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哪里有密室逃脱:于建嵘我会一直坚守底层立场

2011年01月15日 15:01羊城晚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条







底层百姓的生活，是于建嵘长期关注的


于建嵘来到北京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发表《中国的底层社会研究》，仰望室内，感慨道：到这些地方呆呆，幸福指数会显著提高

□ 羊城晚报记者 田恩祥
他是一个把底层上访者当兄弟姐妹的草根学者，
一个嫉恶如仇敢怒骂官员敢拂袖而去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奔波于田野乡间，徜徉于高校讲堂，点拨迷津于各地官员课堂，
他以微博为私人媒体，关注着全国各地底层百姓的困苦，鞭笞着无视民生的地方官员———
接待来访者，给官员开讲座，给学生上课，于建嵘教授忙得团团转。11日中午，记者打通他电话时，他还没有吃饭，刚从北大讲完课出来。
“黑人”经历令他关注底层
于建嵘曾经是“黑人”，小时候最让他纠结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就成了“黑人”了呢？
他父亲年轻时曾进山干过游击队，“文革”时，把他定性为“土匪”，从此不再安排工作，还把于建嵘的母亲赶到了农村。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母亲只好带着姐弟二人流落到城里，于建嵘成了“黑人”：没有户口。一家人没有居住的房子，也没有饭票布票。当时的家当就是一辆板车，板车上放着一口锅、两床被子。
8岁时，父亲托人将他送去上小学。但总有人知道他是“黑人”，班长带着人要拖他出教室。小小的于建嵘这时候已体验到弱势群体的滋味，他紧紧抱住课桌，但还是被拖了出去，母亲缝的唯一一件好衣服也被撕扯烂了。
从6岁到14岁，这种“黑人”的待遇一直陪伴着于建嵘，让他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暖。
难以磨灭的“黑人”经历，让他对底层人的生活和权益保护有了更多的关注。他说，就是现在，他的姐姐还在打工。他说，有一次在广东公开演讲，有听众问：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站在底层立场说话，你应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他指着台下一个快六十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来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此一幕让现场的人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走入田间，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
1979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好与人讨论“中国怎样改革”之类的问题；毕业后做了记者，1987年离职当刑辩律师；1997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选择了“乡村政治”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他没有扎进图书馆故纸堆，而是一头扎进乡村，做田野调查。导师希望他能超越现有的争论，进入乡村社会生活，让事实说话。他沿着毛泽东上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这一调查就是一年。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调侃于建嵘的独特本事说：“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经过一年田间地头的调查，于建嵘说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根据这些他写成博士论文《岳村政治》，一经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诸多报刊及学术网站纷纷刊出评论文章，有学者还认为，以实证研究为指向的《岳村政治》开风气之先，由此，引出学界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华师风格”和“华师学派”。
于建嵘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住在北京城东的画家村宋庄小堡。这里是他生活交友的地方，还是他接待全国各地求助访民的地方。这些年，他收到了大批上访材料，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群众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覆盖全国两千多个县。
2010年圣诞节开始后的4天，于建嵘办起圣诞流水席。他在微博上发消息：“欢迎参加：栗宪庭电影基金将在2010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我们这一年：2010》招待会。我是今年招待会的主人，在这四天里：1、聊天，2、免费的晚餐，3、赠送我的新书《底层立场》，4、放映并赠送纪录片《上访者说》，5、看‘我的兄弟姐妹’绘画和照片。”
“很想帮他们，但是有些人帮不了，你让我怎么办？”于建嵘一声叹息，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上访者说》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绘画、照片，是他接待上访者的工作记录和创作，“人家实在无处可去，来找我来了，我却帮不到，那就拍下来，画幅画吧！”
这4天的流水席，于建嵘也招待了不少的上访者，他估计，连同赶来的网友、学者、学生和官员，大约招待了800多人。看了《上访者说》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绘画和照片，很多人都哭了。
给官员上课，他也敢怒骂
上访者将于建嵘视为“救星”，愿意把他当做倾诉对象。不少官员也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对他尊敬有加。
近年来，除了接待上访者、做调查，于建嵘一直忙着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给官员们上课。上至部委官员，下到乡村党委书记，他都循循善诱，摆事实讲道理。
“我是把我了解的底层的情况告诉这些官员，充当官员们和底层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他告诉记者，多数时候，官员们会对他讲的内容有所认同，“仅仅是认同，其实他们自己早就知道情况，来听课，是他们表示尊重，以后怎么干就不知道了。”
“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于建嵘上课时也骂官员。去年10月10日，他到江西南昌给所有的公安局长讲课，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公安局长中却有人站起来鼓掌，一位公安局长给他发短信表示感谢，因为他的理论指导，该局长的辖区群体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趋势，局长再也不感到痛苦和压抑了。
微博问政，他坚守底层立场
于建嵘开微博才3个月，粉丝已经超过25万人，在微博上，因为他时时处处坚守底层立场，他“火”了。
去年11月1日中午，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5000次，评论超过3000条，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
“微博就是我的私人媒体。”于建嵘说。他在万载县饭桌上与书记交锋离席后，感到这个县委书记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发到微博上去，谁知变成了公共事件，传统媒体也过来关注了。
他认为，网络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大，即使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了相关言论，也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反而是微博，能够迅速地引起网民的注意。“以前，往往是我们跟着媒体走，根据媒体对社会的关注点来发表言论。现在有了微博这些网络工具，有时候甚至可以引导媒体。比如这次事件，就是由微博引起的，传统媒体纷纷跟进。”
中国社科院博导周瑞金也认为，于教授能够拂袖而去，并把拆迁的错误思想在微博上整理出来，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起到了很好的网络问政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于建嵘正在微薄上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去年12月29日启动的“让失屋农民过冬”活动：凡经网友认定在最近三年被强拆而失屋无处安身的农民，将给其寄去一千至二千元过冬费。经费由私人或企业赞助，拒绝学生和工薪人士捐款，爱心人士可直接与受捐人联系。
到1月9日，他已发布了第11个救助动态：“河南汝南县古塔办事处范湖村农民孙栓柱，房屋被拆，目前全家借住在亲戚家一间不足12平米的破屋内安身，以上情况由朱长振提供，决定捐助一千元。请薛明波律师安排汇款。希望这个地方的领导想想这些农民在北风中如何生活。”而对另一个石老太太，他也决定资助一千元，说：“希望石老太太在这个冬天感到一点点温暖。”
北京晚报采访了收到捐赠的农民，该农民的一句新年愿望，让于建嵘很感动，她说：“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读好书，都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新年最大的愿望。”
对话
于建嵘
我喜欢学者的身份，可以冷静思考，做深度对策性研究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底层立场》，请问您为什么会关注底层研究？这种研究方向在您心中意味着什么？您小时候的流浪经历和“黑人”待遇是否奠定了您时时处处为弱势群体着想的价值观？
于建嵘：有小时候经历的原因，不全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学的就是政治学、社会学，要研究的就是社会冲突，社会冲突主要在底层。
羊城晚报：您家客厅的东墙上挂着一幅用上访者寄来的信封装裱成的画，是特意用这种形式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底层的老百姓吗？您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些令您最难忘最有感触的人或事？
于建嵘：是一种提醒，主要还是对日常工作的一种记录。
羊城晚报：据说您1989年以前一心想做好记者，后来还做了律师，现在又成为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您觉得记者、律师、学者这三个身份您更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更能有效地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于建嵘：相比来说，我还是喜欢学者的身份。记者可能会比较早发现问题，但是很少触及新闻事实背后的事情，需要用事实来讲话，需要很快地到事件现场，因为有时效性。学者不一样，学者会关注新闻背后的事情，从制度上作分析。记者能做出深度报道，但是难以提出对策，学者的时间更从容，可以更冷静思考，做深度对策性研究。
羊城晚报：您觉不觉得现在社会缺乏一种好好说话的环境？现在的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经常是“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如果请您支招，您会怎么给这样的干部讲呢？
于建嵘：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人家来听你讲话，是尊重你。听完之后人家真的怎么想，怎么干，是不是按照你说的干可不一定。
我会告诉他们老百姓的想法，他们错在哪里。其实这些他们早就知道，他们也是人，只不过现在不坐公交车了。（笑）
羊城晚报：您开了一个班教学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中国底层，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班？您希望什么样的人参与其中？
于建嵘：这个班是为了培训来自全世界的20位进行底层研究的人。这个班是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学员都免费吃住还提供来往路费，唯一希望他们将来关注中国社会的底层。
微博是一种话语权，看微博的评论比参加学术讨论会还受益
羊城晚报：您在政府中，在官员中，有种特殊的张力。我们认为现在学者成功干预时政，特别是在一些敏感话题方面可以较好干预，还是比较少，您是如何做到的呢？您的微博被评为“谈心体”，它是不是您干预时政的一种路径？10日CCTV晚间新闻报道，被您在微薄中指“这样的开发商缺德”的四川绵阳市“空中楼阁”事件有了解决的希望，您有何评价？
于建嵘：绵阳空中楼阁事件的解决，主要还是媒体的作用，我只是转发一下微博，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倒是乐清的事情当地政府很关注，反应大，他们告诉我他们会看我的微博，不过并不是他们关注，就会怎么办，不能估计得太多，只是多了一种表达的可能性，也是一种话语权。微博比博客好，博客文章长还要想想结构，这个就随时随地想到什么发什么，但是也不能说就起到了作用。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微博的方式？
于建嵘： 有时候收到求助信后，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只有微博。
有了微博之后，我可以将我做的工作中，我认为适合公开的部分，要引起社会关心的部分，通过微博表达出来，对我而言更容易更能够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和观察。没有微博以前，我主要通过论文、报告和一些媒体朋友表达，论文需要期刊发表，需要很长时间，报告只能给少数人看，媒体朋友不一定对我的问题感兴趣。有了微博之后，我可以更加主动地表达我的想法，更加简单明了地把我的学术思考和观察表达出来。
我们应把微博看成是一个互动的工具，专家教授也不一定能想得那么全面，网友中间有很多高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想，所以我很喜欢看微博中的评论，看他们的评论比我们参加学术讨论会还受益。
我的最大期望：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
羊城晚报：有人说您是中国的罗宾汉，扶弱济困而不畏强权，您认同吗？
于建嵘：那是瞎扯，你不要相信啊！老弟，我已经40多岁了，一把年龄的人了。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也怕死，如果我真遇到有人要害我，我也不敢讲。不要把自己太当个人物。我讲的那些，其实很多都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发就解决了，反响才大。其实很多也是别人发给我，让我来讲。他们相信我，我也愿意来做。
羊城晚报：新年伊始，对于中国，对于弱势群体，对于您自己，对于2011年，您有什么寄语？
于建嵘：我最大的期望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这要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来完成。我希望社会规则的建立能够在博弈中获得突破性发展，在基本规则的建立上能达成更多共识。建立规则比建几座大楼更重要。现在就是很多规则被破坏了，法律、道德的底线被突破，让老百姓觉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就是底线，所有的权利都应该得到落实。就是要守住宪法规定的底线。
于建嵘语录
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职务应学生的身份而变化)，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
如果考评机制不变，土地价值评估权力不转移，利益分配机制不改变，我去当县长也要搞强拆。
是的，我们要为子孙后代思考这些问题了。无论这个地方发展多快，只要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能公平公正地处理，这个地方的执政者就不合格，就应承担责任。想想，如果是自己的父亲因强拆被打死了，会是什么心情，会采取什么行动？！
田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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