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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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切忌把迷茫演变为更大的危机，使南科大的改革路越走越窄，最终无路可走。
近日，南科大曝出内部忧患，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先后离开南科大，他们认为朱清时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应当先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再招生。然而，朱清时称内地优秀人才争夺激烈，可边干边修，不能完全坐等。（6月18日《华西都市报》）
南科大的改革，似乎由此陷入迷茫。
4名香港科技大学教师与朱清时之争，是如何推进内地教育改革之争。前者的理念很清晰，就是在举办新大学前，必须建立好基本制度，并基于基本制度，构建教师团队，由教师团队参与学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然后再招生。避免出现学生已经进校，大学章程却未制定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模糊不清，学校的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
然而，朱清时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如果等所有制度都设计好了再招生，一切可能都会晚了。前车之鉴是，1993年制定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很多条款直到2010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时仍未落实，其中包括，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GDP的4%，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9年1月1日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也早已规定大学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但至今无一所大学拥有。
对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目前缺的不是理念，也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朱清时正是在以实际行动，推进喊了多年口号，却始终没有实质进展的改革。与此同时，人们很期望有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改革，但自去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至今，自上而下系统推进改革的迹象并未出现。
确切地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可南科大有了两名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筹建近4年，还没有学校章程，只是在前不久刚颁发《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且这一办法有很多不完善、不明确之处。这恐怕不是朱清时的责任，而是深圳市政府的责任。如果有南科大章程，这些争议都不会存在。
当然，朱清时也需要思考在校内建立民主管理和决策机制，从自身做起，去行政化。在校内的教育、学术管理与决策中，做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对要立志探索高等教育全新道路的大学来说，内部的民主管理、团队的齐心协力、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争取发展空间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就算是“倒逼”改革，也无从谈起。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这不是改革者希望看到的，更不是社会和公众希望看到的。因此，有必要多方会诊南科大改革的迷茫，努力使之成为推进改革的良机。切忌把迷茫演变为更大的危机，使南科大的改革路越走越窄，最终无路可走。一旦如此，就不仅是南科大的悲剧，更是全社会的悲剧。
□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
信息来源：2011-06-19《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6/19/content_244659.htm?div=-1
媒体相关报道回放：
南方周末：
南科大内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编者按：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引发热议，南科大的改革再受关注。但另一场一直存在于南科大内部的激烈争论，却被忽视——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探路者，改革的现实路径，到底应该如何走？
南方周末推出这组报道，以南科大教改争议为标本，解剖南科大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改革路径之困。我们敬佩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但我们也认为，改革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但在办学理念和策略上，从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而来的核心筹建团队与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合作以港科大团队退出而结束。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可能还需要一个战术上能够配合的人。“朱校长也很难，我很同情他”。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但在媒体的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人们还记得，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砖头”的教师团队，却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中国的国情无法忽略。10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接受媒体群访。从不缺少外部关注的南科大，现在却面临办学理念之争等重重内忧。（周游/图）
“连滚带爬”开学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年12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在4月8日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科大的报道中，张贤科被描述为“放弃清华教授职位来加盟南科大的杰出学者”。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
么多老师？第一年是基础课程，不是座谈会啊。”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我和朱清时是朋友，他想让我帮忙做一点事。但我除了在北理工兼职（因当选院士前答应的）外，在哪里都不兼职。因为（兼职）不能光挂名，而是要真正做事。”葛墨林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说，因为精力有限，他与南科大的接触，主要是自费到深圳开过一两次会。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3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科大采访学生入学报到情况时发现，相关教辅人员仍在与授课教师协调最终的上课时间。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先有规划，还是先有人才？
尽管南科大的开学似乎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这一切并未被学生们在意。“课程很符合自己的期待。”小嘉（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计算机课由4名老师同时教授并不是问题，“毕竟每个人有不同专长领域，计算机也有不同的细分领域，如果是不同的老师教，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学生们对课程的看法，并非外界看上去的那么一致。
“有的孩子并不愿意评价课程。其实据我了解，有些孩子并不满意。”参与南科大筹备工作且与多名学生关系融洽的陈应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南科大曾用问卷收集学生的修课反馈，但有不少学生给若干门课评价并不正面。
陈应天认为，无论学生评价如何，都只能作为参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脚时做出的评价不一定有价值。孔夫子课讲得好，肯定不是因为弟子们说他讲得好。”
港科大的几位老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想让教学质量有保障，不是让学生满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程序为支撑。简单而言，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学科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负责任的招生。如果前面这些都不做，只招生，那么任何具有高等教育改革意义的实践、措施都没有一个落实的载体。”港科大李晓原教授说。
2010年，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教授来到南科大时，朱清时表示：最需要的是他们帮助招聘教授。
港科大3位教授认为，招聘教授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学科规划和学科框架，根据学科规划和框架寻找招聘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善规划和框架。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
“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港科大三教授）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着重机会，而不是着重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足够的人让你挑。”他说。
双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团队的招聘上。几位港科大老师无法理解，为何这所学校在培养体系的设计、薪酬制度的制定，乃至基建工作上，都显得如此“没有章法”。
以实验室的建设为例，吴家玮认为需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话，废气怎么处理？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如何事前规划好？”但朱清时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复杂，他曾对承建方说：“按照标准的建造。”实际上，在尚无学科规划的情况下，也的确无法做到事先对实验室计划周详。
在招生问题上，港科大教授亦有不同看法——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新生的到来。按照吴家玮的说法就是：“一进校园，什么都熟练地进行，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完毕、又一学期教研工作的开始。”
2010年7月，港科大教授在明白招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勉为其难尽力协助，但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边开车、边铺轨”式的办学方法和“婴儿不足月，先生再虑养”式的仓促上马，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
此后，3位教授又多次建议招生叫停或暂缓。即便在录取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他们念及课程体系、实验室等都没准备好，依然提出了上、中、下3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这桩从一开始就不甚愉快的合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理念拉锯之后，最终于开学前走到了终点。
南科大筹建大事记。 （CFP/图）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其实，他的许多具体理念亦脱胎自中科大，比如在高二学生中招生就和少年班模式完全相同，入学后前两年先上基础课的经验也来自少年班。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
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确认，一直对南科大予以了极大信任和放权的深圳市政府亦已了解这场关于办学路径的争论，但尚无正式表态。深圳市有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关于教改，朱校长在大方向上的理念非常好，他是一个战略家。”陈应天说，“建议和缓一些，也希望南科大能真正做到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接下来，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在战术上经得起考验的人，以配合朱校长的思想。”
信息来源：2011-06-16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572
“南科大不能拷贝任何学校的模式”——朱清时回应内外质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2011年6月14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专访了朱清时校长。针对外界及内部人员对南科大教改理念、办学路径等方面的疑问，朱清时一一做出回应。
全职教师只有两位——为高标准牺牲一点时间
南方周末：南科大的教师招聘工作进展如何？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授课老师中只有两位教授是全职的？
朱清时：招聘需要一个程序，现在刚准备就绪，明天（6月15日）就要召开第一次人才引进会议。现在已经有十来个领军教授的候选人，其中有四位院士，还有一二十个高水平的年轻教授候选。
之前有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教授的研究经费、住房等问题。还有评审机制，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评审没有问题？
一年多来，我们经过了多次失败，现在委托中科大的人才办负责人来带我们团队做这件事，已经有条有理了。引进人才的程序很严谨，也很复杂。我们有8000多份求职申请书，把不够标准的剔除还有1500份。先初选出100份左右很有竞争力的；再重点调研，目前已筛选出20多位非常优秀的教授，首批就要引进他们。
所以我们一直在严守高标准。这就是我在“两会”期间说过的话：如果你要建世界一流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标准来选择。为此，就不能着急。
南方周末：这批引进的教授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朱清时：最早7月份就能到位，他们就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关键就是启动经费给多少，我们希望开次会，把市有关部门都请来，让大家都表个态，如果说：这都是你们学校的自主权。那太好了，我们就自己做。如果他们说：还要商量，那就请他们赶快商量。
南科大教改实验班学生年龄跨度从10岁到18岁，在内部也引发诸多争议。（周游/图）
教师不够先招学生——教育部态度在变化，招生时机很重要
南方周末：既然招聘老师需要时间，为什么要这么急地把学生招来？会不会因此耽误他们的学业？
朱清时：你看看学生们的反应就知道了。实际上他们在吃小灶，都是大师级的教授在给他们上课，课程设置也很严谨。最权威的评判来自学生——他们是不是对老师讲课满意？是不是觉得有收获？
有人以为，办大学一定要门类齐全、老师齐全了才招生，这是种误解。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为中国的教改探路。不是按部就班地办个学校，而是看见机会来了、时机成熟了，就马上办教改实验班。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已经引起全国人民思考了，已经有人走上这条路了，改革就不可回头了。
2010年决定招生，其实是条件最成熟的时候。谁都支持，教育部部长讲话明确支持我们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我们给市政府打的报告也都批复了，教育局都来帮我们宣传，市领导都支持。如果我们晚了，到今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教育部等各方面的态度有变化。时机很重要。所以我们先招，然后全球聘请好老师来讲课。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有很多老师是兼职授课的，会不会影响教学效果？
朱清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鲁迅也在北大兼过职，他在日记里面写几点钟去哪个学校上课，几点钟又去另一个兼职学校上课。很多有名的大学，早期都有很多老师兼职授课，关键看课程好不好，老师好不好，不在乎老师归谁所有。
南方周末：你认为学生在教育质量上最有发言权，但也有人认为，学生刚刚读完高中，并没有经历过大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好的大学教育。你怎么看待这种意见？
朱清时：这次广东省高考作文题很精彩：“回到原点”。教育回到原点，就是最朴实的一件事：学生有没有兴趣？学到东西没有？这点比任何大人、比任何教育家的评价还好。如果你跟学生说我把课程设计得很好，你去学吧，但学生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就违反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了。
现在南科大的学生觉得课程安排“堪称完美”，每门课上起来都很吃力，但普遍反映很有兴趣，也很有收获。我对我们安排的主讲老师都很有信心，他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教授，其中有3位院士，教这些课驾轻就熟。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南科大首届实验班学生的年龄段跨度太大，你怎么看？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教育实验啊。我们昨天刚讨论了，要个性化设计每个学生的考核制度。比如苏刘溢才11岁，他显然不能坚持和十七八岁的同学一起上这么高强度的课。但他有他的天赋，可能有几门课上得很好，非常出色，我们就为他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他不一定要选所有的课，可以选最有兴趣、最擅长的，然后我们再配上一些必要的课，提高他的素质。我们还可以设计大学生研究计划，让他们做一些研究，可以当学分。
我们做的实验要在培养怪才、偏才上做探索，不要把学生都统一划齐。如果都划齐来管，那民国的很多大师都上不了大学，因为有些人数学考零分。中国这么大，为什么不允许一所学校做这样的实验呢？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是不是还没有制定出学生的4年培养方案？
朱清时：我们制定了两年的基础课方案，4年的培养已经有基本方案，还有待于专业课的完善，因为专业课的老师还没有明确。
我们45个学生，到时候有四五个专业给他们选就很好了。从7月份开始引进的人才，如果学生愿意跟他们一起上专业课，那当然也可以。
建校之初，这些事情不是很明朗，但这些学生的专业课是没有问题的，能够给他们上好。只不过，这是个微型学校，不像大型学校那样有几十、几百个专业。
南方周末：下学期和第二学年的课程确定了吗？
朱清时：确定了，昨天就在商量下学期课程。下学期继续开数学、物理，开物理实验课，不再上计算机课，加化学课；第二学年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骨干课程就是这些，还有英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南方周末：下学期还会出现实验室不能开放的情况吗？
朱清时：物理实验室准备好了，下学期开实验课，这学期的确是没准备好。另外，学生上实验之前，需要一些基本知识。最好先有一学期掌握基本知识，做实验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自授学位是改革核心——给中国学生闯一条路
南方周末：你认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教改核心，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野鸡大学”也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
朱清时：没错啊，美国有哈佛大学，也有西太平洋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要靠社会来鉴定，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找工作时都不好意思拿出毕业证书。我们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了，以后如果有野鸡大学也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好啊，这就是百花齐放，毒草也有，让社会来鉴定，这是最公正的。靠教育部鉴定，就把行政因素引进来了，这是现在很多弊病的根源。
而且，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中国年轻学子闯了一条新路。今后，年轻人可以不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我们这条路做得好了，社会公认这些质量高的学校发的文凭含金量不亚于国家学历，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中国高教就多元化了，高考的难题就解开了。
其实我们一点不违法，不能拿国家学历教育的法规来套我们。教育分两类，一类是国家学历教育，还有一类是非学历教育。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授的文凭被国家承认，但教育部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就把我们当做非国家学历教育嘛。现在全国非学历教育多得很，其特点就是：不参加高考，没有国家承认的文凭，中间的课程设置教育部也不管——这正好是我们教育的三个特点。
南方周末：为了保证办学质量，需要体制保障，比如《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我2010年11月采访你时，你就在修改这份文件，为什么直到最近才颁布，7月1日才能开始实施？
朱清时：这个办法出台非常不容易，涉及到政府各部门放权，所以争议很大。现在颁布的这个版本，我们也不是很满意。最后这个版本是经过教育部审查的，是综合各种意见的结果。
但毫无疑问，迈出这一步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只要颁布了，保持了基调，就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之后可以慢慢改。要朝着人大立法的方向迈进。
南方周末：暂行办法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理事会，是不是等7月1日之后才开始筹建理事会？
朱清时：理事会现在已经在筹建了。7月1日办法生效后，理事会就可以开会了。
南方周末：副校长为什么迟迟没有到位？行政架构为什么还没有做好？
朱清时：南科大要求高标准，所以我们在副校长人选上非常慎重，他有标志意义，全社会都会从副校长的人选猜测背后的意义。
我们一直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学校想去行政化，想以教授为主体，等教授到位了之后再选这些。当然，市里头帮我选，也是出于好心，想帮我们把领导班子早点搭好。
不再模仿香港科大——内地办学没法按部就班
南方周末：你从香港科大请来的筹建人员先后离开了，这是为什么？
朱清时：南科大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一开始就聚集了一些人。开始都觉得志同道合，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分歧越来越大。这也是很自然的。
按照一些人提出的模式，需要按部就班地做。比如，先把学校的各个专业设置好，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从国外引人填进来。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要引进高水平人才，远没有到想要什么人就有人引进的程度。中国内地的大学竞争人才，现在是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好的人才赶快抓住。这是中国内地的现实，但他们一直不理解。他们觉得，这样不是乱来吗？不是乱来。内地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看重机会，他们是着重计划。要实现计划，你要有条件，有足够的人等着让你挑，但内地没有这个条件，特别是深圳新办大学更是缺乏这样的条件。你想，全国多少大学在抢人才啊，清华北大复旦不比我们更有利吗？所以不能预设专业、学科，再去引进人才；而是要先引进人才，然后他们来设定专业学科。中国内地的校长很明白这一点。这是南科大建校的基本方针。
南方周末：但你自己一直说南科大是模仿港科大的。
朱清时：那是在战略上，战术上就不能这样提了。战略上是顺应大家的愿望，我也一直很想这样。但后来工作深入后，我再也不提了。南科大只能建成中国国情下的一流大学，不能够拷贝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模式，因为情况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目标也不完全相同——南科大是我国的教改试验田，要为高教中的一些难题试探出路。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今年的秋季招生取消了吗？
朱清时：不一定，取决于我们怎么招，取决于教育部、市里面的统一认识。
南方周末：你上次说南科大是“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决定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吗？
朱清时：对。我们做的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港科大做过，但他们做法是基本上不能在内地复制的。尽管我们目标是一流研究型大学，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走的路，我们能复制就好了，可惜不行。但是，港科大仍然是我们心中追赶的目标，仍然是我们建设南科大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一直希望加强与港科大的合作。
信息来源：2011-06-16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8
不参加高考，就是支持改革？——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
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
南科大一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南科大的首批学生们从入学开始，就做好了不高考、不拿教育部文凭的打算。（周游/图）
时钟指向九点，南科大教学楼304、305教室依然见不到一名学生。6月7日上午，答案终于揭晓：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一人踏进高考考场。
45名学生拒考，迎合了许多人的愿望。消息甫一传出，引发舆论欢呼。
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南科大此次高考风波，被简单解读为一则“抗争”的故事。但实际上，在是否高考这个问题上，处于风暴眼中的老师、学生、家长，乃至深圳市政府、教育部，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进行着复杂的考量。
2010年7月，国家颁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南科大高考风波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在三者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的警惕心理如何激化了对立情绪，而政府所作的努力又如何被学生和家长负面解读，处处举步维艰。
制度“红线”
因为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教育部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
但正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12月16日的报道《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中提到的那样，上层领导表态了，并不意味着事情必然变得顺利。部长的讲话被南科大视为“尚方宝剑”，屡屡引用，但它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
直至今年2月25日，局面才逐渐变得明朗——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说：“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并进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的态度。”
然而，时隔3个月，续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及南科大时，虽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却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续梅所言的“基本教育制度”即是高考。这是改革的一根“红线”，并非因为支持改革就可以允许南科大突破。
实际上，自开学以来，就高考问题，深圳市一直在与教育部进行谈判，南科大亦在积极协调变通之法。只不过在5月份，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之前，来自教育部的高考指令最终落下。
体制输出了指令，一贯支持南科大教改的深圳市政府便成了执行者，政府官员需要回头劝说学生们参加高考。为了给学生做工作，市委副书记王穗明还曾亲自到南科大现场办公一天，坐镇指导工作。
“伪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特殊的高考。
简单来说，高考不过是走个形式，完成程序而已。市政府向学生许诺：不需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南科大校内将特设考场，使用广东省高考试卷，分数将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都会依然就读于南科大。
为了尽可能争取学生参加高考，政府将报名截止日期一再延迟，一开始是5月31日，之后延长至6月3日，最后又改为高考开始前随时可以报名。端午节期间，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也都没有放假。
校方亦不断重申这一高考的特殊性。在给学生们的通知中，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言下之意，作用仅仅是完成“注册”手续，并不依靠其招生和入学。
在南科大的一些老师看来，这些具体操作体现了政府的通融，而且，走一遍程序之后，能够还给学生们一些他们本应得到的保障。正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学生们所说：如果参加高考，将可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这将给学生们带来“双保险”，毕业后申请国内研究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等都不会遇到障碍。
但想当公务员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来南科大。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校长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如今，面对教育部主动送上的文凭，他们普遍心怀不解。
而政府为学生们参加高考创造方便的种种具体做法，却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进一步质疑：高考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为什么我们还能报上名？大多数学生是不能在本校考场参加高考的，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南科大考试？有学生干脆称这场考试为“伪高考”，并认为这伤害了高考的纯洁性——“既然教育部是以‘依法办学’为旗帜要求我们参加高考，这些做法本身就是违规的。”学生小贤（化名）说。
学生们的想法并不一致
种种得不到答案的疑问，令一些学生产生了对“黑箱操作”的怀疑。一些学生想出了办法：写公开信，开“微博”，借助舆论的扩音器放大自己的声音，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后来，那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争相引用的对象，亦被人们视为代表全部45名学生的声音。
但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并非全然一致。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都反对参加高考，但理由却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教育部的要求，但希望能有沟通、对话的机会，正如公开信中所写：“并不是高考了就是不改革了。”
但也有人的看法更为激进些。在校门口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学生潘登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教育部门在反对我们的改革。”学生程齐家则认为：“如果参加高考，就是对改革的背道而驰。南科大的改革关系到中国科教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想当历史的罪人。一旦高考这个事发生，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被颠覆了。”
个别活跃的学生，还会给同学们群发短信，再三告诫：不要参加高考。
一些学生的态度很简单：跟着校长走。学生小嘉（化名）说，他深为校长的教改理念和个人魅力所折服。
“我们还是学生，看的肯定没有校长透，所以我们肯定听校长的。如果校长让我去参加高考，我也会去。”
但朱清时一开始并未直接表态，他回避了学生，不在学校出现，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我们负责改革，但是学生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定。”
小嘉认为，朱清时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校长的理念在刚开学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需要想一想他之前说过的话就会明白。”
杀君马者道旁儿？
高考前的端午假期，许多学生都回家了，他们大多是去为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们加油。留在学校的学生不过十几名，他们也并未准备高考，而是利用假期在深圳游玩。还有部分学生由于反感老师的“骚扰”，搬去了校外的宾馆暂住。
6月3日，依然留在校园中的部分南科大学生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考与不考，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倡导因人而异，鼓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这名老师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舆论渲染的：“目前社会舆论似乎是说：‘不考’就是支持改革，‘考’就是背离改革。”
舆论的热烈关注令一些人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话出自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留下的条子，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在道路两边给你的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过分的期待与厚爱，才让骏马奔到超出极限而死亡。
基于这种担心，有网民建议：“现南科大一举一动，媒体盯得紧，有动辄得咎之惑。若为改革计，不妨能降降温，给多些空间。”
实际上，社会舆论对“反高考”的情绪化渲染，的确令不少局内人感到困扰。一名南科大行政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拒绝高考的南科大学生‘有种’，这种激发对立情绪的评论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关张，评论者当然不必为此埋单，但谁来为孩子们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这名校内人士认为，比起称赞学生“有种”，眼下更紧迫的事情是保留火种，在必要的限度内作出妥协。“深圳市的改革也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我们的教改并不一定非得突破高考的底线啊！”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也认为，高考并非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美国也有标准化考试，香港学生进大学要经过两次类似高考的标准化考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自主办学。”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招生不是一切的判断，不应把所有高教改革都悬在这一点。”
另一方面，坚持认为学生不应高考的人同样有他们的理由，教育学者熊丙奇就提出：“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行政机构怎样能做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有美丽的包装，但剥开之后，本质还是权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显然，妥协和不妥协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身处其中的政府、老师、学生和家长，可能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让教改坚持走下去——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各方都有许多理由可以支撑，也都认为自己充满了无奈，但谁也都无法确定：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否能让这所学校顺利走下去。
在南科大的学生们没有翻开的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题正是“回到原点”。现在，深圳市政府和校方已经各尽其力，学生们也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舆论的狂欢中，南科大能否回到它改革的原点？
信息来源：2011-06-09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39
要改革，不要口号：
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作者: 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公立大学必须要有内外两层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建基于对自己信誉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以及建基于法规之上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问责机制。对南科大来讲，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建立。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革”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
“教改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培养大纲和方案，甚至第二学期第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有制定；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
在没有一个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情况下，所录取的实验班45名学生年龄却有着从10岁到18岁的大幅跨度。即使对有30年开办少年班经验的中科大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以教育和全人培养来讲，年龄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学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发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艺体培养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养和管理方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任职达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绝了代招这45名学生。
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而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南科大学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续性的教员团队和由这个团队所设计、认同、落实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
对于理工科学生能力培养非常重要的实验课，在招生面试时就已许诺学生第一学期就开。而事实是到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也没有开。第二学期能不能开实验课、开些什么实验课、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则无从谈起。
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教改实验班”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为学生培养着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从教育的角度着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为高教改革着想的举措。而只是争取招生自主权、自授文凭权的人质罢了。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
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这就要求办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组建一个高度负责的筹建和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遗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
南科大作为一个全新的公立大学，其制度设计的第一环应该是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责任、行为的问责与监管，并以此为核心界定大学的管办学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校内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规章的设立。很遗憾，南科大的筹建缺失了这一环。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教改革呢？又用什么来实践和体现任何有意义的教改措施呢？
办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有正确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还要建立与理念相适应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动。很遗憾，南科大从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还停留在口号的喧嚣上。
承担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但对一个刚刚起步筹建尚没有任何内容作支撑的大学，什么该试，什么不该试，什么先试，什么后试，要有一个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论证，不能凭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更不能凭内涵不清逻辑不清的口号误导教育改革。很遗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没有分清楚一个全新的还在筹建阶段的大学该做的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信息来源：2011-06-16《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4
检察日报：
南科大二题
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学生集体弃考备受关注。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首席专家劳凯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贾娜
●2009年9月，朱清时获聘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2010年12月15日，朱清时在南科大官网宣布，南科大将不通过高考进行自主招生，毕业学生由南科大自授文凭。
●2011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南科大筹建。
●2011年3月1日，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首批45名新生入学。
●2011年4月，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布选聘公告，将面向国内公开推荐选拔2名南科大副校长，级别为正局级。
●2011年5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教育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南科大教改学生是否必须要参加高考”表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2011年6月7日，南科大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没有参加在学校设置考场的高考。
●2011年6月8日，朱清时称，孩子们的拒考并不是对整个高考制度的否定。教育制度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南科大就是这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小花。
●2011年6月8日，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前，朱清时多次提到的“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原则被写入《办法》总则。
信息来源：2011-06-17《检察日报》
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1-06/17/content_73322.htm
考还是不考，这是个问题
恢复高考34年来，南科大45名学生集体弃考事件无疑是对这个“最公平”、“最不坏”的制度最具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一次公开抵制
贾娜
南科大45名弃考学生在校门前合影
上海纽约大学，选址在浦东陆家嘴，将成为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2013年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首届本科生。
《绿海副刊》:实际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人，比去年957万人减少24万人，而去年，比前年减少65万人。社会对于下降原因有诸多分析，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放弃”是排在适龄人口下降之后的第二位的因素，南科大45名学生集体弃考不过是这种“放弃”的一次公开的激烈的表达。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无疑就是对高考制度及高等教育体制的评价。
劳凯声:这不仅仅是45个孩子是否参加高考的事情，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这件事，不同方有不同的看法。教育部的态度是，要求他们参加高考，根据高考成绩纳入现行统招体制中去，成为正式的大学生。南科大从改革的角度，不愿意再加入到原来的学校体制当中去。所以，南科大不希望这45个孩子参加高考。
从南科大来说，最大的尴尬在于，如果让这45个孩子参加高考，那么就表示南科大必须按部就班地按照现在国家规定的这一套制度一步一步地去办一所大学，他们希望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办成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大学的愿望可能就泡汤了。
《绿海副刊》:弃考对学生本身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鸣:南科大这45名学生其实已经录取了，已经考过试了，有什么必要再考？但按照“规矩”，大学生就是要通过高考才叫大学生，规矩就是这样!
劳凯声:这45个孩子态度很坚定，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态度来对南科大改革的决心表示支持。我觉得他们精神可嘉，我也非常欣赏，但是我多少有些担心，这样一种做法，最终会不会对这些孩子不利。我非常担心，会不会耽误了他们的前程。
《绿海副刊》:这一事件如果放在法律框架下考量，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公开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按照我国大学自主招生改革规定之“自主选拔录取资格生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须按所在省份招生主管部门规定方式填报高考志愿，使自主选拔录取资格生效”，南科大现已招收的45名在校生没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显然也是违规的。还有，南科大已入学大学生是否可以参加高考?外地学生能否在广东参加高考?归结到一个问题，我国教育法对高考有哪些规定?
劳凯声:高考不是在教育法中规定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高等学校的法规、政策规定的。
按照现行的政策，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由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来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从命题、试卷生成，到考试组织、分数排队都是一个政府行为，不允许任何一个个人、社会组织去单独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单独去做这件事情，是不被国家所承认的。国家组织的考试制度的权威性在于其得出的成绩可以决定考生能不能上大学、上哪所大学。个人或社会组织举行的考试，尽管很公正、很有信誉、也很有效率，因为不是国家考试，不在体制内参加考试，是不被国家所承认的。南科大既没有招生的权力，也没有组织高考的权力。所以，其设置考场也是违规的，考场是由政府来设置的，南科大怎么能自己设置考场?
南科大这件事情不能放在是合法还是违法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下来讨论。改革本身是对现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东西提出质疑，然后去改变它。
如果你首先用现行的法律去对照一下，你这个是违法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改革了。改革必须要突破，如果不突破就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改革的成果。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突破，使得这种突破既能够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同时也能被社会、教育部认可。这样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
张鸣:违法？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岗村不违法么？人民公社当时就没有这么个玩意儿。南科大的改革关键要看出资方支持力度有多大，如果力度不够，麻烦就大了。
《绿海副刊》:这几年持续的学生弃考现象是否会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构成冲击?造成人才的流失，甚至于对中国的教育经济产生影响?
劳凯声:我不是校长，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校长远不必担心这会对中国的大学构成冲击。中国每年高考学生在900多万，能够有条件去到国外、香港的是极少数。即便按照比例，一千万学生里有百分之五最优秀的人才，这五十万不可能都出去。我并不担心优秀人才的流失。
但是这种现象会让国内学生对国内高等教育产生怀疑。其实这是好事，这样校长、老师会产生危机感，去思考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真正地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绿海副刊》: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34年，高考被认为是“最公平”、“最不坏”的制度，是否也到了存废的关口？高考如何改革才能既保持其公正性又适应社会的发展?
张鸣:我早就主张高考要改革。高考的形式也可以存在，但是不能是全国统一考试，哪怕做到各省统一考也行。全国统一，那不是大学的考试，那是行政化的考试。具体的方式，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抽出一个月的考试期，这考试期内有无数的考试。大学可以联盟，统一出题。也可以单考，比如艺术、数学等。大学愿意考什么就考什么，哪怕不考试，面试入学也可以。考试机构可以出面组织一下。
国外是这么考的，民国时期也是这么考的，也没有乱套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整齐划一、不容易作弊，但是问题是，大学的教育不是看入学分数的多少，大学教育看结果。就业、社会评价、以后的发展前程，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多少牛人，这才是大学教育的评价标准。
信息来源：2011-06-17《检察日报》
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1-06/17/content_73328.htm
改还是不改，这是个问题
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为使命的南科大筹办以来的三年中，围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争议，教授治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探讨如影随形
贾娜
南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
6月14日下午4点，南科大校门前一片静谧，仿佛一段时间以来的喧嚣都不曾存在过。其时，距离南科大45名学生集体放弃高考，只有7天。吴伟东 曾强/摄
《绿海副刊》: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是吵吵嚷嚷了很多年，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南科大作为一个大学改革的试验田，未曾见到改革成效就遇到这许多的问题。当前是否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
张鸣:一个香港刚开始在内地招生，就把北大清华吓得要死，不就是因为人家的办学和他们不一样么。如果像这样的大学在中国有很多，北大清华就完蛋了。所以中国教育是非改不可，不改就是灭亡。
劳凯声:我赞同张鸣的前半句话，非改不可。后半句我有所保留。实际上，不改也有可能在传统的轨道上继续运行。我觉得，现在我们改革者需要智慧，能够运用所有的条件来实现我们改革的目标。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比方说，目前在国内，大概有三百多家公立大学，举办了自己独立的二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一方面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要求是独立法人，另外一方面，又和原来的母校构成了一种联系。一办校，马上就有了招生权，授课、授学位证的权利。它不必向教育部主管部门申请，只要向母校申请就可以。因此，像北师大珠海分校头年动土盖房，第二年就招生，非常快。比现在南科大的速度就快得多。它在体制内取得了一种突破。
《绿海副刊》:南科大的改革方向“教授治校，学术自治”，实际上可以总结为一点:去行政化。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说，南科大聘请校长、副校长由理事会讨论通过，这是改革的根本区别。2011年4月深圳市委组织部公告将面向国内公开推荐选拔2名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级别为正局级。由此看来，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很艰难。
张鸣:去行政化难度很大。但是必须去，不去就死掉。现在教育出现的所有症状全都是因为行政化，它是最大的祸首。国内高校目前是两个身份:一个是行政化机关，衙门，另一个才是学校。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把高校变成企业，另一个就是彻底开放教育市场。这种改革指望教育部是不行了，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去行政化单靠行政的方式是不行的，如果用开放的方式则可能成功。
劳凯声:南科大的办学过程就是与现行体制的博弈。这种博弈会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最终南科大能不能取得成功，我很难做出预言。我只想说，我们可以关注两个不同的个案，一个是南科大，它的特点是试图从体制内突破现行体制，办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不同于过去传统学校的新的学校。另外一个个案是上海纽约大学。这所大学是由美国纽约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它也是要办成一所高水平研究型的大学。这所大学和南科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试图从体制外(引进一所国外大学)来突破现行办学体制框架。
这两种改革，一个从体制内，一个从体制外。其实都是在探索改革，都是在探索如何能走一条不同凡响的、可以突破现行体制的、最终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办学效果的途径。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
《绿海副刊》:对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公众还能寄予怎样的期望?得到深圳市政府、广东省政府的支持是不是南科大改革的突破口?
劳凯声:正规的在体制内办一所大学，先要向教育部提出办学申请，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审查了办学条件后，决定是不是同意，同意后，一开始只是批准筹办，时间大概是三年，然后审查它是否达到条件，批准它招生。这个过程是很长的。这只是招生，其他还有授文凭、授学历等一系列的事情，都有一整套制度卡着。尽管教育部上上下下都很支持南科大的改革，但是南科大实际上面对的不是某一个个人，不是教育部长，不是某一个官员，而是整个国家的现行的办学体制，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体制，这是南科大目前面临的问题。
《绿海副刊》: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终的途径应该是什么?
劳凯声:现代教育是面向所有民众的教育，因此任何一种民间的力量都不可能完成普及教育的目标，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教育都会有一个国家化的过程。未来中国教育能否走出改革瓶颈将取决于公立学校的改革。公立学校改革如若成功，则教育体制改革就成功;反之，教育体制改革就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当前中国的公立学校改革存在两种思路。一是公法学的改革思路，一是民商法学的改革思路。简单地说，前者更强调公立学校的公共性质，即国家的教育责任。按这种思路，公立学校被设计成为一种由国家举办，通过公共财政经费来维持的公共服务机构，法律地位是一种公务法人。后者更强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种思路是从企业制度中获得的灵感，试图以一种法人治理结构来重构公立学校运行机制，调节不同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矛盾是一方面要坚持国家管教育，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如果国家推出去，教育就没了希望;另一方面国家不能过度干预。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大事。并不是说，国家垄断教育就是好，也不是说纯民间力量来做就是好。恐怕二者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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