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微笑好吗杨颖歌曲:读史明智之四:导致张灵甫全军覆没的卧底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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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张灵甫全军覆没的卧底,被打成反革命惨死监狱
阿垅: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2010-7-1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刘子超
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 使它变紫、 变黑呢?
无题
不要踏着露水--
因为有过人夜哭 。
……
哦 ,我底人啊 ,我记得极清楚 ,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 ,不要 !
我无罪 ,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
……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 ;用万有引力 ,用相照的光 。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
--阿垅 1944.9.9
“文革”爆发后不久,重病的阿垅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他完全超脱了,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年87岁的诗人牛汉说。“阿垅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见过阿垅大笑。他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芒。”
1980年代,在平反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他第一次读到阿垅的遗书。这封遗书打动了在座的很多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流下了眼泪。
阿垅是“七月派”诗人、国民党军官,也是中共情报人员。他写了大量诗歌、诗论和报告文学,还像余则成一样潜伏在国统区,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1950年代,毛泽东发动清剿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阿垅被打成“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承认这个罪名。
1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垅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
当时《大晚报》特聘记者曹聚仁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但他只能在88师师长孙元良的司令部根据地图、战报和消息写作。“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阿垅不仅写到了爱国的热情,也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真实的人性。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阿垅)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部队中的种种情况使阿垅失望。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他的影响,阿垅逐渐倾向革命和共产党。
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胡风记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坚毅、真诚,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垅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共产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
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2
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着他,他赞美窑洞像蜂巢,而这里的人似酿蜜的蜜蜂。在诗歌《哨》中,他写道: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
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
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
在西安与日本友人聊天时,阿垅听说一位日本通信兵写了部关于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尽管是歌颂战争的,但从作者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作者所不及的。
阿垅深受触动,他不能接受“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在不断遭到日军空袭的西安,开始写作《南京》。
阿垅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士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
他说,南京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海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地照着中国的军旗了。
正是由于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南京》在解放后没有任何出版机会。
阿垅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
“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
“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
3
胡风曾这样形容阿垅:“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这段历史也逐渐湮灭。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如今已经退休的王增铎撰文回忆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
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他转交给地下党。
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
“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
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乘船离开,一路东下。作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众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与人接触交谈。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
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由于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
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
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中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动,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
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
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
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他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
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中就已查明,但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4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尽管当时刚入中年,他的双鬓已经斑白了。
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
阿垅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
拍摄过讲述右派群体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说,阿垅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鲁迅逝世后,胡风以及他身边的一批作者,以鲁迅精神为楷模。”彭小莲说,“在他们看来,鲁迅代表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
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垅不断遭到批判。他的入党申请支部早就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又被压了下来。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独子陈沛由公安局托管。
陈沛当时只有10岁,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月15日,来了很多人搜查我父亲的手稿和书信。当时我爸爸说,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就把我带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长万晓棠找我爸爸谈话。我爸爸说,我一辈子追随共产党,我想不到说我是反革命,说胡风是反革命。”
一封私信在对胡风和阿垅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致信□□部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如此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详细解释:“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实际上,早在办案初期公安部门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也对把阿垅定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既然最高领导早已定下了调子,阿垅的命运最终便未能改变。
5
1955年,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垅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垅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10年来,他从未在“原则”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在审判中,林希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的林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对阿垅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到法庭。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 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他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这时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检察院的人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最后判决阿垅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垅的公开表态,等待着阿垅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由4名法警押着走出法庭。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时那样。
“文革”爆发,阿垅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他每天忍着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一封遗书。他仍然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1967年3月21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位姓刘的公安干警。他将阿垅的尸体送到了火化场。
按照规定,这类没亲属认领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还是在火化场工人协助下找到一只木箱存放阿垅的骨灰。在一间骨灰盒停放室的墙外,他深深地挖了一个坑,将木箱埋了进去。
6
陈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时间整理父亲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写出一部父亲的传记。
父亲被捕时,他只有10岁。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拒绝去监狱探望。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1963年,阿垅第一次获准与他通信。然而,8年来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他却不敢与父亲联系,来信被退回监狱。
这对阿垅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甚至阿垅病重时,陈沛也未敢去看望父亲。
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垅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他最后的想法。陈沛向本刊记者出示了这份遗书的复印件。
审讯员,并请转达: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
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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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7-15 05: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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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张灵甫
文章提交者:snowflake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历史永远是冷冰冰的,个人相对于历史来讲,总是渺小的。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人物介绍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张灵甫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
王玉龄,1928年出生,17岁嫁给张灵甫。1949年4月,王玉龄先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的生活。在此期间,王玉龄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发表于 2010-07-15 06: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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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青山虽埋忠骨,巨石却书假文---张灵甫千古
让我们记住曾有这么一位将军在抗战之中为同胞们流过血洒过泪 让我们记住共和国的土壤里有他的爱
让我们记住陨落在孟良山之上的国魂张灵甫将军
将军是抗日英豪民族之魂,尤其是亲率敢死队智取古山的壮举,腿被日寇机枪打断,血洒疆场之悲壮;抗战之中,舍身忘死。身中7初弹片犹不下火线。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战场,试问将军如此英雄古今华夏大地谁人可比?! 将军在给家兄信中曾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将军是北大才子,一手好字,对军事战略有着精湛的学养。曾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文章。
将军私人品行良好,严于律己,常常用津贴解决同事家中的困难,改善部队伙食。爱家乡,尊敬父老。每次回家都是三十里下马,不穿戎装,向乡亲们问寒问暖问收成。方圆几十里的父老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的部队参军。
将军身高一米八六,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如此英豪怎不令人赞叹。
将军一生短暂,殉国时年仅四十四岁,血染孟良,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破灭前的壮丽,苍天亦落泪。孟良崮血色的山坡,正在向世人诉说着将军最后的悲壮...
齐格弗里德没有死在龙的爪牙之下,而死于矮人哈根的谋杀--真是一个莫大讽刺!请思想者们不要把苍蝇和侏儒当做敌人,尤其是精神上的敌人;不要把苍蝇和侏儒的思想,当做人类的思想。因为它们太卑微了,就像女娲脚下的跗骨之蛆一样,百年之后,宛若齑粉,灰飞烟灭,世界干净。
发表于 2010-07-15 0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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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抗日英雄张灵甫将军
文章提交者:猫眼炯炯如炬
评价张灵甫,就不应该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在惨烈的八年抗战中,他几乎亲历与日军所有重大战役,数次受伤,几度立功,被盟军观察团称为“中国最能打的将领”。
如同张灵甫的抗日功绩少人提及,张灵甫在抗战胜利后率领的整编74师的抗日历史,也被人忘记了(某位解放军作家在翻阅孟良崮战役资料时,曾见到一篇遍布省略号的陈毅讲话,这是陈毅对74师被俘军官的讲话,省略的内容都是陈毅所说的“74师是抗日先锋、抗日模范”的字句。当时怕影响不好,所以用省略号代替了)。74师前身为74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咬牙切齿地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张灵甫在74军从团长做起,随着抗日作战的开展与74军一同成长。之所以张灵甫和74军后来能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宠儿,这全是他们在抗日战场上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凡遇苦仗恶仗决定生死之仗,眼中没有别人,只派张灵甫上阵。连年的战斗,张灵甫落下了一身的伤疤,留下了一条瘸腿,但也凭着赫赫战功得到了一筐勋章。抗战后,74军接受整编,缩编为后来着名的“整编第74师”,师长一职自然给了张灵甫。可惜的是,在我们的抗日功绩薄上,张灵甫和他的整编74师被人们彻底忘记了,只记住了他们是阻碍解放的罪人。
好在后来情况有了变化,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终于光荣地替父亲领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颁发的一枚抗日纪念章,张灵甫将军的抗日功绩得以正名。
发表于 2010-07-15 06: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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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从张灵甫看被遗忘的国民党将军们
文章提交者:hangyapei
1947年5月13日,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孟良崮一举歼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击毙蒋介石的爱将--------中将师长张灵甫。
但解放战争之前的张将军又是怎样的呢?
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分别放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而五大主力中,74师首屈一指,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而74师师长,便是“杀身成仁”的张灵甫。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常德之役,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1938 年,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在不久的上高会战中,腿部再度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将军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 ....
然而,作为军人,将军最后却不得不拖着在抗日战场上撂下的瘸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死后虽然被陈毅特意下令用好棺木下葬(敌人增援部队把张灵甫尸体埋在了山东费县。后来蒋介石又命人把张灵甫的尸体搬回南京,葬于玄武湖边。),但依然免不了遭到所谓胜利者的羞辱,此处,也成为一些日本旅游团特地光顾的“旅游景点”,欣赏抗日英雄的最终下场~!
从将军身上,解放军战士搜出在他的随身物品中有"蒋校长"的接见照片,及赠物可见其精忠也!有爱妻的定情信物,可见其用情之专!抗战8年屡立战功,中华民族以你为荣!
在全世界全国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谁还记得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而毅然血洒疆场的国民党军人们?!我们的教科书中,还为他们留下多少地方?
我们都知道百团大战,孟良崮之战,却模糊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豫湘桂战役、缅甸之战,在这些战斗中一定有着更多英勇的战士和英雄的部队。我们因为志愿军而挺起胸膛,瞧不起韩国军队的同时,我们不该忘记,对岸的国军同样有着光辉不屈的作战史,他们也曾经为了保卫这片国土流血牺牲。军人是军人,政治是政治。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会想起阵亡的国军将士。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7、28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7、28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10、16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10、16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11、9上海江松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1937、11、21河南周家口
夏国章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11、21浙江湖州
吴国璋 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11、26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145师师长 1937、11、30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12、12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12、12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12、12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2、22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3、17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3、17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3、17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3、28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4、22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1938、5、9山东蒙城
李必蕃中将,23师师长 1938、5、14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5、14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6山东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1938、9、23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11、3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8、1、13广东清远
李国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3、7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3、7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3、26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5、6江西龙里
张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5、18河北平台山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1939、1、9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1、3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1、25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2、3广西昆仑关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5、9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5、16湖北南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5、16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5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5、9山西台寨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5、9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5、9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5、12山西县山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5、13山西毛家湾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9、16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9、6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9、24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1941、9、25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9、27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9、29山西东峪
朱士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5、4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5、4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5、26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1942、7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8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2、21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2、21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5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7、4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暂5师师长 1943、11、15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11、21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12、1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5、5安徽颖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5、21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5、21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5、21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6、10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9、7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131师师长 1944、11、10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11、10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31军参谋长1944、11、10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5、13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6浙江孝丰
国民党有两百个将军阵亡,便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主体表现是由国民党军队表现的,那么那些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八年抗战,国军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自一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了大约25000名军官,这些军官中有10000名牺牲在1937年7月至11月。
在大型会战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英军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
发表于 2010-07-15 0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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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将军自杀真相实录及其他
钟子麟 撰稿
张灵甫将军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结束,国军头号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中将师长张灵甫将军兵败身亡。关于张灵甫将军的死因,五十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总体说来,有国民党方面的自杀说,共产党方面的抵抗射杀说,近年来国内又生出杀俘说。根据国内出版和刊登的解放军方面的有关史书和回忆,老钟年初曾在《和平论坛》有感而发,上了一贴《张灵甫将军死因乱谈》,对射杀说和杀俘说的若干疑点提出质疑,但当时尚未看到认为可信的关于自杀的证词,故对自杀说亦存疑。近日在“超星文史馆”游猎,发现几则原整七十四师旧人的文章,其中对张灵甫将军之死的回忆竟是惊人地一致:张灵甫将军决定自杀成仁,命下属向他开枪。现摘录如下:
实录一:原整编第七十四师连长李怀胜的回忆
李怀胜,安徽蚌埠人,抗战胜利后先在整编第七十四师特务营任连长,后调辎重团一连连长。
孟良崮战役时,他先驻守七十四师的大本营垛庄,垛庄失守后受团长黄政指挥退到孟良崮山上,被派与其他几个连队共同防守师部附近几个山头,最后两天他每天都到山洞向张灵甫将军直接报告战况。对战役进行到最后时刻,李怀胜回忆到:“一连防地只剩下几个活着的人了。我见解放军已快攻到跟前,就带着他们朝师部山洞跑去。快到洞口的时候,我听见里面哒哒哒响了一阵枪声,进洞后还闻到一股弹药味。只见师长的少校随从副官刘立智[注:应为刘立梓](跟随张灵甫多年)手里端着一支卡宾枪,张灵甫、副师长蔡某及58旅旅长卢醒三个人胸部洞开,并头倒在他脚下的血泊里,李灿良[注:应为李运良]、常主任还有十几个副官、随从人员都静默地站立四周。我连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刘立智说,师长他们三个人不愿意当共产党的俘虏,决定杀身殉国,参谋长与常主任不愿意这样死,于是师长就命令我用卡宾枪将他们三人一起杀死。并且说,师长临死前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块饼干,表示很后悔当初没有听参谋长的意见,不然无论如何也不致于落到这个下场的。”
张灵甫将军所在指挥掩体外景,现因地质塌陷洞口已经塌陷了许多
实录二:原整编第七十四师辎重团长黄政的回忆
黄政,整编第七十四师辎重团长。孟良崮战役时,他原驻守垛庄看护辎重,垛庄失守后他退到孟良崮山上与张灵甫将军通话,张命他留在五十八旅作预备队。
在描述战役最后关头的情节时,黄政的回忆与李怀胜在时间上前后衔接。他说,张灵甫将军自杀后,指挥所二十余人跑到三百米外的孟良崮东北的五十八旅指挥所,师长的勤务兵哭着对团里陈左弧营长说了此事,师部的张报务员也向黄报告了他发电文内容及经过。黄政所了解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在前途绝望、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许,张灵甫在师部指挥所的山洞中对下属说,我们是有气节的军人,不成功,即成仁,要用集体自杀,报答党国,而绝不受被俘之辱。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与他感情极深,有共生死之谊,他俩随之自杀,义不容辞。副旅长明灿、团长周少宾、参谋处长刘立梓,是张一手提拔的亲信,对张也不能偷生。唯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心怀异志,不愿同死。张命李运良给蒋介石拟了一个最后的电文,略云:职师与数倍之劲敌血战三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援军不至,无力再战,为不辱党国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发电后,职等集体自杀,以报总统知遇之恩。李运良把电稿交报务员派发后,即在洞口用短剑刺破面部、颈部,鲜血满脸,卧地装死。魏振钺趁乱逃出洞外隐蔽。洞内六人呼喊"国民党万岁,蒋总统万岁"等口号,张灵甫命令刘立梓用卡宾枪把五人打死,刘用手枪自杀。”
黄政说,得悉此事后,五十八旅军心全散,不再作抵抗而做了俘虏。
实录三:原整编第七十四师副师长、重建的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的回忆
邱维达,孟良崮战役时任整编第七十四师副师长,当时留守南京,后任重建的七十四军军长。1947年5月17日,孟良崮战役结束的次日,他即随陈诚飞抵徐州和临沂,听取作战汇报,参与收容,查访了有关人员并作有记录。邱维达写道:“16日天刚破晓,张灵甫将军率少数参谋人员一瘸一拐地(他的右腿残废)登上600高地,向四周阵地瞭望一通,见各旅阵地上的官兵仍在忍饥挨饿奋勇战斗,战况已趋稳定,张的表情似乎由急躁转为有些安定的模样。他看了面前的情况,不禁感叹一声,并伸出自己的大姆指说:“好弟兄!好战友!死而无愧!对得起领袖!”说罢,又向其左右表示:“看样子还可以苦撑一个时候,快呼叫空军多投些弹药……”话末说完,解放军的炮弹又从四面飞向600高地,卫土们怕张灵甫受伤,赶紧扶着他缩进掩蔽部……
至十时许,东540高地以及芦山、雕窝相继失守,全师阵地已陷于混战状态。十时稍过,师指挥所通向旅、团的有线电话均告中断,只好利用报话机传达情况,但所收到的情报都是一片悲观失望的消息,不是阵地失守,便是指挥员战死。张灵甫将军问作战科长刘某:“友军怎么样了?”刘说:“还是没有消息,只有无线电与整二十五师尚可通话,其他都不通。”张又问补给参谋:“弹药还能打多久?”李某说:“携行弹药早用光了,飞机空投的弹药都落在包围圈外面,我们收不到。”张听了这些情况汇报后,长叹了一声:“完了!完了!”说罢,什么事也不过问了,回到自己的掩蔽部内,拿起笔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给蒋介石,另一封是给他新娶的妻子王玉玲。给蒋介石的信,是由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国志带出去的,事后我在俞济时那里见过一次,原文记不十分清楚,大意是,整七十四师固守孟良崮,受十倍于我之敌围攻,孤军浴血苦战数昼夜,现已弹尽粮绝援军无望,职决率全师官兵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党国与领袖培育之恩。待写完毕时钟已报十一时了……
延至十三时许,芦山、孟良崮阵地又告失守,张灵甫将军急令参谋人员以及警卫土兵一律参加死守600高地指挥所,一面急叫亲信干部卢醒、蔡仁杰、明灿、李运良等到指挥所商议问题,谈些什么,当时无人了解。事后据其随从参谋逃出来向人透露,张灵甫将军在最后召集几个亲信,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他们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兵骄必败,将骄必亡,事已至此,我们只有一死以报党国。张将军最后谈了一个家常,掏出爱人的照片,表示向她告别,还指示杨参谋把他的私人文件毁掉,自己将手表、钢笔、望远镜全部砸毁。”
虽然邱维达在该文中点到为止,没有直接描述张灵甫如何自杀,但曾为邱整理回忆资料的人后来在《纵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开篇称采访了邱维达,并在文中叙述张灵甫如何命令下属向他开枪自杀。
如果说当年国民党蒋介石宣传张灵甫将军“临难不苟”自杀是美化、别有用心而不值一信的话,那么在邱维达、黄政、李怀胜这几位留在大陆的原整七十四师各级旧部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张灵甫将军早已被我们史书定为内战罪人了,他们根本就不会也没有必要再以谎言来为张灵甫将军之死涂脂抹粉,然而二、三十年后,他们在大陆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先后发表的文史回忆文章中,却仍众口一词指证了一个相同的事实:张灵甫将军决定自杀成仁,自己命令下属向他开枪。其中两位还指名道姓说开枪者是七十四师参谋科长刘立梓,并同声说用的是卡宾枪。邱维达转述的是张身边随从参谋的话,黄政听的的是张身边亲兵的汇报,而李怀胜不仅亲眼见了现场,更亲耳听了刘立梓的说词。邱、黄、李的证词大体又能相互印证对应。如此,张灵甫将军之死真相的谜底应该足以揭晓了。
张灵甫将军给妻子王玉玲的遗书
说到此,有必要再回述一下对击毙说和杀俘说的看法。
国内出版的正史的定论,是张灵甫将军在七十四师指挥部山洞指挥残部抵抗华野六纵特务团攻时被击毙,可谓众口铄金。华野事后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称,是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将张将军击毙。按理,正史所依据的主要证人应是何凤山,但是多年后,当有作者在天津的干休所采访何凤山时,这位当年的解放军副团长却诚实到不识相地拒此殊荣,否认自己击毙张灵甫将军一事,虽然他回忆说张是被二连的指战员干掉的,但他自己并没有进过那个山洞,怎么打死的没说清楚。这给我们正史说法的可信度蒙上了疑云。
有关张灵甫将军击毙说,国内报章杂志也刊登过不少文章,但各人所述情节不仅不能互相印证,反而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验尸结果有的说胸部中二弹头上无伤,有的却说后脑中弹身上无伤,有的说腰部中了炮弹,又有的说身中数弹,验完后各个又都声称扯了张灵甫将军的胸章以资验明正身。但很显然,若其中一种说法成立,其余则必为谬论,这些证人的矛盾的说词,几乎成了一出翻版的罗生门,与原七十四师旧人一致的证言,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章作者所采访的当事人中,又没有一个见过活着的张灵甫,即使声称亲耳听开枪者叙说当时击毙情景的都没有,所谓证人,最多只不过见到了他死后的尸体,并不足以证明张将军是如何被击毙。凡此种种,令击毙说疑窦丛生。
至于杀俘说,最具代表性的应是《张灵甫死因揭密》一文,作者认为张灵甫将军是投降后被解放军一排长泄愤枪杀。遗憾的是,通读全文,只见作者凭些张三李四的道听途说,连一个象何凤山这样直接参战的当事证人都没有,其真实性根本经不起推敲。随手举两例:
1.文中一个重要依据是受访者提到陈毅的某个讲话。
据老钟所知,陈毅的这个讲话题为《关于山东战局及军队建设问题》,作于孟良崮战役刚结束两周后的1947年5月29日。陈毅在讲话中指责有不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说重伤兵杀俘虏,但并未说张也是被杀的俘虏,只提到张灵甫不是自杀,上报来说自杀,是欺骗行为。收录该讲话的文集对此的注释是:“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指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一部,由副团长何凤山率领冲至孟良崮山上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指挥所隐蔽的山洞口,向洞内开枪,敌师长张灵甫等被击毙。由于当时野战军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故假报了张灵甫是自杀。”也就是说,最初的报告是自杀。可见,这根本就不能成为杀俘说的证据。
2.该文作者最后提到,在到当年埋葬张灵甫的村里采访时,听人说张灵甫中弹后是先重伤后死亡的。作者据此听说得出结论:解放军当年抬着张灵甫行军原来是为抬他去抢救,只是中途死了才把他埋在了村里。
作者这听说的证言属于第几手资料,老钟不想评论,且看下列证人的证词。原七十四师辎重团长黄政在上文的回忆里提到,5月17日清晨,有解放军干部询问俘虏谁认识张灵甫,黄即和几个被俘的参谋、副官去村口认尸,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躺在门板上的尸体。描写孟良崮战役的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是大家熟悉的作家,当年他是华野六纵某部的干部(与何凤山同一部队),他在小说的序言里明白地写道,战斗结束的第二天5月17日上午,他在孟良崮边一个村里,看见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张门板上[8]。国共两方目击者相隔多年的回忆,都证实张灵甫从山上抬下时已经死了,连时间和躺在门板上这样的细节也描述一致,而他被抬去埋葬在他处则是之后的事了。有如此确凿的证人,还生出张当时未死被抬去抢救的骇说,足以证明此说纯系无稽之谈。
抗日英雄-张灵甫将军的遗容
中央电视台摄制的解放军战争经典战役系列片之《孟良崮》中,参战的原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师长饶守坤受访时说:“究竟是谁打死的,今天说不出。实际上是这个部队、这个纵队,大家都往(山洞)里打枪打手榴弹,所以大家搞不懂(怎么死的)。我的看法是,乱枪打死的。”华野六纵,就是我们正史上所坚持的击毙张灵甫将军的部队,而当时在该部任师长的饶守坤,对此应该比那些道听途说者知道得更多更权威一些吧。饶的说法证明,当解放军进山洞的时候,张灵甫将军的确已经死了,而且没人看见怎么死的。因此,杀俘说不成立。
历史的这一页早已翻过去半个多世纪,无论张灵甫之死当年如何会生出众多的传说,从还原历史的角度,现在来去芜存真,让真相大白,应该已经无伤大雅了吧。
发表于 2010-07-15 06: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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