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释明心法师:宗教、科学与玄学浅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1:50:35
很久之前就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最初的起因铺天盖地的中医科学争论贴，但是我并不想参与到那场争吵中，真正促使我动笔的是松鼠科学会举办的科学嘉年华。科学松鼠会是一个致力推动科学在中国普及的一个组织，而科学嘉年华是一场科普的盛会。我参加了科学嘉年华一系列的活动，聆听了许多科学家精彩的演说，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也听到了许多有意思的话语，也激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记得在《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人问起过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而在嘉年华的开幕式上，嘉宾田原也聊到了类似的话题，最近看见松鼠会的小组里面也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既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让这篇文章从这里开始吧。
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中，宗教几乎是科学的反义词，宗教要么是在迫害科学，就是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难以想象西方基督教和科学共处的画面。但是如果看看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现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割不断的关系。
被误读的牛顿
谈到现代科学，不得不提及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1642-1727年）博士。在中国，除了苹果掉落的故事以外，还有一个大家为之扼腕叹息的故事，大意是说牛顿在年轻的时候专注于科学研究，而步入老年后，却开始信奉神学，这个故事被称之为牛顿晚年的悲剧，以至于有人这样表达了遗憾的感叹：“伟哉，牛顿！悲哉，牛顿！”[1]。百度百科在“晚年的牛顿”一栏写道：“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2]。
但是，事实却是牛顿一直就是上帝的虔诚信徒，他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总附注（General Scholium）”中写道：“太阳、行星、慧星，组成的这个最美丽的系统，只能是由一位有智慧、有权能的上帝计划支配之下，才会发生。若其它的恒星，也是其它相同系统的中心，这些也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也是在祂的管理之下。”[3]在1704年出版的《光学》（Opticks）中，他认为“若是一切的物质都是上帝造的，我们还要在别的地方，去找世界的来源，或假定自然定律会叫世界从一片混乱中产生出来，这是不合乎科学的。”“由此看来，我们借着自然哲学得知‘第一因’（即上帝），也知道上帝对人类掌握着何等的能力，那么我们从自然界的亮光中，也就知道了人类对他的本分，和人类彼此的关系。”[4]
简而言之，正是因为牛顿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世界设定了精确而完美的运行规则，而他的努力，都是在努力发现“上帝”创世留下的规则，都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科茨（Roger Cotes，数学家，1682-1716）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作序时才会写下，这书“乃是抵挡无神论者攻击最好的安全岛，也是进攻无神论者最佳的武器宝库”。[5]
在牛顿的思想里，科学是认识上帝、接近上帝的一种途径，是与上帝直接相关的一项事业。上帝是神圣的，体现上帝存在的力学规律也由此而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感正是促使牛顿做出巨大科学贡献的重要原因，而牛顿的许多科学研究都是以护教作为出发点的。
如果没有基督教和牛顿虔诚的信仰，或许我们根本不会知道牛顿的存在，也无法如牛顿的墓志铭上铭刻的那样，“让人们欢呼这样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类荣耀曾经在世界上存在。”
哥白尼和日心说
关于教会迫害科学家的案例有很多，其中包括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而这三人和教会的恩怨都和日心说有关。
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观点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是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Koppernigk，天文学家，1473-1543年）完成的。中国公众科技网上的文章这样描述了哥白尼的遭遇：“1533年，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他的学说的要点，并未遭到教皇的反对。但是他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在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6]百度百科也有相同的描述。[7]
然而，在丹皮尔（William Whetham Cecil Dampier，物理学家、农学家、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却是这样的记载：“1530年左右，为了叙述他的研究成果，哥白尼写了一篇论文，同年以通俗的形式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提要。教皇克力门七世表示赞许，并要求作者将全文发表。一直到1540年，哥白尼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到1543年，这本书的第一册印刷本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临终的病床之上了。”[8]而早在1536年，红衣主教尼古拉?申伯格就给哥白尼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想了解哥白尼的学说，信中非常赞赏地谈到了日心学说中的日、土、月3个天体的位置。[9]
哥白尼惧怕的并非教会，其实哥白尼本来就是虔诚的教徒，而且还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师会成员，同其它早期的科学家一样，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上帝的探索。哥白尼不满古代天文学家得不到一个不违反均匀速度公设的天体几何学，而“这是一个根本是取决于宗教基础的原则，原因（上帝）是不断持续的，因此结果必定是均匀的”。[10]而日心说提供的“顺序显示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与大小的和谐”，从而显示出“神圣的造物主的庄严作品是何等的伟大”。[11]
哥白尼不愿意发表作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遭到持地心说的教士和科学家强大的反对，另一方面则是想更加完善日心说。在那个时代，反对日心说的论点繁多，又显得有道理，当时有人质疑如果地球旋转的话，一个从空中掉下来的物体应该在向原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地球已经稍转离本位（后来傅科（Jean Bernard Léon Foucault，物理学家，1819-1868）的摆锤实验证明了所谓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che，天文学家、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1546-1601）争论说一颗炮弹若顺着地球转动的方向发射的话，应该达到更远的距离，因为它加上了地球旋转的冲力（这直到伽利略时才以雏形的相对论来解释）；还有人指出若地球按照庞大的轨道环绕太阳旋转的话，那么从轨道的另一端所观察到的不动星应有位置上的稍微移动（这一点在1838年才被观察到）。[12]哥白尼只是提出了日心说，支持日心说的证据却不存在。“信哥白尼的理论并无加添任何对天体的事实知识。”[13]当时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论据都是非事实而是哲学化的，哥白尼唯一可搜集的论证就是他的系统的数学比较，因为他将八十个用以解释行星轨道的圆形轨道减为三十四个。[12]
实际上，直到100多年后的伽利略时代，主流科学家才开始接受日心说，而到牛顿时代日心说才有了机制的解释。
布鲁诺与火刑
关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 思想家和哲学家，1548-1600），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的：“这位勤奋好学、大胆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触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便摈弃宗教思想，只承认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布鲁诺信奉哥白尼学说，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为异教徒并被革除了教籍……布鲁诺不畏火刑，坚定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4]在笔者本人所习高中近代世界历史教科书中，表述了相同观点，认为布鲁诺面对教廷的审判，仍坚持真理，最后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一个为科学献身的英雄人物跃然纸上，以教导我们不畏艰险探求事实的本源。对于布鲁诺的赞扬大概来源于《现代思想形态的塑造（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书中称布鲁诺为新科学的殉道者。[15]
然而，布鲁诺是因为“云游欧洲传授异教思想，为此他最后被宗教法庭绑在火刑柱上烧死”。[16]“布鲁诺是热忱的泛神论者，公开地攻击一切正统的信仰。他受到教会法庭的审判，不是为了他的科学，而是由于他的哲学，由于他热衷于宗教改革；他于1600年被教庭烧死。”[8]“人们通常以为，布鲁诺是科学的殉道者，因为他第一个起来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辩护，后来烧死在火刑柱上。然而，他为哥白尼辩护不是出于科学的理由，而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实际上，他轻视哥白尼的严密数学推理，而仅仅是热衷于用哥白尼的学说去攻击基督教的某些基本信条，例如耶稣化身只是一个问题（他的时间观念是轮回的，就像古典斯多葛学派的支持者那样——他否定基督教的历史观点）。布鲁诺被判处死刑，是由于他对基督教进行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攻击，而不是由于他信奉世界多元性或为哥白尼进行了辩护：布鲁诺远远不是科学的殉道者，而实际上是损害了科学，因为他所掀起的那场暴风雨使得宗教权威把哥白尼体系和反基督运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是伽利略受到教会裁判的一个主要因素。”[17]其实在中华书局1948年版的《辞海》中也提到了这点：“白鲁诺(即布鲁诺)：意大利哲学家，幼入黑僧袍派，受宗教的教育；每凭己意指责教理，遂被逐。周游法、英、德诸国，讲演于诸大学问；回国后，复以诋教会受火刑死。氏信哥白尼之地动说，主张泛神论，故与罗马教会不相容。”因而，耶特（Frances Yates，历史学家，1899-1981）在1964年出版的《布鲁诺与隐士的传统（Gio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中认为应该考虑神秘主义对科学世界观的证明贡献，她认为这种神秘主义给人的思想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趋向[18]——在西方，神秘主义往往被认为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期意大利的弗兰西斯.帕特里齐（Franciscus Patricius，科学家和哲学家，1529-1597）确信哥白尼学说，宣扬宇宙无限，1591年发表了他的新哲学著作和赫尔墨斯著作的新版本，结果第二年受到新教皇的邀请到罗马一所大学去任教。[19]
伽利略与天主教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1564-1642）首先将望远镜用于观测天空，在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量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将哥白尼学说推到了最终胜利的阶段。在罗马主教与伽利略的冲突中，伽利略被用来作为基督教反对科学的例证。
1611年伽利略为了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而去罗马。他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和很多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院接纳为院士。这年5月， 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我与耶酥会神父们住在一起’他写道：‘他们已确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续观察了两个月；我们比较笔记，我发现他们的观察和我们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会显要的欢迎，教皇保罗五世还要他保证不变的善意”。[20]而伽利略也在发明望远镜后说：“上帝愿意赐给人类一种才智的工具，这种工具能把我们有缺陷的研究变得完善。”[21]
伽利略与耶酥会士的冲突据说是因为对于太阳黑子谁先发现而引起的不快。正是由于这种不快，在1615年，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伽利略的敌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并且控告他违反基督教义。伽利略闻讯后，于这一年的冬天赶到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望，企求教会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皇默认了前一要求，但却拒绝了后者。[22]
“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定罪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教会内的权利斗争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够安度晚年，也可以体现出当时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微妙关系。”[22]即使在伽利略受到指控的时候，也有许多天主教高层站在伽利略一边，例如巴隆纽斯主教（Caesar Baronius，1538-1607），他说：“圣经指出我们去天堂的路，但天堂怎么运转并没有谁说过。”[23]而高兴伽利略受到指控的人包括他的同事教授，因为伽利略不工于心计，而他的同事大多相信地心说，正是教会中的力量和这些科学家一起，迫使教皇审判了伽利略。
这种复杂性在1633年月28日费伦佐拉红衣主教在给教皇乌尔班八世（Maffeo Barberini，1623-1644）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建议，请红衣主教会议把对伽利略采取司法外措施的权利交给我，直到说服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他理解后，引导他公开忏悔。乍一听，这似乎是个过于大胆的建议；……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在书中，他走的太远了……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它任何人……这件事完成了，也就有可能按照您对我的建议将他押回自己的家，监禁起来。”[24]“教皇乌尔班八世其实暗地里在帮助伽利略，具体负责操作的费伦佐拉红衣主教的信里明显的表达出这一点，并且，他也很完满的完成了保护伽利略的这一任务。”[22]
“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博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1794-1866）对于这件事有过明白而公正的评述，但晚近的作家对于伽利略因为维护哥白尼学说而受到的迫害，却有些过分夸张。正象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数学家和哲学家，1861-1947）所说：在发生三十年战争和荷兰的阿尔发（Alva）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学家所遇到的最坏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于病榻以前，受到体面的软禁与轻微的申斥。”[8]
基督徒的学说
其实，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大多数科学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伟大的中世纪数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他是牛津的主教；中世纪实验科学的倡导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他是方济各修士，被誉为中世纪的伽利略；十五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和实验科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他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是第一个提出宇宙无限的人；还有著名的哥白尼，他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师会成员。
天文学家开普勒（Jahannes Kepler，1571-1630）曾希望成为传播福音的牧师，被人劝止，让他继续发挥才华，去研究数学与天文学。在他的著作中，他经常摘引《诗篇》阐述他的发现与上帝有序的创造有关。数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是现代基督徒箴言的创建者，着有《思考（Pensées）》，基督教信仰笔录。医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物理学家波义尔（Rolert Boyle，1627-1691），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day，1791-1867），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1831-1879）都是虔诚的教徒。把元素与混合物分开的波义尔是一位业余的布道者，在遗嘱中捐赠他写的关于上帝存在讨论的演讲稿，电磁引力发现者法拉第在一次布道活动中说：“自己说的话不能增加上帝说的话。”麦克斯韦曾写道：“上帝啊，无论生死，我都不在乎。我的本职是爱您，侍奉您，恳求您的恩惠与眷顾。”
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其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中，认为基督教具有一系列科学产生发展所需要的设想：宇宙是有序的（圣经经常有这样的描述，例如Jermiah 31:35“上帝给白昼的光叫太阳，而夜晚的光固定了月亮和星星的秩序”），这个秩序是可知的（例如保罗在Roman1:19-1:20中宣称的“关于上帝是可知的这也很清楚，他的永恒的力量和神威，可以从他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洞察出来”），有一种动机可以发现这些秩序（创世纪中上帝说“他去充满宇宙，征服他”，所以人只是管家，管理上帝创造的世界，而非主宰）。[25]
相比之下其它文化没有这些假设，希腊和罗马文化中“神”变化多端，不可预测，有谁能够知道“神”的头脑呢？传统的印度文化认为宇宙是轮回圈，天神也是无常的。伊斯兰教刻意把犹太的观念弱化，虽然认为存在有序的宇宙，但Allah所创造的宇宙是否有序、无序没有争论的刺激性。古典无神论者认为每一件事都是偶然而无意识的。[25]
在基督教的体系中，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所以世界的运行会遵从上帝的安排，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上帝的用意，去发现世界运行所遵从的安排——自然规律。英语Discover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上帝创造了世界，把一切的真相都遮盖（Cover）起来。人类发挥智慧所获得的发现，不过是揭开早已存在的谜底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把科学称为基督徒的学说，似乎并不为过。虽然可能有人会反感这样的说法，然而科学体系与基督教认识世界的教义是分割不开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基督教，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枝罢了。
科学与基督教的争斗
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因此不断地在扩大人类知识的体系；只要科学方法应用得上，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的理论推翻。关于这一点，美国的科学史权威萨尔顿说过：“科学总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学在睡大觉才不如此。”[26]受了科学的这种特性影响的人总是向前看，并且对保守力量很大的旧制度总是忍受不了。基督教有其自身的利益所在，所以如果自然科学的发展触及到了这一点，那么基督教对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是负面的了。
正如丹皮尔所说：“但是在有教义的神学范围内，时常都有与科学、历史或人类学发生冲突的情况。麻烦在于：‘宗教往往误认为它所说的就是它的意义所在，而唯理论者则偏偏要指出它所说的是不真实的’。”[27]
科学与基督教对立的观点是由美国的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外交家、作家和教育家，1832-1918）教授于1869年12月在纽约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提出的。与之呼应，德雷伯（John William Draper，哲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1882）在1875年的著作《宗教与科学间的冲突史》中提出了一项著名的原则：科学史是对于两种竞争力量的冲突的叙述，一种是人类理智的扩张性的力量，另一种是来自传统信仰和人类利益的压力。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872-1970）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最近几年为止，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取得胜利的。”[28]“我认为，世界上各大宗教……全是虚假而有害的”“宗教造成的危害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信仰某种宗教而造成的，一种是由于信仰特殊的教条造成的。关于前者，据认为有了信仰才是美德——也就是说，要有任何敌对的证据也丝毫不能予以动摇的信念。或者说，要是相反的证据可能引起疑惑，那么据认为，这种证据必须受到禁止。”[29]这些论述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并被很多人所认同。
但是正如司?安德洛斯基所指出的：“盛行的宗教其教义总和科学的发现大相径庭，这种不相容的程度远甚于宗教与别种文明的冲突；科学居然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得以勃发成熟，这实在属历史的一大悖论。”[30]
教会与科学家的冲突或许并不是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正如海塞（Mary Hesse，哲学家，1924至今）在研究伽利略事件时得到的结论所说：“教会的代表人物虽然可能是缺乏先见，但他们并非无理取闹。他们以为他们的世界观被一些当时仍未有足够证据而不负责任的推测所威胁。”[31]
到了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牛顿会说：“我们只是通过对上帝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32]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1879-1955）又为什么会在《科学与宗教》一文中写下这样的话语：“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
丹尼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结尾时的话，或许能给现在的我们以启迪：“在作者执笔写本书初版最后一节的时候，当时看起来科学所遇到的最大危险是美国的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但是以后出现另外一种更大的危险。在德国纳粹政权兴起到灭亡这段时期内，科学研究的自由，象别的自由一样，在德国和德国所控制的别的国家内遭受到狂暴的国家主义的摧残，象爱因斯坦和哈伯这样的人，都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到放逐。这些国家利用应用科学和一切其他活动，先是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后来就是进行公开的掠夺性战争，把这当作科学的主要目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目标；因而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便被抛弃了。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27]
写以上这些，并不怀有“翻案”或者颂扬基督教的目的，因为不管布鲁诺因何被教会烧死都是残忍的行为，正如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科学史学家，1944年至今）所说“目的不是为了让死尸复活，而是要展示科学和宗教的辩护士在他们苦苦思索有关他们同自然或者同上帝关系的根本问题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多样性、微妙性和精巧性。这个主题是如此的丰富，所以，很可能将人们的偏见抛在一边。”[33]
对于事实的探究，对于怀疑的思考，正是科学的灵魂所在，世界是如此的复杂和美妙，自然如此，社会亦然，多元的事物怎么能用非黑即白、简单对立的二元论去解释呢？
赛先生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是有关科普的，因为写这篇文章是松鼠会引起的由头。
自从“五四”运动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以来，无数人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前仆后继。然而到了现在，“赛先生”依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科普也还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似乎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五四”运动过后快100年，虽然“科学”二字响亮地渗透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却依然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伪科学”事件。
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大规模科学活动的结果，科学知识的总量越来越大，甚至有“知识大爆炸”一说。海量科学知识的涌出让人目不暇接，不要说普通人群，即使是象牙塔顶端的博士群体，穷其数十年生涯研究的大多数只是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已，对于该学科外的科学知识，并不见得比普通人群掌握得多。因而如何让大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识别“科学知识”的真伪，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然而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大多以灌输科学知识为主，高考更是把这种填鸭方式推向了极致。这种教育的弊端已经被许多人所指责，在这里我并不想继续谴责，而是想简单分析一下这种教育模式对于普及科学的负面影响。
记得在嘉年华开幕式的时候，《吃的真相》的作者通过录制的视频跟现场的观众问好，他说的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科学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的意思是富有哲学意味的，它表示着科学从其产生到其发展，一直都经历着变化的过程。例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在的宇宙观，从燃素说到氧的助燃再到现在对燃烧的认识，从热质说到潜热又到现代热力学，前面的科学家们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更新着科学的定义和范围。就像螺旋式地上升一般，科学在每次对自身进行否定之后，都会向前迈进一大步。科学的魅力，科学的活力，乃至科学的精神和灵魂，都在于此——对科学自身的怀疑，思考，从不停息。
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我们的课本似乎很乐意告诉我们，世界是这样的，自然是如此的，这种观念是对的，因为这种观念是科学的，那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那种观念是愚昧的。这种教育模式只对我们强调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却缺乏对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考察，以简单“对错”的价值判断代替了本应逻辑缜密的科学思考，它看起来扬弃了“过期”的科学，并且避开了“过期”的科学是不是科学的疑惑，却在实质上阻断了一部分人（或许是大多数人）领会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的途径。科学似乎成了新的信仰，凡是“科学”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科学”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恰恰违反了科学本身的精神。
我们现在的教育和科普工作，过于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传播——诚然这是科学体系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对科学的怀疑，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合理的手段去试探，这些科学研究基本的思维和方法似乎很少涉及。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科学研究的结果，却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许多所谓的“伪科学”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迅速获得了一部分人的认同。
我们的教育中“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方式，更进一步地使一部分丧失了“怀疑”的能力，更进一步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正我也不懂，就告诉我结果是怎么的好了”——这种惰性思维正是“伪科学”寄生的土壤——题外话，公民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正是“德先生”的精髓之一，是民主体制正常运行的巨大保证，“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土地的落足并非毫无关联。
在科学研究中，是不需要也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需要“凝聚共识”或者“统一思想”。缺乏对科学发展过程的教育，容易使人忽略科学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在嘉年华的活动中，跟下来了A线的活动，我非常欣赏这些讲座中，许多主讲人在对科学知识进行传播的时候，也不忘了激发台下人对这些知识本身的思考，这或许是对“赛先生”最为动听的呼唤。
玄学 迷信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松鼠会小组里面充斥了对中医的争论，本来不想掺和，但是既然前面写了这么多，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这里说的“玄学”，只是一个代指，并不是著名的“科玄大论战”中所指的玄学，而是泛指一切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术数、堪舆（即风水）、星象等等。
其实西方科学早在明朝末年就开始传入中国，不过并未得到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科学最初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带入中国，自然跟随基督教一起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到了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思索为何中国会落后，救亡图存是当时人们思考的目标。许多人还是反思中国的文化、制度，跟西方先进的国家进行比较，以期找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科学和民主作为改造旧中国的途径。然而，要让当时的人们接受科学和民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先破后立”成为了历史的选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体制遭到猛烈的攻击和几乎全盘的否定。例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现代文字学家，1887-1939）曾经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4]。一些钱玄同先生的介绍上说是钱先生最早提出废除汉字[35]，其实不然，在此之前吴稚晖（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1865-1953）即曾在《新世纪》撰文呼吁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当时钱先生及钱先生的老师章太炎（思想家、史学家，1869-1936）都曾撰文反击，然而随着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等事件影响，钱先生对汉字的看法才发生了转变[36]。
因而，正如检视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一样，我们在检视历史中产生的一些观点时，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社会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包括废除中医）[37]，正是五四时期兴起的，其实那个时期对旧事物的攻击和否定，以现在的眼光看，绝大多数依然是有道理的，并且使得“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当时号召进步青年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五四”运动过后的现在，“科学”已经占据了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的主流地位。“五四”之前抵触科学的思潮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大多数人言必称科学，也相信世界可以被科学所探究，即使现在还是科学未解之谜，以后迟早会被科学所解释。科学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为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标准，以至于中医、风水乃至佛教等等这些被划为“旧事物”的东西纷纷与“科学”结合，以科学来论述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现代科学起源的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且使一切事物按照上帝安排的轨迹运行，人们不断地揭示世界的规律，不断地接近上帝。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认识自然的方式，上帝可以为不同的物质设计不同的体系，科学开始分为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并且不断细分。
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人合一”，相信自然界中有一种统一的运行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认识自然的方式，所以一套阴阳五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东西，乃至社会人伦。
因而，用科学来解释这些文化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当然，两个体系文明的差异远不止如此，我只是略微看到一些模糊的东西，然后将其写下而已。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1900-1995）博士曾经对中国文明进行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存在，指出中国3-13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平还高于西方，并且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现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诞生。然而，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的基础出发的，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觉得，现代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而已，就像人可以用眼睛来观察自然，也可以用耳朵来聆听世界。现代科学蓬勃发展形成体系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现代科学虽然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前面，但是并不是唯一认识自然的方式，“玄学”或许是另一条途径。
正如科学对自身的质疑一样，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也是促进传统文化前进的动力，然而，这种质疑是应该是建立在“玄学”的了解、研究和调查之上的。我不是反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反对满天尽是“无知者无畏”类型的批判，正如牛顿所说：“一点小小的知识领他离开了上帝，多了一点知识又把他领回了上帝。”[23]我很反感动辄指责他人（包括古人或者持不同观点的人）无知、愚昧、落后的行为，有些人似乎不是在探讨一个问题，而是在进行政治攻讦，他们高捧着“科学”二字，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者一般居高临下地喝斥异见者。另一方面，我所见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的攻击，大部分集中在中医的理论基础——五行学说上，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将五行看做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他们连李约瑟这个外国人指出的“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一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字……它的词源从一开始就有运动的含义”[38]都没有注意到。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真正研究的人士，这种文化的脉络和体系没有人进行梳理和总结，或许中国文明期待一场自己的“文艺复兴”吧[39]。
以上的观点可能会被许多人所不接受，我也不奢望所有人都接受，所以在文中一再强调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许都谈不上是一家之言。以后科学或者其他理论的发展或许能够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我依然不愿意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将我所知和所想的一些东西与大家分享，如果能够引发一些人更多更深的思考，那便是一件美事了。
[1] http://light.fudan.edu.cn/qx/kepu/it420010.html，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2]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1.htm，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3] 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页。
[4] 牛顿著，周岳明译，《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卷第1节。
[5] Roger Cote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Newton’s Principia，in Newton’s Philosophy of Nature: Selection from his Writing，Hafner，1953，第134页
[6] http://chro.cpst.net.cn/zzzc/2009_05/242616875.html，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7]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37.htm，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8] 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章
[9] 唐德华，《论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积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0页。
[10] 伯特著，徐向东译，《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1] 英格利斯著，刘中民译，《阿奎那》，中华书局，2002年，第91页。
[12] 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著，潘柏滔译，《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67页。
[13] Mary Hesse，《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Aspects of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Physical Science》，Philosophical Library，1955年，第10页。
[14]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8.htm，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15] John Herman Randall，《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6年，第242页。
[16] 亚?沃尔夫著，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页。
[17] 殷登祥，卞毓麟主编，《当代国外天文哲学》，知识出版社，1991版，第260页。
[18] 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著，潘柏滔译，《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19] 重新认识乔尔丹诺?布鲁诺，http://www.confucius2000.com/outside/rebln.htm，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20] 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卷七，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
[21]
[22] 唐德华，《论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积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4-45页。
[23] Otto J. Helweg，《Scientific Facts: 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 Faith》，载USA Today，1997年
[24] 李瑜译，《文艺复兴书信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25]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
[26] 斯蒂芬?F?梅森著，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章。
[27] 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章
[28] 罗素著，徐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29] 罗素著，徐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26页。
[30] 司?安德洛斯基著，柯克译，《宗教、科学与伦理》，载《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3期)，第23页。
[31] Mary Hesse，《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SCM Press，1954，第34-35页。
[32] 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页。
[33] 布鲁克著，苏贤贵译，《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34] 《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35] 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4/0429_6351_1132361.shtml，2009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36] 卢毅，《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7] 郝先中，《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余云岫其人其事》，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6(6)，72
[38] 李约瑟著，何兆武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990年，第276页。
[39] 余宗森，《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记得在《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人问起过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而在嘉年华的开幕式上，嘉宾田原也聊到了类似的话题，最近看见松鼠会的小组里面也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既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让这篇文章从这里开始吧。
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中，宗教几乎是科学的反义词，宗教要么是在迫害科学，就是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难以想象西方基督教和科学共处的画面。但是如果看看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现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割不断的关系。
被误读的牛顿
谈到现代科学，不得不提及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1642-1727年）博士。在中国，除了苹果掉落的故事以外，还有一个大家为之扼腕叹息的故事，大意是说牛顿在年轻的时候专注于科学研究，而步入老年后，却开始信奉神学，这个故事被称之为牛顿晚年的悲剧，以至于有人这样表达了遗憾的感叹：“伟哉，牛顿！悲哉，牛顿！”[1]。百度百科在“晚年的牛顿”一栏写道：“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2]。
但是，事实却是牛顿一直就是上帝的虔诚信徒，他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总附注（General Scholium）”中写道：“太阳、行星、慧星，组成的这个最美丽的系统，只能是由一位有智慧、有权能的上帝计划支配之下，才会发生。若其它的恒星，也是其它相同系统的中心，这些也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也是在祂的管理之下。”[3]在1704年出版的《光学》（Opticks）中，他认为“若是一切的物质都是上帝造的，我们还要在别的地方，去找世界的来源，或假定自然定律会叫世界从一片混乱中产生出来，这是不合乎科学的。”“由此看来，我们借着自然哲学得知‘第一因’（即上帝），也知道上帝对人类掌握着何等的能力，那么我们从自然界的亮光中，也就知道了人类对他的本分，和人类彼此的关系。”[4]
简而言之，正是因为牛顿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世界设定了精确而完美的运行规则，而他的努力，都是在努力发现“上帝”创世留下的规则，都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科茨（Roger Cotes，数学家，1682-1716）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作序时才会写下，这书“乃是抵挡无神论者攻击最好的安全岛，也是进攻无神论者最佳的武器宝库”。[5]
在牛顿的思想里，科学是认识上帝、接近上帝的一种途径，是与上帝直接相关的一项事业。上帝是神圣的，体现上帝存在的力学规律也由此而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感正是促使牛顿做出巨大科学贡献的重要原因，而牛顿的许多科学研究都是以护教作为出发点的。
如果没有基督教和牛顿虔诚的信仰，或许我们根本不会知道牛顿的存在，也无法如牛顿的墓志铭上铭刻的那样，“让人们欢呼这样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类荣耀曾经在世界上存在。”
哥白尼和日心说
关于教会迫害科学家的案例有很多，其中包括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而这三人和教会的恩怨都和日心说有关。
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观点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是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Koppernigk，天文学家，1473-1543年）完成的。中国公众科技网上的文章这样描述了哥白尼的遭遇：“1533年，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提出了他的学说的要点，并未遭到教皇的反对。但是他却害怕教会会反对，甚至在他的书完稿后，还是迟迟不敢发表。直到在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6]百度百科也有相同的描述。[7]
然而，在丹皮尔（William Whetham Cecil Dampier，物理学家、农学家、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却是这样的记载：“1530年左右，为了叙述他的研究成果，哥白尼写了一篇论文，同年以通俗的形式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提要。教皇克力门七世表示赞许，并要求作者将全文发表。一直到1540年，哥白尼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到1543年，这本书的第一册印刷本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临终的病床之上了。”[8]而早在1536年，红衣主教尼古拉?申伯格就给哥白尼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想了解哥白尼的学说，信中非常赞赏地谈到了日心学说中的日、土、月3个天体的位置。[9]
哥白尼惧怕的并非教会，其实哥白尼本来就是虔诚的教徒，而且还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师会成员，同其它早期的科学家一样，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上帝的探索。哥白尼不满古代天文学家得不到一个不违反均匀速度公设的天体几何学，而“这是一个根本是取决于宗教基础的原则，原因（上帝）是不断持续的，因此结果必定是均匀的”。[10]而日心说提供的“顺序显示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与大小的和谐”，从而显示出“神圣的造物主的庄严作品是何等的伟大”。[11]
哥白尼不愿意发表作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遭到持地心说的教士和科学家强大的反对，另一方面则是想更加完善日心说。在那个时代，反对日心说的论点繁多，又显得有道理，当时有人质疑如果地球旋转的话，一个从空中掉下来的物体应该在向原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地球已经稍转离本位（后来傅科（Jean Bernard Léon Foucault，物理学家，1819-1868）的摆锤实验证明了所谓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che，天文学家、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1546-1601）争论说一颗炮弹若顺着地球转动的方向发射的话，应该达到更远的距离，因为它加上了地球旋转的冲力（这直到伽利略时才以雏形的相对论来解释）；还有人指出若地球按照庞大的轨道环绕太阳旋转的话，那么从轨道的另一端所观察到的不动星应有位置上的稍微移动（这一点在1838年才被观察到）。[12]哥白尼只是提出了日心说，支持日心说的证据却不存在。“信哥白尼的理论并无加添任何对天体的事实知识。”[13]当时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论据都是非事实而是哲学化的，哥白尼唯一可搜集的论证就是他的系统的数学比较，因为他将八十个用以解释行星轨道的圆形轨道减为三十四个。[12]
实际上，直到100多年后的伽利略时代，主流科学家才开始接受日心说，而到牛顿时代日心说才有了机制的解释。
布鲁诺与火刑
关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 思想家和哲学家，1548-1600），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的：“这位勤奋好学、大胆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触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便摈弃宗教思想，只承认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布鲁诺信奉哥白尼学说，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为异教徒并被革除了教籍……布鲁诺不畏火刑，坚定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4]在笔者本人所习高中近代世界历史教科书中，表述了相同观点，认为布鲁诺面对教廷的审判，仍坚持真理，最后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一个为科学献身的英雄人物跃然纸上，以教导我们不畏艰险探求事实的本源。对于布鲁诺的赞扬大概来源于《现代思想形态的塑造（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书中称布鲁诺为新科学的殉道者。[15]
然而，布鲁诺是因为“云游欧洲传授异教思想，为此他最后被宗教法庭绑在火刑柱上烧死”。[16]“布鲁诺是热忱的泛神论者，公开地攻击一切正统的信仰。他受到教会法庭的审判，不是为了他的科学，而是由于他的哲学，由于他热衷于宗教改革；他于1600年被教庭烧死。”[8]“人们通常以为，布鲁诺是科学的殉道者，因为他第一个起来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辩护，后来烧死在火刑柱上。然而，他为哥白尼辩护不是出于科学的理由，而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实际上，他轻视哥白尼的严密数学推理，而仅仅是热衷于用哥白尼的学说去攻击基督教的某些基本信条，例如耶稣化身只是一个问题（他的时间观念是轮回的，就像古典斯多葛学派的支持者那样——他否定基督教的历史观点）。布鲁诺被判处死刑，是由于他对基督教进行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攻击，而不是由于他信奉世界多元性或为哥白尼进行了辩护：布鲁诺远远不是科学的殉道者，而实际上是损害了科学，因为他所掀起的那场暴风雨使得宗教权威把哥白尼体系和反基督运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是伽利略受到教会裁判的一个主要因素。”[17]其实在中华书局1948年版的《辞海》中也提到了这点：“白鲁诺(即布鲁诺)：意大利哲学家，幼入黑僧袍派，受宗教的教育；每凭己意指责教理，遂被逐。周游法、英、德诸国，讲演于诸大学问；回国后，复以诋教会受火刑死。氏信哥白尼之地动说，主张泛神论，故与罗马教会不相容。”因而，耶特（Frances Yates，历史学家，1899-1981）在1964年出版的《布鲁诺与隐士的传统（Gio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中认为应该考虑神秘主义对科学世界观的证明贡献，她认为这种神秘主义给人的思想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趋向[18]——在西方，神秘主义往往被认为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期意大利的弗兰西斯.帕特里齐（Franciscus Patricius，科学家和哲学家，1529-1597）确信哥白尼学说，宣扬宇宙无限，1591年发表了他的新哲学著作和赫尔墨斯著作的新版本，结果第二年受到新教皇的邀请到罗马一所大学去任教。[19]
伽利略与天主教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1564-1642）首先将望远镜用于观测天空，在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量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将哥白尼学说推到了最终胜利的阶段。在罗马主教与伽利略的冲突中，伽利略被用来作为基督教反对科学的例证。
1611年伽利略为了赢得宗教、政治与学术界认可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而去罗马。他受到包括教皇保罗五世和很多高级主教在内的上层人物的热情接待，并被林赛研究院接纳为院士。这年5月， 在罗马大学的大会上，几个高职位的神父公开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我与耶酥会神父们住在一起’他写道：‘他们已确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续观察了两个月；我们比较笔记，我发现他们的观察和我们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会显要的欢迎，教皇保罗五世还要他保证不变的善意”。[20]而伽利略也在发明望远镜后说：“上帝愿意赐给人类一种才智的工具，这种工具能把我们有缺陷的研究变得完善。”[21]
伽利略与耶酥会士的冲突据说是因为对于太阳黑子谁先发现而引起的不快。正是由于这种不快，在1615年，教士集团和教会中许多伽利略的敌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的论点，并且控告他违反基督教义。伽利略闻讯后，于这一年的冬天赶到罗马，力图挽回自己的声望，企求教会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观点而受到惩处，也不公开压制他宣传哥白尼学说，教皇默认了前一要求，但却拒绝了后者。[22]
“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定罪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教会内的权利斗争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够安度晚年，也可以体现出当时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微妙关系。”[22]即使在伽利略受到指控的时候，也有许多天主教高层站在伽利略一边，例如巴隆纽斯主教（Caesar Baronius，1538-1607），他说：“圣经指出我们去天堂的路，但天堂怎么运转并没有谁说过。”[23]而高兴伽利略受到指控的人包括他的同事教授，因为伽利略不工于心计，而他的同事大多相信地心说，正是教会中的力量和这些科学家一起，迫使教皇审判了伽利略。
这种复杂性在1633年月28日费伦佐拉红衣主教在给教皇乌尔班八世（Maffeo Barberini，1623-1644）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建议，请红衣主教会议把对伽利略采取司法外措施的权利交给我，直到说服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他理解后，引导他公开忏悔。乍一听，这似乎是个过于大胆的建议；……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在书中，他走的太远了……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它任何人……这件事完成了，也就有可能按照您对我的建议将他押回自己的家，监禁起来。”[24]“教皇乌尔班八世其实暗地里在帮助伽利略，具体负责操作的费伦佐拉红衣主教的信里明显的表达出这一点，并且，他也很完满的完成了保护伽利略的这一任务。”[22]
“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博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1794-1866）对于这件事有过明白而公正的评述，但晚近的作家对于伽利略因为维护哥白尼学说而受到的迫害，却有些过分夸张。正象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数学家和哲学家，1861-1947）所说：在发生三十年战争和荷兰的阿尔发（Alva）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学家所遇到的最坏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于病榻以前，受到体面的软禁与轻微的申斥。”[8]
基督徒的学说
其实，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大多数科学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伟大的中世纪数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他是牛津的主教；中世纪实验科学的倡导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他是方济各修士，被誉为中世纪的伽利略；十五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和实验科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他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是第一个提出宇宙无限的人；还有著名的哥白尼，他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师会成员。
天文学家开普勒（Jahannes Kepler，1571-1630）曾希望成为传播福音的牧师，被人劝止，让他继续发挥才华，去研究数学与天文学。在他的著作中，他经常摘引《诗篇》阐述他的发现与上帝有序的创造有关。数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是现代基督徒箴言的创建者，着有《思考（Pensées）》，基督教信仰笔录。医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物理学家波义尔（Rolert Boyle，1627-1691），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day，1791-1867），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1831-1879）都是虔诚的教徒。把元素与混合物分开的波义尔是一位业余的布道者，在遗嘱中捐赠他写的关于上帝存在讨论的演讲稿，电磁引力发现者法拉第在一次布道活动中说：“自己说的话不能增加上帝说的话。”麦克斯韦曾写道：“上帝啊，无论生死，我都不在乎。我的本职是爱您，侍奉您，恳求您的恩惠与眷顾。”
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其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中，认为基督教具有一系列科学产生发展所需要的设想：宇宙是有序的（圣经经常有这样的描述，例如Jermiah 31:35“上帝给白昼的光叫太阳，而夜晚的光固定了月亮和星星的秩序”），这个秩序是可知的（例如保罗在Roman1:19-1:20中宣称的“关于上帝是可知的这也很清楚，他的永恒的力量和神威，可以从他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洞察出来”），有一种动机可以发现这些秩序（创世纪中上帝说“他去充满宇宙，征服他”，所以人只是管家，管理上帝创造的世界，而非主宰）。[25]
相比之下其它文化没有这些假设，希腊和罗马文化中“神”变化多端，不可预测，有谁能够知道“神”的头脑呢？传统的印度文化认为宇宙是轮回圈，天神也是无常的。伊斯兰教刻意把犹太的观念弱化，虽然认为存在有序的宇宙，但Allah所创造的宇宙是否有序、无序没有争论的刺激性。古典无神论者认为每一件事都是偶然而无意识的。[25]
在基督教的体系中，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所以世界的运行会遵从上帝的安排，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上帝的用意，去发现世界运行所遵从的安排——自然规律。英语Discover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上帝创造了世界，把一切的真相都遮盖（Cover）起来。人类发挥智慧所获得的发现，不过是揭开早已存在的谜底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把科学称为基督徒的学说，似乎并不为过。虽然可能有人会反感这样的说法，然而科学体系与基督教认识世界的教义是分割不开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基督教，就像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枝罢了。
科学与基督教的争斗
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因此不断地在扩大人类知识的体系；只要科学方法应用得上，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的理论推翻。关于这一点，美国的科学史权威萨尔顿说过：“科学总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学在睡大觉才不如此。”[26]受了科学的这种特性影响的人总是向前看，并且对保守力量很大的旧制度总是忍受不了。基督教有其自身的利益所在，所以如果自然科学的发展触及到了这一点，那么基督教对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是负面的了。
正如丹皮尔所说：“但是在有教义的神学范围内，时常都有与科学、历史或人类学发生冲突的情况。麻烦在于：‘宗教往往误认为它所说的就是它的意义所在，而唯理论者则偏偏要指出它所说的是不真实的’。”[27]
科学与基督教对立的观点是由美国的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外交家、作家和教育家，1832-1918）教授于1869年12月在纽约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提出的。与之呼应，德雷伯（John William Draper，哲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1882）在1875年的著作《宗教与科学间的冲突史》中提出了一项著名的原则：科学史是对于两种竞争力量的冲突的叙述，一种是人类理智的扩张性的力量，另一种是来自传统信仰和人类利益的压力。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872-1970）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最近几年为止，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取得胜利的。”[28]“我认为，世界上各大宗教……全是虚假而有害的”“宗教造成的危害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信仰某种宗教而造成的，一种是由于信仰特殊的教条造成的。关于前者，据认为有了信仰才是美德——也就是说，要有任何敌对的证据也丝毫不能予以动摇的信念。或者说，要是相反的证据可能引起疑惑，那么据认为，这种证据必须受到禁止。”[29]这些论述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并被很多人所认同。
但是正如司?安德洛斯基所指出的：“盛行的宗教其教义总和科学的发现大相径庭，这种不相容的程度远甚于宗教与别种文明的冲突；科学居然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得以勃发成熟，这实在属历史的一大悖论。”[30]
教会与科学家的冲突或许并不是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正如海塞（Mary Hesse，哲学家，1924至今）在研究伽利略事件时得到的结论所说：“教会的代表人物虽然可能是缺乏先见，但他们并非无理取闹。他们以为他们的世界观被一些当时仍未有足够证据而不负责任的推测所威胁。”[31]
到了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牛顿会说：“我们只是通过对上帝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32]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1879-1955）又为什么会在《科学与宗教》一文中写下这样的话语：“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
丹尼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结尾时的话，或许能给现在的我们以启迪：“在作者执笔写本书初版最后一节的时候，当时看起来科学所遇到的最大危险是美国的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但是以后出现另外一种更大的危险。在德国纳粹政权兴起到灭亡这段时期内，科学研究的自由，象别的自由一样，在德国和德国所控制的别的国家内遭受到狂暴的国家主义的摧残，象爱因斯坦和哈伯这样的人，都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到放逐。这些国家利用应用科学和一切其他活动，先是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后来就是进行公开的掠夺性战争，把这当作科学的主要目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目标；因而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便被抛弃了。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27]
写以上这些，并不怀有“翻案”或者颂扬基督教的目的，因为不管布鲁诺因何被教会烧死都是残忍的行为，正如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科学史学家，1944年至今）所说“目的不是为了让死尸复活，而是要展示科学和宗教的辩护士在他们苦苦思索有关他们同自然或者同上帝关系的根本问题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多样性、微妙性和精巧性。这个主题是如此的丰富，所以，很可能将人们的偏见抛在一边。”[33]
对于事实的探究，对于怀疑的思考，正是科学的灵魂所在，世界是如此的复杂和美妙，自然如此，社会亦然，多元的事物怎么能用非黑即白、简单对立的二元论去解释呢？
赛先生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是有关科普的，因为写这篇文章是松鼠会引起的由头。
自从“五四”运动呼唤赛先生和德先生以来，无数人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前仆后继。然而到了现在，“赛先生”依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科普也还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似乎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五四”运动过后快100年，虽然“科学”二字响亮地渗透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却依然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伪科学”事件。
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大规模科学活动的结果，科学知识的总量越来越大，甚至有“知识大爆炸”一说。海量科学知识的涌出让人目不暇接，不要说普通人群，即使是象牙塔顶端的博士群体，穷其数十年生涯研究的大多数只是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已，对于该学科外的科学知识，并不见得比普通人群掌握得多。因而如何让大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识别“科学知识”的真伪，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然而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大多以灌输科学知识为主，高考更是把这种填鸭方式推向了极致。这种教育的弊端已经被许多人所指责，在这里我并不想继续谴责，而是想简单分析一下这种教育模式对于普及科学的负面影响。
记得在嘉年华开幕式的时候，《吃的真相》的作者通过录制的视频跟现场的观众问好，他说的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科学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的意思是富有哲学意味的，它表示着科学从其产生到其发展，一直都经历着变化的过程。例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在的宇宙观，从燃素说到氧的助燃再到现在对燃烧的认识，从热质说到潜热又到现代热力学，前面的科学家们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更新着科学的定义和范围。就像螺旋式地上升一般，科学在每次对自身进行否定之后，都会向前迈进一大步。科学的魅力，科学的活力，乃至科学的精神和灵魂，都在于此——对科学自身的怀疑，思考，从不停息。
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我们的课本似乎很乐意告诉我们，世界是这样的，自然是如此的，这种观念是对的，因为这种观念是科学的，那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那种观念是愚昧的。这种教育模式只对我们强调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却缺乏对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考察，以简单“对错”的价值判断代替了本应逻辑缜密的科学思考，它看起来扬弃了“过期”的科学，并且避开了“过期”的科学是不是科学的疑惑，却在实质上阻断了一部分人（或许是大多数人）领会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的途径。科学似乎成了新的信仰，凡是“科学”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科学”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恰恰违反了科学本身的精神。
我们现在的教育和科普工作，过于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传播——诚然这是科学体系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对科学的怀疑，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合理的手段去试探，这些科学研究基本的思维和方法似乎很少涉及。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科学研究的结果，却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许多所谓的“伪科学”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迅速获得了一部分人的认同。
我们的教育中“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方式，更进一步地使一部分丧失了“怀疑”的能力，更进一步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正我也不懂，就告诉我结果是怎么的好了”——这种惰性思维正是“伪科学”寄生的土壤——题外话，公民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正是“德先生”的精髓之一，是民主体制正常运行的巨大保证，“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土地的落足并非毫无关联。
在科学研究中，是不需要也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需要“凝聚共识”或者“统一思想”。缺乏对科学发展过程的教育，容易使人忽略科学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在嘉年华的活动中，跟下来了A线的活动，我非常欣赏这些讲座中，许多主讲人在对科学知识进行传播的时候，也不忘了激发台下人对这些知识本身的思考，这或许是对“赛先生”最为动听的呼唤。
玄学 迷信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松鼠会小组里面充斥了对中医的争论，本来不想掺和，但是既然前面写了这么多，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这里说的“玄学”，只是一个代指，并不是著名的“科玄大论战”中所指的玄学，而是泛指一切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术数、堪舆（即风水）、星象等等。
其实西方科学早在明朝末年就开始传入中国，不过并未得到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科学最初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带入中国，自然跟随基督教一起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到了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思索为何中国会落后，救亡图存是当时人们思考的目标。许多人还是反思中国的文化、制度，跟西方先进的国家进行比较，以期找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科学和民主作为改造旧中国的途径。然而，要让当时的人们接受科学和民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先破后立”成为了历史的选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体制遭到猛烈的攻击和几乎全盘的否定。例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现代文字学家，1887-1939）曾经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4]。一些钱玄同先生的介绍上说是钱先生最早提出废除汉字[35]，其实不然，在此之前吴稚晖（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1865-1953）即曾在《新世纪》撰文呼吁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当时钱先生及钱先生的老师章太炎（思想家、史学家，1869-1936）都曾撰文反击，然而随着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等事件影响，钱先生对汉字的看法才发生了转变[36]。
因而，正如检视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一样，我们在检视历史中产生的一些观点时，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社会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包括废除中医）[37]，正是五四时期兴起的，其实那个时期对旧事物的攻击和否定，以现在的眼光看，绝大多数依然是有道理的，并且使得“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当时号召进步青年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五四”运动过后的现在，“科学”已经占据了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的主流地位。“五四”之前抵触科学的思潮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大多数人言必称科学，也相信世界可以被科学所探究，即使现在还是科学未解之谜，以后迟早会被科学所解释。科学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为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标准，以至于中医、风水乃至佛教等等这些被划为“旧事物”的东西纷纷与“科学”结合，以科学来论述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现代科学起源的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且使一切事物按照上帝安排的轨迹运行，人们不断地揭示世界的规律，不断地接近上帝。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认识自然的方式，上帝可以为不同的物质设计不同的体系，科学开始分为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并且不断细分。
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人合一”，相信自然界中有一种统一的运行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认识自然的方式，所以一套阴阳五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东西，乃至社会人伦。
因而，用科学来解释这些文化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当然，两个体系文明的差异远不止如此，我只是略微看到一些模糊的东西，然后将其写下而已。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1900-1995）博士曾经对中国文明进行过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存在，指出中国3-13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平还高于西方，并且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现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诞生。然而，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的基础出发的，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觉得，现代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而已，就像人可以用眼睛来观察自然，也可以用耳朵来聆听世界。现代科学蓬勃发展形成体系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现代科学虽然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前面，但是并不是唯一认识自然的方式，“玄学”或许是另一条途径。
正如科学对自身的质疑一样，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也是促进传统文化前进的动力，然而，这种质疑是应该是建立在“玄学”的了解、研究和调查之上的。我不是反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反对满天尽是“无知者无畏”类型的批判，正如牛顿所说：“一点小小的知识领他离开了上帝，多了一点知识又把他领回了上帝。”[23]我很反感动辄指责他人（包括古人或者持不同观点的人）无知、愚昧、落后的行为，有些人似乎不是在探讨一个问题，而是在进行政治攻讦，他们高捧着“科学”二字，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者一般居高临下地喝斥异见者。另一方面，我所见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的攻击，大部分集中在中医的理论基础——五行学说上，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将五行看做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他们连李约瑟这个外国人指出的“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一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字……它的词源从一开始就有运动的含义”[38]都没有注意到。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真正研究的人士，这种文化的脉络和体系没有人进行梳理和总结，或许中国文明期待一场自己的“文艺复兴”吧[39]。
以上的观点可能会被许多人所不接受，我也不奢望所有人都接受，所以在文中一再强调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许都谈不上是一家之言。以后科学或者其他理论的发展或许能够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我依然不愿意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将我所知和所想的一些东西与大家分享，如果能够引发一些人更多更深的思考，那便是一件美事了。
[1] http://light.fudan.e
[2] http://baike.baidu.c
[3] 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页。
[4] 牛顿著，周岳明译，《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卷第1节。
[5] Roger Cote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Newton’s Principia，in Newton’s Philosophy of Nature: Selection from his Writing，Hafner，1953，第134页
[6] http://chro.cpst.net
[7] http://baike.baidu.c
[8] 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章
[9] 唐德华，《论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积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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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格利斯著，刘中民译，《阿奎那》，中华书局，2002年，第91页。
[12] 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著，潘柏滔译，《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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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hn Herman Randall，《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6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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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著，潘柏滔译，《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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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卷七，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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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德华，《论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积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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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瑜译，《文艺复兴书信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25]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
[26] 斯蒂芬?F?梅森著，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章。
[27] 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章
[28] 罗素著，徐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29] 罗素著，徐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26页。
[30] 司?安德洛斯基著，柯克译，《宗教、科学与伦理》，载《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3期)，第23页。
[31] Mary Hesse，《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SCM Press，1954，第34-35页。
[32] H.S.塞耶编，上海外国自然科学著作编译组译,《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页。
[33] 布鲁克著，苏贤贵译，《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34] 《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35] http://book.ifeng.co
[36] 卢毅，《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7] 郝先中，《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余云岫其人其事》，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6(6)，72
[38] 李约瑟著，何兆武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990年，第276页。
[39] 余宗森，《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