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醉拳醉八仙视频:“中国居里夫人”何泽慧传奇人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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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 
何泽慧与钱三强结婚照 
钱三强和何泽慧 
何泽慧1936年清华毕业照 
1948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抱着女儿在归国邮轮上。（钱思进提供） 
温家宝在北京看望核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K.W.I)核物理研究所期间，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合作者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1948年回国。在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和超高能核物理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大家闺秀
何泽慧1914年3月5日生于苏州。她的祖籍是山西灵石县，那里有一个数千人的村庄，叫两渡村。旧时，汾河从该村两侧流过，村民须摆渡越水，方得以出行，故得名两渡。
何泽慧出身于“五世翰林”家族，才俊辈出、诗书传家。其父何澄，字亚农，号真山，曾顺应时代大潮东渡日本留学。何澄曾志在学农，因而取字“亚农”，后入振武学堂，这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1906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科。
何澄先后参加过留日学生组成的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何泽慧6岁进入振华女子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她在这里度过了12年漫漫时光。这所学校是她的外婆――晚清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王谢长达创办的新式西学。
当时的振华女校除了国语和地理课之外，数理化课程都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英语就更不用说了，要求的水准也远远高于教会学校和公立中学。那时的英文课是选读名著，何泽慧晚年回忆说，她当时学英语的方法，是先看书后面的索引和生词表，把那些单词编成一个故事。
在那个年代，有许多优秀的振华女生像何泽慧一样考取了清华，“北有清华，南有振华”之说令人津津乐道。然而，考取清华物理系之后，她差点被拒之门外。
何泽慧在晚年回忆那段往事时说：
我上物理系碰着一个老封建，谁呢？叶企孙。他说不要女生。为什么不要女生？那时候几百人考物理系，一共几十个人考上，他说女生都不要。结果我们就造反了，我们不听他的。
当时扎着两个小辫子的何泽慧和另外几个女生坚持留在物理系，她们的造反最终获得胜利。何泽慧的这一选择，至少决定了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两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一是她因此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核物理学家，二是在物理系得以结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同班同学钱三强。
一心“打鬼子”
当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父亲何澄曾经发出一个誓言：就是准备倾尽资产，也要把自己的八个孩子送到八国联军那八个国家去读书，学好本领打败他们。因而，何家的孩子们读书并不是只顾个人前途，而是为了报效国家。
读大学的时候，日寇入侵华北，日本人培植了由汉奸组成的傀儡政权，并宣布华北独立，北平危在旦夕，清华大学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何泽慧牢记父亲的誓言，没有放弃继续求学的志向。
1936年，何泽慧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为了打日本鬼子，她一心要学兵工弹道学，这就是她出国留学的唯一目的。她曾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一张“硕士文凭”，一张“博士文凭”，于现在的中国，最近将来的中国，又有何用？！
她找到南京的民国政府兵工署，想出国学兵工弹道学，女孩子想学造枪炮，这在当时被人们看来是异想天开，兵工署根本不要女生。何泽慧又倔强起来，兵工署不要，她打算自己想办法出国，而且非学弹道学不可。其时，她听说老家山西省政府有项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均由省府资助三千大洋，出国留学三年。何泽慧的老家正是山西，于是，她得到父亲在日本军校时的老同学阎锡山的帮助，在故乡获得了这笔资助。
就这样，何泽慧获得山西省政府的资助，于1936年赴德国留学。
她选择德国，因为到那里读书最便宜。没想到，她一到德国就遇到了麻烦，因为军工专业的保密性，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弹道专业根本不收外国学生。此刻，何泽慧倔强的性格再次突显，她听说那所学校技术物理系主任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当过顾问，就直接去找这位系主任。
尽管德语还不流利，但是何泽慧不屈不挠地和这位系主任讲起道理：“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学这个专业，也是为了打鬼子。”何泽慧的理由最终说服了系主任，于是，她成为弹道专业破例接收的第一个外国学生，也是第一个女生。
心系故乡
何泽慧去德国留学的第二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身在德国的何泽慧，心里一直惦记着沦陷的祖国，以及家中的父母兄妹。她在给大姐的一封信中说：“这两天中国人天天在饭店里兴高采烈的庆祝――中国打胜仗！……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也许立刻都要回国也未可知，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回三岛了！”
何泽慧在德国的学习与研究，正是身处二战的激流漩涡之中。1940年，何泽慧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从那一年开始，她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室从事研究，三年后又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此，她发现并开始研究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碰撞现象。
战火情缘
因为二战的原因，何泽慧与远在中国的父母失去了联系，只是在1942年3月，通过红十字会与在美国的大姐何怡贞用战时限制的25个单词通信往来。当1943年德国与法国开始恢复通邮时，何泽慧给离别7年之久的清华老同学钱三强写了第一封信。
事实上，这封只有25个单词的短信成了何泽慧与钱三强之间美好姻缘的最初使者，他们之间自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如此只言片语的鸿雁传书。这对身在异国他乡战火纷飞中的昔日同窗，终于在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电报式通信交往中萌生爱情。
在战事之末的1945年初，满怀爱情渴望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在25个单词中憧憬着战争结束后的日子。他们担心着信件会葬送在盟军对柏林的猛烈轰炸的邮路上，也担心对方的安全。每当一封带有红十字标志的信粘着硝烟味道飘然而至时，他们似乎看到等待已久的爱情如此坦诚地呈现在眼前。
这一年的钱三强32岁，何泽慧31岁。
在二战硝烟渐渐散去的1946年的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与钱三强相会，并很快举行了婚礼，他们将此喜讯写信告知大姐和姐夫，并寄去了一张新婚照。他们的结合，不仅是两个相距甚远的老同学在战争的废墟上终成眷属，而且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幸事，它所造就的关于中国“居里夫妇”的神话即将在几年后和几十年后，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核事业。
平日里深居简出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出席这对年轻有为的中国青年的婚礼，婚后，何泽慧与钱三强一同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居里实验室）从事研究。他们非常缺乏实验设备，日常生活也并非尽如人意，食品供应短缺，连土豆都很难吃到。
1946年夏天，钱三强和何泽慧一同到英国剑桥大学出席战后第一次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钱三强宣读了题为《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论文的作者是何泽慧博士。这是何泽慧婚前在德国海德堡核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研成果，这位女博士第一次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摄入镜头，并从照片上显现出来。这项科研成果引起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称它为科学成果的“珍品”。
中国“居里夫妇”
钱三强夫妇此次剑桥之行，对核裂变产生了新的设想，他们决心共同努力突破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从英国剑桥大学返回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之后，钱三强和何泽慧与R?沙士戴勒和L?微聂隆合作，立即投入到全面分析、实验和研究之中。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三百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第三条粒子射线的情况。
实验结果证明，铀核裂变不仅是一分为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一分为三。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钱氏夫妇的重原子核“三分裂”学说从此诞生。1946年底，他们进一步欣喜地发现，在第三条粒子线之外，又出现了第四条。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有“三分裂”，还有“四分裂”。而何泽慧首次观察到铀的四分裂现象的几率则是每万次核反应中才会出现一次。
1947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宣称他们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立即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引起关注。法国科学院将享利?德巴维奖金颁发给了钱三强。不久，西方各国报刊相继刊登了钱氏夫妇的发现。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注意，钱三强也因此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并获物理学奖。
1948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钱氏夫妇的友谊，将若干个保密数据告之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他们。科学是无国界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出第一步。后来中国“两弹”爆炸成功，在科学技术意义上讲，是中国科学家的成功，也和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科研成果紧密相连。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不满6个月的女儿钱祖玄，踏上了归国之旅，他们带回了中国人自己研制核武器的希望。
遭逢逆境
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祖国后，成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也波及到科技界，有人曾提出要搞原子能飞机，这时的钱三强先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原子能飞机的设想无论从国力还是科学技术角度上说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全国“大办原子能”的口号下，每个省都在搞所谓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此时的钱三强内心极为痛苦，他曾经坦言过自己的顾虑，甚至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最终也不得不违心地服从组织安排，并为此奔走了几个省“指导工作”，这件事后来一直让他深感内疚与自责。
对于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来说，他们的科学事业非常坎坷。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卓越贡献的钱三强先生，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立即接到去河南农村搞“四清”的通知，第三天就离开北京，抵达河南信阳。
“文革”期间，钱三强与何泽慧遭逢新的厄运。他们的儿子钱思进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
就是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爸爸仍坚持做事认真负责的准则。一次，他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起尾巴要大便，临时找不到接粪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双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光辉的一闪念，爸爸说：“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我负责碾麦子就不应让麦子弄脏或浪费掉。”
大家风范
在与丈夫一起下放到陕西干校劳动时期，何泽慧的工作是看场和敲钟报时。何泽慧看场可不是坐在那里不动，她从不偷懒，总是在田边巡视。在20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她与主持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听说你那时候敲钟很准时？所有人都拿你的钟声来对表，你是怎么保证钟声准时的呢？
答：我负责敲钟，报时，我骄傲得很，他们都得听我的！我敲钟的时候拿个收音机，它报时的时候我就敲。
改革开放之后，何泽慧与钱三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继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在逝世七年之后被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尽管何泽慧榜上无名，但她对于两弹研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彭桓武先生当年与葛庭燧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他在回忆氢弹研究时，中肯地提到何泽慧先生的贡献：
“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在内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专门做这个实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几个月做出来了，果然发现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都亲自上门看望何泽慧。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温家宝和钱三强夫妇就开始交往，那时，温家宝曾多次登门拜访两位科学家。就任总理后，温家宝在2005年中秋节来到这里看望何泽慧，并和老人相约每年来一次。然而，何泽慧院士已经无缘今年中秋，她已踏上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行……
那是一个时代的巅峰，耀眼的光芒将成为回忆里最闪亮的片段，也将是未来路上照耀前行的明灯。今天的他们，记住了居里夫人那句“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而今天的我们，也永远记住了何泽慧老人那句“只要对国家有益”。
何泽慧：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不管对得起你或对不起你。
何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