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张淼:中国共产党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视频及解说词

文献纪录片《旗帜》 第一集：开天辟地 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0日 13:40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上海市兴业路７６号（原望志路１０６号），是一栋充满了浓郁上海特色的单开间石库门房子，沿马路坐北朝南。在这座今天已经修缮一新的二层小楼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长方桌，围着桌子放着十几个圆凳。

　　９０年前，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党派林立、纷争不休。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名党员。当时，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它将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改变。

　　然而，正是这个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的党，犹如初升的红日，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９０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千疮百孔、积贫积弱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灾难深重的百年沉沦到踏上民族复兴的腾飞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壮美画卷。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进入１９世纪，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清王朝已经衰相尽显。

　　此时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向外扩张。

　　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入了近代的屈辱历史。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正在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为了获取暴利，英国政府支持和怂恿其商人把害人的毒品——鸦片，作为特殊商品偷运到中国。

　　１８３９年６月３日，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在广东虎门公开集中销毁收缴的鸦片。禁烟措施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但是，英国政府却借机在１８４０年６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

　　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自发地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然而，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面前，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一次次暴露出它的腐败和无能，最终败下阵来。

　　以割让香港岛、赔款２１００万银元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斗争，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转嫁给劳动人民，官吏则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贪污肥私，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５０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达到上百次。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经过两年的艰苦转战，太平军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后期所颁布的《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太平天国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的干涉，成绩应该说是伟大的，但是这场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它没有能够完成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任务。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罪恶地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法国也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加入到这场侵略战争中来。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毁了皇家离宫圆明园。法国作家雨果描述了这一暴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

　　俄国也趁火打劫，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但是，历时３０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１８９４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陆军也是一败涂地。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完全按照日本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被割让，还要赔款２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３年的财政收入。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

　　这（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清朝的统治阶级还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马关条约》更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感觉到一种奇耻大辱。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进一步加剧。他们通过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强占租界，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凭借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可以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在外国殖民者控制的租界里，中国的法律不发生任何效力。中国的海关更是被外国侵略者牢牢把持，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居然掌握中国海关大权长达４０余年。

　　维新派骨干谭嗣同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１８９５年春，广东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听到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无比悲愤，当即联合１８省在京举人１２００多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但是，维新变法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１０３天就夭折了。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垂帘听政”。

　　２８日，维新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保守。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维新派选择“变法自强”的同时，中国的广大人民中间则酝酿着一场反帝斗争的风暴。１８９９年，义和团运动像火山爆发般以山东、河北为中心涌现出来。随着运动的勃然兴起，到１９００年，义和团的势力已经渐渐渗入北京等地。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异常惊恐。６月，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８月１４日，面对几乎是不战而溃的清政府军队，不到２万人的侵略联军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北京城。逃亡中的清政府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最终失败了。

　　侵略者们攻占了紫禁城，举行了“阅兵”游行。北京城被分区占领，所占区域的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一时间，北京城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整个中国简直都被撕裂了！

　　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与１１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４．５亿两白银，分３９年还清，本息合计近１０亿两。条约还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周围１２处重要位置驻军。

　　【步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

　　这样的话，中国清政府就成为了被列强刺刀监护下的政府了。那么，这个政府也就被称为是一个“洋人的朝廷”。这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仅１９０２至１９１１年间，各地“民变”就多达１３００余起。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采取了多种自救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所谓“预备立宪”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１９０５年８月，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怀着“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决心，孙中山、黄兴等一批批爱国志士，先后组织了黄花岗起义等１０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风声所播、全国震动。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驻武昌的新军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就占领了武昌。短短三天，武汉三镇光复。革命的烈火很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到１个月，全国就有１３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２月１２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终于覆灭。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然而，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３个月便宣告夭折。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刺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撕毁《临时约法》，自己搞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同时他还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来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接着他就复辟帝制。这样中国就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随着１９１６年袁世凯８３天皇帝梦的破灭及败亡，北洋政府连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了，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战火几乎遍及全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中华民族的希望，究竟在哪里？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一场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开始。

　　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新思潮、新观念迅速涌现，广泛传播。

　　此时，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规模空前、破坏性极强的战争，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

　　这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恰在此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新的出路和新的希望。中国的思想界开始产生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新的革命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到１９１９年，产业工人已达２００多万人，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１９１９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然而，此前为人们所称颂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帝国主义列强把持下的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正义要求，反而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３０００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僚。

　　在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６月２８日，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许多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人们，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开始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短短几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有人描述说：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也是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现场亲耳聆听的就有青年毛泽东。１５日，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此时，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公开提出中国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几乎同一时期，周恩来也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２０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周恩来被捕入狱，在狱中仍不断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到法国勤工俭学，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随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这年２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１９２０年８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复信说：“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曾是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１９２０年春，它又迎来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多次会晤。维经斯基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受俄共（布）远东局委派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行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２号——陈独秀的寓所诞生。此后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１０月，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通报后，立即与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

　　当年１１月７日，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共产党正式刊物——《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发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上海党组织还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和主张。

　　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一个组织。

　　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堂等在广州，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８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工人组织成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一些地方，青年团组织开始建立。

　　至此，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翻开《谢觉哉日记》，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有这样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日记里提到的叔衡，就是何叔衡，润之，就是毛泽东。他们是６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６月２９日下午６点，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党组织的李达等人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代表大会原定于６月２０日召开，但由于各地代表一直未能到齐，一直延至７月２３日晚上代表全部抵达后才正式开幕。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举行。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外，有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

　　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他们中年龄最大的４５岁，最小的才１９岁。与会者的平均年龄２８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当会议开到３０日晚８点左右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感觉事非寻常，建议立即停止会议，迅速分散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他们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很乱，字迹模糊，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１９６４年重访南湖烟雨楼旧踪时写下的诗句，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经过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党纲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

　　大会提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决议规定，党应采取完全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邵维正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２１年，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了８０多年的反抗斗争和救亡运动，但却屡遭挫折和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从此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文献纪录片《旗帜》 第二集：浴血奋斗 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0日 16:48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雄伟壮观、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纪念碑的正面是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

    碑座四周的大型浮雕，生动地表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不屈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民族精神，中华儿女那一幕幕可歌可泣、浴血奋斗的景象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毛泽东同期声】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首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首先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主要任务。

    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工人运动很快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在１３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大小罢工１００余次，参加人数在３０万以上。

    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大地主家庭。为了革命事业，他散尽家财，脱下长衫，穿上粗布衣裳，脚蹬草鞋，只身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推动下，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不曾有过的。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慌。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此前一直标榜“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沿线的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先后英勇就义。

    骇人听闻的血案，使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血的教训暴露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表明，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经挫折后，也在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革命气概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１９２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半年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很快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开创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

    １９２５年１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运动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各地约有１７００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得到锻炼和发展。党的四大时党员只有不到１０００人，到年底就达到１万人。

    五卅运动掀起的革命风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检验。它们在运动中纷纷登台亮相，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毛泽东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李捷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这篇著作是我们党比较早的，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原理，深入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最紧迫也是最基本的问题。

    １９２６年７月，由国共两党成员共同领导和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北伐战争。在沿途工农群众的踊跃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在不到１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控制了几乎大半个中国。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旋律从城市传遍山乡。特别是沿途省份的农民运动，空前地发展起来。如何看待这场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１９２６年９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１９２７年１月４日起，为了进一步回答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步行７００多公里，在湖南做了为期３２天的实地考察，写就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

    文章发表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单行本。瞿秋白为此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认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然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革命的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三天内，上海工人就有３００多人被杀，５００多人被捕，５０００多人失踪。

    在关键时刻，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指明方向。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２７年３月至１９２８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势力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３１万多人。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所屈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又投入新的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如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在危急时刻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８月１日这一天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一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３４岁的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份八七会议记录见证了血雨腥风中共产党人不屈不挠、从血泊中勇敢站起来的壮举，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八七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的目标最初定在攻打长沙，但是起义部队很快就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攻打长沙的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

    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改变部署，决定部队南下，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

    ９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麓的宁冈、永新进发，到那里去落脚，做一个“革命的山大王”。这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新起点。

    ９月２９日，部队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村。在这里，前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了军队内的民主制度，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鄂豫边、湘鄂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１万余人陆续到达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１９２８年６、７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执笔起草了大会决议案，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此后，毛泽东又于１１月２５日向中央写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它和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起，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１９２９年底，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８个决议案，统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不管是工人出身的党员还是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党员，都能够为党的事业奋斗，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么一个原则。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形势开始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１９３０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７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１０万人。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的四次大“围剿”，其他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在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蒋介石先后调集１００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受空前严重的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９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１００％。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危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远征。

    长征初期，“左”倾错误仍然支配着党和军队。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８万多人锐减到３万多人。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摆脱了错误羁绊的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重重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由此开始。次年１０月，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１１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陷。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并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等开始英勇抗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粗瓷大碗，它是革命英雄赵一曼曾经使用过的，已经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１９３２年，赵一曼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告别了三岁的幼子，来到白山黑水之间，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１９３６年不幸被捕后，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视死如归。

    慷慨就义前，她给孩子留下遗言：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１９３５年，日本入侵中国华北地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学生们悲愤地喊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并呼吁全国同胞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但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断对外妥协，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实行“兵谏”，扣留前来西安逼迫他们攻打陕甘红军的蒋介石。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９月，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抗日战争开始后，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１９３８年５、６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集中全党的智慧，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奋勇作战。在密密的丛林里，在高高的山岗上，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

    １９３９年底至１９４０年初，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远在大西南的闻一多读到这些著作后，颇有感触地说道，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也得到了巩固、发展和壮大。到１９３８年底，党员人数已从抗战初期的４万多发展到５０多万。

    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年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艰巨任务形容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些重要成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到１９４０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抗战开始的５万人发展到５０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接近１亿人。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抗日根据地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大后两个多月，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侵华日军１２８万余人向中国投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赢得这场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３５００多万人。

    【葛东升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华民族才坚强地走过艰难岁月，迎来了走向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新局面，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喜悦之情：“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经过４３天唇枪舌剑的交锋，双方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但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国并没有到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撕毁协定，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挑起全面内战。

    此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４３０万人，装备精良；而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仅为１２０万人，装备很差。国民党的兵力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全国７６％的土地和７１％的人口。他们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人民军队。

    然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遭到了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极其不得人心。这就注定了蒋介石集团的必然灭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

    １９４７年６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１０月１０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同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仅仅一年后，解放区就有近９０００万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获得解放的农民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为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失败而来的是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失败。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大量举借内外债，增加各种苛捐杂税，无限制地发行纸币。１９４８年８月，法币发行额比１９３７年增发４７万倍，物价上涨７００多万倍，人民处于饥饿和死亡的边缘，除了拼死反抗之外，再无出路。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推动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敌作战。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是年８月起，海内外著名的民主人士克服重重阻碍，陆续来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２日，李济深、沈钧儒等５５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从１９４８年９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在西柏坡的四间小平房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这是一场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决战。三大战役共进行了１４２天，歼灭国民党军１７３个师，共计１５４万余人。国民党政权赖以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从当年的影像中可以看出，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下，党的领导人是怎样的欣喜与欢快。

    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新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随着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４月２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２２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就有约２０００万人，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士有３７０多万人。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民共和国的丰碑，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在历经了长达２８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正式提上了具体日程。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文献纪录片《旗帜》第三集《建国创业》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1日 17:15 | 来源：新华网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期待盼望已久的开国大典。下午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礼炮齐鸣２８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２８年光辉历程。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威武雄壮地通过主席台前。随后，长安街上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人们尽情释放着内心的欢乐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

　　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６个多小时。回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对身边卫士说，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用了２８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能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考验。

　　国民党政府溃逃后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生困苦。

１９４９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２７美元；三分之一的公路无法使用；铁路主干线几乎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还有大批失业的工人和４０００万等待救助的灾民……

　　在大陆遗留的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政府猖狂进攻。仅１９５０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就有近４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扬言，共产党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军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经济是零分。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他说，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就在开国大典隆重举行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兵分两路，以雷霆万钧之势，追歼盘踞在中南、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到年底，迅速解放了其中的大部分地区。

　　１９５０年５月，海南岛解放。

　　１９５１年５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至此，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及香港、澳门外，中国实现了统一。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短短两年多时间，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和２００多万土匪被基本肃清。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半个月，人们还沉浸在开国的欢乐中时，一场风暴袭来：从１０月１５日起，华北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物价像脱缰野马般飞涨，在５０天内上涨约３．３倍，范围遍及全国，人心开始浮动。

　　党中央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社会和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就成立了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

　　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纱和煤炭的调动和集中。

　　当１１月２５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到１２月１０日，“米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后，党中央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措施，有效地稳定了物价。到１９５０年春，全国物价总趋势开始平稳地向下浮动，多年来在旧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终于消除了。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１９５０年６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用３年左右时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此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围绕土地改革和调整工商业等方面全面展开。

　　从１９５０年冬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到１９５３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完成土改外，全国新老解放区共有３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了约７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

　　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劳动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亿万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建设美好家园的工作中。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根本改变了。

　　她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国家，是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基础上的国家。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开国大典的前日，上海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座教堂里隆重召开。这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县级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９３岁的奚天然老人，当年就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奚天然　松江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这个会议，我记得清清楚楚。参加整个会议的各条战线上的人，一共是２８６个。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讨论的时候，热烈而且有争论，最后通过了征粮的决议和减租减息的决议。这个决议通过了以后，大家都完全拥护。

　　这次会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提出全国各县均应仿照松江的经验按时召开这样的会议。很快，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为了使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和政府特别注意吸收民主人士担任各界人民代表，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在中央政府、政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新中国也以强大的感召力呼唤着海外爱国人士。他们选择各种途径，冲破重重阻力，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归国热潮。

　　侨居美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准备返回祖国，但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和迫害，一度失去自由，遭到软禁。在我国政府反复交涉下，１９５５年初秋的一天，钱学森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许许多多像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这样的知名学者和科学家回国以后，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极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贯立场，确定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１９５０年的秋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各民族代表欢聚北京，这是中华各民族的一次大团聚。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民族地区部分文艺工作者，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欢晚会。毛泽东即兴写下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首诗词，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废除了帝国主义各国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主张在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与各个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１２月６日，一列专列迎着凛冽寒风，驶过东北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驶向莫斯科。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

　　新中国的开国外交，初步打开了局面。至１９５１年５月，有１９个国家先后同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５０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

　　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

　　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英勇顽强、舍生忘死，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１９５１年国庆前夜，毛泽东、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代表，表达全国人民对英雄儿女的崇高敬意。

　　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进行抗美援朝的艰苦环境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新生的共和国坚持“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我们年轻祖国的各种建设正在蓬勃地发展。这是首都西郊的大片房屋建筑。两年来的人民首都，在各郊区和市内，都出现了这样规模宏大的修建工程。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又岂止是首都北京。

　　这里是鞍山钢铁厂，经过短短３年的恢复和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中心。

　　这里是上海电机厂，工人们正在赶造１万５千千伏安的大型电力变压器。

　　这里是塘沽新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商港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渤海湾的滩头。

　　佛子岭水库、苏北灌溉总渠、荆江分洪工程、成渝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３年里就相继竣工。

　　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中国人寻求了一个多世纪的梦想。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１９５３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

　　“一五”期间，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接连实现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零的突破。

　　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

　　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

　　第一座试制喷气式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

　　从前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

【孙英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的但很可宝贵的经验。

　　孟泰、马万水、赵梦桃……这些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发明了许多科学的技术方法，积累了许多先进的工作经验，在普通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党和政府下大力气采取措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基本禁绝，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喻户晓的评剧《刘巧儿》，反映了１９５０年《婚姻法》颁布后男女平等、追求婚姻自由的社会新风尚。

　　著名作家老舍的剧本《龙须沟》，真实反映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改善民生、彻底整治城市面貌的情况。

　　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生动形象，简明易学，迅速在全国各地得到普及和推广，大大提高了扫盲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所、高等学府，已经在北京建成。

　　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和美丽的太湖之滨，迎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模范和普通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正在被人民大众自己享用。

　　１９５２年前后，党和国家开展了“三反”运动，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一些贪污犯，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更加振奋。

　　与此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新。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全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勇前进！

　　“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崭新的提法，开始成为１９５３年的关键词。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全国人民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陆续开展了三大改造运动。

　　为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１０４条按语，提出了中国农村建设中的许多现实的和长远的大问题。

　　这本书于１９５６年１月公开出版时，全国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８０％。到１９５６年底，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超过９６％，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

　　为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稳定工商界的思想，毛泽东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底连续两次约请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座谈，亲自出面做他们的工作。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推心置腹的话语，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１９５６年１月中旬，北京市率先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到这年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合作化道路逐步实现的。到１９５６年底，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

　　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当时的政治建设，主要任务有两项：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

１９５３年７月，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许多选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高高兴兴地来到投票站。

　　北京的基层选举工作从１２月开始，中南海里也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

　　１９５４年４月至６月，全国各地又先后选举产生了省市区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经过历时８１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郑重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毛泽东同期声】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周恩来同期声】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通过。

　　【许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１９５４年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给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和宪法依据。

　　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作用已经完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维护新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加强和巩固国防的基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迅速建立了空军和海军领导机构，空军和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种。１９５１年１月，中央军委发出“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

　　为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７日，授衔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紧张局势趋于缓和。１９５４年４月至７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努力下，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

　　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文献纪录片《旗帜》第四集《艰辛探索》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2日 19:00 | 来源：新华网

    １９５６年，新中国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和５月２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社会主义建设也绝非一帆风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

    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这场空前规模的调查活动，不仅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也是为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打基础。

    １９５６年春节过后，毛泽东一回到北京，便要求听取国务院各部门的汇报。汇报从２月中旬开始，历时４３天，先后有３４个部委参加。

    为增加感性认识，汇报期间，毛泽东等人连续６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举办的机械工业展览。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却是现代的，代表着当时中国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以苏为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要引以为戒！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的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表示，要调整知识分子待遇，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工资可以超过国家主席。当年６月，这个承诺兑现了。教授和研究员的最高工资从２５３元提高到３４５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这年３月，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５７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６１６个中心问题，明确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人们的思想活跃了，视野放开了，科学界和文艺界显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部由浙江排演的昆曲，当年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这出改编的古装戏的演出，当时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提供了榜样。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同期声】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３０００字的开幕词，赢得了３２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会议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随着我国国内敌我矛盾的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在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好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３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从１７日到２０日，在短短的４天内，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作了４场报告，进一步阐发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引起强烈反响。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３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马建堂　国家统计局局长】

    “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较大幅度增长，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建成了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纪录片同期声】

    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齐心协力，埋头苦干，我们迅速地打下了社会主义大厦的第一批基桩。

    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和争先恐后的劳动竞赛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独臂英雄李世喜一个人一次挑了六筐土，显示了冲天的干劲。解放军战士付荣起和他的战友们展开了英雄的竞赛，他们一次挑八筐到十筐，创造了挑土的最高纪录。九兰组的名声更是闻名工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十三陵工地。领袖与群众并肩参加义务劳动，成为许多人永生难忘的记忆。

    在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也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此次出访是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专程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面对这些激情澎湃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深情的嘱托，不仅长久地激励着在场的莘莘学子，也激励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

    “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生产热潮中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

    接踵而至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年底，全国７４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２万６千个人民公社，９９％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去的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

    １１月上旬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他还批评了一些人提出的要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的主张。“大跃进”开始后，纠正“左”倾错误的第一步便由此迈出了。

    随后，毛泽东来到长江中游的武汉。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上旬，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这两次会议在高度评价人民公社的同时，着重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遏止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势头。

    １９５９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农村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的许多情况后，得出结论说：分配不公造成了农民瞒产私分，而根子是人民公社在改变所有制方面走得过快过远。

    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５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他要代表５亿农民和１０００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这次会议形成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具体方针，确定了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等一系列政策。

    经过七八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些错误得到制止，形势已有所好转。

但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１９５９年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年初，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由第一书记挂帅，各省区市的党委成员也都组织阅读了这本教科书。

    【杨胜群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还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些论述反映了毛泽东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的思考。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一向工作到凌晨的毛泽东，改变了作息。他早早起来，写了一篇文章：《十年总结》。

    不到两个小时，１８００字一气呵成。

对新中国成立１０年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１９６１年１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

    １９６２年初，在北京召开了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对近几年的失误和挫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坦率承认了中央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随后，其他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自我批评。

    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大刀阔斧的调整，并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通过了１９６２年调整计划，实事求是地拟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

    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到１９６２年底，中央宣布，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鼓舞人民战胜困难，需要调动精神的力量。

雷锋，一个因公牺牲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以对党和革命理想的忠诚、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他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他身患肝癌，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

    在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平凡事迹传遍大街小巷；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被人们争相传诵；在内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与风雪搏斗的感人故事广为流传。

    人民的奉献，英雄的事迹，永久地流传下来，焕发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那个时代，令人难忘的是书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篇章。

    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人们治山治水，改变了贫穷山村的面貌。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林县，一个极度缺水的河南山乡。为了改变穷困面貌，林县人民用钢钎、绳索这些原始工具，凿开太行山的层峦叠嶂，从太行山腰“引漳入林”，建成堪称新中国奇迹的红旗渠，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

    这里曾是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的广大荒芜地区，被称为“北大荒”。经过上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已建成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粮基地，昔日的北大荒已变成“北大仓”。

    北京街头顶着巨大煤气气囊的公共汽车曾经是中国缺油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

    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加大了对石油工业的投入。

【新闻纪录片解说词】

    根据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潘钟祥、黄汲清等人提出的，在陆相地层可以形成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的理论。１９６０年２月，３万多名石油职工挥师东北松辽盆地，展开了大庆石油会战。

    为使中国尽快摆脱贫油帽子，“宁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进喜率领的１２０５钻井队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６４年，大庆被树立为全国工业战线的旗帜。１９６５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

    正是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新中国国防工业取得重大突破。

    早在１９５６年，研制导弹、原子弹就被列入我国的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１９６０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１９６１年，在苏联已经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严峻情况下，党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发展国防工业的重大决策。

    １９５８年秋，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对一个３４岁的青年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这个青年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随后就消失在亲朋好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２８年的隐姓埋名。

    这个“大炮仗”，就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等一批批科学家，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历史将铭记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消息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已经华灯初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这里拉开序幕。

    就在《东方红》演出期间，周恩来宣布了这个震动世界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昂，欢欣鼓舞。

１９６７年夏，来自中国西部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告了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创造了最短时间内连续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的纪录。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５月１日，当它飞临祖国上空的时候，《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声雷动。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７日，我国生物化学研究领域传来捷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密切合作，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１９６４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１９６４年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继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断扩大，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挫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尽管这样，但是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很多干部群众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顶着压力，坚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一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

    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局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的支持下，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１９７１年春，第３１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一名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误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汽车，中国队员主动上前致意并赠送礼品。这一次偶然的相遇，为两国关系的转折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中美隔绝了２２年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两国领导人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握在了一起。２８日，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

    ９月２５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４０多个国家。西方世界对中国长达２０多年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召开，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打击和排斥的老干部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总的看，这次会议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开始逐步调整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于１９７３年３月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困境中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们的新希望。

    由于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收到显著效果。

    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虽然因为受到“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但它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中国的启示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１９７６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年份，人民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１月８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十里长街，万人同哭。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随后，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打倒。

    ７月６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

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７．８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死亡２４万多人。

    ９月９日，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举国悲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文献纪录片《旗帜》第五集：历史转折 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7:50 | 来源：新华网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

    一些新的气象在神州大地涌动：动荡局面迅速结束，不少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然而，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满怀希望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怎样才能打破旧的思想束缚，开辟一条发展新路？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尚未复出的邓小平。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4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被毛主席称赞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既然是共产党员，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面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一些学者建议恢复已中断10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当场拍板：今年就恢复。

    1977年冬，全国有570多万人走进考场。第二年夏又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

    恢复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他们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青春、热血、责任和希望，在他们心中激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1978年阳春3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55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大会。

    【邓小平同期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短短几千字的讲话，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很多科学家都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他在书面发言中，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文化艺术领域也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许多文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一大批中外优秀文艺作品陆续重新上映和出版，再次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针对当时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也以不同方式表示支持，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

    【李景田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国迈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进行历史总结和放眼世界时，人们首先强烈感受到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要想把经济搞上去，就要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1978年10月到11月，邓小平走出国门，对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进行访问。

    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时，谈到自己的感受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他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邓小平在东南亚访问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会议原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并确定首先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等率先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引起强烈反响。会议转向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思想路线等问题上。

    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出访回来的邓小平关注着会议进程，思考着他将要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的内容。他亲笔写下了3页纸、400字左右的提纲。

    12月13日，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12月18日，首都北京瑞雪飞扬。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

    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创造了历史。

    这个雪白的日子，注定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崭新的开端。

    这次会议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全会结束后的第一个阳历新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从此，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天，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经历了20多年的隔绝和对立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到访美国，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也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美国各行各业进行了广泛接触，也了解了世界现代化的水平和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摆脱窘迫局面，一些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改革悄然从农村开始突破。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产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一措施，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在安徽的肥西县和凤阳县，就有一些社队悄悄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

    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代表，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了鲜红的手印。

    在此前后，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关键时刻，邓小平说，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随后，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从此，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出现了生机盎然的局面。

    【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就是把这个农业经营体制改变了，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必然冲击到在“大跃进”运动中兴起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悄然摘下，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3年1月１日，中央颁发的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要求对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人民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其他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在农村改革悄然兴起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1978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改革企业管理，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这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有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第二年，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试点。

    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由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设想。

    当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广东蛇口响起隆隆炮声，人们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占地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诞生。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给国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感受。一时间，两天半就能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蛇口工业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同时，城市还有300多万的待业人口。两项数字相加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的措施。

    不久，人们发现，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不少个体的小吃摊、补鞋摊和自行车修理铺。

    1979年，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卖起了大碗茶。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很快，雇工人数达到了12人。有人对此表示担心。

    这件事惊动了邓小平。他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全国从事个体经营的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制工作委员会。

    很快，一批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选举法》在内的7部法律相继拟定，并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迈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从1980年11月开始的为时两个多月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体现，也使广大人民受到了一次特别的法制教育。

    在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有了新的重要举措。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集体领导，强调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改革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这一讲话，成为此后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干部。1981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担负重任。到1982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

    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有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

    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既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

    1979年3月，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拨乱反正，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从1979年11月起，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邓小平先后11次召集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示。他最强调的是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同期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1981年6月，历时近20个月，经过反复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文件，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并确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大会还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规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大会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是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大会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55岁的江泽民，和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39岁的胡锦涛。

    【邓小平十二大同期声】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文献纪录片《旗帜》第六集：滚滚春潮 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4日 15:45 | 来源：新华网

　　江苏华西村，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几十年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小村，从最初负债2.5万元，到如今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成为远近闻名、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西人的日子过得如此红火，靠的就是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创新。他们从发展队办企业起步，逐步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之路。

    华西村的发展是基层群众伟大创造精神的鲜活体现，是改革开放光辉历程的生动缩影。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中西部，改革开放犹如春潮涌动，势不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党的十二大之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到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并指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党的十二大正式确认了这一奋斗目标。

    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目标后，人民生活和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1983年的初春，邓小平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到了江苏、浙江。

    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他一边调研一边算账，认为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目标希望很大。

    当时听完了我们汇报以后，他非常高兴。说我听说你们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已经翻了一番了？我们很高兴地大家一起说，是翻了一番。小平同志又说了，说你们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能再翻一番啊？我们说，能！

    江浙之行，邓小平不仅对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心里有了底，还对达到小康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图景有了真实的感受。

    考察中，邓小平看到了江浙一带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

    他高度评价了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在有些地区甚至占据了半壁河山。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转移了上亿农业富余劳动力，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

    已经创办了几年的经济特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招致种种议论。

    1984年1月，倡办特区的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考察。

    邓小平看到的是“一片兴旺发达”。他说：“看来路子走对了。”

    对外开放迈出了大步，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广度迅速拓展。

    1984年5月，中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同时决定开放北到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此后，中央又先后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批准海南建省并确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推动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农村搞活了，乡镇企业起来了；对外开放加快了，外资、合资企业进来了,国有企业面临着种种生存压力。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国营企业没有进出口权的。跟三资企业比起来，那它困难比较多，企业的奖金也不能随便用。至于说利润，按照计划完成任务以后，超额的利润企业也不能动用的。

    1984年3月23日，《福建日报》刊登了以55名厂长、经理名义写的一封信，信的主旨是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

    3月30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封信，其他报纸也纷纷介绍这封信的内容。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计划外自主经营。

    短短几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国大地一片繁荣景象，人们也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

    改革开放迈进了第七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迎来了自己第35个生日。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

    群众游行时，载有“联产承包好”、“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彩车，伴随着欢快的乐曲，驶过天安门，尽情地表达着全国人民的喜悦情感。

    在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突然拉起了一条手写的横幅——“小平您好”。

    这朴素、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爱戴，表达了对他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邓小平阅兵前讲话同期声】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改革成为新时期的核心词、高频词。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新的伟大革命等思想观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

    1984年底，35岁的张瑞敏接手了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青岛电冰箱总厂。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内，工厂已经换了三个厂长。

    上任不久，张瑞敏就收到一封用户来信，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缺陷。张瑞敏带领管理人员检查了库存的400多台冰箱，发现有76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他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当场砸掉。

    有人事后做了计算，这76台电冰箱，按出厂价计算，每台冰箱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

【张瑞敏 时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谁造成的问题由谁拿大锤把它砸毁，是由当事人把它砸毁。很多老工人当场就哭了。然后掉眼泪就说，我们就知道了今后不能够再从我们手里头损害国家资产。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有浴火新生，也有壮士断腕般的“阵痛”。

    1985年，沈阳市出台了《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破产的法规。

    一年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同期声】

    今天上午，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今天起破产倒闭。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公有制企业，开了公有制企业破产倒闭的先河，给大多数尚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沉睡的企业以极大的警醒。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称：“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打碎了！”

    在4个月后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企业破产法（试行）》在争论中通过。

    中国的企业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

    搞活国有企业，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试行股份制改革。

    1985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广东的幸福音响、北京的天桥百货和上海的飞乐音响相继发售了自己的股票。

    当时，这只是一些实验性的举措，仅仅允许现货交易。到了1986年9月26日，上海开始正式挂牌买卖股票了。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他赠送给客人的礼物是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上海飞乐音响股票。邓小平对范尔霖说，你目前是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

    邓小平赠送的这张股票后来一直被收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法律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地位。

    1988年这个龙年的岁末，24岁的王文京走出国家机关大院，和他的伙伴一起来到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领取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创办了用友软件公司。

    就在王文京领取个体执照的同时，北京市的第一批私营企业也已经开始注册。1990年，王文京的用友软件公司登记为私营企业。经过20多年的打拼，用友软件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管理软件供应商。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研究国际战略性高技术发展。

    邓小平对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很快就明确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根据四个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万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863”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确定了一些战略性重要的领域，发挥我们科技界和经济界的集中优势，通过国家的组织，使我们国家的高科技走上了国际的前列。

    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一个多月后，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提出，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5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1986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保障。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新宪法。

【杨景宇 国务院法制办原主任】

    这部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而科学地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

    在1983年到1987年的短短五年内，全国人大依据新宪法先后制定并通过了35部法律，11个补充、修改法律的决定，17个有关法制问题的决定。

    随着改革开放闸门的打开，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一些干部发生了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和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的任务，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经过三年多的整顿，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四个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5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会议增选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在大会上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同期声】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20世纪80年代，祖国统一大业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谈到台湾问题，明确提出要把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提到具体日程上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祖国大陆向台湾同胞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了。从此，“探亲”“寻根”成了许多年流行于两岸之间最热门的词汇。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明了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香港问题的谈判。经过1年多近22轮艰苦谈判，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鲁平 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

    解决香港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经济实力也增强了，社会稳定了。同时呢，国际的地位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1987年4月13日，中国与葡萄牙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制定国内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80年代中期，邓小平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的战略判断。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百人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决定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从1985年到1990年，人民解放军实际裁减员额103.9万人。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总目标，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组建集团军，新组建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特种兵建设。国防大学等一批军事院校相继成立和恢复，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制度。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一批新型武器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勾画了十分清晰的蓝图。

【魏礼群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指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大会正式制定了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全面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民经济整体跨上了一个大台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现。

    1988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价格闯关受挫，市场秩序混乱，抢购风潮开始蔓延全国，引起群众不满。

    9月，党和政府决定采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

    此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渗透，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告诫全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

    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了这场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风波。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一讲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当中国的政局趋于稳定、改革开放在治理整顿中继续稳步向前推进的时候，国际形势却接连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

    在此历史重大关头，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全世界为之关注。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发表了重要谈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

    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劳顿、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讲。他的谈话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一轮热潮，唱响了一曲《春天的故事》。

文献纪录片《旗帜》第七集《扬帆沧海》解说词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5日 21:10 | 来源：新华网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时，特地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在一位海军中将的陪同下，他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舰的一声炮响，唤醒了全世界亿万劳动群众。

    然而此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挫折和考验。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

    而在中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稳掌航船，破浪前行，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带入了二十一世纪，使社会主义中国展现出光明的前途。

    世纪之交，回顾这段历程，江泽民用七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事非经过不知难”！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同期声】

    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但局势却不容乐观。

    国内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对立势力仍在伺机而动，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受到了冲击，人心需要重新凝聚。

    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江泽民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表达此时的心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上任一个月后，江泽民意味深长地说，中南海周围有堵红色的墙，但无论如何不要让这堵红墙把我们同广大群众隔绝。

    江泽民先后到延安、遵义、井冈山参观考察，到焦裕禄纪念馆、雷锋纪念馆和铁人王进喜的家乡参观考察。他反复强调，要发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江泽民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一系列加强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上任之初，江泽民就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工作。1990年7月到9月，江泽民先后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考察，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发展。

    中央先后通过《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党的形象进一步好转。

    与此同时，党中央把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很快就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

    1989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了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家增加农业投入，调整种植结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农业生产扭转了此前的徘徊局面。1989年底，中国粮食生产超过8000亿斤。

    改革开放的脚步在治理整顿中继续迈进。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开放短短5年后，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今天的浦东，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金融、商贸和高科技园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1993年5月，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成立，在全国率先推出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试点。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半年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形成。

    1990年9月，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这次体育盛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夺取了183枚金牌，高居各参赛代表团之首。

    在国内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西方国家发现，制裁中国，并不能使中国屈服；遏制中国，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机。于是，这些国家纷纷开始取消所谓的对华“制裁”。

    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重新赢得了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和机遇。

    1992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澄清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中央决定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这年6月，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开始形成。

    正是在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

    这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报告。在讲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全场响起的热烈掌声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全党形成共识。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到郑重确认。

　　【江泽民党的十四大报告同期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智慧，展示了中国人民非凡的创造力。

    【郑新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通过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证明，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不仅能够结合，而且结合的非常好。

    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中央出台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计划、投资、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有企业是领航中国经济的旗舰。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1993年，中央提出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5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这一年，江泽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被称为新中国国有企业的长子，也是江泽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里，江泽民仔细了解企业改革的情况和困难，鼓励工人们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

    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下岗”、“再就业”这些给他们带来人生转型的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

    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大批下岗职工通过自主创业，开始续写人生的辉煌。同时，不断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下岗职工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宝钢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为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全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不少地方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此，党中央果断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

    1993年，江泽民先后在西安、大连、广州等地主持召开部分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要求抓住有利时机，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的驾驭，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这年6月24日，中央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宏观调控全面展开。

    1995年9月，江泽民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个方面的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体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经过三年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

    从1994年开始，投资逐步回落，金融趋向稳定，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从最高时的24%降到了8%，与此同时，从1993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

　　【刘国光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了宏观调控，适时地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既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同时，又保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

    。措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就在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时候，1996年2月8日，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从1994年12月开始，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在中南海已经进行了三次。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年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在法治的天空下，人民民主的创新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梨树县平安村村委会直选同期声】

    我希望村民看我宋德吉担任平安村主任还可以，就在投选中投我一票。

    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梨树县平安村在村委会直接选举中创造的“海选”经验，很快就在全国推广，而“海选”也成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象征。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通过，村民自治驶上快车道。

    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直选和社区居民自治，也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

    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采取了严厉打击走私、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着力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严肃查处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中国社会在活力、发展与安全之间不断实现着新的均衡。

    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对话与交流也获得空前的发展。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党中央高度关注贫困问题，始终强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自然环境特别恶劣的西北黄土高原、青藏高寒地带、西南喀斯特地区和半干旱、荒漠化地区，还有18个连片贫困地区。

    1994年春，中央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在20世纪末最后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此后，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全国人民的慷慨捐助，使一大批贫困地区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

    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艰难的地方。如今，这里的面貌也正在发生着根本的改观。

    1994年，历时七年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全面竣工。

    这年7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确定了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1996年9月1日，对于生活在大别山区、井冈山等革命老区的人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条跨越九省市、全长2300多公里的京九铁路建成通车。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京九铁路在选线时，充分考虑了一些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大别山区，修建了麻城至武汉的联络线，设了红安站。在江西，为了兼顾井冈山和瑞金两个老革命根据地的利益，铁路特地拐了个弯，两跨赣江。

    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在二十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在扶贫开发的征程中，以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母亲工程、智力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公益事业蓬勃兴起，全社会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的意识深入人心。

    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5年开始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到2000年，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次年1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

    按照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人们精神面貌发生新的积极变化，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服务承诺制”、“百城万店无假货”、“十星文明户”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通过“五个一工程 ”的实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王世明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显著标志和突出亮点，就是形成了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主要目标，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格局。

    张家港，江苏大地上的一座文明之城。这座城市创造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张家港从贫穷落后的县变成闻名遐迩的两个文明一起上的全国先进典型。

    1995年5月13日，江泽民视察张家港时亲笔题词：“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张家港精神在全国叫响，成为许多地方竞相学习的榜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199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中央采取得力措施，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并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和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

    中央特别重视从制度建设上解决党的建设全局性问题。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制度，制定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准则、条例，颁布了干部人事工作条例，完善了党的基层组织相关制度，建立了维护党员权利的保障制度。

    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虞云耀 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和解决党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向前推进。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十分悲痛。联合国为这位老人降半旗致哀。百姓们自发前来送行，感谢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

    世纪之交，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作出了郑重回答。这次大会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在了我们前进的旗帜上面。

    【江泽民党的十五大报告同期声】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1997年，中国发生的一幕历史性的瞬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6月30日晚10时，7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官兵到达驻港英军总部威尔士亲王军营。

　　【同期声】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你们可以下岗”，六个字，简短、平和。但这凝聚的是几代中国人长达百年的艰辛和奋斗，表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信心和力量。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这一天，举世瞩目，永载史册。被外国殖民者占领长达100多年的这颗东方明珠，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标志着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

    1999年12月19日午夜，中葡两国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祖国统一大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江泽民讲话同期声】

    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1993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成功举行会谈。1995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

    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加强了同台湾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往来日渐频繁，民间交流不断扩大。

    1997年11月8日，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再次刻下一个醒目的标志。

    下午3时，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倾入江心，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胜利实现大江截流。

　　【三峡截流现场同期声】

    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报告：十五点三十分，四十米龙口，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战斗，已经胜利完成预定计划！请中央领导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几代人无数次的构想和设计，中国人开始触摸到“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个百年梦想。

    就在这个梦想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与时代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放飞新的理想和憧憬，去迎接一个崭新世纪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