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到塞维利亚火车:不要针对个人？

2009年以来，因为我对春晚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批评，得到了一点社会关注，用俗话说，就是“有点名气”。这点名气的特别表现，便是先后有多家出版社主动上门求议结集出版我的文化批评文章。上门的出版社来自京城内外，南北东西，出面的人物从编辑到总编，男女不等。

奇哉怪也的是，虽然上门求稿者来路各一，却都在履行了“希望合作”的热情和渴望的程序之后，最终对我如约提供的书稿予以否决，而且否决的理由均如是：您这书，我们非常“欣赏”，但书中文章批评矛头大多针对个人直言，我社不能承受“大作”这样集中批评一系列个人的压力。

很明白，企业化运行的出版社是不会为一本书得罪多人的。我写的批评文章，所批评的对象，就人物而言，除了文艺界的数位著名人士，还有多位影响不凡的学者，他们都是各出版社抢手的作者。据悉，出版社真正担忧的是，如果冒然出版我这部书，势必会丧失这些作者或潜作者。

出版社对“批评学者”设防，当然是认定了“批评学者”就是对被批评的学者个人的“伤害”。在这样的认定下，批评的价值就可疑了，批评的是非也无意义了。主动上门的各家出版社，不仅如出一辙地对我的书稿“前求后拒”，而且无一家对我批评的是非提出质疑，相反，出版家们均不约而同的表示对书稿中的诸多篇章的赞赏。多次面对出版家们如此矛盾的看待批评，我不禁产生一种荒谬的文化感。

学者为什么害怕批评？

学者是天生的批评家，他的天职就是批评。在现代思想启蒙时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与卢梭的批判立场，为现代文化开拓的精神路线就是一条质疑与建构双重变奏的批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作为现代哲学的灵魂人物，康德将他的哲学定义为“批判哲学”，是从形而上的高度主张学术的批评理念。无疑，没有现代性的批评精神及其实践，就没有现代学术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从康德的启蒙思想可知，学者批评的权利来自于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理性的本质和权利。人皆有理性，人皆有思想自由，因此人皆有批评的权利。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换言之就是，我批评故我在。所以，当我们说学者是一个天生的批评家，我们同时也肯定了学者是天生要接受批评的。

在批评的问题上，学者与普通公众的差异，不在于是否享有批评的权利，而在于是否自觉和有效地运用批评的权利。就此意义而言，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本是学者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常态和应有之义。然而，在当今中国，我们学者相互间却不得不面对“批评个人”的森严防线。

为什么批评者害怕批评？为什么批评学者就是伤害学者个人？我们首先会从上世纪的中国历史运动中寻找答案，而且我们会把原因归结为上世纪的“文革批判”。“文革批判”所实施的对被批判者个人的“人身攻击”，是要“从肉体到灵魂”打倒、甚至摧毁被批判者。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准确讲，“文革批判”的出现，正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长期压抑和取消了正常的学术－文化批评的一个极端恶果。在文革结束3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以防止“文革批判”的心态来设防批评，只能表明我们对批评的认知还没有走出“文革批判”的阴影，还不能正确认知批评的学术－文化价值。

当今中国学者害怕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心态，症结在于王国维为现代学术所奠定的“求真悦学”的学术情怀瓦解了，在于陈寅恪所称赞于王国维的“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再是学者追求的思想境界了。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学者当以超我的自由之心进取。但当下中国学术却普遍职业化和私有化，沦丧为学者个人谋生致福的资本和手段。

因为没有“求真”之心的自律勉励，更因为“独立自由之意志”被置换为谋利求福的无限欲求，学者从学术真理的自由追求者换身为学术生产的机械奴隶。在此前提下，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仅让学者普遍追求高产、超产，求量不求质，甚至于弄虚作假，窃取功名。面对学者这样的“生存状态”，针对于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是说破皇帝的新衣，甚至还可能是釜底抽薪。“真金不怕火炼”，然而，在一个学者普遍放弃了追求高品质创作的学术理想的学界，设防“批评个人”当然成为一个流行心态。

被学术利益集团绑架的学术批评

学术私有化，也就是学术利益化，学术公同体裂变为利益公共同体。正是利益的分裂，使中国学界丧失了“基本共识”。我们在上世纪的中国恐怕很难预料，进入21世纪之后，连小学生都可以辨别的抄袭行为在当今中国的名牌大学中却屡屡出现是非不分的怪现象。为什么连抄袭这样的基本学术是非在我们的学界都没有共识呢？当然是利益的判断取代了是非判断。

而且，学术功利化不仅存在于学者个人层面，甚至也不限于各种学术利益集团，而是从国家学术－文化管理层面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学术生产机制。学界一再呼吁要取消“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管理体制，为什么它仍然盛行在各阶层学术管理中？因为在功利化的学界，只有“量化”能显示“业绩”（政绩），也只有“量化”，才可能“公平”各种利益。在此学术生态下，针对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伤害个人”，而且势必“危及”个人所属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我们就可见到，在一系列揭批重大学术造假和抄袭行为的事件中，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学术利益集团，总是枉顾学术是非和基本的学术原则，做其成员学术不端行为的庇护伞和挡箭牌。

在一个普遍丧失了学术理想和真理信念的学界，公共学术的是非之争必然会沦丧为学者之间的利益之争。在学术私有化的语境下，任何针对个人的严厉批评都会被解读为利益驱动下的“人身攻击”。这就是当下中国学者害怕“批评个人”的症结所在。

在当今学界，学术泡沫化和学术不端行为盛行是与正常有效的学术批评的缺失并行的。准确讲，正因为严肃有效的学术批评的缺失，学术活动变成了无监督、无原则的廉质劳动，以丛林般的无序行为推进。

“不针对个人”使批评流于空俗

一方面是学者害怕批评，另一方面就是学者不敢批评。学术是非和学术批评的价值，就是这样被人情化掉了。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变革，但至今仍然是以“人情社会”的原则运行的。当什么东西联系上“个人利益”，“是非”就被“人情”取代了。我们看到，在当下学界，批评与否，如何批评，通常就是一种人情操作。

在人情化的语境下，“批评伤害”的程度，当然是以批评的严厉程度和针对性的强度相联系的。曾有媒体朋友告示我，批评文章不是不可以写，但是最好不要针对个人，“对事不对人”，只谈现象，不点人名；如果一定要涉及个人，最好用语含蓄一些，委婉一些，这样的批评才是媒体欢迎的“稳健的批评”。遵循了这样的“稳健”原则，批评文章当然只能写得棉里藏针，含沙射影和似是而非了。

时下流行报端的“批评文章”，大概就是被亲睐的“稳健批评”。这些文章妙笔生花，圆滑宛转，千百字下来，却不见作者是非意见的真面目。公众感到当今批评文章日趋晦涩无聊，当然是“稳健批评”所不可避免的效用了。这样的批评的意义，宗旨不在“批评”，而在“批评的稳健”。这是一个反对批评时代的批评策略――不能从文化形式上取消批评，就从精神力量上瓦解批评。

对“批评个人”设防，批评的妙用当然就由否定变肯定，由批评变赞美了。在当下学界，真批评的文章很少人原意写，写成也难得问世，而赞美的文章却大行其道。在学术私有化、批评人情化的语境下，赞美是“利好双方”的“善举”，有利而不需负责任，因此滥行无忌。当下的书评，之所以缺少公信力，于读者无可借鉴，原因就在于书评都嬗变成了兜售赞美的“书捧”。

对“批评个人”设防，实质是限制批评的自由。批评是一种文化行为，批评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人，不是抽象的存在，总是由具体的个人来表现的。文化（包括学术和社会活动），也必然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担的。因此，批评总是要针对具体的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来进行。学术的特性决定了个人独立自由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则，学术批评针对个人，则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行为。当批评被限制“针对个人”的时候，批评只能言不及物，虚拟假说。这样的批评是被先天阉割的无力量的批评。而在学界设防“批评个人”，实质是对学术创新力量的扼杀。

时下中国媒体很流行从法国《费加罗报》舶来的一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学界普遍对“无意义的赞美”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没有“求真悦学”之心，缺少“独立自由之意志”，所以无是非判断，无耻感地追求虚假的荣耀，谋取利益。今日学者多感慨于时风的虚假和溃败，然而，沉沦于时风并且为之推波助澜，实际上已经是我们不少学者当下生存的常态，“非道德化求胜”正在成为不少“新锐学者”唯一信奉的“学术道德”。

鲁迅说：“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在近80年前的话语不正是我们的学界现状的写照吗？

真的批评，必针对个人，必见性情和血性

批评是为求真而辩明是非，批评亦是为理想而促成变革和推进发展。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批评，健康和谐的社会也离不开批评。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观念的更替和秩序的重建，面临着价值混乱、甚至价值虚空，以及与此相应的精神沦落。因此，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批评的必要性都更加重大。

在人文－社会学的层面上，批评既是是非之争，又是基于理想观念的价值选择。追求真理的批评，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交锋，从而表现出批评者的性情和血性。不同的批评者，当然有不同的批评风格；针对不同的批评对象和主题，也会运用不同的批评手法。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在坚持真理和揭露虚假时，都会表现出当仁不让、刚直不阿的正气。

鲁迅做批评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求真”之所以对鲁迅如此重要，因为“求真”是批评的基石，也只有“求真”，批评才不是做戏和敷衍。

鲁迅不留情面的批评，当然是不见容于一个世俗的现代社会的，因此，现代中国历史见证了鲁迅被围剿和孤愤的人生。然而，一个世俗的社会如果不想沦丧于市侩、平庸和糜烂的精神境地，就必须鲁迅式的批评者的精神担当和诚勇的战斗。我们知道，正因为鲁迅不留情面的直击他所在时代的一系列学者文人，从学术到观念，从为人到观念，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真性情、真血性的现代中国文人，而且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注入了强健的批评意识，从而让一个濒于衰朽的民族焕发了生机。然而，也正因此，鲁迅成为激励现代学者“独立自由之意志”的伟大典范。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中，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因此发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先驱因为观念冲突而互相抨击直至反目成仇的事件。卢梭和伏尔泰，是两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领袖，但是两人的思想观念却互相抵触。1755年，卢梭把他的得意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送给伏尔泰，得到伏氏的回复却是：“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而卢梭以抨击伏尔泰一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作还击：“一个荣享各种福惠的人，却在个人幸福的顶峰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场重祸的悲惨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类满怀绝望，就这人来说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此段引文转引自［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中译本）

然而，法国政府不仅将这两位在1778年同年死去的思想死敌，共同安葬在法国国家公墓先贤祠中，而且让两人的棺椁分享一个墓室。我想，法国人此举，不仅承认这两位思想先驱的伟大历史地位，而且肯定两人至死不和的思想冲突对于法国文化进步的伟大意义。法国人是懂得和尊重批评的，所以法国人同时拥有诞生于巴黎的伏尔泰和诞生于日内瓦的卢梭，尽管俩人是思想死敌。

在这个对“批评个人”设防的时代，我们是应该羡慕还是惋惜卢梭与伏尔泰，他们因为坚持极端对立的思想交锋而做了永恒的死敌？但不论我们取什么态度，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两人毕生的互相攻讦，不仅法国，而且整个现代人类的思想，都必将丧失他们所奉献的尖锐的思想光芒。

伏尔泰说：“我讨厌你写作的东西，但我愿用生命保证你继续写作。”（译自《大英百科全书·伏尔泰》在线英文版）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胸襟和自信，是一切批评者批评权利的前提。当然，这是与“不要针对个人”的当下中国学界风气完全相反的学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