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西大附小地址:“律师伪证罪”打击了谁?

 
上百律师涉嫌伪证罪被追诉，错案率高达50%以上
“律师伪证罪”是刑法306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俗称。特别针对律师群体的妨害作证罪，在全世界法律中都是罕见的。中国通常的情况是，只要证人在开庭作证时的证言与此前给公检机关的证言不一样，不管这一证言真假如何，都可能导致律师受到作伪证的指控。
近年来，中国律师不断在306条上遭遇严重执业风险。全国律协调查显示，从1997年306条出台至2007年这10年间，全国有108名律师因妨害作证被追诉，而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仅为32起。另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时，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 [详细]
高风险导致刑事案件辩护率不足2成
公民陷入刑事纠纷，刑辩律师承担着“救命”的重担，但因为306条的存在，很多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是能不取证就尽量不取证，能不取证人证言就尽量不去取证人证言。《南风窗》的报道指出，2009年陕西省各级法院受理刑事案件1.78万件，律师参与辩护的只有3349件，占比24.4%；该省律师1年办理刑事案件人均只有0.9件，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北京市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不足10%，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辩率更低。[详细]
刑辩环境堪忧，律师把办案重点放在非刑事案
306条的存在还导致刑事辩护质量低、刑事律师地位低。一旦被告人翻供或证人翻证，律师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指使”或者“引诱”。在一些典型案件中，律师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教唆”，于是在律师界出现了“戴墨镜”、“戴口罩”去会见的笑话。
越来越多的律师将刑事案件划分到自己执业范围之外，原先很多专门从事刑辩的律师也逐渐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把办案重点放在了非刑事案上。每年加入律师行业的新律师逐年增长，可是刑事辩护律师却越来越少，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国外著名的大律师都是做刑事案的，甚至专门做刑事案。 [详细]
同一宗刑事案件四名辩护律师“全军覆没”，在中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广西北海公安日前召开发布会通报情况
 
单列律师为“伪证罪”犯罪主体是歧视性立法
306条将律师单独作为伪证罪的主体，在立法上的职业歧视之嫌。刑法第307条已经有了对作伪证的相关规定，对律师的伪证行为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使之纳入其中，而没有必要再以专条单独立法。即便要对某些特殊主体单独立法，也是将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一视同仁地规定为这类“伪证罪”的主体，因为这些人都有调查取证的权力，同样也存在威胁、恐吓证人的行为，而且他们的权力更大。
“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措辞模糊，泛刑罚化对律师不利
306条对律师妨害作证罪的罪状模糊，“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之类的措辞，极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一般逻辑上，只有证人定了伪证罪，才能定律师妨害作证罪，为何证人不管怎样都无罪，律师动不动就被抓呢？事实上，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时“引诱”本身就是律师询问证人的一种技巧，将其泛刑罚化，无疑是给律师头上悬了一把剑。
306条对律师伪证罪的认定条款还加上“违背事实”的限定，但是否“违背事实”，立案、侦查过程中是由律师工作的相对方——侦查人员判断的。从倾向来说，侦查人员通常认为与其侦查所述不一致就是“违背事实”的，律师的辩解是无力的或者说是无法辩解的。 [详细]
李庄案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律师伪证罪”案例，该案于今年4月19日出现重大转折，重庆检方当庭提出对李庄撤回起诉，获法院裁定准许
适用刑罚不分轻重，国外对轻微伪证行为交律师协会处理
证据分一般性证据和关键性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威胁、引诱证人也有情节轻重之分。306条没有把律师一般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划分出明确界限，造成律师只要实施了306条中的行为，不分情节轻重直接上升到刑事处罚高度，不符合刑法“预防犯罪最后一道防线”的立法精神。国外做法通常是对情节较轻的律师伪证行为，一般由律师协会负责调查处理。对少数特别严重的，才动用刑法武器，与代表公权力的执法人员一样统一适用诸如妨害司法罪等相同罪名。[详细]
80%涉嫌律师伪证案件疑似“报复性执法”
如果律师作伪证，抓人的和起诉的都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甚至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由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回避制度，有些司法人员认为律师是在跟他们作对，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律师所提交的证据与他们手中的证据不一致，这种“输不起”的心态常常导致“报复性执法”的发生。
据统计，实践中80％以上涉嫌律师伪证的案件，最后都被法院宣判无罪或者不了了之，但当他们获得无罪判决时，公安局、检察院的侦查期限往往已经过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不能不说里面存在“时间差”的陷阱。国外刑事诉讼法中，对“排除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序”有严格限定，律师不能中途随便被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通知其所在的律师协会，并由法院来裁决。[详细]
 
法律不能遏制律师尽力为当事人服务
维持控辩平衡，法院居中是最理想的司法模式，但目前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公、检、法”三家往往联合办案，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被取消，在这个背景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一直有不足，甚至不乏刑讯逼供的情况，他们唯一可以指望“洗冤”、“脱罪”的只能是律师。
《律师法》中也规定了律师首要的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勤勉尽责也是律师的职业伦理和规范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究的弱势状态下，只有在程序上最大限度的允许律师尽到辩护职责，尽力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才能在审理阶段尽量达到控辩平衡，才会有可能澄清减少冤假错案。如果因为“伪证罪”的阴影存在，每个律师都对当事人委托之事不尽力或不尽全力，敷衍塞责，马马虎虎，当事人怎样依赖律师？
如果哪一天，刑事案件中真的出现了律师集体缺席，就意味着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处在危险之中，都在面临现实的严峻威胁
规范证据制度才能让“黑律师”暴露在阳光下
支持“律师伪证罪”的观点认为，应该惩罚和威慑个别不良律师。这本质上还是“有罪推定”的思维在作祟，本能的将刑辩律师的工作看成是“为坏人辩护”。事实上，杜绝“黑律师”不能靠“律师伪证罪”，滥用这个罪名的结果很可能不仅仅是“杀一儆百”，很可能是“杀一伤百”。谁都无法忽视律师队伍中的违规行为，但如果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可以充分全面地接触控方证据，如果当被告人表示出和解的意愿时，双方可以当面了结……完善的证据制度本身就能让“黑律师”见不得光。
说到底，律师所具有的不过是私权利，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抗衡，只能在相应的规则范围内行事。当律师的成功辩护意味着公检法一方被错案追究，利益驱动下，失衡的司法必然对个别律师以“伪证罪”的方式予以打击。“律师伪证罪”的存在说明了体制的设立本身缺乏合理性，这就像一个强壮的成年人击倒一个婴儿一样，虽有能力但绝不应该。[详细]

律师界流传的段子这样说：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