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认为外来人口就要惹事”

　　五问潮州、增城打砸烧事件 专家吁政府扶持社会组织成长 以“共识、共治”达成“共赢”

　　进入6月，广东一周之内连发潮州、增城两起打砸烧事件，虽然目前两地治安已趋平稳，但事件暴露的一系列社会深层次问题却引人深省。为此，早报记者分别对话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试图剖析这两起事件的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

　　早报记者 卢雁

　　外来工本地人为何有矛盾？

　　双方收入与公共服务

　　差距巨大带来矛盾

　　东方早报：这两起事件似乎是在四川务工者与当地部分居民之间长期积压着矛盾……

　　王则楚：不能狭隘地将这个矛盾仅仅看成四川人与广东人，或者外来民工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说白了，是外来工在当地没有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像在增城新塘，本地人要不就是老板，要不就是靠出租房子、铺子过活，这些都是属于本地人的财产性收入，这些人过得极好。而外来民工呢？他们仅靠劳动性收入过活。而且随着当地经济不景气，劳动力大量富余，这些外来民工因为在这里待久了，不愿离开，于是想着在当地做小买卖，这样一来，自然打破了原先由本地人垄断的小买卖市场，双方矛盾就开始积压。

　　郭巍青：至少起因是。但其间的矛盾，又与地方政府与老百姓、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次两个事发地，共同点都是经济发达地区，新塘是珠三角经济发展前沿的位置，传统上也是比较复杂的地方，潮州的主导产业也十分明显，是一个专业镇。他们是具体的小城镇都市化的缩影。比如潮州，起因是劳资纠纷，反映了本地老板和外地打工者之间的矛盾。在增城，在外地人看来直接导火线是乱收费的本地人，于是本地人是种与他们对抗的力量。增城是个很富有的地方，尤其新塘，本地村民靠土地出租致富，外来打工仔租铺、租房……又在本地政府的规定下遵守哪里可以设摊，哪里不可以，以及一系列潜规则，因为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那么在外地人角度，仇富与仇本地人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事实上挤压了这群人的生存空间。当地的高档别墅、商务楼是多了，也不那么乱哄哄了，地方政府靠地皮搞出钱来，却损害了这部分人的生计，被排斥感就越发重了。

　　东方早报：这种矛盾这么容易就一触即发了吗？

　　王则楚：和当地执法人员的水平有关。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一些执法同志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央关于社会管理的精神，他们的行为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其实这些矛盾、摩擦完全可以经过民事调解、有效沟通等形式化解。

　　东方早报：这两起事件似乎起因不大，为何演变得这么激烈？这次潮州通报的原因中又出现了“不明真相的民工”。

　　桑玉成：很多群众卷入这个群体性事件，起哄、闹事，和是不是明真相没有直接关系。明或不明真相，不是决定他是否卷入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现在有些群众觉得一有事情，就是官员欺负老百姓，于是就站到被欺负的一边。导致一个人卷入与他利益不直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或动机很复杂，譬如说他纯粹是出于“路见不平”，或者他可能在其他场合其他时间也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情况，所以心里积压着一些怨气，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导火线。

　　东方早报：难道所有有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的地方，都会有类似的矛盾吗？

　　王则楚：外来工和部分当地居民有矛盾，并表现出不能和谐共处，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外来工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无相应的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的选举权等；二是劳动收入与当地居民财产性收入之间巨大的差距。这两点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就不可回避。

　　“同乡会”起了什么作用？

　　外来工建同乡会

　　抗衡当地潮州帮

　　东方早报：这两起事件中，特别是潮州事件明显有“同乡会”的影子。

　　郭巍青：如果同乡会在上述事件中成为与管理部门对抗的力量，肯定要从当地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在新塘，牛仔裤制衣行业占半壁江山，但自从金融危机后，新塘的制衣行业订单一直不稳定，来个订单，要求在十天半个月出活，之后可能很长时间没活干。于是发展出一套灵活的用工制度，中小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工人是自然流动的，工资日结，工人也乐意，这样一可以谈高薪，二不容易欠薪。因为都是忙季招人，工人在工资谈判中也有利。在此格局下，自然会有类似于工头的人帮助一些制衣企业召集工人，那农民工凭什么认同这个工头？老乡情。所以我们应在这个格局下来考虑为什么会有同乡会——无论这个同乡会是得到认可的还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同时来理解为什么一起简单的纠纷会突然冒出那么多人出来行动。

　　王则楚：潮州事件中有同乡会的影子，这点我不惊讶。本身“潮州帮”就是在全国闻名的，在国外也是。潮州人口非常密集，人均耕地非常少，这让他们喜欢抱团，所以外来工要在当地扎根，也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同乡会与当地潮州帮抗衡。但新塘事件中同乡会的影子不突出，也很好理解，新塘处于广州、增城、东莞的一个三不管地区，当地历来各自为阵，不容易抱团，但容易出现以村为单位搞治保队。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无论同乡会还是村的治保队，都有点特殊群体“割据式”自我管理的意思，这就给政府的管理增加了难度……

　　王则楚：是，其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注重社会管理，甚至很多时候在强化地域管理，事实上可能会加深一些群体间的隔阂，其实更应该强调大家都是中国公民和作为公民的权利。

　　为什么发生在广东？

　　经济越发达

　　利益分化就越明显

　　东方早报：按我们的一种说法，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需要用发展来解决，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4年全国第一，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激烈的摩擦？

　　桑玉成：我还是需要说明，这两起事件应该是偶然的。不过我认为，尽管发展中的问题确实需要用发展来解决，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你越是发展，你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也就越多。因为越是发达，利益分化就越明显。广东发展吸引了很多外来工，那是非常低价的劳动力。如果说开始的时候，很多民工从贫困农村出来一下子能赚几百块钱应该算是满意了，但逐步地，他们就会在这个环境中体验到社会的差距和不公平，心里积压的不满情绪，甚至某种对抗的情绪就会逐步爆发。

　　东方早报：如何让外来工在本地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

　　桑玉成：应该是说要让所有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其各得其所的生存空间。一个地方的发展，既离不开本地人，也离不开外地人。因此，有必要给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身份认可和权利保障。唯其如此，也才能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形成良好的共识。譬如说和谐稳定，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在这点上具有共识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把外来人口看作是一个平等的主体，不能认为这些人就是要惹事的，一定要管控的。在形成这样的共识基础上，给予所有的人同等的权利，有了权利才能负起责任。

　　东方早报：那怎样才算真正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体呢？

　　桑玉成：主要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过上良好的政治生活。我前几天在《人民政协报》发表有一篇文章，“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人民群众固然有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也有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求。我国不少民众缺乏政治生活、公共生活、社会生活的实践，他们不知道怎么通过规范的、有序的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诉求，往往采取较激烈的方式。实际上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民生问题、利益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它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而政治问题的解决，要用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

　　维稳难的原因在哪？

　　首先要维护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东方早报：外地务工者如果感觉路越走越窄，对未来越来越悲观，政府的维稳难度岂不更大？

　　郭巍青：确实挺难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组织跟他们沟通，现在是政府定规则，底下收钱。当地发展需要这些外来工，他们和本地人理应成为命运共同体，可现在是天天看得见的贫富差距。但站在本地人角度，有所管理就得收费。这是个两难。但有条原则，就是让外地人参与管理，分享发展成果，调动外地人积极性。

　　东方早报：有人说有些地方政府目前的维稳思想注重短期稳定，从而导致政府很忙……

　　郭巍青：现在的维稳仍依赖于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靠政法、公安的模式，这种手段无法解决具体矛盾，所以只能不断当救火队，而且目前看来，一旦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手段也非常有限。比如增城，上万警察、武警、部队等到了当地把路封住，在街上防备，仅起到威慑力量。为什么不动？怕动手了有伤亡局面更不好控制。所以要解决这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要政府出台更多服务性措施，一个个家庭扶持。比如，增城孕妇摆地摊这个事，要放在城里，媳妇儿怀孕，可是当宝贝的。那么新塘那么富，政府能否定个规定、标准，给这些外来人加薪，让他们租得起房，过上像样的生活，如温总理说的那样，过上体面的、尊严的生活，总之不能出现孕妇摆地摊这样的情景。

　　王则楚：有些地方的维稳观就出了问题：一味强调维持当地的秩序稳定，这是不妥的。维稳，首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没有人民的稳定生活，国家怎么稳定？所以概念要改过来。中央一再强调维稳是维护人民的稳定，但到下面就做得走样了。

　　东方早报：前阵子深圳清理出8万“潜在高危人员”，引发很大争议。

　　郭巍青：按这个思路，除了清理还是清理，花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什么不能改变思路？从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方面改善，让穷二代过上像样的生活，让穷三代不受歧视，逐步改变他们那种总感到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心理状态。唯GDP、土地财政不是在创造一个容纳的空间，反而把矛盾一再激化，所以维稳思路一定得改。

　　如何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以“共识、共治”

　　来达成“共赢”

　　东方早报：农民工完全可以找有关部门或工会维权，但最后却是同乡会出头……

　　桑玉成：其实我认为这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同乡会”或什么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发生以及闹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缺乏规范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良好的组织和制度是维系社会之秩序、和谐和稳定的必要条件。

　　东方早报：那么组织和制度设计的难度在哪儿？

　　桑玉成：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尽管政府和过去相比，政府的强度、广度、规模几乎都是空前的，但由于社会是复杂的，再强大的政府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说你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政府管了所有问题，政府也必然成了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我觉得，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定要有种通过“共识、共治”来达成“共赢”的指导思想。

　　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会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会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不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使国民共同承担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责任。如果外来工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和制度体系，那么面临的就是一个个的个体。如果他们有规范的组织，政府也认可，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

广州增城打砸烧事件调查：棍棒下20年的治安积怨

　　被打砸烧的大敦村管理外来务工者业务（综治信访维稳，暂住证办理、租房登记等）的办公室。 　　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为什么会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一则“打死人”的谣言为何能抵得过政府的公开信息？一群习惯于挥舞棍棒执法的治保队员又为何瞬间被聚众人群“击溃”，一度不敢抛头露面？

　　这就是“待解”的“6·11”增城聚众滋事事件。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空闲时，只能到村里超市门口看会电视，打会台球或上网。他们拿着计件工资，只有在“大厂家”工作的人才有机会有社保。

　　这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

　　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广州增城

　　新塘镇与大敦村，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

　　许多社会学专家指出：广东等省（市）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福利差距造成鸿沟。为此，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显得必要而迫切。

　　不过，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都20多年了，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

　　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为此，在“6·11”事件中，大敦村治保员弃棍而逃，而本地警力连续3日都没能彻底稳定住局面。

　　“打死一个，也就50万”

　　20岁的孕妇王联梅（四川开江县人）虽已挺着大肚子，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一些知情人说，他们卖的是牛仔裤，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小王（王联梅）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才这么辛苦”。“夫妇二人“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经常‘打游击’，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一些商户老板“看他们挺苦的”，就光顾了她的小摊。

　　然而，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

　　增城警方通报：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档，阻塞通道；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

　　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当时王联梅夫妇坚决不从，“双方才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的”。

　　目击者蔡敏等人说，在肢体冲突中，王联梅倒地“一动不动”。这一幕，令唐学才更加激动，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蔡敏说，争执在升级，增援的治保员不断增加，围观群众也急增。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民警、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

　　增城警方称，正当民警会同新塘镇相关部门领导将王联梅夫妇送医院治疗时，现场有一些滋事人员不断起哄，坚决阻挠孕妇上车；个别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和砖块，导致3辆警车、1辆救护车以及多辆私家车被砸烂。

　　就此，蔡敏说，先是唐学才不让医生把妻子抬上车，其后才是旁人“出头”，他们要求警方先惩办打人的凶手。

　　钱娟等知情人则称，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梁雅琪等人说，事态失控后，围观人群开始将硬物砸向了民警与政府工作人员，而在外围，大家在疯传“孕妇被治保员打死了”，因此，不断有人加入了打砸人群。

　　在增城官方的多次通报中，均没有提及有人在聚众滋事中受伤。一些目击者称，这是因为双方刚一交锋，治保队就败下阵来：治保队长“趁乱逃跑”，其他治保员也“不见了踪影”，“民警也刻意避开了（肢体冲突）”。

　　增城市政府通报：10日晚“部分不法分子”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不过，目击者称，当时聚集人群直接“冲击”的是大敦村治保队办公楼（一幢3层独立办公楼）。一些知情人说，值班的治保员被上千名聚众人员吓得弃楼而走。冲在前面的人甚至没有遭遇抵抗就冲进了大楼，开始打砸。多名目击者回忆：小崽子们（年轻人）冲进去砸，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砸得好”。

　　增城市政府的消息称：11日凌晨1时许，事件初步得到平息；不过，11日凌晨3时许，又有部分不法分子向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砖块、玻璃瓶等硬物，妨碍民警执行公务；警方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

　　警方两度称“有效控制”

　　11日上午，增城警方通报称：聚众事件得到有效控制；经医院诊断，王联梅夫妇均没有受伤。不过，多名知情人称，在增城警方开发布会之前，就已有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大敦派出所“要求惩办打死（伤）人的治保员”。

　　钱娟称，聚众人员开始向派出所内投掷砖块与玻璃瓶等硬物。为了防止有人冲进派出所，警方先后向人群发射了两枚催泪弹。

　　大敦派出所附近一西瓜摊的老板张亮称，警方发射催泪弹后，有的人就“流着泪”跑到他的西瓜摊“歇脚”，待症状消失后再次去围聚。

　　有知情人说，其间，警方通过大喇叭等方式告知聚众人群“昨晚没有人死”，但仍未说服聚众人群。

　　钱娟说，聚众人群见“攻不进”派出所，部分人又跑到了大敦村治保队办公室，“再砸一遍，还放了火”。

　　一些知情人还称，不断增援而来的警察在大敦派出所与治保队办公室附近进行了布防。不过，一些聚众人员又跑到了200米远的大敦村委会，“砸坏了大门，烧了停在大院内的轿车”。

　　钱娟回忆，聚众人群与警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警方在东布防，他们就跑到西，警方赶到西边，他们又跑回了北。”增援的民警将多辆警用大巴停在了村外，一股人就趁民警在大敦村内“兜圈”布控时悄悄跑出大敦村，把那里的警用大巴“给砸了，还烧了”。

　　前来增援的久裕村治保队也遭遇了“回击”。多名目击者称， 11日晚，一队人马“杀”到了该治保队办公室，乘虚而入“砸了办公室，还放了两把火”。

　　众多知情人称，11日“是闹得最凶的一天”。钱娟称，她跟着打砸人群“看了一天热闹，都累出了病”。而四川达州14周岁的谭晶文（就读小学六年级），混在聚众人群中后竟然“失踪”了。

　　不过，增城市政府12日的通报并没提大敦村与久裕村治保队与村委会办公室被打砸烧，也没有公布被烧车辆的具体数字。

　　12日上午，增城市政府又通报：事态得t到有效控制，无人员死亡。而王联梅的老公也现身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和妻子及她腹中的胎儿“都没事”。

　　然而，12日晚，聚众打砸烧却再次上演了。这一次，聚众地点转移到了大敦村5公里以外的太阳城加油站与107国道附近。聚众人群不但砸烧了警车，还将砖头砸向了过路的社会车辆。有目击者称：聚众人群针对无辜路人的打砸已近失控，“（他们）见到轿车就砸，10多辆被砸，被烧。”中国石化（太阳城）加油站的员工告诉早报记者，聚众人群甚至还想冲击加油站，后经加油站工作人员“苦求”才作罢。

　　13日，又有大批武警与特警挺进新塘。不过，增城市政府至今都没通报12日晚针对无辜群众打砸烧的详情。

　　“造谣者”与“不法分子”

　　增城市政府称，“6·11”事件是个别群众与治安队员发生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但为什么一件简单的纠纷案会引发连续3天的聚众滋事事件？

　　当地政府提到了“谣言”与“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而此前潮州的通报中则出现了“不明真相的民工”。广州市长万庆良等领导称，“打死人”的谣言，经网络传播，蛊惑了人心；部分不法分子有组织的带头闹事与挑拨，加大了维稳的难度。就此，增城警方14日将在网上散布“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的陈某抓获。司法部门也加大了对打砸烧人员的侦查力度。警方不断抓嫌犯，增城检察院也批捕了一批涉嫌聚众滋事人员。

　　在民间，“聚众滋事者”有组织地偷袭和转移“阵地”，也令人遐想；而“聚众事件演变成不法分子趁乱打砸烧”的声音已被部分人接受。甚至王联梅夫妇都在怀疑“让一些人钻空子了”。

　　“6·11”事件伊始，就有人在传“增城四川老乡会”在“带头闹”，甚至有人发微博说：“增城四川老乡会”的会长称打死一个警察奖励50万元。不过，这些说法尚无法考证，增城市政府也没有就这一细节进行通报。

　　早报记者曾拨打了两名“增城四川老乡会”成员的电话，听到是媒体采访，一名称“你去问警方”，另一人直接挂断了电话。不过，“四川同乡会”毕竟是个拿不上台面的灰色组织，它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明确的组织体系，更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增城的四川同乡会”理论上可以有N个。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中，有人怀疑11日与12日的打砸烧人员为外来无业人员，并非新塘本地的务工者。理由是面孔都很陌生；他们打砸银行“那是想抢钱”。然而，早报记者在大敦村采访期间，依旧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公开信息存疑，“谁知道政府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基层政府）说假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9名首批被批捕的打砸烧嫌犯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8岁的就有7人。就此，有人称，年轻人情绪容易被感染，被不法分子蛊惑。可年轻人在打砸烧时，旁边有叔叔与婶婶级别的围观者在为他们鼓掌和叫好，这已很难再用“情绪感染”、“不法分子蛊惑”或“外来滋事的无业人员”来解释了。

　　17日，增城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6·11”事件很复杂，水很深。不过，他们均未再披露更详细信息。

　　“棍棒”下的积怨

　　大敦村的打工仔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工厂老板也大都从“广州老板”变成了“外地老板”（服装利润大降，本地老板转行，将厂房租给了外地人）。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打人或罚款。

　　钱娟在大敦村工作生活已有20年。她称，这几年，治保队员执法要比过去收敛了一些，但“还是粗暴，完全称不上文明执法”。

　　“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敛财。例如，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大敦牌”，“否则，抓着就罚款，最少200（元）”。

　　倪军等人说，掏50元办个“大敦牌”也成，但办“大敦牌”须有本地人担保。“这一条件太苛刻了，简直就是歧视，本地人压根就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为此，他们必须出钱（1000至1500元不等）让本地人代办“大敦牌”。

　　“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四川籍老板徐军称，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因无法办理“大敦牌”，“一天被抓好几次，每次都要罚，少则100元，多则300元。”后来，他交纳了1000元“保护费”（有效期1年）才避免被重复地抓、罚。

　　“摆地摊的，抓住了也是罚款。”大敦村街头水果摊主王玲夫妇称，曾两次被治保员抓住，被扣了车（三轮车），“必须要交200元钱罚款才会让你走。”

　　村外人也在抱怨。那些没有“大敦牌”的摩的司机称，被抓住少说200元，不交钱就扣车，你反抗，他就打。为此，很多摩的司机称：“若不是这次治保员被群众打跑了，我都不敢带你进（大敦）村的。”

　　据公开报道，大敦村治保队员2009年曾因查处摩托车挥舞钢管将他人打成了脑震荡。有人还称，治保队借故敛财“简直都疯了”。有企业老板与务工者称，生意清淡时，几个人围在桌子前玩几把小牌，“5角钱一局的”，也被治保员抓去了，把人关在治安队办公楼的楼梯拐角处，要么关你3天，要么家属拿钱来赎人。

　　有些女性务工者描述了治保员查暂住证（现为居住证）的粗暴：他们不敲门，一脚把门踹开。而有些企业老板说，前几年收治保费与卫生费时，治保员“收债一样的凶相”。

　　在大敦村，外地企业老板每年都要向治保队交纳一定数目的治保费与生活费。具体金额依厂房面积与区域位置，数额由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不过，他们称，治保员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会查你的摩托车，一样会收拾你”。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治保员执法合法性，“他们罚款不开（罚）单”。多年来，有人投诉到了政府，也找过媒体，“但均没结果”。有群众很疑惑：大敦派出所就在大敦村内，安保工作为何还要交给治保队？就此，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告诉媒体：城中村警力不足，所以有的村子才花钱组建了 “治安联防队”。

　　不过，有知情人却分析：有治保队在，一年就能收几千万元的治保费；若警方负责片防，再收钱就师出无名了。

　　早报记者在大敦村见识了“大敦牌”，从牌号上判断，“大敦牌”至少已发放了3500多块。公开资料显示：大敦村内车辆一律要办“大敦牌”，这一规定从2007年6月就开始实施了。村治保队竟然会有发车牌的权限？当年，就有媒体找到了当地警方，得到的答复是：属村内的事，不会干预。

　　大敦村治保队的“江湖”

　　综合知情人的各类信息，大敦村的治保员，以前都是大敦村本地人，多数系“当兵退役后，进入治保队的”；后来，随着大敦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很多本地年轻人不再愿意巡街了，于是，大敦村开始从新塘镇的其他村子招聘治保队员。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也曾称“治保队（也称‘治安联防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

　　治保员在大敦村的权力“很广也很大”。他们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着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地摊贩，罚款。

　　钱娟说，大敦村治保员的工资不是很高，“每月在2000至3000元之间”。但这份差事“不差钱”，“他们罚款，不开（罚）单。”不过，这笔钱，治保员与治保队之间具体如何分成？有人说，是要上交给治保队，拿提成。不过，治保员的罚款太随意，那些事主没做什么抵抗就闷声交了钱，治保员也难保不会将罚款装入自己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