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好点的社区医院:于建嵘 每个人都在底层，所以需要建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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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每个人都在底层，所以需要建立规则
2011年01月24日15:07 来源：新周刊 作者：胡赳赳 欢迎发表评论0 字号:
“现在最大的问题，第一，对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规则不健全不行；第二，发生问题了没有司法保护不行；第三，没有一个真正民意代表的制度不行；第四，没有开放的媒体不行。这些是社会基础，这四点不解决很多话是空话。”
在北京通州宋庄艺术村， 7年前“混”进来一个教授。自己盖了20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工作室，叫“东书房”。此教授有四大爱好：给官员上课、接待诉苦群众、画画、写微博。这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他说：“我要代表我的阶层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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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名叫于建嵘，湖南人，48岁。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出版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著述。他称周日为“接待日”，即便在外地出差，也会在周日前赶回来。2010年11月7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他接待了三拨记者、20余位诉苦群众，以及一些朋友。他的女儿和助手也在工作室里帮他招待“各界人士”。这是热闹异常的一天，于建嵘切瓜大家吃、招呼大家喝速溶咖啡，与别人分享自己绘画的心得（他的最新作品则是为野夫随笔集《江上的母亲》绘制了风景画），听取诉苦群众“心声”，并为他们录像、拍照。于建嵘说：“我的阶层就是底层。”
他按“人头”给“乡亲们”钱，来5个给100元，来10个给200元。“我这是将心比心，大老远来找我，明明知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每人这20元可能比政府2万元还有用。因为群众知道有人理会、理解他们了。”于建嵘说。
所谓底层，于建嵘冷静地说：“你不要认为你是强者，在一个公权力缺少约束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底层。所以需要建立规则。”
于建嵘反复强调，社会规则比高楼大厦更重要。“有些高楼大厦是在破坏社会规则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很危险。”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他碰到的官员中也存在“恐惧感”，“因为不知道哪天就拆到你家了。”
于建嵘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是，“老百姓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他说：“高学历不代表高认识，学者高高在上，不接触民众的时候，不一定有底层的意识。”
因此，他打开了一个接触底层的“通道”，接待无处可去、闻讯前来倾诉的劳苦大众。他有了令其他社会学家羡慕的“资料库”，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的目的在旁人看来，是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共情能力”。在许多现象沦为“增压阀”时，他在做“减压阀”的工作。
另外，他也打开了一个通向官员的“通道”。他每个月都奔波在为各地干部讲课的路上。他说，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集中地听干部反映后，他说：“我越来越坚信我是对的。”
中产阶层崛不起
《新周刊》：你对我提到社会“封闭性”的问题，那么有没办法让封闭变得开放呢？
于建嵘：现在中国唯一流动渠道，就是所谓公务员考试，一万人选一个，一个就是数量太少，二是里面也有名堂。
《新周刊》：换句话说它的流动性变差，就是下层往上层的上升通道减小了。
于建嵘：对，缺少中产阶层。其实很多人可以从底层到中层，形成一个橄榄结构。我们现在底下太大，中间没有，上面进不去。《新周刊》：前一阵学界不是一直在研究中产阶级崛起吗？
于建嵘：崛不起！你连一个社会基本规则都没建立起来，怎么崛得起呢？中产阶层问题不仅仅是财富，最大问题是生活和社会地位没得到基本保障。比如你在新闻媒体，你很牛，等你一离开这个职位，什么都没了。这是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有稳定的生活。我比较理解穷人
《新周刊》：你这十多年学术研究有一条内在的逻辑主线吗？
于建嵘：我一直关注社会底层的处境和诉求。社会底层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是没法向官方表达诉求。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衣食无忧，我比较理解穷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我是从最底层来的，比较了解他们想说的话。我认为应该说出他们的话来，不是去代表什么，也代表不了。
《新周刊》：那你现在对官员的态度是什么？
于建嵘：我认为应该理性分析，简单对立是有问题的。不应该简单的对立，而是从中间找到契合点。实际上官员和所有人一样，都要去寻求基本规则。不是说我们不学规则他们学规则，他们学规则我们不学规则，不是这样。要寻求一种均衡，完全排斥体制可能会出问题。社会应该有均衡，相互之间寻找些妥协点。
《新周刊》：那你现在还对官员有信心吗？
于建嵘：这个不是信心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没有选择的问题。《新周刊》：那不是无用功吗，你跟他讲课不是无用功？
于建嵘：无用功总比没有讲的好啊。你时时可以对他们喊喊话啊。你只能这么理解。
《新周刊》：你给官员授课最大收获是什么？
于建嵘：可以把我的某些想法告诉他们，比如作为老百姓在想些什么。
尊严是真正的意义
《新周刊》：老百姓真正需求什么？是吃饱穿暖？衣食住行？还是自己的权利诉求？
于建嵘：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唐福珍，去年自杀的唐福珍，家里的财产可能有几百万，一个有几百万的人她为什么去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啊？某些情况下，尊严是真正的意义，你可能看到是争财产，实际上是争尊严。你可能不相信她怎么敢真的死呢？
《新周刊》：政府现在一直强调保护老百姓财产，增加财产性、资产性收入，你觉得这是一种符号还是一种实践？
于建嵘：可能是政府想做的，但是现在困境是什么呢？怎么去做。当你修了一个房子，过两天就要拆你的时候，那你照样没有安全感啊！在大拆迁的背景下，有很多农民的房子都要拆，打工打了十年建了的房子，花了几万块，现在要拆了你的。假如社会基本规则没建立，这些都可能是空话。我没有足够理由去相信，社会基本规则能得到保障。
《新周刊》：你指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于建嵘：基本权利及其保护。基本财产权，你保护不？你连这个都不保护，还怎么增加收入？现在最大的问题，第一，对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规则不健全不行；第二，发生问题了没有司法保护不行；第三，没有一个真正民意代表的制度不行；第四，没有开放的媒体不行。这些是社会基础，这四点不解决很多话是空话。我可以给你财产收入，是我给你的，我可以不给你啊？
利益问题将带来一个临界点
《新周刊》：为什么说现阶段拆迁问题是矛盾的集中爆发点？
于建嵘：现在地方追求GDP，追求所谓的新农村。建一个新房子，大规模拆迁。因为拆迁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现在到处都在搞拆迁，拆迁规则没有建立，所以拆迁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像现在大打新农村的牌子，到处拆，拆得一塌糊涂。
《新周刊》：你接待诉苦的的群众可以分为几类？
于建嵘：从性质来分，第一种类型是有冤屈，地方政府没解决的，而且过程中间受到了迫害的。第二种有冤屈但不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可能诉求过高。从问题上讲，农民问题占多数，今年来诉苦的很多是土地问题。
《新周刊》：这么长时间和底层群众交往，同时你也在城市里生活。你觉得现在的城乡差别最本质的问题在哪里？
于建嵘：本质上是社会的封闭性越来越强，公权力对民权的掠夺越来越严重。公权力对社会财富阶层有意识地加强隔离。到目前来讲还是利益问题，带来的争议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会持续一个阶段，而且可能带来某一种临界点。
《新周刊》：最近学者好像谈基尼系数谈得少，关于贫富分化到了临界点的问题？
于建嵘：没有，基尼系数不好谈，统一标准不一样。中国人口数量太大，而且财富不透明，越是高端财务越不透明，所以很难说清楚。对于一个不透明的财富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问题实际上不在这里，提醒你注意一个问题，社会的断裂带在哪个地方？不是简单的社会财富问题，是社会生态的问题。今天生活比十年前好很多，但是很多人都感到不满，感到愤怒。
《新周刊》：那你这不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吗？
于建嵘：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经过改革开放是好了很多，建了很多高楼大厦，但是建设过程中忽略了公平公正、民主和法制。问题关键是社会基本立足点没有建立。
《新周刊》：这个学界也一直在探讨。发展是第一位的还是公平是第一位的？
于建嵘：发展你怎么理解，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发展首先是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最重要是社会规则建立，你搞了半天，高楼也建了，整个社会规则没有建立起来，个人心灵中认同的规则没有建立起来。靠剥夺有可能最后把建的高楼大厦给砸了。大政治家应该要考虑社会基本规则的建立。但是社会规则要花若干年时间。这么多年忽略了这个问题，为了所谓发展不惜一切，为了所谓稳定又不惜一切。这就是我们今天讲新基尼系数遇到的困难。
不良社会心理在抬头
《新周刊》：我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来，有一种社会心理在抬头，就是由这种仇富变成仇官。普遍的心态，反正只要是富人，你永远不对。现在反正是只要你是官员，你永远不对。
于建嵘：仇富仇官，不知什么时候是临界点。这两种都不对，的确是这个意思，这是个大问题。
《新周刊》：刚刚所说的这种民间情绪该怎样去疏导，这种对立很明显是不对的。
于建嵘：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规则变成了公权力，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归结于民众。我认为应该归结到公权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所以不要归结为民众的受陷害心理，或者说民众素质低，而是公权力失衡带来的。一定要防止公权力对社会的危害。现在政治共同体越来越严重。
《新周刊》：现在官员像你说的抓两头，是GDP和维稳？
于建嵘：GDP是由于可以搞到政治利益，还可以搞到钱。维稳是因为可以应付下面，有些维稳本身就是利益了。
《新周刊》：日本最早研究中产阶层M型社会的到来，就是中产阶层正在塌陷，那你的研究范围里怎么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这种形成和现状？
于建嵘：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完全觉醒。中国最大的问题，考虑到阶层划分时忽略了社会基本规则，中产阶层必须在相对社会稳定的规则下才能形成。研究中国社会阶层，假如不能理解中国基本社会规则都扯淡。有人说他有10万元的收入还不是中产阶层，狗屁，一句话就把你剥夺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分析缺乏政治学家的眼光。政治学家最大眼光就是面对社会规则，社会公权力能不能给社会提供适当权利。个人感到自己今天有钱，明天可能没有。像中央电视台报道农民工，这个月拿五千八千，后个月拿一万，你心里放心吗？不放心啊！因为你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意味着规则。现在中国最糟糕的是自己制定的规则都执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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