联.
　　
　　十几年后我六叔文革挨整，罪名却是亲苏。其实他没有任何亲苏言论和行为，只不过在中苏友好时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而已。实际上他对苏联专家的超国民待遇倒是颇有微词。然而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和苏联人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就可能成为“特嫌”了。既然中苏不友好了，那么这些人自然应该成为挨整的对象。此时伟大领袖又不惜迫害自己的子民来发泄自己对苏联的怨气。变脸之快有如赌气的两三岁的小女孩。
　　
　　回顾一下49年后的历史，你会发现：中苏友好时，我国完全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完全极端的实行“一边倒”政策。那时我国曾坚决支持苏联干涉波兰的内政，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动乱。中苏不友好了，我国又坚决反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了，而且调门比谁都高。这是个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旦被视为敌国了，不管你做的是对是错，我国一概实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用户的，我们就要反对”。根本就没有过正义道德的考虑,如此低级的外交思路,却被奉为圭臬而坚持了数十年。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一直是我国效仿的对象和榜样。然而同一个苏联，十年之间由要效仿的老大哥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乃至于兵戎相见。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崇高理想的一致性则被抛在了一边。文革时某个阶段，我市各个学校的墙壁上贴满了“油炸勃列日涅夫”和“绞死柯西金”的大标语。连军训时练刺杀的草人都被做成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样子。老师奉命明确告知我们，现在苏联已取代美国，上升为我们的头号敌人。而自1969年以来，苏联一直在中苏边界边界陈兵百万，导致我国大量的财力军力投入到北方的防御上，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甚至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备战、备荒、深挖洞时，连我家也按要求挖了一个小地洞。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为防苏联的核袭击，当时中央领导们早都已疏散到外地，若非美国尼克松暗中相助，我国几遭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而长春即是要打击的目标之一。
　　
　　历史的看，对中国威胁和伤害最大的就是苏俄了。难得的是，甫一上台就对中国表示出善意的苏联领导人恰恰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然而戈尔巴乔夫刚刚缓和了两国关系，就黯然下台了。而中国主流舆论却很不待见对这个苏共领袖，执政者们几乎立即就对苏联垮台痛心疾首了。1990年我曾听过两场党校老师和某个理论专家做的报告，报告人无不表现出对真正缓和中苏关系的戈尔巴乔夫的切齿痛恨。他们咬牙切齿的大骂戈尔巴乔夫是苏共的掘墓人，是“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叛徒”，为8.19政变没能先杀了戈尔巴乔夫而痛惜不已。他们似乎忘了仅仅一年前苏联的那个政权还被我们的政府视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忘记了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排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撤走了威胁中国的边界的百万大军，使中国能腾出大笔国防资金搞经济建设。而今天在网上你就知道，有那么多五毛还是希望那个富于侵略性的北方强邻重新强大，简直是难以理喻。
　　
　　试想一下，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是和紧邻的苏联战争的可能性大些呢，还是和遥远的美国可能性大些呢。为了国家利益，古代纵横家们尚且懂得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我们何必再 像个天真幼稚的小孩子气赌样的以意识形态划线呢？一个既强大又凶恶的苏联或俄罗斯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不是有人论证，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吗？那么抛开公正道义不谈，以国家利益而言，一个有着侵略扩张传统的北方强国垮掉了对中国不是求之不得吗？一个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掠夺国土面积最大且永不能收回的国家解体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难道还不是求之不得吗？ 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国决策者这个时候又不讲国家利益了，而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了，同一意识形态又成了最大的同情缘由了，国家利益也要让位于崇高的“主义”的需要。也难怪，“遥望兄弟登山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了。
　　
　　在对外关系上，我国这样变来变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美国变了吗？二次大战两国同心协力，并肩战斗。那时的党报也承认“她（美国）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46年毛所发表的类似的文章、讲话、和答记者问还有很多，极尽颂扬美国民主之能事。然而 47年之后又开始了一个反美高潮，我·党置东北妇女大规模的被苏军强奸于不顾，反而利用可疑的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成功的调动起全国的反美情绪。自此持续二十多年，美国一直是中国头号敌人。然而1971年我们还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歌里高唱“美帝国主义一定灭亡”，1972年就和我们曾经要立志要埋葬的死敌美帝握手言欢了。后来甚至由当时最著名的歌唱家朱逢博深情的唱起了《红杉树》来歌颂中美友谊。当时弄得我们很多人脑袋都转不过弯来，美国变了吗？难道不还是那个美国吗？是我们变黑了还是美国变红了？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与我们关系最不稳定，甚至大打出手的往往是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变了吗？统一后，以德报怨，没收华人财产，驱赶华侨，（海外华人很不幸，因为华人往往属于剥削阶级）。这曾是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表面上的一个义愤填膺的理由，真实目的不就是为挽救波尔布特政权以减轻越军进攻的压力吗。可是柬埔寨不也是这样吗？而且柬埔寨还杀了占总数一半的二十多万华人，比越南人不是狠多了？而且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 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 一般华侨还要大。然而这时又 对波尔布特杀华人侨共不置一词，反而对红色高棉表示高调支持，让人匪夷所思。
　　
　　还有，朝鲜变了吗？上世纪六十年代，昨天还在歌唱“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今日就开始隔江对骂，并且他们毫不客气的毁坏志愿军烈士墓，早年留在朝鲜的华人也华侨信息全无。在我国的朝鲜人的命运似乎稍好些，起码未受迫害。不过我记得我市的朝鲜族中学的老师还是都得表态批判朝修。要知道，为了挽救这个政权，穷困的我国耗费了五十亿元的资财，并付出了十八万年轻的生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72年经周总理访朝后，两国关系曾短暂的热乎起来，然而不久，金日成又在中苏之间摇摆起来，苏修垮台后，失去靠山的朝鲜再度高唱中朝友谊之歌。尽显朝秦暮楚的本色。直至今日，为了朝鲜的生存，我国每年都对其大量输血，即使如此，朝鲜还是若即若离，并无感恩之意。
　　
　　前几天，金正日乘火车再经长春到中国各地考察，一路上公安如临大敌，所有客货列车都得为其让道。我国领导人又给与了他最高礼遇。九常委几乎全部露面以壮声势，充分显示了对这个流氓政权的支持。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在首脑会谈上要求，朝鲜以半价来购买玉米，但金正日坚持要中方提供无偿援助，中方最终还是同意。由于中方已经同意向朝鲜提供约20万至30万吨的化肥，朝鲜此次从中国获得总额将会超过1亿美元的援助。
　　
　　我就纳闷了，对于这为世界所唾弃的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作为堂堂大国的领导屈尊献上尴尬的微笑和拥抱，是不是过于轻贱了。中国不是没有穷人，而且还不少，把答应继续给予慷慨的经济援助投入中国的民生上岂不是更好。请再不要作高屋建瓴状的说你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了，实际上我们明白，中国穷苦百姓的利益总要让位于那个主义的利益的，如此而已。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由我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起来的，本当优先为本国人民服务，试想，有几个纳税人会同意在本国人民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政府却在大搞金钱外交，大把银子撒给一个朝秦暮楚的流氓政权。
　　
　　每当看到我国政府发言人的讲话总能听到“我国政府一贯如何如何"的自夸，感觉真是天真幼稚，滑稽可笑和自相矛盾，其实我国对外关系哪有什么“一贯的"外交宗旨什么的，也全无政治原则和政治伦理可言，交好与交恶的理由过于随意，矛盾重重，全凭领袖个人的好恶和那个虚幻的意识形态划线，国家利益绝不放在首位。完全的继承了慈禧老佛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外交方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和平、公正、道义从来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为此受牵连的受迫害的却是无数无辜的本国臣民。
　　
　　须知，无论是同志加兄弟，还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都不是那么可靠的。中国外交需要新思维，需要施行一个长久的稳定的战略。坚决不能再和被世人唾弃的流氓政权为伍。无论对外强硬或怀柔，都要遵守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国际准则、国际惯例。尤其对内要宽容，善待本国人民。秉持人类道义良知，绝不以国家民族利益来来取悦他国或换取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过去那种天真幼稚滑稽可笑的外交做法没有任何理由再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