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是最好陪嫁”

青春之无瑕，是在必要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但强调对传统贞操观批判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毫无禁忌的“性开放”。否则，一切盲目的跟风与叫好，未见得对“贞操”有多大的发言权。

柏万青的“贞操陪嫁论”引争议 （图：吴轶君）

内文导读

“贞操是最好陪嫁”

李银河：女孩身体不是货物

夏国美：性教育缺失在哪儿

火红年代的爱情故事

外国人的贞操观

时代的诘问

柏阿姨苦口婆心倡导贞操观，沉寂数年再度火爆的木子美却在微博客上大肆品评各地男人床品，各种光怪陆离的性观念、性道德在社会的幽暗角落中散发着鬼魅的光影。从谈性色变到百无禁忌，从因道德约束而感到窒息，到现在却因道德沦丧而感到迷茫，传统的道德地基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分崩离析。

曾经经历了性压抑时代的人们，如今似乎走到了性解放的另一个极端，将性享乐欲的放纵当作现代人性的解放和文明来辩解。现代性学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传统的性观念可以让人们超过30%的认同度。

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买卖淫、同性恋，现代性观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争议。有人认为我们开放过了度，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处的贞操观仍然让相当一部分人充满纠结;也有人认为我们开放得还不够彻底，我的身体我做主!从绝对隐私到绝对公开的巨大反差，蕴藏着困扰人性多时的时代诘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性?

“宛如处女”(Like a Virgin)。当穿着低胸结婚礼服的麦当娜以激昂的歌声调侃男人可笑的处女情结时，也宣告了女性独立时代的到来——“在第一次做爱以后，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处女。直到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我才意识到我已失去了贞操。”(陈冰)

关于贞操

记者/ 应 琛

前不久，素有“新老娘舅”之称、以调解市民家庭纠纷一针见血为人称道——尤以中老年粉丝居多的柏万青“柏阿姨”，在电视台一档节目里“语出惊人”：“现在有许多小姑娘不珍惜自己，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珍贵的陪嫁!”语毕，现场中年观众掌声雷动。

让柏阿姨没有想到是，与以往她在节目中批评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大家“一呼百应”不同的是，这次人们似乎一下子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她本人，且语言更加激烈，不留情面。

一时间，各种关于“初”的纠结像开了闸。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生活在这座以文明繁荣、浪漫开放著称的城市里的人们，对“性”及“性的交流方式”有关于自己的理解与释放，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而柏万青恰恰触及了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

性不是女人给男人的礼物。

性亦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剥夺。

由此引发的争议和谩骂，其实也已经超越了问题的本身。就社会成员而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贞操观”，如何去营造一个尊重“贞操”的社会环境，才是最需要反思的问题：真正应该谴责的不是性，而是无爱之性和以性为交易;贞洁并非“好女不嫁二夫”，而应该是爱情与性行为的统一。

青春之无瑕，是在必要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但强调对传统贞操观批判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毫无禁忌的“性开放”。否则，一切盲目的跟风与叫好，未见得对“贞操”有多大的发言权。

性不能随便

原来，那句引发争议的评论是2月27日晚柏阿姨录制《一呼柏应》“新闻串烧”环节的一句点评，当时讲的是一个刚考上中专的四川女孩。“一个16岁的小姑娘，拿着爸爸给的500元生活费不回家，在外面鬼混，竟然跟一个网吧认识的男孩同居去了，她说喜欢人家的原因就是他和某香港明星长得有点像。你说听到这种事我心疼吗。”

生活中的柏阿姨说话也始终保持直接和朴素的风格，她怎么想，就会怎么说，“心疼”两字用的还是普通话。即便事情过去那么久，网络反对意见这么大，柏阿姨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对这个16岁女孩的做法表露出一种长辈式的责备：“要珍惜自己的，我一直想要告诫这些小姑娘，要珍惜自己的。”说话的口吻，就像是在责备自己的孩子，或者亲戚家的小孩。

在“祸从口出”的第二天，柏万青就在网上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是网友给她的微博留言，还有的是编导整理给她看的材料。

她当时还特别找出这样几条留言给记者看：“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只是您只提到了女孩，才造成了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攻击。性是排他的，讲究忠贞专一。不光是对女人如此，对男人更是如此。”“支持您的观点。我也对部分青年荒谬的邪淫观感到痛心，国内某些论坛鼓吹‘性自由’，疯狂攻击传统贞操观、爱情观及婚姻观，影响恶劣，尤其是对学生有误导作用，希望柏阿姨发动起全社会的舆论力量，批判这些歪理邪说。”“我觉得您的观点很正确，更没有过时。西方国家当年推崇性解放，不也在若干年后，看到了恶果而改变了这样的思路，大力宣扬性保守了吗。希望您坚持您的观点，让更多沉迷肉欲而堕落的人早日醒悟。”

对这几条言论，柏阿姨都有自己的留言，她的留言是“有道理”。她自己也写了一条：“‘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珍贵的陪嫁’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位美国人讲的，没想引起了对贞操问题的大讨论。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性的张扬与放纵是可以亡国的。”这句话柏阿姨也听说过并一再强调。

柏万青说：“除了‘最好的陪嫁’这句话，我的意思更注重三点：第一，性不能随便，否则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女性;第二，性是排他的，讲究忠贞专一，这种仅仅因为和谁长得像就付出的性本身就是不忠贞的;第三，这个年龄的女生是不应该和人同居的。”

被物化了的贞操

其实，有关贞操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上海滩的话题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有关于贞操的讨论，所以柏阿姨并不是先行者。当年鲁迅先生对贞操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他们所有的看法都与今天柏阿姨的看法有差别。鲁迅先生说，如果把贞操问题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那么丧偶和离异的女人该怎么活下去?

这个话题本来不宜在公众场合讨论，柏阿姨说了之后，为什么在时隔几十年以后又再次被人们津津乐道?

有人认为，柏阿姨的话引起争议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把陪嫁跟贞操放在一起。这就等于把有“贞操”的女人物质化了，把女人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加以标签价格化。

而当这种观念被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的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

于是，许多自称“非处”的女人纷纷在网上发帖抨击柏万青的言论：“对性的约束是对人性的禁锢，是非人道的。”“你管人家结不结婚，两心相悦是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改革开放都多少年了，还谈贞操，你刚出土呀?”

诚然，说到贞操，就直接涉及到了性关系。所谓“性关系”，包含了四个层次的含意。第一，为满足生理需要而建立的性关系。第二，以获取金钱、财物为目的而建立的性关系。第三，为实现某种社会目的、借助婚姻形式而建立的性关系。第四，是恩格斯所说的，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而建立的性关系(婚姻关系)。从贞操角度看，第一、第二层次上的性关系，都是有失贞操的。

据有关婚姻机构近期的调查发现，我国在初婚人群中，婚前有性行为的女性就达七八成，有过多个性伴侣的女性接近五成。传统的贞操观念正在渐渐被年轻一代抛弃。婚前性行为已经被视为是人的正常需要，与道德无涉。调查显示，由于婚前性行为缺少约束，男性择偶时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了，如果他坚持要找处女，择偶的范围就要缩小70%-80%。”

2008年，浙江大学的“婚前守贞”培训课程曾引发热议。培训老师称：“在乌干达，原来的a\b\c，分别代表了拒绝(abstinence)、忠诚(be faithful)和安全套(condom)的意思，但是如果把其中的C换成character，就是‘品格’的意思，那这个abc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做的后果据说是，在乌干达，艾滋病的发病率减少了70%左右。

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守住贞操等于婚前处女都曾是一种共识。

所以即便要谈“贞操”，一个共识是，现代的“贞操观”早已脱离“处女情结”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阶段，进化到对妇女的从身心的全面解放。

注重贞操不是封建观念的回归，淡化贞操也不是对性解放的支持。或许，“守身如玉”要的并不是“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的落红斑斑，只是那种为爱情或尊严而捍卫身体的勇气，有这种勇气或意识足已。既与是否处女无关，也与婚前性行为无关——可以做爱，但不能乱爱，甚至滥爱。

因此，就现实而言，贞操观仍有重提的必要，但将其与“陪嫁”的捆绑，其实是将其凌驾于个人权利和婚姻的幸福之上，这无疑是对女性的一种道德强加。就此而言，提议者的用心良苦之下，似乎隐隐有“道德洁癖”的影子。

“失身”不等于“失贞”，破了处女膜不等于无贞操可言。在性关系、性生活方面的严肃、纯正与否，应该看思想、看品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男人的贞操

无论你怎么吩咐，

我都无条件地服从，

像是听从上帝的命令。

上帝是你的法，你是我的法。

——夏娃在《失乐园》的台词

世界上的男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话啊!因为他们人性的深处有涤荡不尽的自私与专制，几千年的历史尽情地诉说了这一点。即使在人人要求平等、人人讲求理性的今天，它也难以摆脱。它是人性脸上天生的痣——明摆着，不用去考证。贞操是男人自私贪婪的胜利，是对女人进行的心灵结扎术。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贞操”又叫贞节，是指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传统道德。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贞节观念好似勒在古代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它既是对女性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武器，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在观念上的表现。

很明显，贞操的产生及演变，已经异化成为女性单方面的“道德强加”，正如有论者所质疑的那样，柏阿姨的言论一味强调女性，那么对于男人的“贞操”，又在哪里呢?

胡适先生很早之前便在《论贞操》中写道：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

贞操既是对于女性而言，也是对于男性而言，假若这个世界有只有女性而无男性，那么“贞操”也就无所谓存废。然而只要求女性遵守“贞操”，而不谈男性遵守，那既背离公平，也难有说服力。这也是所谓“贞操陪嫁论”的致命逻辑缺点。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性学会理事、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此前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提出，性道德观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开展性教育的重要问题。“但是柏阿姨的这种观点已经是个老观点了，它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实际也是一种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现象。”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贞操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是在爱情的条件下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就不应该一概而论。”

同时，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发起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在古代很容易做到保持婚前贞洁，那是因为当时一般十四五岁就结婚，而现在很多人都是20岁，甚至30多岁才结婚，结婚年龄的推迟导致难以保持婚前守贞。

她说，目前婚前性行为上升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最好的办法就是“疏”而不是“堵”。“有些人会走极端去修补处女膜，这几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带有欺骗性，并不符合童贞的本意，是非常可笑的行为。如果是取悦男性，男性也是非常迂腐，最后得到的都是假的。”

确实，先进的科技让“贞操陪嫁论”没有现实存在感：不仅可以让单身的女人成功受孕，还能成功修复破裂的处女膜。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这个技术简直就是一匹神马，让“贞操陪嫁论”顿时成为一片浮云。

有网友甚至认为，假如婆家真的如此看重“贞洁”，两情相悦的青年，何尝不可偷偷试用这一科学技术?——为了伟大的爱情!

但新的时代，“贞操”不再仅仅是女人的事情。觉醒后的中国女性，开始学会重新审视身边的男人，她们对男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背叛提出质疑，并大胆地提出了“男人的贞操”这一新的概念。

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它毕竟和婚外性行为不一样。婚外性行为，是违背了忠诚承诺的，那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但婚前的性行为，双方都是单身，那违反了什么道德呢？不就是婚前守贞的道德嘛！

记者/应 琛

“说女孩的贞操是给婆家最好的礼物，(我)觉得这代表没活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活在宋朝或者明朝。说得好些也是活在1950到1970年代。现在婚前性活动比例早已超过六成，有的城市达到七八成人，把贞操送给婆家做礼物的女孩快成恐龙了。”

上月，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对柏阿姨“贞操陪嫁论”的观点。

李银河，这位当代中国最具争议的性学者，作家王小波的妻子。数十年来，在和大众惯性常识的激烈碰撞中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她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但仍表示将继续提交……

在一个“性”被压抑也被道德化的国度，她明目张胆地大谈“性权利”，从此，被指为“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李银河，这个曾与世界上最为幽默风情浪漫智慧的王小波并排而立的名字，如今已然与婚外情、同性恋、多边恋、虐恋、乱伦、卖淫……诸多“不体面”的词紧紧捆绑。即便骂声无数，李银河依然我行我素：她用她的书、她的调查、她的话语作为武器来捍卫她的思想。她的言论“酷”得如同女斗士。

3月的一个午后，在她位于北京南郊的家中，李银河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面对李银河，你会发现，所有的惊奇都来自于，她的外表与其内心所存在的巨大落差——她穿着宽松的绒线衫，捧着保温杯，一口又轻又飘的北京话，“我们到窗边聊吧，我想晒晒太阳。”她看上去实在太朴素、太不酷、太不拽了，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女权主义先锋”。

沉默下来的时候，她就那样不言不语地坐着，胖胖的脸盘像她的身体和脾气一样没有棱角、无所谓的样子。聊天从她养的鱼以及书房里亲朋送来的画作开始，她的表达同样柔声细语。直到进入正题，她才提高了声音，偶尔略显激动。

有人说，李银河很“难解”。作为学者，这位提倡“性权利”的女社会学家永远有挑衅传统的勇气，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女人，她朴素随意，偶尔还会发些感慨：“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要么禁止拉手，要么对男性同样要求

新民周刊：在现代社会如何理解贞操？

李银河：我想凡是说“贞操”这个词的人，意思和宋代还是差不多吧。尤其是当她指是送给“婆家的嫁妆”时，指的应该是“婚前性行为”，也就是婚前贞洁。当然也有人把“不搞婚外恋”认为也是一种贞操，但具体到她的讲话里，应该就是所谓保持童贞。

新民周刊：是不是有这样看法的人都是像柏阿姨这个年龄段的？

李银河：对，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一般都是没有婚前性行为的。这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这种说法在稍微有点岁数的人中应该是非常有支持率的。应该说从宋明礼节开始，政府表彰婚前守贞，成为“烈女”的人，政府就会给立一个牌坊之类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观念非常深入人心。而且这也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实践。

当然，婚前性行为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可能有改变了。但如果我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不会太在意。但像我那个年代的人就会特别在意。如果你有婚前性行为，那是一个污点，是一个被上帝看到的污点，不是为了躲避世俗的眼睛，而是一种内心的约束。

新民周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像你这个年纪的人，多数人都在选择服从习俗，为何你却敢挑战它并选择研究性学？

李银河：因为它不合理啊。习俗中有一些是好的，但有一些就是不合理的，比如歧视妇女就不合理，歧视同性恋，就是不合理，所以我要挑战。但肯定得付出的代价，就有人乱骂呗，招人恨啊。我说过习俗的力量很蛮横，也很强大。所以当你做一件在约定俗成看来离经叛道的事情，你就是在挑战绝大多数，会受到反弹。但是你有理智，你知道它是错的，你知道它是坏的，如果你有力量、有这个位置、有这个话语权，你就应该来向他们说不。

研究性学主要是因为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性的观念，这种像社会习俗一样的东西，在一二十年间一下子变了一二十个百分点。这种观念的转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例如英国的婚前性行为要变一个百分点都得好几十年。可见，新增长的全都是年轻人，人们的行为变化有多快。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你是能理解柏阿姨的这种说法，赞同她观点的也不少，但为什么这句话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李银河：她们的思想很过时、很老旧呗！首先，她们不了解现状。比方说，已经有60%的人送不出这样的礼物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却想力挽狂澜。再者，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是多重的：第一，片面地要求女孩，好像女孩才要送这礼物，这是一个对男女不同的双重标准。如果要主张不进行婚前性行为，一定要对男孩女孩有同样的标准。从这个话，可以看出柏阿姨们还是比较男权主义的，是男权社会的遗留物在她们脑子里占了上风。女孩必须清白守贞才有价值。如果发生了婚前性行为就跌了价了，这是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年代的思维方式。那个年代，婚姻的结合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不是两个个人。女孩要是想嫁得好，并得到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保持童贞，就像卖一个高价似的。你看，连妓女开处都比一般的收费要高。

而现代婚姻已经不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是两个人通过恋爱后个人的结合。现代婚姻已经进入这样的时代了，两个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共同追求快乐和幸福。那两人之前有没有发生性行为根本就是无伤大体的的事情。

第二，她们的这种要求有没有道理？所谓性行为到底从哪儿打住？是仅仅阴道交才叫性行为吗？香港中华性学会主席吴敏文曾提出，其实接吻、抚摸、相互手淫，这些都是不同程度的性行为。那她们所要求的，是不是连接吻都不可以呢？现在有几个孩子在婚前不接吻？谁还能听你的呢！如果仅仅要求的是最后一步——一个处女膜而已，也是一种很奇怪的要求。

实际上，真正“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连拉手都是不被允许的。要不然孟子这么大的学问家也不会专门去讨论“嫂子掉进河里，小叔子能不能去拉”的问题，碰了手其实就跟性交差不多严重了。所以你要求送的这个嫁妆是什么？是全套都包括，还仅仅是指处女膜是一个礼物？

新民周刊：“处女膜”是女孩一个比较具象的标志。

李银河：对，就是一个标志。所以还会有处女膜修复术。如果要真有本事，你就主张婚前禁止接吻，禁止拉手，坚决不能碰，因为一碰基本上就进入这个系列了。这是一个渐进的，程度不同的肉体交往的一个过程。到底要把贞操的界限划在哪儿？现在谁敢这么说，肉体就是不能碰，碰了就犯规了。如果没人敢这么说，反而去强调一定要保留处女膜，这算什么意思？这也是她逻辑上不完备，遭到非议的原因。

新民周刊：为什么古代女性能做到保持童贞，现代女性做不到呢？

李银河：这也是她的第三个错误。她忽略了现代中国和古代一个很大的区别。古时候，青春期比较晚，女孩子大概在15岁左右。但在很多朝代女孩的结婚年龄在13到15岁，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想要保持婚前童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现在一方面人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0多岁到现在有70多岁，孩子的青春期都比之前提前了一两年。而我国法定结婚年龄又分别是女孩20岁，男孩22岁，加上晚婚的趋势有所增加，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你要所有人保持童贞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做不到。

贞操观的改变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变迁，她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也希望大家能回到过去。由于这个希望没有绝对的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她才会说出“最好的陪嫁”这样的话，但跟人的冲动比起来，能比得过吗？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男性仍有“处女情结”吗？

李银河：我也跟一些男孩子聊过。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北大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男孩就一定想要处女呢？”他说总觉得身子被别人碰过了，感觉不干净了。男生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出于雄性的那种嫉妒吧。

我觉得这恰恰不是一种很值得鼓励的想法。因为这还是把女孩的身体当成一个占有的对象，就好比买东西要买原装的一样，还把她当成一种货物似的。可实际上女孩也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她以前可能爱过别人，和别人发生过性行为，但她还是一个完整的她。这或许也是百年来中国女子守贞的观念，让男人也有了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把女人当成一个东西，仅仅当成一个被占有的对象。如果你要是破处，你就不完整，就不是一个完整美好的礼物了。把女孩物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

新民周刊：女孩在这方面是不是就比男的看得开，不太在意？

李银河：这就是典型的男权思维呗！加上男人是不是处男，也分辨不出来。现在好多男孩都手淫，他还是处男吗？这个处男到底是怎么定义的，也没标志。对于女孩来说，男性贞操没那么重要。

新民周刊：难道男人就没有所谓的贞操观了？

李银河：这就是我说的双重标准。现在说的保持童贞，都是片面贞操，单方面要求女的。男的非但自己不想这个事情，社会上也不怎么要求。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公平。要不就同样要求，加上彻底要求，连接吻拉手都不可以。你到底是主张什么，想清楚了再主张。

婚后忠诚也是一种“贞操”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我国的“性革命”是从何时开始？

李银河：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在80年代初，这些事情就纷纷出来了。当时还是非常扎眼，还是少数比较着急的人先做了，接着这帮人就被严打了。但后来越来越多人这样做，量变产生了质变。1997年之前流氓罪处罚的是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之后就保留了“聚众淫乱”这样一个完全出于自愿的罪名，也就是在所有出于自愿下进行的性行为，只有三人以上的性行为才会受到处罚。

新民周刊：现在我国国民的“性”开放到什么程度？

李银河：1989年，我在北京做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无论两人确定关系与否，有过婚前性关系的城市占样本的15.5%，农村就更低了。当时四五十岁的人群里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几乎是零。而最新的调查资料却显示，婚前性行为在上海准备结婚的女性中已达到59%，在广州更高达86%。这个比例直追西方性革命之后的婚前性活动水平。

新民周刊：随着婚前性行为的增多，伴随而来的，是人们贞操观念的改变吧？

李银河：全国妇联曾做过一项贞操观调查，在生命与贞操孰重的问题上，很多的中国妇女仍然选择了贞操重于生命的答案，其中农村妇女有七八成持这种观点，而在城市里仅占四五成。

但随着婚前性行为的增多，人们结婚时对童贞的要求，也自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美国，对18项择偶标准的统计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童贞的重要性被列在第10位；到1977年，女性将其列为第17位 (倒数第2位)，男性列为第18位 (倒数第1位)。另据对33个国家约10000人的调查，最看重童贞的有中国、印度、印尼、伊朗、以色列；最不看重童贞的有瑞典、挪威、芬兰、荷兰、德国和法国。美国也不太看重童贞，但其程度不如北欧国家高。有些相对宽容的西方人，甚至会认为伴侣的童贞是缺点，原因或者是证明对方不吸引人，或者是担心对方过于缺少性经验。

新民周刊：你曾经说过婚前性行为分为传统的、浪漫的和自由的。就你个人而言，支持哪一种？

李银河：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因为爱而进行的性行为，也就是浪漫的。因为有爱的性才更美好。罗素也专门讲过这个事。对于没有爱的性，他说：“欢愉过后是一片空虚的感觉。”真正有爱的性才能使人们真正愉悦。

新民周刊：那你反对第三种婚前性行为？

李银河：对于把性与爱分离的情况，我也不反对。比方说木子美的那种，我觉得也无所谓。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的一种权利。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性，那就让他去做吧，也不违背人的身心健康，当然只要都是单身人就行。别去搞婚外恋，婚外恋就是犯错误的，是违背婚姻的忠诚承诺的。

新民周刊：所以有性学家提出“二度贞操”的概念，把婚后对婚姻和另一半的忠诚也视为“贞操”。

李银河：传统意义上我们指的贞操，一般是指能不能避免婚前性行为。从历史上看，贞操的定义也是很明确的，应该是“男女授受不亲”，这才是真正贞操的本意。如果要把这个概念沿用到婚后，应该也行吧，那么就要重新严格地定义下：要包括婚前和婚后两项内容。

新民周刊：你认为婚前的贞操和婚后的忠诚哪个才会是更好的“礼物”？

李银河：如果拿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比，那肯定前者是没问题的。婚前的话，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但结了婚，就说明你已经有一个承诺了。如果有婚外性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新民周刊：婚前性行为与道德无关？

李银河：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它毕竟和婚外性行为不一样。婚外性行为，是违背了忠诚承诺的，那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但婚前的性行为，双方都是单身，那违反了什么道德呢？不就是婚前守贞的道德嘛！

但现在这个道德的两派一直处于拉锯的状态，虽然这个标准从未消失，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道德已经过时。在一个婚前性行为已成大多数人行为的国家，很难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因为，所谓规范就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某种行为一旦成为大多数人的实践，就不应当被认为仍是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了。

新民周刊：有人说，如果每个人都嫁给与她上床的第一个男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错误与失败的婚姻。你怎么看？

李银河：我觉得这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很多场合碰到一些男科医院的院长，他们就跟我说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办婚礼，但没多久就离了。原因是那方面不行。他们说，就算是市场上买个东西还得试试看灵不灵。如果一点都不了解，那就有可能找到一个病人，性功能障碍的。

新民周刊：这跟之前主张“试婚”是一个概念？

李银河：对，这些大夫就比较主张试婚。不试试哪能就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啊！想想现在避孕的方式又那么完善，保证别怀孕就行了。且不论是不是有病，两个人是否和谐，那也不妨一试。谁又少了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女的会少一张处女膜？我觉得中国人这种处女膜情结还是挺可笑的。有些国外的记者采访我时，听到“处女膜修复术”笑得简直都直不起腰来。

新民周刊：事实是，很多医院开设有“处女膜修复”手术。

李银河：当然，即便在今天，片面的贞操道德，仍旧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这就解释了处女膜修复手术的兴旺，其背后是长久以来反性、禁欲的道德观的传播和实践。既然已经不是处女了，非要通过一个外科手术去修复，很可笑，这本身也是一种欺骗行为。

别给孩子灌输错误的性观念

新民周刊：2008年浙江大学还开展了守贞教育，去年也有美国的宗教来中国做守贞教育。比起这些，我们更应该加强的是不是性教育？

李银河：对。根据美国的一个调查，在美国接受过守贞教育和没有接受过的孩子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都是14.6岁。这证明他们的婚前守贞教育是完全无效的。

在全国的性学界都讨论过这些问题，大家一直主张要用综合性的性教育来取代守贞教育。守贞教育非但没有效果，而且传播一些很错误的信息，让人觉得性很恐怖，很肮脏。综合的性教育包括：正确的性知识和性观念。这个教育部都是发了文件的，北京都搞了试点。有些民间的社会力量也在开展正确的性教育。我上次也去参观了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性教育基地。

新民周刊：是初中还是小学？

李银河：小学，他们组织了一场观摩会。底下坐的是小学三年级的孩子，给他们讲讲精子、卵子还有XY染色体等之类的。

新民周刊：您觉得三年级的孩子能听懂吗？

李银河：听得懂。性教育也分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年龄要讲不同的内容。从小学就开始性教育并不算太早。像国外，有些性教育从孩子三四岁就开始了，因为从3岁开始孩子有性别的观念，家长就可以开始讲一些较浅的性知识。

有些男孩初次遗精的时候，都吓得要死，以为是尿床了，我们决不能让孩子处于这种蒙昧的状态。有一点是要明确的，一旦孩子进入了青春期，就一定要讲性本身。反之，就有可能发生未婚先孕的情况。

新民周刊：小时候是否有家长来说比较合适？

李银河：应该是这样，但家长的层次也参差不齐。很多家长在孩子问他们是怎么来的时候，会说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就造成有些孩子都很大了，还相信自己就是捡来的，不是父母亲生的，不沟通到这个程度。

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希望学校当做一门课程，提供一两个课时，当一种科学知识专门讲一下。老师可以进行正规的培训，有正规的课本，还有适当的讲课方式。你去培训家长，得费多大劲啊。

新民周刊：不过，现在网络也比之前发达很多，孩子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也比之前多很多。

李银河：有调查说，现在平均上网年龄是六年级。如果到了六年级你还什么都不说，孩子自己都全看见了。而且有些上成人网站，这些成人的东西不是为性教育设的，这是为了成人娱乐的。不会给你一个正确的信息。好多孩子得到错误的信息，这样的话学校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考查标准。一个学校的性教育有没有做好，就应该看有没有少女怀孕。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性教育。现在倒好，一发现有小孩怀孕了，就把她开除出校，这简直是太TMD不负责任了吧。小孩要是意外怀孕的话，应该是惩罚老师和校长的。

新民周刊：你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采用的是怎样的态度和方法？

李银河：我还没对他做性教育呢，他今年10岁，没到年纪。我觉得当他快遗精的时候，我一定要讲了。不能让小孩一点都不懂，我一定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讲什么是遗精，什么是精子，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

我就一直给做性教育的人举郑渊洁的例子。我觉得他做性教育的方式特别经典。在他儿子6岁的时候，他给他孩子做性教育。当时他孩子正在看书，碰到一个问题，就问他“为什么下雨时，先看到闪电，再听到雷声”。但郑渊洁说，先给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就拿了一个面包圈和香蕉给他孩子讲。讲完后，他儿子说了这么一句“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个问题的原因了吗？”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大人觉得性教育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很严重，但在孩子眼里，只是单纯地将它当作普通的科学知识来接受。在他们的心目中，讲性交就跟天上打雷下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给孩子讲性本身，不要把大人过多的反性禁欲的思想全部加到性教育里面。要让孩子在一开始就接受一种正确的观念。他们反而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应该怎样去做。

新民周刊：其实也只有更多了解，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随着中国价值多元趋向的形成，中国人在谈论性的问题时已经不再那么羞羞答答，应该说有些人已经在勇敢地追求性的权利和性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人们性观念进步的同时，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处的贞操观仍然让相当一部分人充满纠结。

记者/陈 冰

一边是柏阿姨苦口婆心的贞操观，一边是沉寂数年再度火爆的木子美各地男人床品微博，各种光怪陆离的性观念、性道德在社会的幽暗角落中散发着鬼魅的光影。从谈性色变到百无禁忌，从因道德约束而感到窒息，到现在却因道德沦丧而感到迷茫，传统的道德地基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分崩离析。

曾经经历了性压抑时代的人们，如今似乎走到了性解放的另一个极端，将性享乐欲的放纵当作现代人性的解放和文明来辩解。现代性学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传统的性观念可以让人们超过30%的认同度。

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买卖淫、同性恋，现代性观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争议。有人认为目前性观念开放过了度，也有人认为我们开放得还不够彻底，从绝对隐私到绝对公开的巨大反差，蕴藏着困扰人性多时的时代诘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性？

性之多重奏

上海“荧屏达人”柏万青阿姨的“贞操论”听上去的确有些刺耳，毕竟封闭的、从一而终的传统性道德观念已经面临着地震似的崩解。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贞操视为封建时代的代名词，是传统社会加诸女性的枷锁与束缚。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常常会从平等的角度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男性就没有贞操？

著名性伦理研究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国美指出，如果柏阿姨换另外一个词语来表达性伦理的价值——女孩子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慎重选择婚前性行为，也许就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了。

中国经历过谈性色变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性总是与黄色、淫秽、下流、低级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当中，父母和子女是绝对不可以谈性的，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是讳莫如深，感到很羞耻。这就导致了中国性教育的长期的空白，也造成了一些人的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疾病。

夏国美清楚地记得，因为自己研究艾滋病的关系，曾经跟医学院的学生探讨相关问题，即便是如此专业的人士，谈到性，依然会脸红。而在国内各大电视台频繁出现的心理学博士张怡筠也还记得，90年代初期在大学演讲，会收到学生们偷偷写来的小纸条，向她讨教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而现在，大学生已经敢公开举手发问，“老师，你是如何看待3P的？”

随着中国价值多元趋向的形成，中国人在谈论性的问题时已经不再那么羞羞答答，应该说有些人已经在勇敢地追求性的权利和性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人们性观念进步的同时，积淀于民族文化深处的贞操观仍然让相当一部分人充满纠结。特别是对男性而言，在追求女性时，往往要求对方“解放思想、奉献身体”，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却又要对方必须是处女。将贞操等同于处女膜的双重道德标准导致大量社会悲剧的发生。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丈夫自己已经失贞了。在结婚前夕她还是坦诚地道出实情，以求得丈夫的理解。没想到婚后半年，丈夫在一次争吵中以此为由对她污言秽语，大加嘲讽。感觉人格受到严重侮辱的妻子立即选择了离婚。”

夏国美说，按理，婚姻双方当中坦诚相告的一方，理应获得对方信任度的增强。可现实是这种坦诚反而成了女性脑后一条随手可揪的道德辫子，容易将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离奇的现实出现了——处女膜修补手术成了一项热门手术。父权社会以贞操作为传统性道德标准的观念，在今天科学手段面前显露出的虚伪已成了一种最大的自我讽刺。

抛开陈旧的贞操观，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我的身体我做主”呢？

“性革命针对性保守而言，以为西方的性革命、性解放就是自我充分选择，不受任何约束的观念绝对是一种认识误区。”夏国美说，“自由总是需要相应的自觉来匹配，你要有充分的自由，你就要有充分的自觉，城市行走的自由需要交通法规的自觉，市场买卖的自由需要公平交易的自觉。所谓自觉就是你要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意识到乱来的后果是什么，有了自觉的自由那才是能够保障幸福的真自由。我们现在有些人只要性自由，不讲性自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对两性心理复杂性的了解并不比3岁孩子对城市马路的复杂性知道更多。孩子要求父母给他自己穿马路的自由，能给吗？中学生要自由恋爱，做父母的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还不知道性爱之河的水有多深，漩涡有多险。等你明白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纠缠于到底是开放过度抑或开放不够的争论。其实在社会发展中，标准都是相对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自行车前进时，扶手究竟偏左好还是偏右好呢？这样的争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左右的调整为了保持稳当前进。性的解放与伦理规范也没有固定尺度，要以保持社会安稳、家庭幸福的和谐秩序为根本；要以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为准则。”

如果能坚持以上认识，也许我们就会厘清不少观念上的偏差——不是要结婚才能有性，但也切勿婚前乱性。任何选择都应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并清楚地知道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

得失两难的游戏

情感对于生活，犹如水源对于生命。当水源枯竭的时候，人们要去寻觅新的源头，同样，当情感枯萎的时候，人心也要去寻找新的精神。从自然生命的观点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有人再向前推理一步，将性的需要和饮食的需要作类比：人在单一的食物吃厌以后，想要改换饮食的品种，似乎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常理；但是人在单一的性对象身上无法感到满足甚至感到厌烦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像饮食一样经常改换对象呢？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看，这简直是荒淫无耻、罪恶滔天；即使从人性的道德伦理角度看，也是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的，因为性涉及双方人格意志的伦理法则，毕竟不同于食品更换中人对物的支配法则。

但人生在世，注定要陷入这种或那种两难的境地，性与情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两难。于是，不少人采取了一种避免两难的寻觅道路——婚外情。

婚外情的起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数据表明，中国离婚夫妻中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高达39.5%。但在国内，很少有夫妻能够坦诚地交流关于性的话题。如同婚姻需要经营，性同样需要精心呵护。心理学博士张怡筠建议夫妻之间需要静下心来，沟通交流。“不止说事情，还要说心情；不止听语意，还要听情绪。”通过观察对方，换位思考，沟通想法，缓解情绪，从而达到吐露内心真实想法的价值观分享高度。

除却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婚外情，还有众多社会原因导致婚外情产生。一方面，由于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人们对两性关系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单一，金钱的作用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少部分人为了钱权利而自愿做“小三”的社会风气。

关于如何惩戒“小三”的争论由来已久。如果大家没那么健忘的话，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上海发生杨玉霞毁容案。作为小学教师的杨玉霞，在婚外恋遇阻后对男方妻女用硫酸毁容。杨玉霞虽然被处决，但这场风波引发的震荡在国内却久久不能平息。

站在传统婚姻立场上的人们，主张“法办”小三；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们，则以一种严格的逻辑矛盾提出了反对的理由：既然婚姻以爱情为基础，那么当婚外恋产生了真正的爱情时，没有爱情的原有婚姻就应该结束才是合乎道德的。第三者的确立究竟应以什么为基点？是婚姻的形式？还是爱情的基础？这个令当今整个世界困惑的问题，换一种角度又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

上海某大学有一位女大学生跑到情人的家里，对女主人说：“既然你没有能力吸引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无条件地让出来。”据华东师大的调查，在许多女大学生中，都赞成这种“将竞争机制引入婚姻”的观点。

夏国美感慨，此论一出，令老一辈大跌眼镜，令婚姻中的贤妻忧心忡忡。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那就是：法律的网眼太大，爱情的基础太虚，道德的说教太弱，良心的分量太轻，钱财的腐蚀太快，责任的约束太小。现代的婚姻啊，它就如同卫星上跌落的碎片，在太空中飘忽，不知还能依靠什么！

根据夏国美的相关研究，无论因为何种原因掉入婚外情的泥潭，都会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尤其是一旦打开了性的大门，那种缠绵、自私、嫉妒、庸俗都迸发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高尚还是卑鄙，都会越陷越深，满身泥泞。

“现代社会，不但有了婚外恋是一个两难，是不是要有婚外恋也是一个两难。正如吸毒者说，不吸毒，觉得人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刺激，即使活100年又有什么意思？然而一旦吸了毒，享受了一时的快乐，生活又被毁了。”

不少人认为，好不容易到世间走一趟，不追求一下自由人性的潇洒和风流情感，似乎活得太冤；但一走进婚外恋的怪圈，人性又难以承受。这种矛盾，现代社会实在太多：帆船越洋、高地跳水、山顶滑翔、悬崖攀登、机车大赛……尽管不断有人惨死，但寻求刺激的人们却日益增多地去进行冒险。婚外恋，只是这类冒险中的一种隐秘形式而已。

从世俗功利的视角看，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些摒弃性伦理去做肮脏交易的人，一时活得风光无限？性交易作为一种手段，在追求权力、地位、财产和名声等目的的驱动下，性道德的批评和制约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从宗教道德视角看，罪恶总会受到报应。但是，那只是在有信仰的人中间产生作用，而如今支持人性正义的普遍信仰是什么呢？

赤裸裸的交易

现代社会的买卖淫，给性伦理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仿佛决堤的洪水将爱的理性和秩序卷进无奈的沉浮之中。

有人提出：性，作为人的正常需要，因为种种原因，有的人无法通过恋爱、婚姻的理想途径获得，又不能通过强迫犯罪的途径觅取，于是就通过金钱购买、双方自愿交易的市场原则得到，据此，有人提出实行“红灯区”的合理性问题。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性交易，实际上是女性出卖肉体给男性的交易，如果说这种交易是合理的，那只是男权社会彻底歧视妇女的合理性。女人丢弃了人格和尊严，把自己从人变成商品，从提高女性群体地位的角度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夏国美指出，在买淫和卖淫问题上的伦理学争议及其困惑，已成为国际伦理学界最棘手的难题。夏国美于1997年和2009年在上海地区对商业性性交易女性开展的大型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当代女性涉足卖淫的初始动机和原因扑朔迷离。

一些是家庭经济困难，想积累资本以图将来发展；一些则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及轻松刺激的工作环境；还有一部分是在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受虐，因生活污浊或为发泄对男性的怨恨而涉足卖淫。

夏国美曾经访谈过一位26岁的姑娘。她有一定的学历，喜欢读书，喜欢音乐，看上去文雅、聪慧。她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一切都是按照自愿的交换原则来确定伦理原则的。既然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那么性器官也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或出租。卖淫作为一种职业，只要将性与情分离开来，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女孩有一位男朋友，原先在货轮上工作。两人恋爱后不久，男方就不再工作了。男方觉得，自己天天上班，月收入也就千余元左右，还不如女友一次卖淫赚得多。于是，他干脆放弃工作整天陪女友一起玩。这位女孩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陪酒，有时则在酒吧的客人中卖淫，每月收入高达两三万元。

她用这些钱和男友共同出入高级娱乐场所，肆意挥霍。在她的朋友圈里，大家对做这行(指卖淫)并不觉得丢面子，因为你能赚大钱，能享受高档的生活。相反，如果你去站柜台，每个月赚几百元钱，买不起名牌衣服和化妆品，那才会让人看不起。

女孩告诉夏国美：“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很少有被劳教以后就洗手不干的，因为这会被朋友看不起，说你吃官司吃戆了。除非你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人家把你包起来，可以继续过奢华的生活，否则整天看着人家穿漂亮衣服，享受豪华生活，心里的感觉就不好。”

而在夏国美访谈的大量陪酒、卖淫女中，持类似亚文化价值观的年轻女孩比比皆是。但天堂的美好只在想象之中。与这种骄奢淫欲的生活相对应的是，女孩们必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夏国美的调查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卖淫女从身体到精神都毁了。“身体上讲，因为大量喝酒，又酒后纵欲，她们的肝和胃全部都坏掉了。至于生殖道疾病、性病甚至艾滋病都无可避免。而在心理上，她们已经无法重建对异性的正常关系，无法承担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很多人想得好，干两年就收手，回老家开个店，嫁个人，生个娃，重新开始。”夏国美说，“可是没人能重新开始。这样的生活只要过上两年就可以把身心彻底击垮。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上海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传染途径几乎全在性接触上。”

夏国美进一步分析，我们国家从1979年出现第一例性病，一直到90年末期这20年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到90年代末期当时的数据是维持在每年80万例左右，后来统计不再进行了，但是你去医院访问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都是人头攒动。性病的门诊生意之好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艾滋病，我们看到的是全球艾滋病的形势已得到了控制，但我们中国的艾滋病只能说是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还是在不断地上升。部分是因为性观念的多元性和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的不强，但是更多的是多性伴现象的出现。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性接触传播比例还在8.4%，到了2008年已经上升到40.3%，2009年继续上升为47.1%。

当今社会对金钱的过度崇尚让不少人开始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价值，而不管钱从何而来。既然金钱本身没有贵贱之分，谁有金钱谁就高贵，那么利用自己唯一的资本去争取竞争的成功，并获取较高的收入，就必然会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

“一方面，社会在教育中始终倡导着这样一种信念：赢得竞争需要掌握真正的本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给出了大量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令卖淫现象迅速泛滥的社会心理根源。”夏国美说。

性的教育

表面上看，社会上对待性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开放，青少年的性交体验越来越提前，但在如何进行性教育上，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有关生理常识，老师通常一笔带过。更多的人通过非正常途径了解男女之事。过分的遮掩和回避导致了更多的好奇与尝试。

1997年，国家教委一项关于《全国大学生的异性交往》的研究课题，通过随机抽样，对全国638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在异性接触、性爱抚和性交三项调查中发现，男生做过的比例分别为39.5%、25.6%、10.9%，女生分别为45.5%、28.9%、8.4%，而且他们中有一些人在中学时就有过性交体验了。

华东师范大学1996年对200名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8.2%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存在道德问题。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中，性成为“爱情快餐”中不可缺少的主食，那种将爱情当作婚姻基础，性占有当作婚后意识的观念，早已被看作陈糠烂谷。但正如很多人将历史比作车轮，各种现象会轮番起伏，性的开放到达一个高度后也会出现回落。2003年广东的一项调查中，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率高达87.17%(女)和59.18%(男)。最新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0后的婚外性行为比例仅有4.9%，而绝不容忍婚外情的比例高达72.9%，敢于抵制婚外恋的高达82.9%。正是社会潜在的这种开放和回归的观念冲突，令柏阿姨一句“女孩的贞操是带给婆家最好的陪嫁”会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引来社会两种观念强烈的反响和争论。

性教育到底该怎么进行？

“我认为现在的性教育，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一种停留在简单的生理常识性上的教育，而应该延伸到系统的性爱教育上，性的教育如果说仅仅是展示两性的生殖器官，介绍一下它的功能，这样的教育未免太过简单了，因为性其实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心理的、伦理的、社会的、法律的等等，现在少女的早孕，大量的堕胎，未婚堕胎的人数超过了已婚人数，还有性病、艾滋病的蔓延，不懂得异性的性心理，在分手之后导致的情杀、自杀现象迭出，而这些悲剧，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的性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性爱的系统教育上，要让人们掌握更多的关于性的心理、文化、伦理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夏国美建议，我们的性教育，不仅要给孩子教授一些生理卫生常识，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我们性文化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或者重要的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需要不同年龄段的内容和知识。比如说你幼年的时代可以给他一些生理常识方面的教育，然后等到他青春萌动的时候可能告诉他的是性的文化、性的心理，性的伦理这方面的东西，让他如何来自律，如何来了解异性的心理，如何知道性其实是人类的一种责任等等。然后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更需要的是向大众推广我们中国传统性文化当中最美好、最高尚的一些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是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我们把爱情排斥在性文化之外，而我们只是看到一些纯粹的性的技巧，那是我们性文化的一种悲哀。“真正的幸福不在无限膨胀的欲望渴求中，而在合理调节的爱情追求中。”

心理学博士张怡筠的建议似乎更为奔放。在台湾从事教育的若干年中，通常她都会给大一的新生开设一门性教育课程。“性教育是成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A片吧。”

2008年1月6日，李振盛与祖莹侠结婚40周年之日手持当年的“文革”婚礼照片合影(摄影江融)

940年出生的李振盛，一生只接触了他的初恋孙培奎与他太太这两位女性，这些事已写入英国出版的《红色新闻兵》一书里，他在国际上做演讲时，他对此也是这么实话实说的。有外国人很好奇，问他：你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恋爱的？拥抱吗？接吻吗？他答：当然没有，很多人不但当面没有，在背后也没有。

记者/贺莉丹

现旅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文革”期间，李振盛亲自拍摄并保存了大约10万张底片。1996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访问讲学。自1999年底开始，他在纽约与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摄影集，2003年由英国菲顿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等6种文字出版，当年被《美国摄影》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次年荣膺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并被美国多所大学相关历史专业选作教科书。8年来，李振盛的环球摄影展览已在40多个国家/城市巡展，观众数超过150万人。2001年9月，李振盛在纽约目击并记录“9·11事件”中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爆炸倒塌的情景，为这场世纪大劫难留下历史见证。而早在1997年4月，李振盛在北京潘家园废品站“捡漏”买下2万余幅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丢弃的全国影展和国际影展的参展、获奖作品，他称之为“废照片”，让它们重现凝固的历史。同年7月，他以美国华文媒体身份获准采访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见证。

被国际媒体评为自1855年以来150年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并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的李振盛，在青春期经历了怎样的萌动与蜕变？近日，李振盛先生跟《新民周刊》记者分享了他的当年，往事并不如烟，感触依然厚重。在那个“红色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年月，一代人的青春与婚恋，与国家的命运交融跌宕，因而被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浓重的政治色彩。

相恋六七年却为爱而分手

青春的萌动不分时代，但人的观念却是不同的。李振盛的年轻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特殊时期，“我们年轻的那个时候，比起我们上一辈好一些，但比下一辈，我们就有点儿白活了的感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在婚恋的问题上，远远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开放，这么大胆。”他感喟。

1940年出生的李振盛，一生只接触了他的初恋孙培奎与他太太这两位女性，这些事已写入英国出版的《红色新闻兵》一书里，他在国际上做演讲时，他对此也是这么实话实说的。有外国人很好奇，问他：你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恋爱的？拥抱吗？接吻吗？他答：当然没有，很多人不但当面没有，在背后也没有。

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东三省几座城市招生，当时，凡是在读高中生及往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李振盛与孙培奎都是从大连考上长春电影学院的，而后相识。“那个时候艺术类院校招生人数很少，我们学院共 5个系，一共才150人，我读的是摄影系，孙培奎读的是表演系，我们有时放寒暑假还一起同车回大连，相互就这样熟悉了。”李振盛回忆。

当时，他觉得孙培奎属于那种很典型的贤惠，不张扬的女性，“比如说，表演系老师给他们布置无实物小品作业，让男女同学在一起扮演一对恋人，就是要把谈对象演得真实，她一说话就红脸，总是害羞不好意思，这在表演中叫做‘有杂念’，表演作业自然是做不好了。”作为山东人的李振盛，喜欢孙培奎文静的个性，“那个时候，男同学多数都不大喜欢那种性格张扬的、咋咋呼呼的女生。”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之间谈对象，大多都是秘密恋爱，敢于公开恋爱的人屈指可数。在李振盛的印象中，他们学校文学系和表演系一对男女同学是公开恋爱的，星期天这对年轻恋人到长春南湖去玩，公开出双入对，“我们其他同学都觉得他们爱得很狂热，真的是很超前啊，他们是很敢爱的那种，让人羡慕”。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对同学虽然感情很深，但后来并未走到一起。

而当时李振盛和孙培奎的恋爱，“好像在秘密搞地下工作似的”，即使是他们的同学也大多并不知情。“我们当时好像是在谈恋爱了，但是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又好像没有恋爱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之间的约会通常是在无声中进行，有时对面走过使个眼神，或者擦肩而过时往手里塞个小纸条，或者是趁周围无人赶紧打个招呼，约定星期六傍晚到长影技师楼后边小树林去溜达溜达什么的。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肯定觉得很可笑。而且，那时年轻人初恋一般不会超越恋爱阶段的行为底线。”初恋的回忆，让他笑出声来。

当年的电影学院都有“专业甄别”的规定，即经过头两年的学习过程，如果有的学生专业课不及格，或者老师觉得该生缺乏艺术细胞，两年后就会被甄别了，转到其他院校去读书。而孙培奎却是自己要求不想学表演艺术的。当初是高中老师看她形象好就鼓励她报考长春电影学院，尽管她一再表示想学医、不愿当演员，最后长春电影学院还是录取了她；入学不久她就要求调整专业，老师认为她适合演某些角色而舍不得让她离开，但她去意已决。于是在1962年，孙培奎从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转到吉林师专改念中文系，这样孙、李二人就分开了，但还同在吉林省。

当年的长春电影学院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催生上马的。到了1962年，等李振盛和他的同学们意气风发地学习了两年以后，那时中央下达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条战线从“大跃进”到“大调整”，各省刚刚上马不久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刚创办两年的长春电影学院也在此列，全校各系都要调整电影专业，比如，读电影摄影系的同学要改学新闻摄影，同学们对此心有不甘，怎么办？1962年8月，时任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陈荒煤到长影视察，性格耿直的李振盛作为学生代表，单枪匹马，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荒煤，表达了同学们热爱电影事业的心愿。这次越级上访被定为“搞非组织活动”。到了1963年毕业时，李振盛领教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教训”，尽管当时他已经是被新华社选中的五名毕业生之一，即将到北京学习一年英语，作为驻外记者培养对象。但结果就因为一年前的越级“上访”事件，他最后失去了这个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机会，随后被“发配”到黑龙江科委情报所。李振盛经过个人奋斗自主择业，最终到黑龙江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

孙培奎1965年从吉林师专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四平市城郊一所中学教语文，当班主任，并被评为优秀教师。孙培奎先后两次从四平到哈尔滨，李振盛也两度到四平，互相看望，他们的恋情稳固地维系着，也在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应该说，我和孙培奎相恋六七年，那是一段苦恋，最终却分手了，这是‘文革’造成的一个悲剧。”李振盛感叹。

当时，孙培奎的母亲是辽宁大连金县(现金州区)一名纺织女工，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造反派”诬指她是“地主婆”，并且第二天要押着她游街示众，为了维护尊严，她上吊自杀，但绳子断了，吊了个半死，等她清醒以后，扶着墙，把自己的手表搁在隔壁的窗台上，留给女儿(手表在那时算是“三大件”之一)，最后她一头撞在院子一角的厕所石头墙上，死得很惨烈，“在那个时候，这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名是用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

命运急转直下，孙培奎一夜之间成了“地主狗崽子”，她在学校的平房单身宿舍的窗子都被造反派给砸了，无处安身的她，最后只能到同在四平市的表演系一女同学家里暂住。

1967年5月，孙培奎专门到哈尔滨来看李振盛，表示要跟他分手。“当时我们已经相处六七年了，我想，要是没有‘文革’，我们肯定要谈婚论嫁了。她坚决要与我分手，就是怕影响我的前程。”李振盛回忆，那时，孙培奎觉得，他是做新闻记者的，而她自己却属于“黑五类”，一定会影响他的事业。李振盛于是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那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都可以。”孙培奎反问：“到哪儿不查户口啊？”的确，在那个时代，连找对象都要向组织报告对方的“家庭成分”，如果“成分”不好，单位就不给开介绍信，你也就结不了婚。

最后，孙培奎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李振盛发现以后，追到火车站，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他不甘心，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四平再去找她，他想挽回，但没有用，孙培奎的意思很坚决。

不久，李振盛接到孙培奎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片，是她与一位男青年的合影，她在信上说，“我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等我了。希望你能和祖莹侠好，她是个好人，很值得你爱。”与她结婚的人是长春一汽的一位青年技术人员，“她嫁给他，就是想让我早点死心。”李振盛明白孙培奎的一番苦心。

在此之前有一个插曲，当年，孙培奎到哈尔滨看望李振盛时，就住在报社单身女编辑的宿舍里，这样也就认识了李振盛的同事祖莹侠，她们俩谈得还不错。后来，孙培奎就跟李振盛说：你跟祖莹侠好吧，她是共产党员，人又漂亮。“孙培奎是忍住巨大痛苦做出这个决定的。她的经历也充满苦难，一夜之间从优秀教师变成‘黑五类子弟’，她无法承受，也心灰意冷。但她仍在劝我要跟祖莹侠好。”李振盛说。

他在他的那本《红色新闻兵》中讲道：孙培奎是为了爱而分手。

一场空前绝后的“文革”婚礼

在李振盛来到《黑龙江日报》的次年，也就是1964年，祖莹侠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该报总编室做秘书。他们一起参加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社教”队员，祖莹侠在“社教”中入了党；“文革”开始以后，他们都同属由7名青年人组成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

得知孙培奎结婚了，李振盛知道自己再没指望了。后来他和祖莹侠慢慢产生感情相恋了。当时，李、祖二人相约外出时，也是采用秘密联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出了报社大门，不会是两个人并肩走，而是隔着马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往前走，等到走到没人的地方，再会合到一起。”李振盛说，“我们也知道谈恋爱并不违法，但是那时的社会氛围让我们觉很不好意思公开。当然，后来同事们也都慢慢知道了。”

1968年1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很低，报社的同事们为李振盛和祖莹侠举办了一个简朴的革命婚礼。由报社资深编辑杨福栋担任主持人。

那时早已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般在机关工作的青年男女大多都在25岁前后结婚，凡是到了28岁尚且未婚者，就会被称为大龄青年，对女性来说就算是超龄了。当时，李振盛和祖莹侠都是27岁，这已经算是晚婚了。

那个年代，尽管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但人们还是沿着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轨迹前行，照旧居家过日子，结婚生孩子，每日三餐饭，油盐酱醋茶……

那时正在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结婚没有挑选黄道吉日这一说，也不讲究必在中午之前完成典礼，通常都是选择在某个周六的晚上举办简朴的“革命婚礼”。这天上午，李、祖二人在报社开了一封结婚介绍信，到离报社不远的哈尔滨市道里人民公社田地分社办理结婚登记证书，从而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婚姻程序。

报社里由摄影组和编辑部几位热心的同事正在张罗他们俩的婚礼。那时他们的月工资是56元，摄影组同仁计算了一下，说买糖果、茶叶和香烟大概用不了一个月的工资，李振盛就把钱交给同事们去采购，只花了36元钱就置办齐了婚礼用品。

当天晚上，李振盛与祖莹侠在报社二楼小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典型的“文革”婚礼。多年以后，李振盛依然记得：会议室四面墙壁都是“红海洋”，那是用红白油漆涂写的领袖语录；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几个脱了漆皮的暖水瓶和一些搪瓷水杯，暖水瓶里沏泡着茶水，用大茶盘盛着糖块和香烟放在桌上招待客人。参加婚礼的人都是编辑部及印刷厂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狂热岁月里，参加婚礼这类活动，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人间烟火的味道，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脸上都挂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这对新人都没有为结婚而买新衣裳，只是暂时脱掉了平日穿的类似黄军装的外套，那是当时的流行装。李振盛在穿了多年的对襟棉袄外面加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罩衫，祖莹侠在小棉袄外边穿一件绿底小白花的素罩衫，“那个时代结婚的新人看上去都是表面光鲜，其实是光而不鲜，在罩衫里面仍是穿了多年的旧棉袄。这种罩衫最先是从上海兴起的，我们那时觉得很实用，穿脏了可以脱下来洗的。”另外，除了每人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总也不离手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这对新人浑身上下也没有一点喜庆的红色，胸前更没有大红花；婚礼现场除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再没有任何彩带或彩纸了。

年长李振盛9岁的杨福栋作为这场婚礼的主持人，他说话声音宏亮，富有穿透力，他的幽默与才智更为这场婚礼平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当宣布婚礼开始时，主持人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带上来！”这对新人在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会议室里，主持人首先带领群众挥动“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大家一起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由一名到报社“支左”的大学生在场拉手风琴伴奏，接着宣读当天上午刚刚办好的结婚登记证书，随后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再向到场的群众鞠躬，最后是夫妻行鞠躬对拜。

完成这一套基本程式之后，主持人杨福栋宣布革命群众向这对新人赠送“最最珍贵的贺礼”，是一本由近20人共同签名赠送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编辑者是“中国革命摄影学会”(注：现今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摄影学会，“文革”中一度更名为“中国革命摄影学会”)。其他礼品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等“红宝书”和领袖“宝像”，还有李振盛的老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赠送的用彩色电影胶片编框的一幅毛主席像，背面是由其抄录的毛主席诗词《咏梅》。以上这些结婚礼品，都被李振盛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有些实物在他的环球摄影展览中，作为“文革文物”锁在玻璃柜中展出。

接下来是李振盛所在的摄影组同仁送上一件用报纸包着的礼品，非让这对新人当众拆开不可，结果包的是同事们“偷”了李振盛的一面带支架的圆镜子，背面镶有李、祖二人在松花江边自拍的合影。把这面镜子拿到婚礼上也能逗得一乐，这个“小包袱”引起群众一片哄笑声，活跃了气氛。

下面就是让人们倍感惊喜的“大包袱”了：主持人拿上来一个扁扁的长方形纸包，人们都好奇地猜想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呢？主持人让这对新人一层一层地撕开纸包，最终看到是两块红纸黄字的牌子，分别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人们一见这两个红牌子立即明白其用意了，大家兴奋起来，一个劲地起哄说“赶紧给他们挂到脖子上”，在一片哄笑声中，不由分说地把牌子挂到李、祖二人的胸前，让他们俩忍俊不禁，有点哭笑不得。

“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是在模仿‘文革’岁月里挂大牌子批斗‘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情景，这也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意吧。在那个年月里，没有多少可以让人欢乐的东西，这个创意也让大家乐了一把。那个时候大家欢乐的起点并不高。婚礼现场的情景被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同学刘歧祥拍了下来，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可惜的是我这位老同学没过几年就英年早逝了。”李振盛回忆。

当时，报社的住房十分困难，根本没有房子分给新结婚的青年职工，不少人都是婚后照旧住在单身宿舍里。婚礼结束后，几位老大姐送这对新人去入“洞房”，这个“洞房”是临时借用报社招待所一个房间，四面的墙壁上也是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红海洋”，招待所房间原摆着4张单人床，拆掉两张，合拼两张，床上铺的哈尔滨毛毯价值54元，这是摄影组四位同事集体赠送的，他们俩收到的最为实用又是最昂贵的结婚礼物，这床毛毯他们一直使用至今。

那时没有法定的结婚假期，每天照常上班，各自在食堂里打饭吃，晚间回到这间简陋的新房里睡觉。这对新人在这里住了7天，然后各自搬回男女单身宿舍去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是极为贫困的。那时的大学生的工资有明文规定，本科毕业生头一年每月46元，第二年是56元，以李振盛夫妇为例，他们俩每人56元的月工资拿了17年，没涨过一分钱，就靠两个人的112元钱过日子，养大了一双儿女，此外，每个月李振盛还要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亲寄10元钱。

大约半年后，他们终于有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十几平米的房间，这才算有了一个家。他们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张“一头沉”的桌子，38元，这是唯一凭票买到的家具。而李振盛就是在这张桌子压着的墙角地板上锯开一个洞口，把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负面”底片用油布包起来藏在地板下面的。这段经历让他难忘：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俄式平房，几家合用一个露天厕所，那时是天天都在讲“阶级斗争”，一旦发现邻居有任何异动，都会有人去“检举”，所以李振盛在锯地板的时候，祖莹侠就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把风”，一有人经过，就得马上停止拉锯，“结果花了一个礼拜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把底片藏在洞里以后，再把木板重新压下去。”后来，报社把李、祖都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我们找到最可信赖的同事李明达到家里，就像刘备托孤似的让他看看埋藏底片的洞口，再三嘱咐万一我们有生命意外时，请他务必把这些底片取走保存好，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婚前，李、祖二人都还没有见过双方的父母；婚后，他们相约，准备1968年春节先去山东荣成老家过年，然后再去牡丹江看望岳父母。1968年11月底，祖莹侠接到了她牡丹江老家大哥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至今，李振盛依然记得妻子祖莹侠悲痛欲绝的样子。他们后来才知道，她父亲是自杀的。老爷子是牡丹江宁安县石岩公社中心卫生院的中医大夫，医术高超，名声挺好，“文革”中，造反派说他是卫生院里工资最高的“反动技术权威”。又查出老爷子在日本统治东北时期曾给当地小火车站的日本站长看过病，就说他是“汉奸”和“日本特务”，造反派为了逼迫他交代“罪行”，先逼他在批斗会场站在火炉旁边烘烤，烤得他浑身大汗，然后扒下他的棉衣棉裤，推到室外去让他冷静冷静，在雪地里冻几个小时，东北农村的冬天室内外的温差相差几十度，老爷子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第二天，就在隔离室上吊了。

“爱情中有欢乐，也伴有痛苦。”李振盛感叹，他一生接触的这两位女性的长辈——孙培奎的母亲和祖莹侠的父亲，都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选择自杀，以这种极端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理解，他们的自杀行为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敢于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尊严，是很值得尊敬的。但结局是悲惨的，我为她们失去亲人深感痛心。”

当时祖莹侠的大哥还在信中说，“要向组织报告此事，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她在家里痛哭不止，把眼睛都哭肿了。祖莹侠强忍着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向报社“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她的父亲自杀了。马上，祖莹侠就被打入另册，派到所谓的“学习班”去了，凡在这个学习班的都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1968年10月30日，李振盛的儿子出生了，当时不论是政治气候，还是自然气候，都摆脱不了严寒的阴影，思量再三，他给儿子起名叫“笑寒”。因为儿子的名字，险些招来一场政治风波，他用智慧和幽默应对“革委会”主任找他谈话，最终总算化解了“笑寒风波”。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因在日记里写了两条决心：“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被认为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还要狂，指责他“妄图投敌叛国”。在300多名报社职工面前，李振盛被押到台上批斗了6个多小时。次日凌晨，“革命小将”押着李振盛坐上吉普车去抄他的家，那时他的爱人祖莹侠刚生孩子不久。他们抄走了李振盛珍藏多年的邮票和私人相册、信件等物品，所幸的是，他事先埋藏在地板底下面的“文革”底片躲过一劫。

1969年李振盛和祖莹侠先后被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了两年多。虽然夫妻都在柳河五七干校同一个营里劳动，但他们并不在一起生活，因为那时候凡是夫妻，都在不同的男女宿舍里，所以那时虽然是合法的夫妻，也等于是分居了。过了将近一年多，五七干校开始要照顾同在干校的夫妻生活了，每两周一次的周末，临时安排几间空房子，让为数不多的夫妻把各自的行李搬到一起住一个晚上。每当这时，男宿舍的“五七小将”就对李振盛起哄：怎么还不搬走啊？等他第二天把行李搬回宿舍的时候，又会被这样搞笑一次。“在那艰苦穷困的年代里，东北有句歇后语‘叫花子打板儿——穷乐’，五七干校里的这种乐呵，也是苦难中的欢乐。”李振盛说。

当时五七干校的口号是“一辈子扎根农村闹革命”，大家都说，这辈子算是完了，再也不能搞自己的专业了。但是李振盛却相信，明天总会是更美好的，“我当时就常常暗示自己，为了将来还能搞摄影，在电锯上干活时一定要保护好眼睛，还要保护好手指，无论如何，就算是万一出事故，也不能锯断摁快门用的右手食指”。当时，他看到有人在电锯上干活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就死了，那人曾被打成“右派”，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只用草席卷了，就埋到林子里了。那时，他在林海雪原里拍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两根干枯小草在雪原中迎风挺立，他在照片旁边写下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另一张是林海雪原一苍松，他写下“天生我才必有用 ”的自励句。1972年2月6日，也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李振盛的女儿笑冰降生了。3个月以后，他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2004年，他应邀到伦敦大学做演讲的时候，还特地放映了这两张图片，听众掌声热烈。

他于是常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多么苦都会挺过来。

“婚姻要相互扶持地走下去，慢慢变老”

用镜头记录历史，始终是李振盛从影的信念。每当遇到新闻事件的时候，他都有记录的冲动，包括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身在纽约的他，也拍到了世贸双塔倒塌的全过程等很多灾难照片。

小时候，李振盛的祖父曾给他测字算过命，说他一生在坎坷当中度过，晚年会平安享福。“我这个人的性格，决定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坎坷当中度过。人生，只要去奋斗了，去体验了就好。”李振盛笑言，“几十年来，‘谦虚使人进步’这句话本没错，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行也不敢说行，总是装成谦虚的样子给别人看。如今我作为古稀之人，回望自己的一生，坦诚地实话实说，毫无疑问我在事业上是成功了。我向来认为，看一个人的能量和实力，不是看他在顺境当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当中反弹得有多高。我是属于后一种，越有压力越有反弹力。所以我真诚感谢那些曾经无端地迫害、打压过我的人，还有那些从未善待过我的人，是他们给了我在逆境中反弹的巨大动力。我用一生在进行‘一个人的战斗’，始终在自我奋斗，努力在证明着自己，我的人生实践证明：我李振盛行！借用并改进一句广告语：神州行，世界行，我能行！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我做到了！”

作为夫妻，一个人的成功跟另一个人渊源匪浅。在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李振盛每年春节都没在家里过，妻子祖莹侠无悔无怨。1997年4月，他在北京潘家园购买2万多张“废照片”的时候，祖莹侠跟他一起挑捡，风里来尘里去，“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留历史。”一些细节也能体现出生活中的包容之心，比如，李振盛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弃的人，从中学到大学使用过的东西他都保存着，那时他们在北京方庄的家不大，四处都堆放塞满了各种资料，“她能容忍我什么东西不肯丢也是很难得的，这成就了我的收藏。”

“祖莹侠这个人性格开朗，对人热情善良，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太太。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又都是活得真实的人，一个人活着，能让别人说你是一个真实的人，就是很高的评价了。”李振盛感念妻子给予他的巨大支持，“尤其是她陪着我从‘文革’苦难当中走过来，不离不弃。”

幸福的婚姻好像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他们携手，走过风雨岁月。在李振盛看来，婚姻就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要相互扶持地走下去，慢慢变老，“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敢轻易离婚，谁要是离婚了，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那个时候搞恋爱谈对象，并没有广泛选择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介绍人给你介绍一个，一般就得成，不然介绍人也不高兴啊！当时在这方面有很多社会压力，也有不成文的道德压力。当时我们报社也有个别人离婚的，或者是搞恋爱见过好几个对象的，通常会被同事说成是作风有问题，也不好面对同事和家人。这种社会压力不只是一个单位的，而是整个社会氛围下人们遵守的一种道德规范。所以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很幸福的。”他说。

现在，他们俩结婚43年了，时间为明证，“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也时有争吵声，我认为这是家庭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夫妻之间，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也是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频率会降低的，这就是生活。没有起伏的音乐还能叫音乐吗？ ”

“我们青春时期谈恋爱搞对象，没人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拥抱接吻。这事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难以置信的。”访谈中李振盛首次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他们夫妇在国际上的一次遭遇：“2003年6月26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我的环球摄影展览在巴黎首展开幕，当天巴黎文化艺术界为我举办庆贺晚宴，我影展的策展人罗伯特·普雷基席间讲话时突然‘发难’说：‘李和祖35年前从恋爱到结婚从未当众拥抱接吻，今天请他们在浪漫之都巴黎为影展成功而拥抱接吻吧！’话音刚落，50多位嘉宾跟着起哄，又是鼓掌，又是欢呼，万般无奈，却之失礼，我说咱们今天就豁出去了，在一片鼓噪声中首次当众拥抱了，也接吻了。”这一情景被法国摄影师贝纳德·勒巴斯(Bernard LeBars)抓拍了下来”，普雷基笑言，李和祖终于补上了人生的这一课。

“我们那个时代的恋人竟然不敢公开拥抱接吻，这事在国际上说死也没人信。但是，不管你是有悔还是无悔，那就是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李振盛笑呵呵地说。

日本学校近几年也开始加强对学生的性教育的尺度

全球范围内，女性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最小是15岁，主要是非洲中部国家和乍得共和国；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上的国家包括埃及、哈萨克斯坦、意大利、泰国、厄瓜多尔以及菲律宾。美国女性“脱处”的平均年龄为16岁，英国女性为18岁。

撰稿/乐小悠

美国人随便吗？

先说个我身边的故事。

女性朋友H交过一美籍华裔男朋友W，见面三周后，双方考虑要不要敲定关系，能够谈婚论嫁的那种，于是提到“第一次”的问题。

受中式教育长大的H虽然不反对婚前性行为，但是觉得两人刚刚熟悉，不宜进展过快。美式文化熏陶出来的W却对“25岁的H还是处女”这个事实大为震惊，觉得她是不是在说笑话，因为在美国，这个年纪的女孩大多都有性经历了。另外，按W的美国思维，都约会三次了提出这个要求属正常，若女生拒绝，就是两人关系“没戏”的信号。

当W终于搞清楚H不是在开玩笑的时候，着实有些吓到，这意味着对待“处女”女朋友得更加慎重，要负的责任更大。W匪夷所思的同时，H也纠结：是自己观念保守落后了还是ABC(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男友太开放？为了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要不要迁就他？

H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说“不”，因为关系确实没到那个火候，也不确定此男是不是Mr. Right。最后，两人还是由于若干价值观的差异，没有走到一起。回头想想，H庆幸当初没有冲动。

光听W的描述，你会觉得美国青(少)年都挺开放啊，贞操这么不稀奇。拜好莱坞文化所赐，我以前也是这么个印象。

曾经看到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某集中，五个医生(两男三女)围在一起回忆“第一次”，其中四个颇为自豪地表示，分别在15—19岁时完成了“第一次”，轮到某28岁单身女医生时，她先脸红着不肯分享“私家记忆”，实在绕不过只好支吾说是在“黄昏的海滩”，结果被同事一眼看穿她还是个处女。女医生大窘，嘴上虽不承认，耳边却响起夹杂着无比同情和嘲笑的起哄声。在那些同事看来，28岁的处女就像个“怪胎”，不是生理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再举个例子，美剧《老爸老妈浪漫史》中，自称把妹高手的某男明明23岁才有第一次，却非要说成17岁，生怕被朋友小瞧了。

也许你要提出反驳：这些都是影视作品，不能当作论据。可有句话叫“艺术源于生活”，不好意思承认大龄仍是处子(女)身的(美国)人，一定是存在的，因为身边“非处”太多了。回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学生不就是“性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夜情，疯狂做爱之后分道扬镳，连对方姓名都不知道。

当时的性解放运动让人们的性观念出现了彻底的变化，尤其是女性，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性生活、性体验也不再是夫妻的专利，既可以和准备结婚的恋人发生婚前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根据1991年美国人口统计中心的资料，两性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男性为15.7岁，女性为16.2岁；到18岁时，86%的男性、62%的女性不再是童男处女。而开展性教育前，大多数美国人都要等到结婚后才有第一次性行为。

1984年，美国女歌手麦当娜的一曲“宛如处女”(Like a Virgin)唱遍了大街小巷。当穿着低胸结婚礼服的麦当娜高唱这首性感泼辣的歌曲时，宗教人士纷纷抗议，却阻挡不了她高涨的人气。这首歌不仅成为麦当娜的成名曲，后来还被流行音乐杂志《滚石》评为20世纪最伟大百首流行歌曲之一。

所谓“处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宛若”？麦当娜偏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调侃了男人的处女情结：他们认为只有第一次才是最珍贵的。而她要强调的，是去掉性别意义的“处女”观，只有动了真情，才算“脱处”。正如多年以后，麦当娜回忆与第一个男朋友的交往：“在第一次做爱以后，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处女。直到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我才意识到我已失去了贞操。”

性解放运动的正面影响不容置疑，它鼓励年轻男女勇敢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反对世俗偏见，消除对性的恐惧、焦虑和不适当的压抑，但是很多人误解了初衷，罔顾后果或不负责任地性滥交，结果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率高、未婚先孕案例骤增、艾滋病蔓延……

一度以开放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的美国，不得不开始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逐渐走向保守。1996年起，美国政府开展了一项长达10年的“禁欲教育项目”，配合学校课程，教育孩子如何保持婚前性纯洁。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担任得州州长的时候就强烈支持禁欲教育，连任总统后，更是在2005年国会预算中，专门划拨了1.7亿美元用于“禁欲教育专项资金”。

到2007年，为劝说青少年在婚前不要发生性行为，美国已经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但收效似乎并不理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所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有88%曾承诺在婚前“禁欲”的12至18岁青少年违背了诺言。

几年前，美国常春藤联校中陆续出现了学生禁欲俱乐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率先于2005年成立俱乐部，接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校纷纷出现类似团体。虽然那些社团成员在大多数人眼中仍然属于特立独行，他们的观点甚至遭到嘲笑，但至少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贞操的讨论：等，到底值不值得。

“其实在美国不同地区，对贞操的看法也因人而异。”美国朋友芮秋尔跟我解释，美国东西部沿海地区相对比中南部地区开放，所以婚前失贞是普遍现象，也被大众所接受，而在保守地区就会被视为可耻，教会还会组织守贞教育，呼吁女生婚前不要发生性行为。“沿海地区开设的性教育，主要强调安全及如何做好避孕措施等；中南部地区侧重于宣传性欲节制，讽刺的是，还是有不少青少年会发生婚前性行为，但又不知道如何避孕，偏偏那些地方还不允许堕胎。”

芮秋尔生活在“外人看起来很开放的”大都会纽约，那里有1/3的人是外来移民，文化传统呈现多样化，所以对贞操的态度也不能一言蔽之。“比如我有两个25岁以上的朋友仍是处女，她们希望能把美好初夜留到新婚，主要因为家里都是虔诚的教徒。”

而电视剧中，那个28岁的处女医生最后是这么驳斥嘲笑她的同事的：“我是个处女，但这没什么可笑的。我等了这么久，只是希望我的第一次是特别的。”

“贞操”的宝贵不在于什么时候给，在于是不是给了对的人。所以你瞧，美国人也不都是随便的。

传统VS现代

其实在古代，西方和东方在女性贞操观上极其相似——女性在成婚前要保持处女之身、婚后要遵守节操。甚至在寡妇问题上，各个古文明也取相似立场，大都宣扬守寡烈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上层社会还流行过女性贞操带，防止女性遭到强暴或与丈夫以外的人有染(当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出现的男性贞操带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现代文明中，欧洲人的贞操观念有了怎样的转变？先说说中东欧。结婚一年多的乌克兰朋友奥莱娜告诉我，在乌克兰传统文化中，贞操是一个女孩最宝贵的财富(和柏阿姨的观点一致)，未婚女性头上不包饰物，象征纯洁；不再是处女后，就要把头包起来。如果女生在婚前就“不洁”、不能把第一次留给丈夫，那是极大的耻辱。婚后第二天早上，新婚夫妇在与宾客和家人共进早餐后，要把沾了血的床单亮给大家看，证明新妇之前是处女。

“这是过去的习俗，我觉得很糟糕。如今情况大不同了，但也取决于个人。”奥莱娜说，“我猜男生都很乐意成为女生第一个做爱的对象，婚前或遇到爱人时希望她是处女，有些男人对于一生只能拥有一个女人应该会觉得很不爽；女生们则希望男性更有经验。”

奥莱娜有朋友在13岁就不是处女的，也有朋友25岁仍然是处女的，而后者“绝对是又酷又漂亮、思想开放的人”。“年龄大了仍然保有贞操不会被看作一种缺陷，但是如何看待‘失贞’就看个人理解了。”

原则与教育

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人对贞操的看法，我无法一一说尽，姑且举几个小例子。

曾有中国人在德国和当地年轻人讨论过婚前性行为问题，德国人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结婚以前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如果没有事先试过，怎么能知道两个人婚后的性生活是否和谐呢？性生活不幸福就不能说婚姻幸福！

一个中国朋友的德国老公在听到我转述的“贞操陪嫁”说后，特别惊讶：扯淡啊，为什么一定要求女生把第一次留给未来丈夫，而男生就不一定是处男？这会让女性在两性关系和婚姻中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将来我的女儿到了交往年龄，如果她想和所爱的男孩子有进一步接触，就让她去吧，前提是要遵循社会道德准则，并且注意安全。”

但对于婚姻和婚后性生活，德国人是有原则的。婚后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是为绝大多数德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被认为是绝对不能犯的错误。

听完丈夫的话，这个朋友接着给我讲了一件事。2002年，她的一个朋友在网上交了个荷兰男友，后来男方要来上海见女方。临出门前，男生母亲给他准备了避孕套，还很高兴地说，我儿子终于要成为男人了。当时，女生已经不是处女。后来，两个人结婚了。

荷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性观念最开放的国家，家长对孩子的引导也很坦然。荷兰儿童从6岁进小学就接受性教育，不仅学习有关性的各种知识，甚至还自己作研究写报告，不像其他国家视性为“少儿不宜”话题。对荷兰小朋友来说，学习性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甚至会在餐桌上和父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开放式教育的结果是，5年前有报道称，荷兰未成年少女怀孕率是全欧洲最低的。

这让我联想起有次跟一位芬兰人谈论中西方在性教育方面的不同。他有一个16岁的儿子和一个14岁的女儿。当我问这位父亲是否知道儿子有没有性经历时，他说，“我想是有的，因为有一次我回家不巧看见他和女同学在卧室床上卿卿我我。不过我也没说什么就走开了。”这位芬兰家长的淡定恐怕是很多中国家长无法做到的，他却回答，“我不干涉但心里有数，平时与孩子谈过责任感和如何保护自己，不出格就行。”至于对女儿的态度，他多了一份保护的心理，但心态还是一样的开放，因为对自己的教育自信。

在性观念相对保守的英国，年轻人能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也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去年一则报道称，30多年来一直倡导保守观念的英国民间团体“家庭教育信托会”给全国每所中学派发小册子，倡议拒绝婚前性行为，告诫年轻人不要顺应当今社会追求即时满足的潮流，要学会区分真爱和生理吸引，以及迷恋和欲望之间的差别。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单纯强调禁欲是不可取的，关键是如何去帮助他们保持安全性，防止意外怀孕、不健康性行为以及性疾病传播等。

亚洲的含蓄与张扬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卡朱拉霍石窟群被视为印度教性爱文化的殿堂，因为神庙中的装饰性雕刻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赤裸裸的男女性爱为主题。但是在印度社会，性爱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公开讨论的话题，恋人在公共场所极少相拥而行，过分亲密的举动则会招来异样的目光。

2006年，美国著名公司尼尔森对印度城市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经济上越来越富有，大多数印度年轻人仍保持着传统的性观念，反对婚前性行为。在针对印度14个城市将近3000名青年的调查中，只有20%的人赞成婚前性行为，而高达79%的人对此表示反对。还有男子表示拒绝与婚前有过性行为的女子结婚。

2005年9月，印度著名电影演员库什布为言惹祸。她对一家杂志表示，只要是安全的，婚前性行为就没有任何过错。最初，她的言论并没有引起风波。但一周以后，经印度阳光卫视将此事大加渲染，库什布开始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印度保守的政客和社团组织成员发起游行声讨库什布，认为她的言论应该遭到惩罚，这不仅是对宗教的亵渎，也违背了印度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有人甚至指责库什布“正在堕落”。

有“印度库娃”之称的网球明星莎妮娅·米尔扎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支持库什布的言论，“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性行为必须是安全的，而谈到婚前，既然你不能阻止，就只能保证它是安全的。”米尔扎平时穿超短裙的“叛逆”打扮本来已经让保守的宗教人士不满意，这番言论更像是火上浇油，抗议者们甚至举着标语聚集到她家门前表示气愤，以至于最后米尔扎不得不出面澄清。

周作人曾翻译过日本女作家与谢也晶子的《贞操论》，与谢也晶子认为：贞操应该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不应该认为是纯粹肉体的事。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无道德可言，当然也就失了精神的贞操，切不可借了贞操之名来对人进行道德的压迫。

“在日本，‘贞操’和宗教的关系并不大。我的很多未婚女性朋友已经不是处女，我也不认为这一代年轻人还有很多人会把贞操保留到结婚那天，我本人就不能想象一直守到结婚。”刚刚大学毕业的瑶子说，日本市面上有很多女性生活时尚杂志会公开谈论性话题，没有什么避讳。“如果双方是真诚交往，那么性生活也是沟通的一部分，但随意滥交就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2005年，据日本卫生部统计，日本17岁少女几乎有一半都有过性经验，这一比例远超1990年的大约17%。男生的性经验比例为40%，较1990年增加了近一倍。

日本青少年性行为的激增让日本政府不安。有议员担心，这是由于有些学校里性教育的方式太“生动”了，如结构几乎和真人一样的男女娃娃，以及附上男女性行为解说插图的课本等。教育界人士却认为有必要灌输更具体的知识，尤其考虑到媒体不断出现的色情镜头以及充斥街头的色情漫画。

由于政策宽松，日本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文学、漫画作品异常繁荣。但今年2月，东京市政府拟立“东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修正案”，要求限制发行和销售所有“对未成年角色做性描述”的动漫及游戏，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影响。修正案原定于3月19日在东京都议会通过，但因触动动漫产业的经济利益，且受到业界人士的不满和联名抗议，不得不搁置。

韩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我没有求证过，倒是看过《纽约时报》曾经报道的韩国未婚妈妈的故事。由于韩国社会对于未婚妈妈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多数年轻的未婚妈妈们迫于压力选择堕胎(尽管非法)或弃养(伦理上不太道德)。2007年，韩国有7774名非婚生子，占出生婴儿数的1.6%。而韩国保健福利家庭部的统计显示，有96%的韩国未婚妈妈选择了堕胎。政府资助的调查表明，把孩子生下来的未婚妈妈中，有70%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坚持独立抚养孩子的少之又少，并且往往要蒙受羞辱、承受贫苦。

虽然韩国卫生部官员说，现在韩国政府也在努力提高资助未婚妈妈的金额，增加针对未婚孕妇的服务，但是社会压力造成的羞耻心妨碍了这些女性走出来接受帮助。

一些家庭为了隐瞒未出嫁女儿怀孕的事实，只好搬离原来居住的地方。独立生活的未婚妈妈则在婚姻状态方面撒谎，害怕会被房东看不起，或者孩子以后在学校被欺负。由政府资助的韩国妇女发展组织所作的调查发现，只有1/4的韩国人表示愿意同未婚妈妈做同事或邻居。所以近年来，一些未婚母亲也尝试建立未婚妈妈协会来维护她们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