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公安禁毒总队:南方人物周刊：环球不高兴

　　原题：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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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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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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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