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同城快递公司电话:谁是掘墓人？

　　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逢十的数字总是能让人唤起回顾历史的意识。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它的崩溃来得太迅速、太突然、太戏剧性。欢呼的、激动的、沮丧的、恐惧的、窃喜的…各种不同的情绪与面孔在那一个冬天交杂在一起。苏联解体不久，便已经有西方的学者开始高呼历史已然终结，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已经远去，民主的普遍性时刻即将到来…他们属于欢呼者。克林姆林宫门前庆祝的人群，他们多是苏联的年轻人，他们欢庆逃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赢来了最伟大的胜利…他们属于激动者。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共产党同僚们，经历了最令他们尴尬的时刻，改革的后果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们属于没落者。那些依旧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则在这一重大的事件之后保持缄默…他们属于恐惧者。当然，一部分原苏联权贵，则在这一剧变过程中掌控了大量原属国民财富的资本。他们恐怕还会暗地里嘲笑广场的胜利者，他们注定只有失去的…他们，属于窃喜者。

　　谁是掘墓人?没有人能在当时便可以给埋葬这个庞然大物的肇始者给出答案，在那个时候，人们只有得到的或失去的。但是，必须要给历史以答案!——当人们走出波澜的历史时刻后，寻找原因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或许，中国也不能例外，缄默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高兴的是，就在今年，官方也开始逐步就苏联解体的教训做出反思，并试图给出苏共历史错误的前车之鉴。这对今天的改革局面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但是，从今天的分析来看，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的。或许，他们都有道理。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历史事件，对每个身处历史中的人来说，都是珍贵的。为此，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梳理。

　　领导人因素

　　“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有趣的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都“榜上有名”。当然，判断的面向却是不同的。

　　著名党史专家高放指出：斯大林带头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这一违反民主共和原则的体制与列宁的主张背道而驰，使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后患无穷!这一体制使得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同时，高放教授还指出：斯大林除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之外，还实行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七种体制：一党专政制、消灭异己制、监视干群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控制选举制。官员特权制。因此，斯大林奠定了一个国家走向的总体基调，一切矛盾形式也在斯大林这里买下了制度的种子。可以说，大部分老党史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还有拿赫鲁晓夫当掘墓人的。一位曾生活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学者指出：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元首时所推行的是伪国家和假共产主义的政策，苏联解体的进程实际上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看出，国家内部出现叛徒意味着国家分裂的前兆。可能这位固执的俄罗斯人，尤其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狂的个性和天真的想法，觉得赫鲁晓夫登上国家最高职位后，他所追逐的不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他个人的利益。他脑际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在萦绕。而苏共二十大报告，是其作为“异端”的最醒目标志。

　　梁小民则在阅读了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后，认为他找到了苏联的真正掘墓人正是勃列日涅夫!他认为：勃氏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当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地将墓掘深。

　　当然，给戈尔巴乔夫贴罪名的是最多的，毕竟他是苏共的最后领导人，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因素。有的人只是把错误归结他错误的政治操作上，对他的良苦用心还是加以赞赏的。本来，戈尔巴乔夫是带领苏共改革的年轻船长。但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有人则较为严厉地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在中国的官方认识中，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负主要责任——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放松了党对政权的控制，才最终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

　　这后一种说法贴近于我们官方的意识形态评价方式，官方更习惯于从党性的蜕化中找原因，而苏联领导人恰是这些蜕变的集中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的旗号，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包括倡导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全盘私有化等方针，以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苏联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是苏联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红旗文稿一篇文章则指出这种领导核心的蜕化影响了整个官僚群体：这种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党内出现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

　　从官方的评论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还是对一种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共产党执政理念和党性原则持有坚定的肯定态度的。因此，苏共的启示乃是，要对党性的蜕化与变质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严防叛徒!

　　体制因素

　　金雁在她的《苏联解体20年祭》里说：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

　　主流的学界与民间声音和西方的舆论都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它僵化且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高放教授指出的由斯大林开创的一党专政制、消灭异己制、监视干群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控制选举制、官员特权制就可以算作是对苏联体制弊端的重要归纳。方绍伟在他评论苏联解体的系列文章中指出：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是：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相反，从经济制度去寻找苏联崩溃的原因，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思路。明明是独裁意志决定专制政权，专制政权决定计划经济。只要专制政权的首脑继承制度有着它不可克服的统治能力危机，那么，它们所决定的计划经济就有着它不可逾越的死穴。

　　当然，苏联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对资源高效的整合能力，但是，正如有人反思的那样。这是一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但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正如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政治体制，恰如斯文汉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那样：苏联所崩溃者，根本是红色专制势力的内在逻辑结果。自斯大林始至戈尔巴乔夫而终，它都是领袖的天堂、领袖仆从们的乐园，也都是异见者的坟墓、人权的真空。在如此社会，根本缺乏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博爱，实际就是红色专制社会。

　　官媒对政治体制的问题则有着他的独到看法：从“权力要忠实于人民“的角度看，苏联这些资源所带来的利益服务了权力阶层，而不是人民大众。由于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了表面上歌功颂德，实际上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叠加。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他们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就必然会疏远和憎恨。而体制驯化下的许多人，也养成了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会再有希望了。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上看，很多人将苏联自我溃败的原因归咎于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梁小民则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

　　特权精英阶层因素

　　还有人从精英特权者角度来看待苏联解体。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由于停滞了官员群体的流动，这使得在其执政末期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官僚阶层。勃列日涅夫为了集团私利而撤销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老人政治。权力被一批人长期把持着，便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走向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政治。出现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

　　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说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不过，特供系统虽然稳定了干部队伍，也维护了勃列日涅夫的长期执政，但是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等到它绷不住的那天的结果则是树倒猴孙散。但同时，也正是这十几年，特权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的财富处置权。有人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些特权阶级面对戈尔巴乔夫咄咄逼人的改革，心中不免恐慌他们手中的资源可能会被权力的魔手重新夺走。但是，他们内心清楚，一旦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转型，那么财富也会正当地转变为个人财富。从事后俄罗斯处置国有资本的结果来看，正是这些旧权贵们，摇身一变成了富裕的资本家，甚至出现了富可敌国的经济寡头。

　　为此，美国的一位学者指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公开化因素

　　公开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公开历史真相与现实问题、公开重大政务活动与决策进程、鼓励无禁区的批评。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一开禁的政策，激起了民众对于苏联体制的憎恨感，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火烧身。

　　官媒《求是》杂志指出，舆论还是应该加以“引导”，为此，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就是极不妥当了。当时的苏联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然而，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以上属于全面否定公开化政策的评价意见。当然，更多的声音则是同情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毕竟，这符合言论自由、放松新闻管制的西方价值观。不过，他们也不否认其公开化策略加速了体制的崩塌。从现实政治来看，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到通过公开性来推动改革，恰恰就是因为遇到了传统官僚特权集团的强大阻力，他试图通过民众的舆论来换取改革的决心：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实行‘公开性’原则，可以激发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人民积极投身于苏联的改革事业;扭转苏联不正常的社会精神状态;由下而上地对保守势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但是，不幸的是，闸门打开后，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

　　因此，除开全面否定公开化政策，较为公允的评价是：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的初衷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操作上确有不当，那就是速度太快，使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一下子陷入到混乱状态之中。为此，苏联的言论开放过程，值得后来的制度转型国家好好借鉴，尽量避免其不良的后果。

　　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解释，例如民族主义导致的独立风潮、美国的军备竞赛升级、叶利钦的煽风造势、精英知识阶层对社会主义的充分不信任等等。但无论怎么解释，一个国家的深刻转型都是其酝酿的多重矛盾所推动的。成功的转型，则取决于精英集团正确的判断力和坚定的行动力。如果当政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矛盾，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正确的处理方式和坚定的行动意志，那么，苏联解体就不是不能重演的悲剧。因此，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理应吸取教训。对于执政党来说，则更应该主动防止历史的重演。

　　在此，借用杜牧“阿房宫赋”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