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都能印印刷报价app:读史明智系列之五：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秦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2:54:03
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秦桧
作者：ncu晨风
在中国历史上，做奸臣做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数秦桧吧。
“风波亭中害岳飞，朝堂之上跪虏使”，他一辈子做的两件大事：“诛岳飞”、“签和议”把他永远定格在了民族败类的形象上。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秦桧年轻的时候，也曾慷慨激昂、积极主战过，更做过一些常人所不能为的忠义之举。后来他又为何而改弦易辙，积极求和？这位背负着一门祖孙三状元及宋体字发明人等众多传说的人身上，到底发生过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一步一步推动着他，使他成为了后来的秦桧？他的大奸大恶之名，又有几分符合史实和真相？对金求和，诛杀岳飞，他是主谋，还是帮凶，其中有多少是形势使然，又有多少是他个性使然？他在南宋整个朝代，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拯救者，还是陷害者，假如当初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坚决求和，南宋王朝，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透过人性本能，还原当时各阶层真实现状，为秦桧——这个乱世中求存的策略大师——为什么会那样做，做一个全面解答。
秦桧于1090年宋哲宗在位时，出生于南京一底层知识分子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秦家祖祖辈辈一直在底层挣扎，到其父才当上了一个小县令。秦桧父亲秦当上了一个小县令。秦桧父亲秦敏学在世之时，还处于北宋时期，虽然朝廷高层新旧两派，斗得鸡飞狗跳，但毕竟天下太平，秦敏学为官正直，在当地素有清名，所以秦桧从小也没少听孔孟之道，礼仪教化之类的东西。说秦桧从小是因为道德教育做的不好，长大了才当奸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然而秦桧也算命苦，没享受几年富家子弟的光阴，他父亲就撒手人寰。少年时即丧父，孤儿寡母一行几人不得不改投到亲戚家，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实并没什么道理，大多数时候这个句子只是用来哄骗别人面对困境要挺过去的而已。就像美国大片《在云端》里专门被各公司聘来解聘员工的人，每次都要提一下：多少成功人士都是从这一刻开始迈向后来的辉煌。实际上，从计算机模拟和概率论来讲，一个人下一刻的受磨难指数，和上一刻的处境是有很大正相关性的，大部分苦其心志的人一辈子都会愁苦郁闷，而劳其筋骨者，永远也别想停歇，很多人面对困境，一挺就挺“过去”了，永远都没机会翻身。历史上，出身贫寒落魄，历经磨难而终得成功的人，就像新闻报道里的拾金不昧，千里迢迢找寻失主的人一样，都是另类。我丢了钱从来不指望有哪个拾金不昧的人会双手奉回，所以小时候秦桧家里，其实也从没怎么指望过他将来会飞黄腾达，后来所传的故事，什么乡绅名人很小就觉得秦桧天赋异禀、聪明机灵，将来必成大器之类的，都他妈的是在扯谈。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就是如算命先生批发“此子将来必会大富大贵”一样，蒙的多了，总有几个会蒙中的。
秦桧在年轻的时候，过过一段苦闷的日子，为了混饭糊口，不得已开了个小私塾，骗骗那些跟他同样穷困的家庭，利用他们望子成龙的心情，许诺他们把小孩送来读书，将来就一定会有出息——当然，他当时肯定说不出口说你们小孩长大后，只要学习好，就能跟我一样有出息。秦桧因为家道中落，两个兄长都还在打光棍，他的婚事更是遥遥无期。在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做梦，梦到自己哪一天会权倾朝野，贵不可言？不可能，因为那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但是在他身居高位之后，倒应该会经常梦到当时穷困潦倒的时候吧。
当日的秦桧成为后来的大奸臣秦桧，有多大的必然性呢？从科举取士制度来说，以秦桧的文采和学识，会不会注定迟早都能胜出呢？如果我们从历史上那么多进士出身的文人才子着眼，肯定会相信这一点，毕竟古代绝大部分文化名人，都是从科举考场走出来的。但是我们只能说，从科举里面出来的，往往会成为文化名人， 但是文化名人，未必就能从科举中胜出，而且注定有很多本来会很有名的人，就是因为科举失意，一辈子没迸发出他的光芒来。当然，这些人是谁已经永远不可考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才华和精力都为一个目标努力去了。幸好还有其他一些反例，给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李白终身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杜甫连续参加过两次，被打击的没信心，改走后门，求权贵向唐玄宗举荐自己，曹雪芹、蒲松龄、吴承恩被科举考试弄得灰头土脸，彻底放弃科举，改写小说，康有为和孟郊倒是中了，不过都是年近半百的时候了。孟郊有句名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当时还以为他的春风得意是和年少轻狂搭在一起呢，没想到他那个时候都可以当爷爷了。他后来还有首描述自己当初铁了心倾家荡产卖家具也要考中进士的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我们从历史故事中，仅仅看到了贫民子弟因为科举高中而改变了命运，却从来没看到过多少人因为科举不中，而同样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一代接着一代读，富农读成了中农，中农读成了贫农，虽然大部分人都愿读服输，但也有例外，黄巢和洪秀全就脾气暴躁点，你不让我上榜，我就让你灭亡。当然，黄巢最后也还是兵败了，不然他如果坐上了皇帝，可能也同样会再延续科举制度吧。毕竟人们往往是反对别人歧视自己，但并不反对自己歧视别人，就像我们怒斥别人贪生怕死，但一点都不妨碍自己贪生怕死一样。统治者搬出科举制度来，从来都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只是为了给知识分子洗脑，让所有读书人，都会自发的从有利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科举题名，除了基本的学业功底之外，其他的就跟中500万大奖一样，纯粹靠运气。所以黄巢在早我们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了“读书害死人”。
幸好，命运之神，终究还是垂青了秦桧，徽宗上台后，改革了之前的科举制度，建立太学制，大概就像现在九年义务制教育，不过只是对官宦子弟及富家子弟开放。秦桧家道虽然中落，父亲为官多年，也没留下什么遗产，但毕竟秦桧还是落到了一个官宦子弟的身份，得以进入太学，而后又利用自己的机灵讨得学校主管的欢心，得到一个保送参加殿试的名额。最终秦桧不负众望，拿到了一个第三，取得进士身份，开始了他的仕途。 像秦桧这种从穷苦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挤进上层社会的人，有一些富家子弟少有的优点：能屈能伸，懂得察言观色，善于结交权贵。从他高攀上了前宰相王圭的孙女就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在将来的仕途发展上做好了准备。 然而，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秦桧很可能会继续十年如一日的坐在教育部门的冷板凳上，至少不会如后来那样为世人所知。变幻莫测的历史，究竟是成全了秦桧，还是毁灭了秦桧，又有谁能说得清。 在描绘秦桧如何第一次才走向历史舞台之前，我们需要先把镜头往回拉几年。
祸起张觉 如何让两个素无忘来的人成为亲密战友呢？只要让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可。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后来纷争了百年之久，时战时和的宋金两国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大辽。想当初大辽雄踞北方，在大宋王朝还没出世的时候，就镇后唐，灭后晋，威慑中原，等到赵家子孙夺了天下，也依然是南欺大宋，北压弱金，终有一天，金不堪压迫了，没想到一反抗，就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本来以为是要和大宋联手才能灭掉辽的，没想到才几个月不到，就把大宋百年以来从未胜过的大辽给灭了。而大宋在这场联合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呢，趋近于零。宋廷本想趁着胜势下山摘桃，却两次被辽军的残兵败将打得落花流水。金当时或许一下还没适应自己原来已经是如此强大，所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还很守信用，如双方盟约所言，归还了“燕云十六州”中已经攻克下来了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順州、景州、薊州，唯独平州没有归还。而这个没有归还的平州，日后却成了一个…… 张觉，原大辽读书人，曾中进士，官至平州节度副使，在金辽大战时，一不小心正节度使就被人杀了（按照正局长被杀，跟副局长脱不了关系的定理推测……），然后他这个副职出面平定了大局，理所当然的被众人推举于新领导。而后张觉见势不妙，于是弃暗投明，携平州全城百姓投降大金，过了段时间后，觉得还是回到汉人怀抱比较好，又再次携全州百姓弃暗投明，投了大宋。等到金廷大怒，来攻打时，他还想再弃暗投明时，对方已经只允许他投胎了。 金太祖的诏文如下： 宗望军至南京城东，觉兵大败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纳叛责宋宣抚司，索张觉。宣抚王安中匿之于甲仗库，绐曰：“无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金人识之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数以罪，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卒皆解体。 张觉临死，不知道是如何慰问了赵佶十八代祖宗，但无疑赵佶临死之时，也断不会忘记张觉的祖宗 南宋后来其实还有类似的因为投降问题，导致的纠纷。1139年，在完颜昌主导下，宋金两国第一次签订《绍兴和议》，按照协议，宿州和寿州将会归还给宋国，但两地的知州赵荣和王威邀功心切，还没到协议履行时间就归顺了宋国，惹得金人大怒，然后那两个官员又赶紧开溜，逃到了宋国。跟张觉的情况一样，金人当然不肯罢休，要宋国交出这两个人来。秦桧为了不破坏他的和谈大计，自然是要把这两个人交出来，然而韩世忠力劝秦桧说：赵荣、王威一心归顺，你怎么忍心把他们押回去送死呢，以后还怎么服中原人心。于是秦桧上演了一场好戏，让赵荣、王威自己从淮西逃回去，然后诏以：“荣、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榜谕中外”，大骂这两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总是对抗我们南宋解放军，然后金人一听，心想原来这两个人还是我们金国的大忠臣啊，“金越王宗弼得之，复以荣为将”。赵荣、王威虽然因为投降的问题，惹出了一堆的麻烦，但最后命运，却还算是不错。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秦桧奸诈狡猾的同时，也并不是只干坏事，在不危及他的利益的时候，他还是很乐于救人一命的。 以张觉、赵荣、王威为例，他们的投降，更多是一种投机行为，相当于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当无信之人，其投降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另一种，如秦钜面对的形势，被敌军围困，反抗绝对不可能有活路时，如果投降可以留条小命的话，要不要，可不可以投降，就像现代人最耳熟能详的一道题：“要钱还是要命”一样，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投降或许是可耻的，但比投降更可耻的是剥夺他人投降的权力。几乎所有的统治者被敌人逮住，宋徽宗，宋钦宗，都没有立即英勇的慷慨就义，但是他们却非常鼓励其他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利益，而舍生取义。就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欣赏古人的幽默感。
“我刚来到燕京时，为了嘉奖你们官民是辽境内最早主动投降的一批人，所以把平州升格于南京，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对你们格外开恩，为什么却顷刻间要做叛逆的事呢。本来打算派兵攻打你们，但现在正值农忙时节，不忍心因为一个恶人而害得所有百姓跟着遭殃。今天大辽所有土地，都归我占领了，你们一座孤城，又能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只要把罪魁祸首拿下，其他的人可以安然无事。”（“朕初驻跸燕京，嘉尔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为南京，减徭役，薄赋税，恩亦至矣，何苦辄为叛逆。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
然而全城百姓已经为张觉所胁迫，就算想感谢金太祖的宽宏大量，也不可能了。要么是拒不听张觉的命令，立即被处死，要么是帮助抵抗金兵，等城破后也难逃一死。身为乱世之百姓，碰到这种动不动就“弃暗投明”的将军，也只能暗叹一下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吧。而作为将军，张觉的回旋余地和选择自由，则大了很多，他也早就盘算好了一切：大不了，抗不住金兵的进攻就往大宋境内逃呗。难道泱泱大国，中原王朝，还能被这种小国欺负。但当时的宋廷之弱，远超乎金朝和张觉之想象。宋徽宗自己清楚，自从他祖宗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创立文官指挥军人的制度以来，被篡位的风险是大大降低了，可对外作战能力，就惨不忍睹了。所以宋徽宗很快就认清楚了形势，他秘密下诏让宣抚司王安中便宜行事，力求息金怒。据史载：
而之后，有一个关于投降与否的故事，就比较惨烈了。
秦桧有个重孙名叫秦钜，（其实跟秦桧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只是他养子的后代），1221年，镇守蕲州，二月，金兵来犯。知州李诚之与通判秦钜率领3000将士及全城人民积极加固城墙，添置军械，储备粮食，决心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与罗州城共存亡。金兵依仗人多势众，将罗州城团团围住，并决堤烧船，火毁护城木栅，日夜攻城。南宋几路援兵或半路被金军杀败，或畏缩裹足不前。李诚之和秦钜毫不气馁，仍然激励众人，昼夜登城，指挥民众抗敌。金军见久攻不下，又从黄州增援大批人马围城，两军共约 10 万之众。金兵在围城的时候闻听守城的是秦桧的重孙，立即派使者前来劝降，被秦钜一口拒绝。李、秦二人将全城老弱妇孺全部动员上城防守，并屡出奇计，挫败金兵进攻。金兵于是在城西北白云山上架设火炮、石炮，居高临下，炮弹直入城中，掩护士兵架云梯登城。至第25日，罗州城军民终因寡不敌众，孤守无援而被敌人攻人城内，李、秦继续率部和敌人进行巷战，后因反击无望，李诚之引颈自刎，秦钜拉着一双儿女蹈火自焚，另外四位家人也跟着跳进火堆，全城军民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为他在蕲州城建了庙，皇上还亲自为其庙赐额，御题“褒忠”二字。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秦钜完全没继承到秦桧的基因还是为何，完全没有秦桧的风格，假如秦桧当时守城，见10万金兵来攻，大概不用怎么考虑就会投降吧。至少自己不降，也应该让自己的儿女家人，还有当地的老百姓投降，其他人或许看到了“褒忠”，而我只看到了冷血和疯狂。不知道后来当地百姓为什么还要纪念这位英雄，难道是因为大量减少了当地百姓的人口数量，为其他百姓腾出了田地？
在这里，涉及到投降是不是个好的生存策略。如果说不管张觉是投降到金还是投降到宋，都是不义的，也就是表明我们为了义，将会拒绝敌军将帅的投降，情愿牺牲守城的老百姓和双方的兵士，也要达成所谓的“义”。如果说，张觉投降到金是不义的，但是投降到宋，则并非不义，那只能说明儒教的“义”之含义根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是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叫“义”，没好处的就叫不义。这就好比对方偷我的东西是不义的，但我偷对方的东西时，则不算不义。
张觉的投降点燃了北宋灭亡的导火索，也把本来默默无闻的秦桧推向了前台。
不过秦桧当然不会放过这苦等了十年的机会，逢人便提一遍他的秦四点。秦桧本来就口才不错，写的奏折文采飞扬，再配上慷慨激昂，挥斥方遒的语气，很快博得主战派的垂青，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后来连宋钦宗本人也有所耳闻秦桧的能言善辩、气势如虹，决意让他陪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商谈割地之事，想凭借他的口才和浩然正气，多捞些谈判砝码，再现蔺相如逼退秦王的唇舌之功。
秦桧一听到这个就傻眼了，本来他是想卖弄卖弄自己的主战意志，捞个好听点的名声，谁知道皇帝竟然把这种任务交给他。于是再三上书说“割地赔款之事，和我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断难接受此任务”，后来皇帝只能让可怜的张邦昌，一个人傻乎乎的去做这种既容易掉脑袋，又容易掉名声的差事。然而，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张邦昌也没有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但是那些抨击张邦昌所为丧权辱国的人，自己并不愿意去解决这件事，金兵围在城外烧杀抢掠，毕竟不是长久之道，这事总得有人去解决。
于是众人，又想到秦桧，把他往皇帝面前推。秦桧也知道，再拒绝就说不过去了，何况宋钦宗也知道这事大家都不想干，于是给干这差事的人许诺加官进爵。秦桧心想，之前做那么多，也还不就是为了捞个政治资本，既然有现成的升官的好事，那还拒绝做什么，何况做臣子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也是里所应当的。秦桧既已经同意前行，宋钦宗便给他挂了个尚书衔，全权负责与金国的谈判沟通事宜。
秦桧在去往金营的路上，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可以既可以让大宋不那么丢面子，又能平息了金国的怒气，没想到半路上即听说朝中大臣中又有人出了馊主意，说服宋钦宗明着同意割地，暗中指示那些被割地的守将假装不服从“朝廷旨意”，擅自拒绝割让。这不是拿秦桧的小命开玩笑吗？秦桧第一次发现主和的差事不好干，不但会被那些主战派害死，而且死后还会落个软弱投降的坏名声。于是他中途掉头返回，及时从鬼门关兜了回来。宋钦宗也知道自己理亏，没追究他有辱使命，还是按照原先许诺给他升了殿中侍御史，而后坐到了左司谏的座位上。
1127年，金以宋违约背信为由，再次发兵征讨，并发出“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的威胁，钦宗吓得够呛，连忙召集群臣于延和殿召开圆桌会议，对于是否同意割地，来个民主表决。结果106个大臣，70个举手赞成割地，37个举手反对割地。秦桧有前车之鉴，知道当个主和派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所以为了表达他强烈的主站愿望，举了双手。
其实如果当时宋廷这种民主会议多开几次，发明出了完善的匿名投票制度，也许秦桧就不会冒险投反对票了，毕竟秦桧也不傻，谁也不会为了皇帝家的几块地，冒着让敌人杀进城来的风险。不过既然是公开投票，又估猜肯定有足够多的人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投个反对票，其实也不影响大局，而又实实在在的可以捞到好名声。秦桧此次又顺利的得到了抗战派官员的支持，而升迁为御史中丞。不过毕竟主战派嘴皮子硬敌不过金兵的刀枪硬，还没等到秦桧好好享受他升迁之后的荣华富贵时，北宋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靖康之难把两个皇帝连同皇亲国戚、满朝文武一起压在了碎石底下。
史上最可怜的皇帝张邦昌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皇族470多人。为了扶植一个易为操纵的傀儡政权，金国决定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 张邦昌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世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于自己来说，却是场飞来横祸，金廷跟他开了个彻底的国际玩笑，他无兵无卒，无德无能，让他做皇帝，简直就是把他挂在火上烤。所以他是百般哀求，别让他做皇帝。金廷看他那样子，感觉直接逼迫没什么效果，三月初一开始警告他，称若到了初七，张邦昌还不登基就杀大臣，纵兵血洗汴京城。于是那些大臣贵族，都纷纷上门，痛哭流涕，求他勉为其难，保全大伙的性命。 除了在金人面前虚与委蛇之外，张邦昌在宋人面前从不穿帝袍，不口称朕，不让别人称自己为陛下，也从不在正殿办公，可谓处处小心，时时注意，最后，当金廷退兵北归时，他又委婉而坚决的拒绝了金廷留一万金军帮助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好意，等到金兵退去之后，他马上找到康王赵构，然后“伏地恸哭请死”，希望能得到赵氏宗室的宽恕。赵构一开始还没有动他，毕竟他给自己的流亡政府的带来了不少官员，但还没过到几个月，赵构还是找了个名目，将他赐死。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以往的强硬派，也识时务的闭上了嘴，当时只有秦桧等少数人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立张邦昌为帝，秦桧在折子中称张邦昌这人名声太坏，无法服众，将来肯定会给金国惹麻烦，还是劝金人选个姓赵的皇帝，但是又表明“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主也，且明两国之厉害尔。”这句话非常巧妙：表面上维护了原来的主子，又暗中表明了自己不是因为特别忠于原来的主子才这样说，也完全考虑到了新主子的利益。既不会显得谄媚，又不会失于迂腐。可惜金国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却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后来金人在撤回老家的时候，破格把他掳回了北疆——本来以他当时的官职品级，是没有资格跟着那些朝廷重臣们一起被掳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秦桧不但处变不惊，敢作敢为，而且敢于另辟蹊径，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
张邦昌于是被迫做了三十多天皇帝。
据称张邦昌读罢赐死诏书，“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逼他就死，最后他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身亡。
而且可怜的张邦昌，就算死了，也还是不得安宁，《宋史》将其列入《叛臣传》，和位列的《奸臣传》秦桧，刚好可以遥相呼应。
宋朝本来有不杀文臣的传统，但是一旦触及统治者的底线，比如涉及到皇位之事，则决没有半点商量。在宋朝天子眼里，大臣上书进谏，抹黑朝政甚至毁谤天子者，可以饶，朋党之争，玩弄权势，弄得朝廷不得安宁者，可以饶，但被逼着叛逆，竟不以死明志者，则不可以饶。今天你可以被外族胁迫着当皇帝，明天不就可以部下逼着当皇帝吗？赵构对皇位的极度敏感，给秦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后来的诛岳飞，做好了铺垫。
秦桧被掳到北疆后，又重温了一下他少年时经历过的穷苦潦倒生活。身处异域，目睹昔日王公贵族的落魄，更激起了他对权力和安逸生活的怀念。作为一个俘虏，他几次被转卖掉，后来被金国大将完颜昌赏识并留用。完颜昌看过他反对立张邦昌为帝的折子，感觉他是可用之才，既没有彻底背叛旧主人，又没有堵死侍奉新主人的路。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也算仁至义尽。毕竟徽钦二帝被俘了，也没自杀殉国，他一个中级干部，跟着大家一起苟活下去也不为过。或许因为经历了这场家国破灭，沦为奴隶的沉重打击，秦桧彻底改变了以前的主战立场，变成了一个务实派。他后来充当完颜昌的私人秘书，为完颜昌代写了很多文字性的东西，甚至完颜昌叫他劝降楚州的守将，他也照做了。——因为在绝对打不赢对方的时候，投降是最好的保存自己实力的方式。投降了，只要小命还在，至少还给以后留了一丝翻盘的机会。 赵构当时想，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远千里逃过来，还不是看这里有大把的职位空缺，别以为你在金营里劝降楚州守将的事我不知道。 范宗尹于是在上朝的时候，对皇帝说朝廷中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前朝奸臣蔡京的部属，然后又历数蔡京的陈年旧账，说大宋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些奸臣惹得祸之类的，要求皇帝重新考虑这些人的任职。赵构也不傻，心想没那些奸臣，我现在还能当上皇上，何况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的皇位都还没坐稳，那由得你乱搞，于是一句：“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来一口回绝。秦桧一开始本来准备力挺范宗尹的，后来看到皇上态度坚决，他很快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矛头转向范宗尹了，说现在朝廷未稳，团结是第一位的，身居宰相之职，不能因个人恩怨非议同僚，要一切从大局着想啊。这一番话说出来，让范宗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在朝廷上再也无立足之地了。秦桧此举不但迎合了皇上，又讨好了被批的官员，一举多得，这一战得了个满分，等到范宗尹下台之后，朝廷需要众臣举荐一个新的宰相，秦桧自然成了热门人选，毕竟要资历他有资历，要文凭他有文凭，于是秦桧顺顺当当的进入了权力核心。 秦桧上台之前，曾给皇帝灌过一大碗迷魂汤，称臣有良策，可使天下归定，日后恢复中原，皆是指日可待之事。其实秦桧之主张，简单来讲，也无非就是分析当前局势，认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一面积极布防，一面整顿内务，修养生息，蓄积力量。先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归南，北归北’，等到以后有实力再谋其他也不迟。大概末尾还少不了引用一下勾践、韩信之事，以此二者忍辱负重，最终都得以实现自己宏伟抱负的故事来激励赵构。 秦桧要完成和谈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金人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和谈的基础，然后岳飞这个人什么底细，军人集团又会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地主农民的利益立场，皇帝和朝中大臣又是怎么想的。 岳飞其人 岳飞一开始是靠帮助南宋稳定内乱发家的，所谓内乱，就是指南宋境内的农民动不动就拒绝交粮，武力反抗。宋朝在朝廷官员内部，虽然党争事件屡禁不绝，但所用方式是极其文明的，很少有人因为政治斗争而掉脑袋，但是他们对待拒不履行义务的农民是绝不含糊的。毕竟党争是内部矛盾、路线之争，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说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农民不交粮，则触犯了他们最根本的利益了，这一点是决不能容忍的。在北宋期间，方腊起义、梁山伯一百零八将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在南宋，声势浩大一些的，也有王宗石、李敦仁、杨幺起义。 其中后两起起义，都是由岳飞领军剿灭的。岳飞自己，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毕竟已经分属不同阵营，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和他一样做。何况岳飞也知道农民起义，多半都是因为活不下去的原因，所以常常在打垮了对方之后，又把那些起义军中年轻力壮，又不愿回家种田的农民招到自己麾下，改吃官饭。 《三朝会盟汇编》关于此事有记载如下： 有百姓诉其舅姚某搔扰，飞白其母，责之曰：“舅所为如此，有累於飞。飞能容，恐军情与军法不能容。”母亦苦劝而止。他日，飞与兵官押马，舅亦同徒刑。舅出飞马前而驰约数十步，引弓满，回身射飞，中共鞍鞒。飞邓马逐舅，擒下马。令王贵、张宪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归白其母，母曰：“我锺爱此弟，何遽如此？”飞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为舅所杀，母虽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鞍鞒者，乃天相飞也。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故不如杀之。” 也不知道他舅舅到底是如何搔扰了百姓，但这种事裙带关系惹祸的事，确实是常常发生的，善于治军如岳飞者，自然懂得把这种坏事变成好事。这一招也常常为后世治军之将所学，《李宗仁回忆录》里曾记载着一个他的一个治军故事：有次一个士兵被当地农民拖到李将军面前告状，说那个士兵偷了他一件东西。士兵坚决不承认。李决定要严惩他，该士兵大恐，用同乡之谊来请求从轻发落。李见是同乡，更决定杀一儆百。于是，在全军面前，枪毙了他。从此军纪肃然。当然，李宗仁到暮年后，一直为此事不安，豪气干云的岳飞，大概这种治军之术运用纯熟，已经完全不会有心理障碍吧。 岳家军制胜的秘诀和军人集团 岳飞的军队，素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传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扰民”是岳家军的座右铭。不过实际上，岳家军的军饷待遇，一项比其他的杂牌军好很多，因为当时很多杂牌军，甚至因为军饷发放不及时，就沦落为草寇，或者投降到刘齐政权去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多路人马纷纷强烈要求加入岳家军跟着沾点光的原因，史书上有记载：李道、牛皋等屡次申状岳飞和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赵鼎，“乞听岳飞节制”。原来被岳飞狂扁过一顿的赵秉渊，一开始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他手下，到后来等岳飞的部队待遇越来越好时，赵秉渊又强烈要求归到岳飞部下。 地主和农民 罗素称古代中国是一个强大到不想去侵略别国的国家，其实并不全对，古代中国还是一个弱小到不想去反抗别国的国家——只要你比他强大。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古代的地主，外加文人墨客，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热爱和平的，只要自己百亩田尚在，仆人佃农也还都在自己管控之下，其他的小事，比如当今皇家姓甚名谁，本族外族，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古往今来，真正让封建卫道士们害怕的并不是篡位本身，而是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暨不确定性。 朝中大臣 宋朝的政治格局，因为少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朝中各派势力相当均衡，持什么主张的都有，很多时候“主战”或“主和”本身，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一种拉帮结伙的政治手段。李纲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宰相，是个铁杆主战派，后来赵构觉得被他忽悠了，把他换下台，一直没怎么重用他。但李纲自己不甘心早早地就退休，在明知道赵构一直在谋求和谈的时候，还多次上谏吹牛皮可以拿下金国，其实不过是想重回权力舞台。在南宋之前的十几年里，每个朝中大臣为了获取大家的支持，当上宰相，都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自己一上台，就什么麻烦都能解决掉，等到真正上台后，又一切都成了空头支票，当时那种局势，除了先和谈，休养生息再图将来外，并无更好的办法，就算换了拿破仑和李世民上台，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当时赵构换宰相，比现在的日本换首相还快。 皇帝赵构 赵构或许称不上如何英明神武，但在皇帝中，其智商排名绝对位居中等以上。本来他是无论如何都跟皇位擦不上边，也多亏靖康之难，把他的父亲和兄长一干人等全都掳走了，就剩下他这么个漏网之鱼，让他得以继承大统。在北宋的时候，他几次当成人质被送往金营求和，见识过金兵的彪悍，也亲眼目睹过南宋的二十万勤王之师在面对金兵主力时，如何一瞬间顿作鸟兽散。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被一伙人拥戴着做了皇帝，不过他见识过金兵的厉害，觉得以当时的乌合之众，根本抗不住金国大军，所以不顾大臣们的极力劝阻和反对，在不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一逃再逃，一直逃过了长江，最危险的时候，还在海上躲了四个月。在那段逃亡生涯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彻底成熟了，看清楚了自己所处的现状，也为日后向金国求和以及诛岳飞，埋下了伏笔。 秦桧的生前身后名 综合以上各方的利益立场：金人有意停止干戈，捞点实际好处就行，地主农民一点都不关心故土能不能收回来，只关心能不能减税，朝中大臣除了少数主战派失去政治口号外，大部分都乐观其成，而皇帝也早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不用担心要么是赋税太重被农民推翻，要么是军人坐大被军人干掉。秦桧要想在和谈上取得成功，唯一需要对付的就是军人集团。岳飞当时虽然已被解职，但是其部将有不听其他人指挥之态势，暗中威逼朝廷归还岳飞军权。他们表面上是为岳飞喊冤，实际上是不甘心失去他们自身现有的利益。南宋内部随时都可能滑向形势失控的局面，所以不管岳飞本人是不是有反叛的意愿，除掉岳飞，瓦解军人集团，都是必走的一步棋。 康熙对当时岳飞能不能北伐成功有过一段著名的评论：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 可是汉人往往不屑此言论，觉得康熙自己就是后金人，难免有给自己老祖宗脸上贴金的嫌疑。可是清朝用它的铁骑却又证明了一切。汉人或许又会说，假使我们的袁大将军不死，又定能如何云云，大家始终相信只要英雄存在，一切都会变得大不相同，却很少从历史的大势着手。乱世之中，各个朝代的陈疴痼疾，绝非一人一事就可以改变的，或许又有人要说，如果当时的农民绝不因自己穷苦，就拒绝缴纳各种税费，朝臣之间上下齐心，团结合作，君臣之间，一心一意，不互相猜忌，那么有什么外敌可以入侵得了呢。这倒确实是一番令人向往的景象，大自然也刚好为我们演绎过这种理想社会，君不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正是礼教所热情讴歌的那种完美世界吗？蚁后和蜂王是各自王国中绝对的主宰，雄蚁（蜂）不用做事，专们寻欢作乐协助王后产仔即可，而兵蚁（蜂）和工蚁（蜂）则完全效忠于前两者，绝无私心，至死方休。但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而不是发展成蚂蚁和蜜蜂，正是因为我们懂得追求和保护个体的利益。像岳飞那种自己无私，然后要求全天下人也跟着无私，只能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秦桧早就看穿了世间之事，首先他所做的事，肯定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不然他就不会去做，其次他所作的事如果不符合皇帝赵构的利益，他肯定立马会被换下台。再次，他所做的事如果不符合农民的利益，他和皇帝也都可能会下台。最后，他的选择，也必然符合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不然他和赵构也可能会被推翻。他所谋求的和议，唯一不符合的就是军官阶层的利益。而军人如果坚持要继续和金作战，只是一种完全漠视其他群体生存利益的行为，所以在军人尚未完全掌控国家命运的情况下，被其他利益方淘汰出局，几乎是一种必然。秦桧所为，根本于忠奸无关，只不过是多方博弈中各自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必然结局。
投降事敌了几年后，在金兵攻打楚州之时，秦桧带着一家老小趁乱逃离了金兵的监视，竟然奇迹般的逃到了南方，找回了组织。一见到赵构他就激动不已，添油加醋，声情并茂的讲述了自己一路如何艰险，如何波折。然后又表示只要能辅佐皇上，复兴大业，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不过当时正是赵构刚创业的时候，原来北宋的朝中大臣都被掳去当苦工了，南宋朝廷正缺人，急需招揽前朝的大臣良将。目前又正是南宋人心浮动，大家都对未来都没什么信心的时候。把秦桧南归的事包装包装，再提名为感动南宋年度十大人物之一，发动说书人到各个街头巷尾反复介绍他的英雄事迹，这不就成了个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典型吗，如此一来，还怕南宋百姓民心不振？
于是赵构以皇帝的身份率先表扬秦桧是个苏武式的好同志——苏武是谁？苏武就是秦桧式的好同志，在匈奴守节的同时，还不忘为华夏增加人口，他在匈奴19年都还保持着汉武帝赠的使节杖，连晚上和匈奴美女睡觉的时候都还要拿着，后来因儿子谋反受牵连罢官，但之后又因为拥立新君重新上台了。前宰相李纲也跟着盛赞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一堆的小官员看准了秦桧是个黑马，将来前途无限，也开始友情宣传，一时临安街头纷纷嚷嚷，前十大热门话题，都跟秦桧有关，就算是那个送秦桧南渡的船家，也被八卦了个底朝天。
当然，质疑声也很快出现，不少原来的官场红人，嫉妒他的名声蹿升，抢了自己的风头，都跳出来指责秦桧是北方那边派过来的奸细，不然凭什么其他人都没回来，就秦桧一家回来了。现任宰相范宗尹主动为秦桧辩护，并暗示相关部门加大辟谣宣传。秦桧自己也赶紧写了个《北征纪实——我从北方回来不得不说的真相》。一来二去，不但把信任危机化解了，也成功的实现了赵构要求的宣传效果，秦桧因此顺利的捞了个职位——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这个官嘛，说小也不小，说大却也不大，朝廷之内至少有那么几十个人，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这可远远满足不了秦桧的胃口，毕竟他千辛万苦一路南逃，真可谓九死一生，这笔买卖可是下了血本的。当上礼部尚书没几天，他就整天在脑中盘算着该如何继续往上爬。要在官场上混得好，盘根错节的背景少不了。虽然娶了前宰相的孙女，但那毕竟是前宰相，而且名声也不太好，至今没派上多大用场。靠老婆靠不住，那只能靠自己了。
他扫描了一下朝中有何贵人可巴结，宰相范宗尹首先进入了他的脑海。借口感谢他当初力挺自己的大恩，秦桧提了大包小包，外带几瓶绍兴老酒来到范宗尹家，一上来就是夸奖了范宗尹虽然比自己年轻十岁，但智商和办事能力却胜自己百倍，实在是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云云。几杯迷魂汤下肚，外加秦桧明里暗里的死命溜须拍马，范宗尹很快就跟秦桧称兄道弟起来，还没等秦桧把自己的抱负说完，他就自个儿把胸脯拍得巨响，说“只要你我联手，以后升官发财的事，都包在我身上”。秦桧见这范宗尹，受不了几下恭维，就得意忘形，看来并不是个多难对付的主。可以先借他上位，日后要踩在他身上往上爬、取而代之，也不是难事。
过了没多久，机会来了，范宗尹为了安排更多自己的人马，决定把大奸臣蔡京的旧部属赶下台去，这事实现和秦桧商量过，秦桧也觉得可行，毕竟腾出点位置，他也好更有机会些。
然而官场上风云变幻，绝不是靠仅仅对着皇帝耍一下嘴皮子，献个一言一策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只要你身居高位，挡了别人升官发财的路，自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何况当时的秦桧也还是未经磨练，不够奸，不够老练。秦桧在宰相之位上，屁股都还没坐热，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就蜂拥往他身上射来了。因为赵匡胤当初立下了规矩不杀文臣，不诛上书言事者，所以宋朝的言官制度，非常成熟，其中所言之事也都尖锐无比，里面高帽子，一堆一堆的，足以将神经衰落的官员，吓回老家。时任中侍御史的黄龟年屡次上疏弹劾秦桧。其中的罪名有“欺君罪、徇私罪、专主和议，不抵抗外敌罪、结党营私，窃弄权柄罪”。里面的内容大多是空话套话，有名无实。
黄龟年之所以敢直斥秦桧，除了为博出位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背后靠山是左丞相吕颐浩。吕颐浩虽然眼高于顶，刚愎自用，但在政治倾轧中，却颇有两下子，当然容不得半路杀出个秦桧来，跟他分一杯羹。尤其是他之前极力主战，自己也一度亲往前线，准备弄个大捷给自己脸上增个光。可惜半路上，还没开打，就有一部分精锐部队未战先降，投靠了刘齐政权。他这么一弄，自然无形中加强了秦桧休兵养息，求和缓战的正确性，所以更要视秦桧为眼中钉，必先拔之而后快。
在黄龟年开了第一炮之后，吕颐浩又联合朱胜非、权邦彦明里暗里猛攻秦桧。再加上由于赵构一开始指望着秦桧当上宰相能与金国的高层搭上线，按照“南归南，北归北”的方针先和谈，让南宋这边喘口气再说。可惜金国当时已经在北方建立齐国，立汉人刘豫为皇帝，并通告天下称只要汉人都以刘豫为正统，则金齐两国时代和睦，可保天下太平。这使得赵构政权的合法性大受打击，失望之余，赵构顺势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
此后的秦桧在观文殿大学士的职位上闲了四年，一边冷眼旁观朝廷局势，一边费尽脑汁思考当前局势，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从倾轧中胜出，在朝廷立于不败之地。当时的南宋朝廷，一方还没唱罢，另一方就抢着登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让局势真正得到改观。每个主战派调子都越唱越高，但金兵的边都还没粘到，光是跟齐国的部队耗着，就快把南宋给拖垮了。幸好1137年，金国嫌刘豫统治不力，没给金国带来多少好处，倒添了一堆麻烦，把他给废了。赵构心里又燃起了求和的希望，于是重新启用秦桧为宰相，专门负责与金国的联络和谈判。
秦桧的生存策略，核心就是考虑多方的利益，尤其是皇帝赵构的利益，只有受到赵构的信任和支持，秦桧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忠君一点上，秦桧其实比岳飞做的更极致，也更让赵构放心。
秦桧要制定自己的策略，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别人的策略会是什么，必须清楚处于当前的形势下，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个人和利益团体会做出如何反应。一个只顾着自己出牌，希望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思路走的人，是注定要满盘皆输的。秦桧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把所有参与对象的策略参悟透，错走一步，错判一人，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首先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总会屡屡入侵中原。是他们侵略成性，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因为北方的可用草原面积是有限的，能养活的牛羊也有限，自然能养活的人也是有限的。为了防止人口超负荷，在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辽对金，金对蒙，通常都会实行“减丁政策”——就是古代的计划生育制度，不过不是在人还没出生的时候计划掉，而是把已经成年的男子按照抽签等制度“计划”掉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保持人口稳定，不会导致因游牧民族人口暴涨而必须通过侵略来求存的局面。
但是如果原来的强弱平衡被打破了，一下没注意控制，只要两三代的时间，人口数量就会呈几何级数暴涨——一个家庭生六个小孩，六个小孩再各自生六个小孩，草原上的资源很快就会不够用，首先出现的事情就是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打的一塌糊涂，然后战火很快延伸到中原来。光从从这一点就可以得知，游牧民族的战斗能力，和农耕民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士兵打起仗来，注定是视死如归的，因为劫掠农耕民族，是他们唯一的活路。其作战意志，是汉族的农民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汉族的农民参军，往往只是因为参军也是一种求生的出路，可以不从事劳动，而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纯粹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两军交战时，汉族士兵以及将军很可能会出于贪生怕死而临阵退缩，然后趁溃败时逃回老家继续种田活命。
金国作为游牧民族，当时还没怎么适应中原的生活习惯，政权建立时间也不长，刚刚吞并了辽国那么大块土地，人口相对来说还不足，所以对统一全中国并无多大兴趣，很多时候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抢夺一些财物和生活用品。所以占领中原后，也往往就是挑选某个汉人大臣做子皇帝，作为金的藩王镇守中原，然后每年向金国贡献固定的金银物资，也省得他们长途跋涉来抢夺。金国当时的国之根本在于先巩固吞并辽国之后得来的土地，他们对跨过黄河，跨国长江来灭亡南宋，缺少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就算花大力气真的能把南宋灭了，以当时金人的数量，也还是要在南方扶植一个傀儡皇帝，然后每年给自己上交岁贡。如果能和南宋和谈，不用流血而能捞到同样多的好处，那自然是上上策。
此前多次名义上的宋金战争，实际上只是南宋和刘齐政权，汉人与汉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南宋军队，只有到1137年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与金兵交锋。双方虽各有胜负，但金国当时是防御性出兵，主要是害怕刘齐政权被南宋灭亡后，伤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一旦岳飞渡过黄河，要全盘夺回故土，金国势必会调动所有人马反扑，而在北方，缺少后援支持的岳家军，面对金国精锐部队，能否再打胜仗，实在很悬。所以宋金双方都有非常大的和谈动机，彼此在前线厮杀只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诡异的是，当初收留秦桧的金国大将完颜昌，由于在金国内部提倡和谈，主动同意把北方部分领土归还南宋，而被新上台的金熙宗视为卖国求荣，最后在欲逃往南宋的路上，被完颜宗弼（金兀术）所杀。由此可见，秦桧能处在赵构领导下，还算是大幸。毕竟和谈这种事，即使对双方都有利，也还是容易为各种因素干扰中断，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而那个一上台就把国内主和派都干掉了的金熙宗在派兵征讨南方无果后，第二年，也终于还是认清了宋金两国，谁也一口气灭不了谁的现状，接受了《绍兴和议》。
因此岳飞的军事实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强，打胜仗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官衔自然也越升越高，表达欲和炫耀心理也越来越重，常常在暗讽朝廷“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上无良相，朝乏贤臣”，后来干脆抛出“文臣不爱钱，军人不惜命”的绝对标杆来压迫鄙夷他人。其实岳飞固然可以不贪财，不好色，不惜命，因为他至少还能换得数不尽的赞赏和荣誉——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比金钱、美女、性命更宝贵。如果没有那些凡夫俗子相衬托，又怎么能显得出岳飞的高尚和伟岸以致彪炳史册呢。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已经不可能做到比他还极端了，跟着他学又能得到什么呢。
就像做好事一样，只有大家都不做好事，而你偏偏一个人坚持做好事，大家才容易给予你认可和尊重，或许一不小心，还能名利双收。如果是大家都在做的好事，也就无所谓好事，也没有人会觉有什么了不起了。难道这世间，还会有不爱钱，不爱色，不惜命，又不是为了求名利之人？那他生来是为了什么？难道和蚂蚁窝中的工蚁一样，生来就是为别的蚂蚁奉献一切的？那他倒确实不适合当人，而应该下辈子改投蚂蚁了。后世的海瑞，或许是从岳飞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启发，看来不仅做奸臣是一种投机取巧，做忠臣，何尝不需要投机取巧呢。
海瑞和岳飞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视名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当然，比起别人的生命，那就更重要了。海瑞为了实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完美品格，活活饿死自己五岁的女儿，博得千古名声，而岳飞为了严肃军纪，对于胆敢搔扰百姓的亲舅舅，也最终是亲自给他做人体解剖。此一大义灭亲之举，竟然常被后世岳飞粉丝所溢美。
岳飞追求成为一个道德完人的事，还不仅仅是这点，为岳飞生下了岳云、岳雷两个儿子的刘氏，在岳飞跟随大军南遁之后，身处沦陷区的她竟然不耐贫寒，改嫁他人。后来韩世忠意外帮他找回了刘氏，被岳飞坚决拒绝了，对比一下赵构——生母韦氏已经被金大将凌辱并生下两个儿子了，他竟然也还要接回来，岳飞在道德上的苛求，实在是无人可及。
秦桧在为人方面几乎就完全是岳飞的反面，岳飞爱惜羽毛，纤尘不染，视个人名声为最高价值，秦桧对待名声问题处理灵活，在年轻的时候往上爬的时候懂得捞取忠义之名，在成了国之栋梁的时候知道不为虚名羁绊，从实用出发。岳飞脾气暴躁，性格耿直，逢人都是一本正经，言必称忠义，酒后曾痛殴过赵秉渊，还被告状到赵构耳中，在军中也鞭打过岳云、任士安，以及最后帮助把他送上了黄泉路的爱将王贵，在朝廷中缺少人缘，即使是朝中第一大将韩世忠也对他也颇有微词，位在其上的张俊干脆就一手促成了对岳飞的陷害；而秦桧则虽然老谋深算，但平常都是嘻嘻哈哈，跟朝廷众臣关系都不错，很多人官员都乐于巴结他，即使有些与其政见不同的主战派，对他也是赞誉有加。岳飞不怕流血不惜性命，跟20世纪的巴顿一样，把沙场裹尸视为自己的宿命，平生也别无所好，征战杀敌，立定战功是唯一兴趣；秦桧虽然也主战过，也在金人立张邦昌为帝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抗议过，但大体上应该还是贪生怕死之辈，秦桧后来所为，都是建立在人都怕死的逻辑上，所以他自己才深知那些儒生文人鼓动天下人皆不畏死地保家卫国，完全是一种异想天开和脑袋进水，秦桧的生活兴趣广泛，一生酷爱古玩字画，平时喜欢自己吟诗作对自夸，更喜欢接受官员作诗制表吹捧他。岳飞极其注重孝道，在北伐关头，岳母去世，他也毅然决定先守孝丁忧三年再说，连赵构亲笔写信求他也没用，只有最后赵构下旨“（岳飞）至今尚未祗受起复恩命。显是属官等并不体国敦请”，“如依前迁延，致再有辞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要把岳家军上上下下的官员全都撤职流放了，他才终于决定放弃尽他的孝道。而反观秦桧，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都不懂，自己早先有过一个儿子，却因为害怕妻子不高兴，而不敢让对方认祖归宗，只能抱了一个妻兄的私生子做养子。
当时的岳家军，或许比呆在其他部队里风险会更大一些，但要知道当时处于乱世，皇帝老儿、贵族大臣的命，也是说丢就丢了，更别提普通老百姓，当时的青壮年，根本没有太多出路，要么是做流民盗匪，要么是从军入伍，要么就只能呆在家里被人劫掠饿个半死了，军队就是一个巨大的铁饭碗，在乱世下，对普通农民老百姓，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只要参了军，报了国，呆在里面，侥幸没死，生活质量和前途，都会变得更好些。所谓“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是也。
从最底层的士兵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具体参加的是哪个部队，打的是什么仗，只有那些号称要书生报国，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才会有些远见，参军之前会找准品牌，第一最好是王师，比如领头者是某某贵胄后裔，多少多少世孙，第二如果是叛军，也要师出有名，最好是清君侧，或“天命所归”才行，第三，如果这两者都不具备，起码该军队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赶快提携他们做参谋，捞个肥缺，也好绞尽脑汁编出符合前两条的理由来。话说回来，岳家军，在当时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而且还不设门槛，不需要走后门，所以自然大家鱼贯而入，发展迅速，没几年就发展到十万岳家军了。所谓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军纪和指挥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后勤和粮草，才是岳家军战无不胜背后的真正法宝。
一旦打了败仗，污了名声，伸手向朝廷要粮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打胜仗，好吃饷”是岳家军士兵们每天都要在心里默念一百遍的口号，也是岳家军的核心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士兵胆小怕死，影响士气，都是对其他人生存权利赤裸裸的侵犯。这也就是岳家军之所以能保持强大士气的秘诀所在。因为岳家军每次征战，都是高举“收复河山，迎回二圣”的响亮口号，所以岳家军在军饷供应方面，态度极为坚决，对拖欠军饷行为保持零容忍，朝廷为保证岳家军的后勤供应，往往“以军期责认州县划刷仓库，科敛疲民，公私罄匮”。到月底士兵欢天喜地准备领工资时（即月钱），“不问州郡有无，皆有定额，所桩窠名，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 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铢铢而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迫矣”，时称“病民最甚”。“皆系军兵计日指准，不可稍有欠阙”。岳飞动辄以贻误军机，误了复国大业该当何罪的高帽来吓唬地方官，所以州县官员对农民的搜刮盘剥也只能是毫不手软了，一开始官员还总会耐心的对农民做思想工作，说这一切还不是为了大宋，我们当官的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人民好。到后来，次数多了，他们自己都可能觉得那套说辞不中听了，就再也不做任何解释，碰到农民家中有粮，拿来就是，懒得费那些口舌。所以岳飞军队行军各州县,当地农民见军容整肃，于民间秋毫无犯，还以为岳家军跟那个些征他们粮的穷凶极恶的家伙是两伙人，经常向岳飞哭求能不能顺便帮助灭了他们。
岳家军，在南宋军队中，还要算是最好的。《文献通考》上说“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为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几员大将拥兵自重，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战功说多少就是多少，“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要的俸禄比当兵的人数还要多，“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彼此之间又骄横生隙，朝廷很难控制。
而且军人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和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在有些时候，还会形成截然相反的立场。军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军功卓著，而要得军功，则需要不停的打仗，如果跟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可以以战养战，倒也可以越战越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普遍有战略上的优势。而一个农耕民族，对外开战不但将耗费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其军粮物资的巨大需要，也会是压在黎民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将领参与一场战争本身几乎不承担任何代价，胜了则大部分收益归自己，败了，只要兵权还在握，朝廷也不敢轻易动他，万一惨败，回朝有性命风险，身处乱世，也还可以选择做流寇或投降敌人。
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严重的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所以军人通过扩大战争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几乎是必然之举，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即使在太平年代，军人集团中的活跃分子，内心都难会渴望着发生什么才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道越乱，越能给自己机会以拯救苍生，名满天下。而在本来就处于国仇家恨的战乱时期，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之词，更是绝好的帮助掩饰了军人们的真实动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最舍不得美帝国主义军队走的人是谁？当然是基地组织和本拉登。
后来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南宋驻扎在边防上的一些将领，不堪忍受朝廷和平妥协的策略，经常组织义士悄悄潜入北方，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屡次被毫无爱国心的北方农民举报到金人那里去，害得南宋朝廷甚为惊骇，赵构每每听到他的爱国将领给他捅这么大篓子就整晚整晚的失眠，这多少也帮助他下了诛岳飞、杀一儆百的决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古代“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民间地主、知识分子，之所以推崇儒教的三纲五常，其实并不是视之为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手段。不论是开疆拓土，东征西讨、还是收复中原，没有一样是地主会真心支持的，因为这些事跟他们毫不相关，他们希望的仅仅是一只部队，能维持现状，保护他们已有的利益不受侵害。
宋金交战时，大部分地主，都很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没几个人会希望战争旷日持久，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和谈，南北维持现状。那些少数民间知识分子，跳出来表态要支持“收复河山，迎回二圣”，也并不是他们不懂的自身利益点所在，只是看到其他人都做沉默大多数，自己可以跳出来慷慨陈词，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说一些空话套话，满足于自己救国救民，指点江山的自我幻象中。
至于农民，对于是支持议和，还是继续开战，简直就是不言自明的，南宋初期，由于立足未稳，各种重建工作耗费巨大，赋税比率极重，农民不堪其负。到绍兴和议签订之时，几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南宋的四种官方赋税中，就有两种是作为军费支出开征的，（月桩钱和版帐钱），加上当时各个将领任意加编，私募军队，赋税日重，大部分农民都更情愿去参军，而不是种田，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农民的负荷。岳家军从一开始成立的三万人，迅速扩充到十万之多，如果后续要继续深入到北方作战的话，军队人数则还需要进一步暴涨。除非你相信岳珂给他爷爷编的朱仙镇一役，500背嵬精兵大破十余万金军的神话。
农民在当时，往往缺少话语权，但是他们会用脚投票，当时南渡北逃的人都不少，互相都会权衡哪个地方更适合生存。统治者对于农民来说，断不是什么拯救者，而只是强奸者，古代人对妇女灌输的道德教育就是如此：因为我之前强奸过你，所以你为了保持你对我的忠贞，你不应该再让别人强奸。农民可不吃这套，反正无论在那里做农民，都得受统治阶级盘剥，供谁都是供，只要哪一方安定点，苛捐杂税少点，他们就往哪逃。当然也有极端的，不堪重税了，则揭竿起义，公然反抗朝廷。光是岳飞负责平定的就有好几起。所以南北双方能解甲休兵，对于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至于说农民听说岳飞被杀了，嚎啕大哭，实在是匪夷所思，难道一个农民会整天不关心自己田里的收成和要上交的粮食，而是关心河山有没有收复，二圣有没有迎回来？明清大儒黄宗羲和顾炎武对此问题有过精准的论述：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朝代更迭，是当权者需要考虑的事，只有到了天下大乱，人杀人，人吃人的地步时，匹夫才也有责任。不过由于黄宗羲和顾炎武两个人都领导过抗清战争，失败了竟然没有去死，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不义之人了，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再有分量。
当时和谈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按照协议内容，宋国要向金国称臣纳贡，那么皇帝赵构要向金国使者行跪拜礼。朝中大臣，对此都表示万万不可，堂堂大宋皇帝，怎么可以给藩夷行跪拜礼。也有的大臣表示要不把25两白银和丝缎往上加点，免掉这个跪礼，最后僵持之下，只能以宋高宗正在给宋徽宗守丧为由让秦桧代替赵构向金使臣下跪，这事才算了结。其实当时的大臣也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表达自己一个态度而已，实际上大家心理都清楚，在南方建立的政权，从来都是打不过人家才逃过来的，南宋之前还从来没发生过南方政权后来可以反攻吞并掉北方政权的。——东晋倒算是功败垂成，第一次桓温家族北伐成功之后，成功的篡了东晋的位，后来东晋名将刘裕帮助流亡的东晋皇室夺回了天下，忠义直可感动天下，但他北伐攻破长安之后，也还是急匆匆的回头篡了东晋的位。
《绍兴和议》去其虚名，得其实质，南宋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它。每年25万两的岁贡，几乎只是形式上的意思意思。在和议签订之前，南宋财政已经严重入不敷出，官员的薪水俸禄，每每都要打折赊欠，而只有军费是实时到帐的，还不时的要外加各种额外补贴和奖赏。军费中光是月钱一项，一个月就要4、50万两。所以从经济方面考虑，朝廷大臣对《绍兴和议》也是满怀期待的，即使是主战派内心也是喜洋洋，毕竟南北休兵之后，他们的薪水俸禄，起码会比之前更有保障了。
跟随赵构南逃的将军苗傅和刘正彦，因为对赵构只顾逃命深感不满，发动了兵变，以宋高宗皇位来路不正为由，迫使宋高宗退位。赵构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些鸟人拥戴他当皇帝，哪里是真心把他放在心上，完全只不过是借个皇室正宗的牌子，实现他们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把他当个皇帝来看待。后来岳飞动不动就拿出来的口号，比他的圣旨，还冠冕堂皇，“收复河山，迎回二圣”。他能放手让岳飞去搞吗？已有苗刘兵变的前鉴，如果他还对岳飞这个人毫无戒备，那只能说他的智商完全就不适合当皇帝了。毕竟他的祖宗就是靠兵变上台的，而且还美其名曰是：众将士贪图富贵，强行给他黄袍加身的。谁又能知道岳飞手下会不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下属，“强行”要岳飞做皇帝呢。况且岳飞私募军马，在岳家军中早已经是只知有岳飞，不知有皇帝了。而且岳飞在为母服丧期间，未经朝廷许可即以张宪代理军事，完全是把岳家军当成自己的了。
岳飞虽然言必称忠义，但实际上并不是忠于他赵构，而是忠于他自己的“忠义”二字，内心中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自己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第一位。就算岳飞终身不会背叛朝廷，他的桀骜不驯，一意孤行，也绝对够他消受的。而作为一国之君，他又不可能像岳飞一样纯粹以战绩论得失，殿中侍御史罗汝楫说的“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就算岳飞孤军深入再得几场大捷，对目前时局和形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在朝堂之中，他唯一能比较信任的，也就是秦桧了。秦桧深知他的求和愿望，办事又干练，朝廷大小事务，几乎不用他多费心。在涉及与金国的关系中，秦桧又能主动帮他承担各种口水和压力，民间即使有非议者，也往往把矛头指向秦桧，而不会直接向他开火，他只乐得在幕后当整场游戏的最大赢家。而因为秦桧又是一文臣，以宋朝的文武相互制衡的架构，秦桧再如何权势熏天，也不可能如武将那么危险，最终的决策权，也还是一直攒在他自己手里。
主战派胡铨因反对《绍兴和议》，上了一道言辞犀利尖锐的奏章，直接表明要斩秦桧项上人头以谢天下。秦桧等主和派也不甘示弱，立即以其扰乱大局为由，贬为“昭州编管”。赵构面对主战派的明指秦桧，暗骂自己的挑衅，也只是下诏称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满篇义愤之词，却并无建设性意见，是属于严重的标题党作风，禁止其他的官员效仿。而这个胡铨虽然得罪了秦桧，但没有赵构的示意，秦桧根本动不了他。
胡铨后来好好的活到了七老八十，并且临到老了还亲自上阵，过了把打仗的瘾。胡姓后人至今还引胡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为荣，跟“我到坟前愧姓秦”的秦姓后人相比，这个故事生动的告诉我们，在古代或现代，以及任何时候，只要在中华文化圈中生存，珍惜自己名声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比如百姓能不能承受，国家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之类的，多虑无益。那些事，自然有应该考虑这种事的人考虑。这个人，自然就少不了最高统治者。所以赵构当时心里很清楚，如果放任群臣，如岳飞、李纲、胡铨之类的人都按自己个人的意愿来行事，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被他们玩完，他也很快就可以见到他经常挂在嘴边念叨着的父兄了。所以适当的武力反击，然后求得谈判的筹码，于他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任何又碍于此的人，都会被他坚决的铲除。
至于说杀岳飞，是赵构的主意，还是秦桧的主意，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没有赵构的同意，秦桧不可能杀岳飞，赵构事先就此事没有和宰相秦桧沟通好，这也是不可想象的。秦桧当时代表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也是代表着皇帝的利益，大臣的利益，地主农民，甚至是金国的利益。岳飞的死，和具体的个人无关，他主要被当时的形势，以及各个利益群体，包括军人集团给害死的。
《绍兴和议》既已签订，秦桧开始大权独揽，一个人连续做了十几年的宰相，相比之前的短则几十天，长则三两年的左相、右相，秦桧确实算过足了官瘾，早年千里迢迢来投奔，总算没押错宝。赵构对秦桧，也非常信任，几乎朝廷内外一切事情都由他做主，自己倒落得个清闲自在。
秦桧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把中兴大任，给抛到九霄云外了，这跟正统礼教的目标大相径庭，古代的道德家的目标一直是“国家事大，个人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即使大家未必真的做得到，但口头上起码是不敢有违的。从这一点上，秦桧还是挺能突破礼教束缚，敢于说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又都不敢说的话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得罪了后世的道德家，理由嘛，肯定就是“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怎么可以大张旗鼓说出来呢，那我们的道德还如何维系”。
赵构在秦桧死后封他为申王，并亲自在其墓碑上题：“决策元功，精忠全德”的碑名。而且在他生前死后多个场合都表示合议之功，首在秦桧。既然皇帝都在不同场合，多次高调赞扬秦桧，那么官僚士子，民间文人赞扬秦桧的话，就更多不胜数了。诗人方云翼赞之：“排群议于风波万顷之中，破异党于盘错千寻之外……自古大有为之主，欲跻夫至治；必有不可召之臣，共济其康功”，史浩作为宋孝宗师傅也赞美秦桧：“属圣君有为之日，正贤辅相逢之秋。” “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黄州知州曾惇献诗秦桧说：“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鄂蕲黄一千里，更无人说岳家军。”
纵使秦桧在明朝时，被判罚跪于岳飞墓前，留下了千古骂名，但其在生前为相的十七年，名声可是高耸如云，即使在他死后，当时的文人把他比成伊尹、孟子、周公的也不计其数，毕竟经过二十多年的解甲休兵，南宋的手工业、纺织业、造船业，还有外贸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宋国力日趋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江淮防线和陕川防线也已建立，南宋和金国的强弱形式也开始有所逆转，这也为后来的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持久，经济最强盛，文化最繁荣的割据王朝，奠定了基础。连之前广受朝野暗中讥讽的赵构，也不小心落了个中兴之主的名号。
直到1162年，也就是秦桧死后的第七年，宋孝宗赵昚登基。或许一部分是为了报答岳飞当初在赵构面前请求立自己为太子的恩情，一部分是由于经过休养生息二十年，南宋国力强盛了，宋孝宗想把主和的国策，改为主战。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岳飞平反，制止民间文人再毁谤岳飞为乱臣贼子的行为，当时机灵点的文人政客都率先嗅到了一丝政策要变的气息，渐渐有人开始自发停止歌颂秦桧，转褒岳飞了，临安城里各个书店也迅速开始自觉反查，修改的修改，删除的删除，撕页的撕页，一夜之间，所有的书史资料上面，都是夸岳飞如何如何神勇，怎么怎么爱国，然后另一些书上面就都是满篇满篇地谴责秦桧不是个好东西，大好河山都被他葬送了，恨不得要说是因为他的存在，北宋才给灭亡了。当然，这还真不是完全没理由，毕竟当时就是他主张怠慢金朝使者，割地也别割那么痛快的。总之，只要上面有需要，朝廷想要改变一个人忠臣和奸臣的形象，都是易如反掌。不过即使宋孝宗为了鼓励南宋将士的士气，贬低秦桧，褒扬岳飞，做足了政治工作，但是之后反攻北方的计划，还是未能取得效果，最后又被金兵打到家门口，被迫签下了《隆兴和议》。
到宋宁宗在位时，韩侂胄开始把持朝政，他在任内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压主和派，提拔主战派，煽动宋宁宗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其谥号改为缪丑，给秦桧写的制词是：“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意思就是“都是你绕过了金国那些兔崽子，害得我们几代人都担心，这一百来年大家过得如此不爽，全是你的责任。”秦桧实在是已经死了张不了口，不然的话可能真要跳出来骂：要不是我主和，你有没有机会出世都还是个问题。
其后韩侂胄雄心万丈的出师北伐，又被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宋宁宗不得已砍下韩侂胄人头献给金国再次求和，并恢复秦桧的申王爵位。本来虽说韩侂胄打仗不行，但起码也是有心收复河山，可是后人怎么说他的——“无端起战事”，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批判他是好战喜功。《宋史》中也同样把他列入《奸臣传》，跟秦桧做邻居。如果韩侂胄地下能有缘和秦桧相见，肯定会被秦桧大大嘲笑一番：我虽然死后名声顾不了，但生前还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极致尊荣的，起码落了个寿终正寝，皇帝亲封，可你呢？
当然，在赵匡胤创立的重文轻武的宋朝，并不是只有韩侂胄一个人倒霉。李邦彦主和失败，当时就被流放，后世贬为奸臣，秦桧主和成功，在世时享受了二十年，后世贬为奸臣，岳飞主战成功，当时就被赐死，后世得以翻身，韩侂胄主战失败，当时就被砍掉脑袋，后世又被贬为奸臣。
结束语
其实身处乱世，几乎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有完美的结局，岳飞之所以被我们一直崇拜推崇，只是因为我们评定英雄的标准就是一定要足够悲剧，最好含冤而死，假如岳飞当时躲过一劫，《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的20年里碌碌无为，饱食终日，直至老死，那么他还会成为今日的民族英雄吗？袁崇焕当时如果不被冤杀，却留到后来被起义军或清军拿下，中国的民族英雄则又要少一个了。霍去病虽然没被冤杀，但如果当初不是英年早逝，到后来会不会也落得跟他弟弟霍光一样，死后被抄家呢？人们总愿意假设这些民族英雄如果不死的话，历史会如何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其实这些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只是因为他们带着悲剧性色彩，生命嘎然结束，则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人们所臆想出来的英雄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实相去甚远，而我们对“奸臣”秦桧，很多时候，也只是因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过于精明，不但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也备极哀荣。其命运和岳飞之类的悲情英雄相比，实在是好了太多太多，后世对岳飞的无限拔高和对秦桧的极力贬低，只是为了平衡一下他们个人命运的巨大差距，防止后世之人，皆向往做秦桧，而不思做岳飞。其实换了现在的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又能不能做出比秦桧更好的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