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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定议题
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的不满，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同志还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揭发熊复。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绳在11月25日东北组发言时，似乎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为什么有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却很快一起出来表态呢？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们还指望中央表态不一定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25日下午第三次大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他们认为再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可是立场没能转变过来，发言中漏洞百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这样可以使得讨论更为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交锋。
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
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他在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到他那里，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的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胡耀邦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人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
胡耀邦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的消息比较灵通。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叶剑英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