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徐州酒店预订:焦裕禄秘密入党时对共产党并不了解

　　◎入党时间：

　　1946年1月

　　◎入党地点：

　　山东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崮山镇北崮山村

　　◎入党介绍人：

　　焦方开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山东淄博师专的一位女生，打着红旗站在焦裕禄像前留影。她的校友陆续从纪念馆内走出。这是6月中旬一个周六的上午，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崮山镇北崮山村，焦裕禄纪念馆前门庭若市，二楼的电教室内，齐鲁石化公司的十几个员工正在观看焦裕禄的宣传片。刚刚上午10点多，这里已经迎来了五六批参观者。每年七一之前，来此参观受教育者络绎不绝，今年因是中共建党90周年，人流尤多。

　　北崮山村是焦裕禄的故乡。距纪念馆数百米外，即是已对公众开放的焦裕禄故居，看上去相当不错的石砖墙房，院落占地约三四分大小，焦裕禄的祖父母、父母和焦裕禄本人，各有独立的居室。另有一间大概是焦裕禄哥哥的居室，被改造成焦裕禄生平展示室。

　　因在河南兰考县委书记任内病逝的焦裕禄，1922年(在不同的履历表中，焦裕禄所填生年略有不同，1922、1923或1924年都有，此处据新华社《焦裕禄同志小传》)生于山东博山北崮山村，25岁之前，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博山度过的。和兰考任内广为传播的事迹相比较，焦裕禄在博山的故事公众相对知之甚少，宣传材料中的文字，也有时代赋予的痕迹。

　　在离开博山前一年，焦裕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的1946年，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共产党在农村吸纳了大量的党员，焦裕禄等人的参与，是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之一。

　　教师对我们灌输“拥护蒋政权”

　　此后相当长时间，《人民日报》没有再刊发有关焦裕禄的报道。直到1966年2月7日，同时推出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掀起宣传焦裕禄的高潮。焦裕禄在山东博山的事迹，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开始逐渐塑造成型。

　　1966年6月13日新华社发布的《焦裕禄同志小传》，勾勒出焦裕禄的成长轮廓：“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因为生活困难，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抗日战争初期，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焦裕禄同志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他的父亲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同志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同志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两年长工。”

　　接下来出版的很多关于焦裕禄的小册子，未加核实，追加了一些想象的“细节”，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杨长兴、刘俊生、张万青、刘相礼《焦裕禄的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说：焦裕禄家有3间草房，他的祖父焦念礼给邻村胡财主扛长工。其中的一个细节是，胡财主声称给焦念礼加2块大洋的工钱，并借牲口给缺少农具的焦家犁了2亩地。不过，这是一个骗局，胡财主最后让不识字的焦念礼在一个账本上按了手印：焦念礼不仅没领到10块大洋的工钱，反变为欠胡财主10块大洋……

　　真实的情况是，焦念礼家既非草房，也从未给一位胡姓财主打过工。“他家开了一个小油坊，自己忙不过来，雇了2个人。”生于1925年的北崮山村村民郑汝信对南都记者说，不过焦家也没多少钱，虽有雇工，但自己也要扛活。

　　郑汝信介绍，解放前，北崮山村共有70多户，700余口人，村民大多很穷，“十家有八家念不起学”。郑汝信就一天学堂没上。但焦裕禄家境况相对好些，因此成为北崮山村少数可以读书的孩子之一。

　　南都记者获得现存于河南省档案馆的焦裕禄部分档案。其中，焦裕禄本人于1955年12月26日亲笔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相当具有史料价值。自传内称：“从出生到15岁，家庭有15口人，十五亩地，牛二头、骡子一头，房子廿余间。全家依靠种地生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是外债。”

　　至于自己读书时的情况，焦裕禄说：“八岁(1931年)入本村小学(焦裕禄自传中自填出生于1923年)，12岁小学毕叶(业)，考入南古村第六高级小学，十五岁高小毕业，在学校阶段，因家是几辈子老农民，与地主阶级子弟入不上伙，并时常受他们压迫和歧视。任何组织未参加过，只知道好好读书，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国民党编制的课本，教师对我们贯(灌)输的思想，是拥护蒋政权。教师也对我们讲当亡国奴痛苦，也宣传要抗日，但抗日救国必须依靠蒋政权，因当时对蒋介石建设中国抱很大幻想。”

　　参加民间抗日组织“红枪会”

　　焦裕禄纪念馆共有两处，一处在他的出生地山东博山，另一处在他最后工作过的地方河南兰考。两处纪念馆内，对焦裕禄生平的展示内容亦有不同。博山的纪念馆内，谈及焦裕禄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会配上其干革命的图片，旁边附有文字说明：“焦裕禄从小就向往革命，常和附近村的儿童团员为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

　　事实上，焦裕禄并非儿童团员，小时候也未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如其自传中所说，他从小受到的还是拥护蒋介石政权的教育。他辍学的1938年，正是日军侵入他家乡的时候。他的履历表上写着：1939-1941年，在家种地卖油下煤窑。这是他家中落的开始：“汉奸、国民党游击队四起，苛捐杂税严重，油坊拆还了外债(抵还本村王希芳家)，土地卖了一些，牛骡全卖了，十六岁(1939年)，父亲与叔父分了家，我家有父亲、母亲、哥嫂侄子六口人，除靠种地生活外，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学徒，我担扁担、推小车，正(挣)些钱补助生活。十七、十八岁(1940-1941年)家乡不收成，日伪苛捐杂税严重，我与父亲卖菜卖油、打锅饼卖，冬天到黑山后煤窑做工。(一九)四一年，家庭没啥吃，又欠下了外债，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上吊自杀了。”

　　“他父亲上吊是因为没有办法，吃不上饭，日伪还要钱。”郑汝信对南都记者说。

　　杨长兴等所著《焦裕禄一生》中说：保长以抗日为名，来焦家收5块银元的地方税，焦家交不出，本村的一个财主就强迫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将2亩地“命根子”卖给他，焦方田当晚即悬梁自尽。这应是一个杜撰的故事。

　　无论如何，焦裕禄家的生活开始越来越贫困。这里附带一提的是，除了日伪，各种名目的所谓国民党抗日组织也加重了农民负担。“这时(国民党)游击队纷纷都向老百姓要粮要款，谁要就得给谁，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也不知相信谁和依靠谁。同时见到日本鬼子势力那样强大，游击队虽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粮要款，无人敢和鬼子抵抗，只好老老实实种地当亡国奴，同时也幻想蒋介石还能不能回来将鬼子打跑。”焦裕禄在自传中说。

　　对日本人的痛恨，促使焦裕禄参加了一个民间抗日组织会道门。

　　在《干部历史自传》里，焦裕禄说，1938年，日寇经常来北崮山村扫荡，汉奸和国民党游击队也随时要粮要款，“老百姓逼得没法，便以南古山村李星七为首，组织了一个迷信会门红枪会……起来抗日自卫，我参加了此会。入会后，不吃葱韭芥蒜不吃肉，不准和女人同床睡觉，每晚烧香叩头，打仗时便枪刀不入。周围几十个村子很快组织起了数千人，每人持一红缨枪，站岗放哨。六月间，日寇大队人马出来扫荡，红枪会集合了数千人，准备抵抗。但还未与日寇接触，在最前边的西石马村的红枪会被日寇机枪大炮打死打伤廿余人，红枪会纷纷逃散，我跑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从此红枪会便全部解散了。”

　　听说山沟里有八路军但没见过

　　在日本占领山东博山后，很快在附近的南崮山村设了据点，焦裕禄所在的北崮山村也因此成为日伪活动的中心地区。“老百姓更遭殃了。南古山村住一一中队汉奸，经常到我村要粮要钱，老百姓说不定何时便被汉奸随便加以各种罪名抓去受罪、花钱。”焦裕禄说。

　　焦裕禄的父亲自杀后，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焦裕禄，在这种环境下要考虑如何维护生计。他从南崮山村李奎正酒店赊了一担酒，跟同村的焦念刚、焦念石等人一起出门，到邻县售卖，再买油担回来挣些钱。谁知在途中碰上国民党游击队五一军，用刺刀将酒桶穿破进行检查，“一桶酒流了一半，盛(剩)的一半气也跑了。”这件事对家境本已衰败的焦裕禄打击很大，他1955年回忆此事时说，“这次赔了大本。回家后再也不敢出门了。通过这次才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游击队是祸害人民的土匪，对幻想他们打鬼子的想法打消了。”

　　此时焦裕禄尚未弱冠，他也开始听到有关八路军的传说。“听说在我村东南七八十里的小冯等村，山沟里有八路游击队，但没见过。只听说夜间出来扒路炸桥。”

　　焦裕禄当时并没有因此对八路军抱太大希望。“国民党那么多人马，都打不了鬼子，八路军人少，又不是正规部队，没好枪大炮，更打不了鬼子。因此这几年任何组织未参加过。只痛恨鬼子汉奸，但认为谁也打不了他，只好老老实实种地当亡国奴，谁要东西就给谁，走着看着。”

　　八路军的动作不断升级，日伪军的反击也逐渐加强。“十九岁(1942年)，我东南两方山沟里的八路军游击队力量较大了，经常扒路炸桥，打鬼子汽车，日寇扫荡也更加疯狂了。开始了五次强化治安，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并未参加八路军行动的焦裕禄，也受波及成为被迫害的对象。

　　被日伪当成共产党关进监牢

　　焦裕禄在日伪扫荡中遭遇一次大难。他在自传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那是1942年6月24日，“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到床上想睡觉，突然大门外狗咬得厉害，我光着脚光着膀子到大门口，一看有两个鬼子一个汉奸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出了大门向南拐，想跑掉。但未走及，从南街走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用枪指住，将我抓住，叫带路找一开小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小铺，人早已跑了，汉奸将小铺钱纸烟叶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村老百姓，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从各街向汽车跟前抓人。我被捆上汽车。一回(会)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起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残苦的地狱生活。”

　　焦裕禄和其他十余人被关进第一号监牢。牢内正有两人躺在地上哭喊，其中一个放牛青年被日寇用火烧得遍身焦烂，另一位老农则被铁锹打断了腿。牢内还有三四人，有的还未被审问，有的则挨打较轻只被灌了凉水。焦裕禄等人都被吓坏了。“后来问已被审问者，日寇都问些什么？他们才对我们说，日寇一开始便问在不在共产党。说在党少挨打。何时不说，鬼子便用灌凉水，用火烧，到底不说，便被打死。我们一同押进去十几人便商量好鬼子问时，都说在党，说了少挨打，最后死也死在一起(实际那时只听说有八路军、共产党，但还不知八路军、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这是焦裕禄第一次和共产党搭上关系，不过是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员。入狱当天晚上，“一鬼子一翻译每人提一根棍子，将我叫去了。到了一个大楼地下，已有几十人在被审问拷打，有的吊在梁上，有的正在灌凉水，有的正用火油烧。一见到眼前即发黑，腿站不住了。汉奸翻译将我拖到日寇宪兵队桌子跟前跪下。鬼子上去踢了两脚，便问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是共产党。又问是正式党员、候补党员？这时自己家乡是敌占区，根本没见过共产党，也不知什么是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便说不知道。鬼子脑(恼)火了，一面咕噜一面说：大大撒谎。拿起扁担浑身上下打了数十下。一回(会)头晕眼花晕过去了。睡过来，浑身是水，全身发麻。”

　　焦裕禄并未因谎称共产党员而遭杀身之祸，但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受日寇汉奸残害差点死去

　　接下来的经历，仍然触目惊心。“过了十来天，我们都能走了，鬼子又将我们集中到一李家家庙。我们到 时 ，已 有 数 千 男 女 被 扣在这里……我们被押在这里，每天吃两顿饭，每顿二个尖并(煎饼)四X重喝半碗凉水。七月天气很热，渴得要命，谁要水喝，便被鬼子拉出，跪到院内，一气要喝一大磁（瓷）盆，喝不完就打，喝了便被鬼子推倒，用脚踩肚子，水吐出来再喝。谁说话打吨(盹)被鬼子看见就要毒打，甚至被打死。我们一起被押数千人，终日有被鬼子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男女裸体跳舞等残(惨)无人道的残害，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向外边抬死人。”

　　在焦裕禄写给党组织的干部自传内，这段被日伪扣押的经历占据了最大篇幅，可见其内心阴影和受迫害之严重。按其讲述，在李家家庙被押到1942年12月初，他们一部分人被捆上汽车拉到了胶济路张店车站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又辗转被押到济南日寇最高宪兵队，半月后又被送到济南伪政府救国训练所。

　　在这里，焦裕禄每天被迫念反共口号。“我们到时，已有数千人，大部是日寇抓去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每天吃两顿饭，每（次）吃饭前要念汉奸编印好的誓词，念完了再吃饭，谁不念被汉奸看见了便不叫吃饭，或拉出毒打。誓词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头一句是我等逃脱九死一生之难，最后是坚决反对共产党。总之大意是感谢日寇不杀，坚决反对共产党。”

　　在这个训练所住了七天，日伪给焦裕禄等人检查完身体后，又将他们交给了济南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了一套棉衣，送上火车，拉到了抚顺市大山坑下煤窑。本村对门的焦念重就在辛苦的煤窑劳作中死去，而焦裕禄后来成功逃脱出煤窑。花山文艺出版社《焦裕禄传》称，焦裕禄带领下窑的难友，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而守门的洪姓伪警放他逃生。这一段描述应属杜撰，因为包括焦裕禄在自传中，都没提及这段经历。

　　据焦裕禄自传，他们每天下坑，不下坑就遭毒打，“再加上很多人到煤窑后较为自由了，吃得过多将肠子涨（胀）断了。有些人得了病不给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廿人死去了十七人……只剩我们三人带病下窑，并向家写了信。到三月天，我们一个宿舍被抓去(的)老百姓和八路军跑了一半以上。”焦裕禄也在抚顺消防队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离虎口。

　　回到北崮山村后，焦裕禄又因没有“良民证”，而被“汉奸中队部”抓走，家人变卖家产托伪镇长保出后，又赶上“伪和平救国军”向村里征兵，焦裕禄“为了还账和生活，也只好去卖兵了”。不过，他说自己没几天就又被放回家了。后来再度“与叔家弟弟焦裕祯共同跟(邻居)窦(安庆)到夏庄去当汉奸兵了”，但很快又觉得“受了日寇汉奸那么多残害，差点死了，再当汉奸实在对不住自己良心”，第四日凌晨就假装小便跳墙跑回了家。此后即带着老婆，与岳母和乡亲一起逃荒去江苏省。

　　在江苏宿迁城东的一个村庄内，焦裕禄给一户胡姓人家当雇工，1945年秋返回山东老家。此时，八年抗战已经胜利，共产党开始第一次真真切切出现在他面前。

　　当民兵，抓汉奸，斗富农

　　焦裕禄回来时，博山县尚未解放，但人民政权已建立，正领导群众“反奸诉苦”。“支援解放博山城，村里民兵连成立了，民兵队长焦方开动员我参加了民兵，并积极参加了斗争汉奸焦念镐、焦兆瑜，又积极参加民兵连解放淄博县城看押俘虏。”

　　86岁的郑汝信当年也是北崮山村民兵，他对南都记者回忆，当时焦裕禄没有粮食吃，王姓村长先给他救济了些粮食，待土改分了粮后再扣下。焦裕禄随后加入了共产党的民兵组织。

　　郑汝信和村里另一年长者均说，焦裕禄土改时被定为中农。从焦裕禄相关档案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包括1955年4月的“党员干部简历表”，其家庭出身栏都填写“中农”，但1955年12月的干部自传，家庭出身已改填为“贫农”。在焦裕禄干部自传最末，焦裕禄曾有一段“对组织上要求”：“我个人成分问题，过去曾填下中农、贫农，过去认为不管中农贫农，反正个人不是敌阶级，好好工作就是了。我去年回家一次，才知土改时划为贫农。我现在考虑根据政务院划分阶级决定，解放前三年(当地解放是1945年秋)，四五年四四年在江苏宿迁县当雇工，女人除给地主做活外，还纺花，生活主要依靠两人出卖劳动力，四三年在抚顺市下煤窑和打扫马路，因此我个人出身应是雇工，希组织结论。”1961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焦裕禄自填“雇工”，而到了1963年，他在兰考任内的“干部任免呈报表”，家庭出身又恢复为“中农”。

　　“北崮山村并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郑汝信说，焦裕禄参与斗富农，“把富农土地没收，房屋和屋里的东西都分给老百姓，斗得很厉害，有个富农当过保长，是日本鬼子的汉奸，吊起来打。焦裕禄很积极，我们干民兵的都积极。”

　　郑汝信说，北崮山村当时有17个民兵，十五支枪，一百多发子弹，没有手榴弹，但有若干地雷。“我们黑天都去郭道洼抓汉奸，去敌区侦察，白黑站岗。也有跑出去的地主，组成还乡团，三天两头来抢粮，打分地的老百姓。有两个民兵就被他们活埋了。”

　　还乡团枪多，民兵不是他们对手。“谁不害怕？不赶紧走不行，我们都跑到山上去。等他们大部队走了，留下些人，民兵就把他们赶跑了。”郑汝信说，他们一个民兵，也曾打死一个还乡团成员。

　　“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

　　1946年1月，民兵队长焦方开(入党介绍人)及在北崮山村领导工作的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将焦裕禄叫到农民焦念祯家一间闲房内。焦裕禄在此入党。“这时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也未举行仪式，只是支书李京伦念了下党章和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下谁是党员，告诉我候补期三个月，从此才参加了党。但这时对党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只知共产党对穷人好，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在各种工作起带头作用。”1955年12月，身为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副主任的焦裕禄在干部历史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中，焦裕禄这样描述自己的入党动机：“当时入党时，只想到过去个人受了鬼子汉奸那么多罪，现在解放了，当了民兵，诉了汉奸的苦，还能打鬼子汉奸报仇，很感谢共产党，再入了党，能当干部，村里有啥事都先讨论，将来能当干部脱离生产，生活困难解决了，个人也有出路了。”

　　入党后，焦裕禄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解放战争后期，他随军离开山东，到了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在尉氏县，“因原爱人家庭妇女，没文化，不能共同工作与生活，经尉氏县委同意，写信当地区政府，与爱人离了婚，并带去半亩地。(一九)五○年十月经尉氏县委批准，与现爱人徐俊雅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