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眼泪 老愚
天塌地陷，到这一年，上帝似乎想终结历史了。
老天爷拉了一道灰幔，把绝望、无助甩给了中国人。
十三岁，萌动着的少年，在天穹下猜测自己的命运。
站在渭北台塬，我能看见秦岭自东南一直绵延到西南，这条青灰色的锯齿线让我有强烈的压抑感。北边不远处有一条横穿台地的大沟，犹如村里天梭媳妇那张合不拢的嘴巴，让人紧张和不安。往西北也有山，属于屏护关中的乔山山脉，据说那儿是西周封神之所在。我那时还看不见。
在这片空间里，幼年跟随母亲去过东边的西安，在一个筒子楼里张望过故都郊外的风景；西到过眉县常兴火车站的扶眉战役烈士陵园。小学五年级的我，来到先烈们的墓碑前。十五岁，十八岁，二十一岁，那些年轻的数字烫了我一下，解说员说，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就过不上今天的幸福生活。蹲在铁锨大小的墓碑前，我不敢随意呼吸，生怕惊醒了黄土下的他们。
南到过渭河北岸，能看见南山上密密的树。盛夏，河水浑浊而肆意，上游冲下来的木板、树干，游行般掠过。我们把装满砂子石头的架子车，拉回十五里外的学校。北边我到过后河，和小伙伴们拔野葱挖草药，脚丫子浸泡在清凉的河水里，那是夏天的滋味。更远的地方只从母亲嘴里听说，父亲去那儿盖房，那个地方就长在我们家里。
陇海线上往来的火车已经少得不能再少，村里在宝鸡上班的说，工厂没什么活干，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学校里，书早就不读了。我头一次把包得干干净净的书的封面撕了，羞怯的数学老师讲课时，教室里乱成一片，几个顽皮的在后面说笑逗弄，不时爆出轰响。老师的脸气得涨红，但他不敢发作。黑板上那个一元一次方程式里的“X”，谁也不屑于去搭理他。“X”就“X”吧，反正毕业了也是当农民修理地球，我们这些农民后代的身份是世袭的。
周恩来死了，老师嘀咕，被打成右派的姑爷悲伤，但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朱德死了，我只奇怪井冈山时期为何不叫“毛朱红军”。
暑假里割草时，我不小心一镰刀劈开了左手食指的指甲。殷红的血汩汩而流，我第一次体会流血的感觉，钻心般疼，但又有隐隐的快感。我觉得自己的血是那么纯正、干净，只可惜不是为革命而流。我在这个夏天割的青草，晾干后卖到东边的军马场，换来了七块钱。
蝉叫得不能再响的时候，媒人带来了我的媳妇。在看到同样黑瘦的她之后，我心里那根叫做爱的弦绷断了，一滴泪挂在眼角。
雨下了很多天。地里积满了水，玉米抽不出穗，蔫蔫地耷拉着头。母亲说，天为难人呐！一天晚上，我从睡梦里被母亲拍醒，“地动了！”屋顶的土唰唰掉下来，我抱着弟弟，母亲拖着妹妹，一家人逃出盖好不久的新屋。唐山那边地震了。广播里整天高叫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新唐山！”人们开始搭窝棚，晚上一家人蜷缩在一起。
更大的地震来了。
毛泽东逝世的那天下午，我正从学校西边的池塘岸上走过，听到高音喇叭里沉痛的声音，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毛主席死了，我们怎么办啊？秋风吹打着地里枯黄的玉米杆，我觉得自己成了孤儿。
外祖父终于闭上了眼睛。性格耿直，靠劳作节俭攒起一份家业，却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地主”。游街批斗，儿女受牵连。年迈之躯，寒冬被征为劳力，提夯筑墙。他想不通。他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也没什么话能说。忿恨之气郁积于心，发为水肿，肚子鼓得圆滚滚，疼得他直呻唤。那个秋天，母亲和我把外祖父拉到家里。在此之前，父亲已经带他到武功、贞元等地的医院看了，不见起色。气喘得不能自已，但他忍着不至发出大的声响。外祖父斜靠在椅子上，太阳把村前那株老槐树的影子投在瘦削的脸上。他常常独自呆在那儿。母亲上班，我们上学，还有一个小弟弟在家需要他照看。因为有这么一个外祖父，自己没有了前途，我就很冷淡。他仿佛看透了世上的把戏，冷眼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他嘴角有时会动一动，也许是在跟自己说话。秋凉了，小舅舅把外祖父接回去。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外祖父张义，仅仅活了六十二岁。出殡那天，我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这年十月，天似乎晴了。我还不能确定，新出来的太阳会照在自己单薄的身上。
《新周刊》专栏左撇子说 2010年8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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