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吸血鬼的皮肤:《三峡工程屡成舆论热点》（2011年） ——尹鸿伟博客

《三峡工程屡成舆论热点》（2011年） 

2011-06-23 23:30:59|  分类： 中国国内报道 |  标签：三峡工程热点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官员、工程专家和民众的交流并不顺利，前两者经常指责民众“对三峡工程属盲人摸象”，却很少想到民众对这项工程的感受很真实——虽然不够理性，但却拥有足够的感性。

                                                                      三峡工程屡成舆论热点

                                                                                           尹鸿伟

 
        2011年春夏之交，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及洪湖等其他湖泊的水位都下降到了半世纪以来的最低点。6月2日至4日，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考察抗旱工作。此次大旱导致近167千公顷农田绝收，民政部估计旱灾直接经济损失近150亿元。
        在这些情况的背后，却是纷至沓来的议论，其中一大特点又是“痛诉三峡工程之害”。2006年5月主体工程大坝封顶的三峡水库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湖之一，不过同期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都被指“与其有关”：2003年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2006年川渝干旱、2007年重庆特大暴雨、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西南大旱以及2011年的“长江中下游大旱”。
         “对于它在争议不是现在才出现，而是一直都有，或者说它的整个历史都在被关注中。”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中国问题观察员徐达内说，“民众积极关注政府的公共决策，关注环保工作、生态问题，同时有了表达意见的宽松氛围，都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三峡工程担心，担心它会变成一个“千古罪孽工程”，不能原谅它曾经给全国人民承诺的美好蓝图正在化为泡影。
        三峡大坝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吗，忽而制造大旱，忽而又制造大涝，甚至能够引发地质活动？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传播学者李韧说：“舆论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其形成和消长与当今社会利益分配、社会心理演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密不可分。”

                                                                      “三个诉求”与舆论泛滥

        不少热心人士最近收集了三峡工程曾经一些防水患的宣传内容：从“抵御万年一遇”到“抗击千年一遇”到“能防百年一遇”，最后成了“不要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
        令人疑惑的是，“能否防水患”的问题还没有弄明白，干旱的情况又陆续出现了。如果说之前的“川渝大旱”、“西南大旱”的感受还不够直观，那么今年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则令人对三峡工程有切肤之感了，按照这些地区的气候记录，在春夏之交发生大面积干旱距今百年时间未见。
        这次大旱与三峡工程有关系吗？这样的学术问题一旦被公开讨论，正反两方的意见表达都如涛涛江水。
        肯定者认为，三峡大坝改变了周围气候，破坏了形成降雨的条件，导致长江上游平时降水稀少，极端气候增多，从源头上破坏了这条河。有人比喻：“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跨流域调水——四个环节统称‘蓄拦引调’，哪一个环节都可能给长江口的水安全带来威胁”。
        否定者却表示，旱情是全球极端气候所致，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在5月份中国气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林表示，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持续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气环流异常，冷暖空气不匹配。
        5月24日，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对“三峡诱发干旱论”作出回应，“不能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恰恰相反，若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干旱程度将会加剧”。同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也公开表示，即使人类不去影响，自然界也会发生自身变化，三峡工程对自然的影响不等于破坏，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关键是利弊权衡。
        在“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大量气象、地质和水利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纷纷出面喊话，力图说明目前尚未有证据支撑“三峡工程影响气候”。
        还有在国外生活的中国网友评论，不应该将建设水电站政治化，维基百科（英文版）里的世界最大、最高的水电站和大坝排名，大部分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开发完了，所谓拆大坝，都是已经到寿命期，三峡大坝也有寿命期，以后也会拆。
        中国留美经济学者张永璟认为：“三峡工程本来就是个争议很大的项目，而民众也需要发泄。”李韧表示，三峡工程之所以不断进入舆论中心，其实背后潜藏着公众的三个诉求：一是知情权诉求，二是参与决策权诉求，三是社会公正诉求，这三个诉求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公众普遍感觉没有得到保障的，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有效回应。而“三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象征，对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质疑，事实上强化了公众‘三个诉求’的合法性基础。民众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家工程的质疑，也更能系统地呈现出他们的整体诉求。”
        “政府对于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回应，要实事求是摸清楚情况，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刻意隐瞒真相。”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者王秀模表示。每一次情况似乎都是这样，在有人对三峡工程有质疑时，也总会有专家出来辩解，指为气候反常，与三峡工程无关。
        回顾起工程上马时宣称的“一劳永逸解决长江流域的洪涝和干旱”、“万吨巨轮可直达重庆”及“水库像大空调机可调节四川盆地气候至冬暖夏凉”等承诺，现在被讥讽为“牛皮吹破”。目前，三峡工程似乎只有发电功能基本达标，但其他诸如移民安置、水体污染、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等情况都不尽人愿。
        重庆大学的环境学者王里奥此前也表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缓慢的，也是灾难性的。可以肯定的是，水质会恶化，植被被破坏，地质变脆弱，气候更恶劣。”位于三峡大坝上游约15公里处的湖北省秭归县，从工程开始的2000年起就开始频繁地震：2000年5次、2001年2次、2002年2次；在蓄水的2003年，更增至18次；此后几年地震遗址发生频率较高，最低的3次，最高的是一年12次。
        多年来，一直有人表示三峡工程“质量请自然检验，得失让历史评判”，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被动的伪命题，尤其政府一直没有向公众具体说明。  

                                                                                           争议无解

        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并制定了目标：2020年，移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达到湖北省、重庆市同期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基本建立。
        “会议通稿中出现了三峡工程‘不利影响’的公开表述，由于恰逢长江中下游罕见大旱，使那些长期反对该工程的人得到了激励。”王秀模说，“不过民间的议论与官方的说法之间沟壑总是很大，双方始终各执一辞。”
        他表示，这些争论已经变得非常麻烦，似乎人人都是专家，已经形成一种谁也说不服谁，人人陷于尴尬的局面。但“三峡工程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肯定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但是这些利弊不是某个官员或学者能够随便说清楚的。”王秀模说，“媒体记者不要再到处找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了，没有用。工程本身就有争议，而且从来就没有能够消除过这些争议，所以每次有了导火索事件，民众就会积极发言。”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6月3日，长江中下游旱区大部喜降甘霖，但由于连日降雨量过大，湖南、江西等省局部地区又旱涝急转，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民众舆论又一次将原因指向了三峡工程。
        “民众永远会抱怨，不管什么社会。” 张永璟说，“作为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估计三峡工程问题会这样一直热闹下去。”
        王秀模表示，民众对三峡工程存在非议、质疑很正常，因为其本身的确有辫子可抓，“因为数据不明，也没有客观第三方参与，老百姓心里没有底，所以非常不服气”。他提醒，争议背后其实还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利益博弈，尤其是地方希望借此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为什么不找发电企业而找中央政府，犹如车祸发生后许多受害人不告驾驶员而告车属单位一样，因为后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利益”。
        比如，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2010年两会期间，重庆代表团曾经要求中央政府拨给1600亿解决三峡工程移民的问题。另据2011年《三峡（重庆）库区移民工作报告》显示，最终要搬迁400万到500万移民，三峡后续工作所需规划投资总额为1238.9亿元。
        王秀模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专家组，对三峡工程的正、负面情况都进行调查，对各种数据进行收集。最后还可以请国际专家参与论证，因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水坝、水库方面都很有经验或教训。
        同时，亦有观点表示，三峡工程目前还处在磨合期，对其如何驾驭还没有完全掌握，需要时间来体验，但最终一定会给长江中下游带来福音。无论是目前建成的水电或核电，一定有超出当初设计者思考范围的地方，问题要积极应对，但不应该将其作为如今谩骂或嘲讽的资本。

                                                                              大旱引起总理思考

        三峡工程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立法程序，即全国人大来决策的工程。在1992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其中赞成票却仅占全部票数的67%，为全国人大通过议案赞成票的罕见低票数，反映出存在严重争议。
        徐达内认为，现在政府开放和容忍争论是好事情，总会有一些具有公信力的人出来说话，让民众多一些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回顾当初工程上马时，政府对于争论是压制的，对于各种建议也是漠视的，这也是后来三峡工程暴露出许多不足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讨论三峡问题时，已经有中外专家提出“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所以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发支流，不能认为三峡工程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
        重庆合川市水务局的技术员舒红说：“不同的水库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有的用于饮水，有的用于灌溉，有的用于发电，一般来说不会同时具备多种功能。很多人并不清楚三峡工程是一个有限责任工程，其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对农业水利的支持功能，主要考虑了航运、发电和防洪等，而且如果要从三峡水库抽水解决干旱问题，近的地方还行，但是远地方就不现实了，因为经济成本非常高。”
        而随着长江中下游干旱加剧，舆论从质疑“三峡工程诱发大旱”转移到“三峡工程抗旱能力”上来。王秀模认为，三峡工程之所以一直遭遇非议，其实与工程上马之初缺乏预见、预测及预警机制有关，或者说相关配套机制不够，应急方案不够，尤其长江中下游大旱更暴露出这些不足。
        他说：“不能抗洪、不能抗旱，污染严重和水土流失等情况都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或者说旱季大量放水给下游，却又担心库存水量少不能正常发电。由此民众当然会产生质疑：修三峡工程的意义何在？”
        民众对于三峡工程的议论涉及到方方面面，完全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比如工程中还暴露出大量的贪污腐败案件，有些涉案金额达到10多亿元，涉及的人员不仅有一般的工作人员，还有县长、县委书记和市长等中高层干部，也有一般的施工人员，甚至公司的总裁。
        徐达内说：“许多人还拿出数据说话，抨击中国水电企业在利益追逐下的恶意扩张，往往让后者苦不堪言。”的确，从2000到2010年，中国总用电量增长164.2%，同时总装机增长185.7%，意味着不但在总量上，产能远远多于需求，而且在增速上，产能远远高于需求。
        温家宝总理在赣湘鄂三省考察抗旱救灾工作期间表示，长江中下游的大旱引起其思考，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央决策的重大工程，必须建设好。他同时提出“水质问题”、“移民问题”、“汉江水环境容量问题”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四个重大问题，表示“水利工程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给水利工程带来影响，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