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确乎成一梦

——关于《菲茨杰拉德文集》
日期：2011-06-11 作者：黄昱宁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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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昱宁
    
    他的句子总是繁复到叮当作响，却还是跟不上自己奔逸的思路，写到最后似乎总欠一点重物坠住整个框架，可下一个句子的核心意象已经飘过来，不容他片刻迟疑——他要抓住它。于是，句子与句子你追我赶地彼此连缀，它们看起来有些言不及义，实际上却严格遵循着一种逻辑：弥漫于整个爵士时代的如极昼般的色彩，那种只知今朝有酒的凌乱的切分节奏，都在为这种逻辑背书。
    
    他，是菲茨杰拉德。
    
他44岁的人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好几页理不清的话题
    
    他比很多作家都更懂得自己的商业价值，他知道自己在纽约年少成名的实质是什么——“转瞬之间，还没来得及证明我担任不了这个角色，我，这个对纽约的认知比不上任何一位上任六个月的记者，对社交界的了解比不上任何一个纽约里茨饭店大堂男侍应生的家伙，就被人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非但要担任‘时代发言人’，而且要充当那个时代的典型产品。”在广告公司讨生活的短暂经历似乎教会他自觉地在身上涂满胶水，好迎合各种霓虹色的时尚标签。但也正因为知道那些都只是标签，所以他从来没有一分钟享受到安全感。某个下午，他乘着一辆出租车从高高的大楼之间驶过，头顶上是紫红与玫瑰红混杂的天空，然后他开始嚎啕大哭，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知道以后再也不会如此快乐了。
    
    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披露明星作家“在‘人间天堂’袭警”。《人间天堂》，正是他那部一鸣惊人的处女作。当这几个字被编进新闻段子时，他觉得它们既熟悉又陌生，就好像此刻让他回忆昨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一样。他徒劳地回忆着，但什么都想不起来。其实也无所谓，他对周遭环境的态度是“以某种于斯曼式的固执来打量这座城市”，他的行动路线是“穿过一道道奇特的门，走进一间间奇特的公寓，终于与纽约融为一体”，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们挥霍无度，但我们还保留着某种近乎戏剧性的天真，而保留天真的方式就是宁愿充当被观察者而非旁观者”。
    
    “被观察者”如他，知道镜头无处不在，知道自己的“挥霍”也体现着职业精神。他带着他的“物质女郎”泽尔达周游世界，把在时尚杂志开专栏挣来的每一个美元都浪掷在各家酒店里，然后，半是玩味半是厌弃地，他和泽尔达一起写——写下每个酒店的独特气味和荒诞画面：
    
    “巴黎的德蒙德饭店位于一个蓝色的幽深莫测的庭院尽头，那庭院就在我们窗外。我们犯了个错误，把女儿放在坐浴盆（即bidet，法国人发明的专用于清洗下身的盆）里洗澡，第二天，她还把杜松子酒当成柠檬水喝下去，把午餐桌搅得乱成一团。”
    
    “紫藤蔓低垂在阿维尼翁的欧罗巴饭店的庭院里，售货车载着曙光，辘辘前行。一位身穿粗花呢的女士在光线黯淡、邋邋遢遢的酒吧里孤零零地喝着马提尼。我们在丽舍饭店与法国朋友会面，聆听傍晚时分回荡在城墙间的钟声。教皇的宫殿如同一个匪夷所思的梦，穿过金色的余晖，耸立在宽阔宁静的罗讷河上，而我们则在对岸的法国梧桐下，一丝不苟地，无所事事。”
    
    ……
    
    以后呢？以后的故事可以用《夜色温柔》的情节去比照——发疯的妻子，枯竭的才子，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破产，也可以借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一句话（他极少写这样短的句子）来概括：“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直至辞世，他以44岁的人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好几页都理不清的话题，在“二十世纪百部英语小说”里占掉两个名额，并且在身后成为村上春树等人的终生写作标杆。我们都知道，他叫F.S.菲茨杰拉德。
    
“人与时代”：打开那扇半掩半开的门
    
    菲茨杰拉德对于我的特别意义，似乎从十几年前刚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时就开始了。那时我接到一项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简写本的任务，顺便做功课，将小说的原文、全译本乃至评论都研究了一番，越读越觉得当初在大学里真是没有读透它。
    
    数年后，当我和同事龚容定下做一套国内规模最大、材料最全的“菲茨杰拉德文集”时，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人与时代”。我希望赋予这套文集足够的附加值，让读者打开它们的时候就等于打开那扇半掩半开的门。好在菲茨杰拉德夫妇是上世纪20年代社交界的时髦人物，他们全家穿着各色行头、乘着那辆被他们拆去顶篷的雷诺车登上时尚杂志的频率，绝对不比如今的郭敬明更低。只要留心，从各类传记和画册上就能搜到足够的图像资料。
    
    上百张照片摆在我们眼前，黑尔德和派特森那些带有典型爵士时代特征的插画集亦托人从美国代购而来；与此同时，九卷本文集的架构也逐渐确立：除《了不起的盖茨比》沿用巫宁坤老译本外，《夜色温柔》费尽周折找到了被董桥称许过的汤新楣译本，《人间天堂》约请老翻译家金绍禹操刀，《美与孽》则邀得温文尔雅的吴刚教授加盟。菲氏的几个主要短篇集——《爵士时代的故事》、《飞女郎与哲学家》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的篇目，以前往往被打乱后集结，这次尽可能恢复原貌，还按照原目录增补入许多以前从未被翻译过的篇什。菲茨杰拉德未完成的遗作《末代大亨的情缘》（由擅长处理各种文体、诗歌翻译更是一绝的黄福海担纲）和随笔集《崩溃》，过去都没有中译本，这回照单全收。总而言之，我从没试过在编辑一套文集的过程里，那样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手头掌握着那么多与文本相映成趣的东西。飞女郎究竟是什么模样，爵士时代的盛宴到底是怎样的排场，你都可以在这九卷本中的插页里窥见一二，《了不起的盖茨比》草稿与成稿有怎样的本质差别，《夜色温柔》何以被称为“自传体小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正文前的专家导读里也都有详尽钩沉。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标本，菲茨杰拉德作品在反映时代特性上的功能至少不比他的文学价值更低——完成这一系列编辑工作之后，我愈发深信这一点。
    
《崩溃》：最后的，却并非最不重要的那块拼图
    
    这套文集也了却了我的另一项宿愿：亲手翻译菲茨杰拉德的原作——随笔集《崩溃》。在我看来，想要真正读懂菲茨杰拉德的其人其文，《崩溃》是“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那块拼图——它差不多相当于这位敏感得仿佛细胞多出别人几倍的作家，在匆匆告别人世前所作的最完整的陈述，关于他的妻子，他的纽约，和他自己。
    
    翻译这寥寥数万字的过程极尽艰辛。不过，在反复推敲文字的过程中，我得到的好处是手里仿佛握住了一枚显微镜，观察这位天才是怎样将自己分裂成两半。没错，虽然最终关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泽尔达，但菲茨杰拉德本人在自我陈述中，却将“人格分裂”运用得格外娴熟，他总是从自己身上抽离出一部分，让它们慢慢聚拢、膨胀成另一种形质，躲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我”，直到从“我”光洁的表面上看出一道道裂痕。“我又像一个旧盘子那般碎裂，”他说。隔了几段，这个“我”又悄悄变成“他”，像在谈论一个不咸不淡、若即若离的朋友。
    
    早年成名后，他曾在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在熹微的天光中眺望蒙特卡罗，可他接着又否定自己，说“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罗”。他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一直望到“他”心里：
    
    “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同样地，在《我遗失的城市》的末尾，他嗟叹“除了记忆，一切都已失落”，但他的自我却在幻想中分身。他栩栩如生地描述将来的“我”，也许会满怀好奇地看着1945年的某期《每日新闻》上，赫然登着这样的标题：
    
    半百男人在纽约夺命狂奔
    
    菲茨杰拉德屡屡金屋藏娇
    
    遭愤怒枪手谋杀
    
    真耶，幻耶？是死，是活？菲茨杰拉德在文中没有多解释什么。然而，在键盘上敲下译文的我，手指却禁不住轻轻打滑。我没法不去计算，菲茨杰拉德写下这一篇是在1932年，当时他之所以随手写下“1945年”，是因为那一年他将正好满五十岁。一个足够成熟、不会再迷失的年纪。
    
    事实是，1940年，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时年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