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风水师下载:研究 “山西经济”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孙建中校长让我来讲一讲“山西经济”问题，我首先作两点说明：

一是我已经退休五年了，今年整整70周岁。退休后，也就断绝了获得信息的官方渠道。一堂课讲得效果如何，同他注入的新的信息量和新的知识量成正比。比尔·盖次曾说，作为演讲，就要“提出新的观点，讲出新的故事。”如果观点不新颖，故事不生动，就很难让听众受益。我曾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听过课，每个经济学教授上来都要首先声明说：我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美国一些大学讲经济学主要是讲案例，像哈佛大学早已取消了教科书，只有不断更新的案例，而我根本无法获得这样鲜活而真实的案例。

这里我还强调案例的真实性，因为我在研究焦炭价格成本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绝对不会给你提供真实的数据。后来一位国企的领导很坦诚地对我说：“即使我们这样的国有企业也要购买一部分非法小窑煤，以降低产品成本。”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磅秤，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谁都知道为的是少交税费，显然都是违法的，但是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我们有几千口子人要吃饭，要生存，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这个国企尚且如此，那些违规上马的私企老板能不做手脚吗？他们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吗？”说的也在理。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吕梁从事焦炭管理工作，他告诉我说，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到一个焦化企业调查，财务主管不在，由一位干事接待，当这位干事把一摞账本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放在桌子上时，他就犯傻了，愣在那里不说话。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尴尬地、也是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该给你们哪一本。”朱镕基总理很少题词，曾经写过一个“会计不作假账”的题词，有些人认为这个要求也太低了，现在来看，很难做到。我主要是想说明，我讲的内容不仅会有大量滞后的信息，也还会有不少的水分或者错误的观点，所以非常抱歉。你们也不要把一个退休老同志的话太当那么一回事。

二是“山西经济”是在我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资源环境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国内外都找不到基本相同的样本与模式，所以有学者说，“山西经济是一个绝对的另类矛盾体”，很多现象都无法解释。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李晓西在我省大同市和阳泉市调查后讲到，煤炭工业的计划性最强，垄断性最弱，从而导致煤炭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偏低，不仅远远低于电力、铁路、冶金等行业，甚至低于平均水平。这当然要影响到整个山西人的收入分配。在国际上主要产煤国家的职工工资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苦、累、脏、险的矿工工作特点。但是他们调查发现，比如，阳泉市煤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就低于全市职工的工资平均水平，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如果游戏规则不公正，就会导致机会不等，机会不等又会造成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就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从而加剧社会矛盾，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外电对17大的评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GDP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过渡。）

我从政府部门退下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卸任之后话遗憾》，《中国经济时报》曾以“反思山西”为题发了一个整版。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五大遗憾，其中第一大遗憾就是我研究山西经济30年，始终没有拿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作为一名长期在宏观经济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和管理工作的领导者，我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深感愧疚。改革开放近30年，山西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被“资源诅咒”的路子，无论历届领导怎样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山西相对落后的现实。前不久，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邀请几位院士、专家来为山西经济发展把脉。专家们认为，山西经济确实缺乏凝聚力和影响力。但是究竟该怎么办？现在又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还很难拿出一个令人鼓舞而又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所以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研究‘山西经济’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我把自己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的体会、困惑与无奈告诉诸位，希望大家共同来破解这个难题。

一、山西经济落后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有一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三个人演了一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小品，印象很深。我也常常在想山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认为研究“山西经济”一定要把握住这三个阶段。

一是要把“山西经济”放在一个大的时间和空间中来研究。记得十多年前，我读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寻求和谐的智慧――谈谈大协调学”，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研究经济特别是资源型经济，一定要掌握自然界大尺度协调规律和社会大尺度协调规律，要具有运用《大协调学》和大尺度的思维能力。文章中讲到，“棋逢对手实际上比赛的是思维能力的尺度：谁能多看几步棋，谁就能较好地统筹全局，最终取得胜利。” “人类同自然界的搏奕，如同与皇帝下棋，这盘棋，输不得，也赢不得，要巧妙地实现和局，以达到双方良好和谐为最好效益。”假定我们山西能够按照德国鲁尔的发展模式，实现“由煤钢之都向新经济的转换”，鲁尔用了四、五十年，我们能比鲁尔还快吗？

二是想说明研究“山西经济”，你想捕捉到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不容易。多年来对于“山西经济”的认识就有截然不同的几种看法，甚至形成一种“成见”相对立。我曾经向一位省领导汇报山西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当即就遭到他的严厉训斥。现在山西被畸形的经济结构严重困扰，我不知道这位领导是不是已经认识到当时训斥我是不对的。找不准问题就难免出现盲目性和瞎折腾，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圣吉博士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针对一些企业所指出的：“舍本求末，避重就轻，越治越糟，一犯再犯，甚至积极而兴奋地追求共同的悲剧，而不自知。”经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关键不在于“正确的做事”，而是要“找到正确的事去做”。

我针对山西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各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1、我是经历了山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1983年初我任省计委副主任，并分管经济规划和宏观调控工作。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是拥有机会最多的省份。从1982年中央把山西确定为全国唯一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开始，到 “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差不多都有山西的份儿。不是我们有些人埋怨的那样，山西缺乏机遇，什麽“不东不西”、“不三不四”。前年中央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后，我们有些人说这是一种“非常五加一”的模式，还是把自己划归在边缘化的行列。去年国务院又把山西确定为独一无二的煤炭可持续发展的试点省，但我从网上看到，有些网民并不相信这又是一次新的机遇，在领导讲话的后面“跟贴”的人不少，大都反映出一种消极情绪。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山西人”为什么不应战？这里我所说的“山西人”是泛指一种情绪。结论就是：“山西崛起”并不在于外部的机遇和手段，而是取决于山西人的应战意识和变革的勇气。这就是我对山西的“昨天”提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先进地区之所以先进，主要不在于外部的政策机遇，首先是他们具有迎接挑战的时代品格和创新精神，并且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阵痛”过程。我在研究温州模式时，就被温州人为了发展个私经济，从上到下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所感染。每当我想到温州的“八大王”，什么“锁子大王”、“纽扣大王”等，在1983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有的被关进监狱，后来才平反昭雪的情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也在想，怎么“山西人”就不犯这样的“错误”呢？不犯“错误”可能就是最大的错误。我指的是“高级错误”，不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低级错误”。我从研究区域经济比较中发现，每当经济发展处于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先进地区总是选择改革开放，而后进地区总是观望、等待、规避。

新浙商和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机遇也是挑战，机会也可能是陷阱，是要承担风险和痛苦的，丢失机遇往往是由于规避风险和痛苦造成的。现在随着中部崛起和煤炭可持续发展试点的实施，国家给山西的扶持和优惠政策越来越多。但是，机遇再多、再好，即使是“天上掉馅饼”，也还要自己动手才能吃到。在机遇面前，还是自助天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仍然在怀疑，在这一次的机遇面前，“山西人”会应战吗？

那么究竟是谁不应战？谁缺乏变革的勇气？谁应该对丢失机遇承担主要责任呢？除了国家政策的影响因素外，当然首先是各级领导，他们居于改革开放的核心位置，如果他们选择“不作为”，谁也无法替代。《财富》杂志刊登过一篇“管理者最富价值的素质”的文章，其中讲到：作为新时代的管理者，他们最富价值的素质不是专业技术才能，而是他的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未来迫切需要这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文章还指出，大部分管理者在决策时会选择“痛苦规避模式”，他们所规避的痛苦，就是后来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而那些“最富价值的管理者”不仅不会规避矛盾和痛苦，甚至常常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主动创造条件，让危机提前到来，以降低风险，这是何等可贵的品质和境界！结论是：规避痛苦会带来更大痛苦，而选择痛苦就有了成功的希望。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扪心自问：你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17大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希望各级政府能够成为最具活力的政府。

1997年，团省委出了一本《寄语三晋青年》的书，让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都写一篇短文，我其中讲到：我这个人才能平平，但一贯不知高低深浅，常常不自量力的干一些傻事，有时候就碰的头破血流。现在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全方位的挑战，确实需要一大批敢于选择痛苦、敢干傻事的管理者。他们可能会遭到失败和误解，但是，历史不会抛弃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永恒的时间会为他们辩护。这一段话我是讲给同学们听的，你将来当了领导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对于今天的“山西经济”我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在山西省总会计师协会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题目是“如何激活山西经济？” 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是说山西经济就完全是一潭死水，而是感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缺乏应有的创新活力与现代化气息，难以进行高起点运作，严重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提升，这也是我多年来从事山西宏观经济研究和管理工作深感困惑之处。日本有一句名言：“事业即企业。”“激活山西”关键是要激活山西的企业。如果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都充满了活力，那么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难题都会迎忍而解。

那么具体说我们该先激活什么企业呢？有人说要激活山西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实现主导产业多元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几乎走不通。我当了七年省科委主任，可以说致力于这条路子的探索与开拓。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牌子就是我从北京扛回来的，我们满怀激情地打造“山西的硅谷”，现在来看，当时想得确实太天真，也太幼稚了。这也是我“五大遗憾”中的一大遗憾。退休后我常到美国硅谷住些天，通过交流和感受悟出了一些道理。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制度和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没有适宜的土壤和环境是不会成长起来的。

我们生物所曾研究培育出用半合成法生产VB2的菌种，当时只有美国和日本拥有这项技术。我们投资了几百万元进行中试，但在产业化阶段就出现了很多矛盾，最后不得不把技术转让到上海，现在上海成了亚洲最大的用半合成法生产VB2的生产基地。

再举一个例子，我省曾组织淮海等几个军工厂研究开发出汽车安全气囊的生产技术，并在二汽完成破坏性试验，报废了好几辆桑塔纳轿车。这是一个典型的高科技项目，技术含量非常高，同样是由于在产业化阶段缺乏规范的风险投资的运作而搁浅。后来这项技术被辽宁挖走，现在这个产品已经形成规模，占领了国内汽车市场40%的份额。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一次高新技术展销会上，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就向我们介绍这项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的情况。

高新技术没有希望，那么煤焦主导产业能不能激活？山西的煤炭和焦炭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大做强。但是，我们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大而不强。这两年，作为研究探讨我更关注煤焦产业的研究成果。有专家讲，在煤焦领域理论研究的贫乏是其它行业中少见的。虽然我们天天同煤炭打交道，但是坦率地说，过去我并没有对煤炭资源型经济进行过深入的理性思考，没有想到煤炭在创造出大量利润的同时会带来那么多的社会问题；更没有想到煤炭的“吸纳”和“挤出”效应会如此的强烈。

六、七十年代，山西的机械电子、精细化工、轻工制造业，在全国都排在靠前的位置，甚至超过山东省，但是以后就逐渐萎缩了，这同资源型经济的“挤出效应”有直接关系。

煤炭的“吸纳效应”也是无法抗拒的，不仅仅是温州炒煤团，哪一个到山西的投资者不是为煤而来？我们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个咨询企业一年赚20万元利润就感到很满足，很有成就感，但是有的煤老板说，还不如我发一车煤赚的多。的确如此，一个产煤县一年培育出十几个千万富翁是很平常的事，在这种条件下谁还会冒巨大的风险搞高科技产业开发！

但是我告诉他们，人家这20万元是真正的财富，而你那几千万可能都是利润。财富和利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利润是没有扣除资源、环境等社会成本的收入，而财富才是真正创造出的价值。每个企业都应该认真回答，你创造的究竟是什麽？是财富还是利润？像一些非法上马的违规小企业，他们不顾一切地疯狂掠夺，那些“带血的煤”除了给煤老板带来好处外，对任何人都是一场灾难。一个企业家他是为事业还是为利润，这是衡量他品位高低的重要尺码。刚才说了，退休后我经常到美国“硅谷”住些天，“硅谷人”对于利润和财富这两个概念分得非常清楚。“硅谷人”引以自豪的就是他们创造的是财富而不是利润，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才是最值得尊重的。

近两年来，我承担了一些煤焦课题的研究，我深感，我们缺乏对国内已有经济论理的梳理，缺乏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与借鉴，更缺乏结合山西实际和产业特点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对资源型经济的理解上，我们还不如中东产油国的领导人和学者的认识深刻。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一片繁荣的时候，欧佩克创始人之一、委内瑞拉人胡安·帕布罗·佩雷斯·阿方索说：“在我眼里，石油就好比是恶魔的排泄物，它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浪费，腐败，还有经年难消的债务”。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在危言耸听，但直到今天，我们才为佩雷斯的先见之明赞叹不已。

还有一段话是：“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地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好运，反而形成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权力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表现得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煤炭与石油一样，它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魔鬼的排泄物”，利用不好就要被“资源诅咒”。

有文章称，“山西经济是一个被资源诅咒的样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处于如此尴尬的地位？谁能告诉我山西煤焦主导产业新型工业化的路子究竟该怎么走？当前怎么激活“山西经济”呢？答案不在领导们的头脑中，也不是专家们设计出来的，我认为，从治本的角度来看，必须激活全社会尤其是民间的创新活力，以新思路、新理念、新模式、新手段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可能答案就在我们身边。17大以后，各省市肯定都会出现一个研究热潮，探讨新的目标、路径与模式，对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二个问题中专门讲。

3、对于山西的“明天”，现在我们不讨论山西的未来究竟是“富家滩”的结局，还是像鲁尔那样的转型，主要是研究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来构想山西的未来。

去年以来，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的研讨会和论坛，我感到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去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15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以来，几乎所有会议都是从创新思维方式切入来破解行业难题。我参加的一次由中国未来学会和北京大学举办的教育变革论坛，主题就是“以新的思维和观念，进行新的探索和思考，在创新中发展。”会上日本学者佐藤学介绍日本教育改革的情况，他感慨地说，“现在最缺的是理念和构想”。哈佛大学很推崇一句格言：“一个成功者并不在于知识和经验，而在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管理者，如何形成创新思维，如何使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品格达到一个新的标准，这是现代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特殊能力。

我讲一个美国空军变革的案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成功转型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两次到美国，感受非常深。两个“通用”改革引发的“地震”，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说解体马上就从上到下重组。）于是就要求政府部门包括军队在内，都要参照企业转型的经验和模式进行职能和机构的改革。在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改制中，美国空军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政府改革“最佳实践”的典范。

领导美国空军变革的是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上将。当时美国空军面临的形势是，在二战和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空军正处在一个“过去已经结束，未来尚不清楚”的动荡时期，“旧战略框架业已坍塌，新的战略框架尚未确立”，福格尔曼说：让我领航，却没有航海图。但他在深入调查、科学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从未来回归到现在”的改革新思路。他改变了以往那种从现实预测和规划未来的传统思路，他强调，“未来不可能被预测，也无法去适应，而只能去创造”。

他首先在12名中将中统一思想认识，请未来学家和好莱坞电影导演讲课，讲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讲不可预测的因素，讲怎样对待日新月异的技术等问题。（《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这是进行“热身”，让将军们接触军事以外的另类思考，让他们的心思远离日常工作，进入“构想未来”的状态。在讨论会上，福格尔曼要求将领们充分发挥想像力，以想像力思考，而不能按照经验思考，绝对不允许联系战备需要和经费条件讨论问题，以防止陷入现实利益的争论。

他的这种做法一开始肯定会遭到大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有的人说是异想天开，有的说是瞎扯淡。但是，军令如山，不可动摇！空军将领全部进入“以超脱的姿态研究战略构想”的战备状态，都要日以继夜地加班加点，学习、调研、思考。这样逐步地就有人找到了感觉，感到耳目一新，有些曾经是最顽固的保守派，后来也变成最有创见的将军。可见他把战略形成过程同时作为一个教育过程和实现变革的动员过程。

美国空军改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在2001年，美国对国家安全空间管理机构进行重大调整时，就让美国空军来牵头。

对这个案例，美国管理学家的评论是：美国空军变革的模式有着重要启示：一是变革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使之发生的；二是把握未来，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想象力；三是从未来回归到现在，是对从现实预测未来的平衡。

我研究这个案例也作了一个点评：福格尔曼那种近乎于荒唐与疯狂的思维，并不是缺乏理智的冲动，而是一种顶级的智慧。他的做法其实充满了最大的合理性，越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越有成功的机会。正是因为福格尔曼的超脱思维，不被传统的东西所束缚，他才打出这样一张出乎意料的好牌，实现了超常突破。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有人说，20世纪是“后喻社会”，是“过去（传统）支配现在”，而21世纪是“前喻社会”，是“将来支配现在”，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接受21世纪的“格式化”。

二、新经济条件下山西的出路何在？

上面我提出研究山西经济的三个问题：昨天的问题是“山西人为什麽不应战？”，今天的问题是“当前如何激活山西经济？”，明天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来构想山西的未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如何激活“山西经济”？激活什么？用什么办法激活？该从哪里切入和突破？

研究战略问题关键是要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所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就是能让整个战略格局发生质变的战略拐点。一般来说要选择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上面讲到，煤焦产业是我们的最大的优势产业，但是它具有吸纳和挤出效应，制约着其它产业的发展；不过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它自身很强大，实现了产业化升级，它就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实现主导产业多元化，就像德国鲁尔、美国的阿八拉契亚等。也就是说，它越强大就越能带动其它产业发展，它越萎缩，其它产业也无法超越。关于激活与做强煤焦主导产业，我也提出三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1、要遵从新经济的普适法则（两个关键词）

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形象的说法是“世界是平的”，谁也无法逃脱全球化的掌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有规律可循，你只能遵循规律而不能改变规律。比如，新经济或者说网络经济往往表现出非线性爆炸式增长的特点，有人把握了这个规律就实现了所谓的“一夜暴富”。

今年年初，《中华工商时报》登载过一篇题为“中国造富运动报告”的文章，讲述2006年中国的“暴富奇迹”，其中讲到几个案例：

①一个是无锡尚德公司的施正荣，五年前，他以40万美元的现金和160万美元的技术入股，买下无锡尚德25%的股权。2005年年底挂牌上市，施正荣的的身价一夜之间超过100亿元，高峰时达到161亿元。也就是说，施正荣从1600万元到161亿元，4年翻了1000倍。这是一个实施战略风险投资的成功案例。

②另一个是苏宁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张近东被称为内地的“股票首富”，在过去的一年内，他本人持股的市值增长了约70亿元。这是得济于股票的暴涨。

③还有创办“中国化工网”的孙德良，作为国内资本市场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每年给他带来3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纯利润，孙德良的身价高达25到30亿元。这是一个纯粹靠信息网络实现“暴富”的典型。

④还有新东方的校长俞敏洪，去年9月7号上市，俞敏洪一夜之间身价飙升到2.42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传递这些信息并不是鼓动你成为一个“财富追梦者”。事物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些“财富奇迹”也是经过长期积累的显示。专家一再告诫人们，网络不是暴富的工具，任何浮躁与“贪婪”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主要是想让大家感受一点新经济的魅力。我的一个朋友是研究企业文化的，他告诉我，他给企业领导和中层管理干部讲课，主要是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还有专家讲：“未来获取财富的最大奥秘就是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把握趋势的能力。”“不是要告诉你明天该干什么，而是明天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存能力，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是研究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

由于新经济的“暴富”效应，不少人都在研究思考，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一夜暴富”？这些企业究竟破译了怎样的成长密码？其实很简单。从上述成功的案例中我们会发现几个关键词：即“新观念”、“金融资本”、“风险投资”、“信息网络”、“商业模式”等，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新观念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传统产业与电子商务的巧妙嫁接，这就是他们所遵循的新经济的共性规律，或者称为新经济的普适法则，也是现代商业模式的核心内容。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研究与创新商业模式要注意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尽可能地促成多学科的融合。一位研究商业普适原则的专家指出：“一个伟大的商业体，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很多商业元素来自于商业以外更广袤的领域。在那些伟大的商业帝国身上，我们往往可以找到商业以外的影子；而真正伟大的商业，也正因为遵从了一些广泛存在的普遍法则。”所以说，新经济的普适法则确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2、在新经济的普适法则中，创新商业模式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做强产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新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并不是一个单纯销售的概念，它是包含战略和策略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也是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要素、高效率运转、具有独特优势的运作系统。商界有一句名言：“成功的商业模式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强调：“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撒切尔夫人曾说：欧洲高新技术产业落后美国十年，并不是因为技术水平低，而是缺少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商业运作模式。正因如此，世界上不少企业都计划或者正在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专家预测，在未来10年，商业经营环境和模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会面临一个新的竞争环境，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个变化那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在新经济时代，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制定成功的商业模式开始，这应该成为运作企业的方向性的政策思路。

为什麽新的商业模式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呢？因为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组织度和整合力的竞争，先进国家对我们主要还不是控制技术，而是打压我们产业的组织程度和整合能力，使我们处于全球经济链的最末端，也就是财富分配的最末端。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使我们山西企业由资源供应商变为现代服务商，从而占据供应链的核心位置，就可以创造出最具生产力的产业竞争优势。

国务院已经批准山西建立“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我参与了煤炭和焦炭这两个交易中心的策划工作。这是我省煤焦主导产业创新商业模式的一项最具实质性的工程。我认为，交易中心能够有效的解决煤焦行业面临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一批违法、违规上马的不合格企业，他们可以凭借地方保护，甚至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同大型先进企业相抗衡。他们既不听从政府的宏观指令，也不遵循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使市场常常陷入一种“囚徒博弈”的困境，甚至对整个行业构成颠覆性的破坏。其结果就是落后的生产力打败先进的生产力。（柠檬案例）

其次是各自为战，多头对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落后的交易方式，再加上“非法上马，无序扩张，产能过剩，血拼价格，”的恶性循环，这让我们省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我们山西焦炭占到国内焦炭市场总贸易额的80%，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近“半壁江山”，但是我们却没有多少话语权和定价权，不像人家国际上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他们可以主导市场和产业变局，说涨价就能涨上去，我们却不能。所以煤焦行业的当务之急是要搭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要素、高效率运行、统一协调对外、具有独特优势的国际化、现代化的交易中心，或者说是一个全新的供应链管理系统。这就是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也是用现代化的服务手段来运作传统产业。

这个交易中心作为一种先进的营销组织形式，它是一个由信息系统、管理系统、交易系统、融资系统、人才系统、技术系统以及现代物流系统等支撑体系构成。它把二、三产业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确切地说，这里主要不是卖煤炭、卖焦炭，而是卖“服务”。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强大的所谓的全方位、人性化的增值服务功能，还有实现市场价格的发现的功能，正确引导和控制煤焦市场行情。整个交易过程公开、透明、方便、快捷、公正、安全。（裸体经济，企业想做点手脚也不容易了。）

实现这样强大的服务功能，每一个环节都要采用高新技术手段，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技术的力量就是工具的力量”！相信它会成为我国煤焦领域一个有权威的集采购中心、集散中心 、结算中心和定价中心四大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的交易系统。如果运作成功，太原市也可以因此而成为一个拥有“新地标商业区”（长风西街）的中心城市，至少也是一个煤焦产业“总部经济”城市。这也算是一个创新商业模式的案例。

3、我从参与构建山西煤炭和焦炭交易中心的过程中，深感困难重重。（年初，于省长晋祠在召开经济务虚会。怎么谁牵头都不行！）创新商业模式的难点和障碍主要来自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且不说利益格局的变化，首先是领导者的思维创新和自我超越，这一关很难过。

其次，煤焦行业创新商业模式关键在于对行业内的企业的整合。谁来整合？政府主要是发挥“赶羊”的作用，但是“羊群”如果没有“带头羊”，这个“赶羊人”也毫无办法。作为行业的“带头羊”即“龙头”企业，就是一个系统集成供应商，它在一个供应链的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能把业内各类企业整合为一个合理的企业生态结构，让供应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发挥出独特的作用，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在某种意义上，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龙头”，形成一种自然垄断的格局。但是我们缺乏作为“龙头”的、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几千个煤矿、几百个焦化企业，“满天星星，不见月亮”，形不成合力。

有专家说，靠农民挖煤搞不出现代化， 单打独斗也成不了正规军，这可以说是个真理。但是我们的企业家缺乏合作精神，甚至拒绝联合。大概是前年，美国新奥尔良遭飓风袭击，灾后人们发现海岸边大片的红杉树却依然挺立，植物学家研究认为，红杉树虽然根很浅，但树与树之间的根是连在一起的，是合作精神抵抗住了洪水，而有些参天大树却连根拔起。我经常看央视一套的“动物世界”节目，在亚马逊热带丛林，有一种蚂蚁叫火蚁，在洪水到来时，所有火蚁的腿都勾挂在一起，一群群的蚂蚁很快形成一个大筏子，漂在水上，连身子都不湿水。它们把幼蚁、蚁后和食物搬到筏子上，随着洪水漂流，安然无恙。经过几天漂流后到达陆地，上岸建造新窝，再把幼蚁和蚁后抬进去，只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植物界和昆虫界尚知道联合与合作，我们高智商的企业却要单打独斗，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必败无疑。

还有，信息网络将成为新经济的核心，向世界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网络的对接，它也是现代商业模式的重要工具。但是企业信息化是我省的一个软肋，《山西日报》曾登载过一篇 “山西企业对网络说不” 的文章。我这次在搞焦炭交易中心和焦炭数码港方案时，有朋友就说我在搞“焦炭乌托邦”，我很无奈，作不出任何解释。因为创新商业模式也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对一个企业或者行业来说，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率也只有20%左右，中国应用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的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我在山西省百强企业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一个问题，“谁是山西未来的领军企业？”，其中讲到：如果我们山西居然没有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心甘情愿地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那么我们山西也不会出现一个未来的领军企业，山西的未来也不会有任何希望！

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不同时代的反映，成功的商业模式关键在于创新。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商业模式，我们只能是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理念，结合山西实际和产业特点来构建自己的新模式，我们别无选择。

三、“山西崛起”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经济腾飞需要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那么山西崛起的动力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文化。文化力可以托起一方水土一方人。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吴文化孕育出苏南模式，齐鲁文化支撑了山东经济的腾飞，那么底蕴远比他们深厚的三晋文化、晋商文化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生命力，原因在哪里？关键是我们这些人文资源是遗产，它是一种被保护的死文化。传统文化需要发掘，需要同先进的文化嫁接，需要注入现代文化基因，才能恢复它的活力。有人说，硅谷、中关村的文化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活文化。这种文化是非传统的，利益和理想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这里没有权威，不造神，他创造的是平民英雄，凭车牌子看不出人的财富和地位，所以这里成为新经济的创业乐土，是年轻人圆梦的地方。我们山西就急需这种创新文化环境。

上面已经提到，国庆节前夕，在山西省企业联合会、山西省企业家协会、山西省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2007年山西省百强企业评选”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让我就“山西企业”问题作一个报告，在这里我还提出一个问题：谁应该是“新晋商”的主流代表？所谓“新晋商”就是指现在山西企业家的代表，就像乔致庸、雷履泰是“老晋商”的代表一样。为什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媒体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很滥，也严重影响到“山西人”特别是山西企业家的形象。

我们省内有人认为，像进入世界500强的富士康的郭台铭、中国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的李彦宏等，可以作为“新晋商”的代表。坦率地说，他们是山西人的骄傲，但是他们不是在山西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作为“新晋商”就有些太勉强，不具有代表性。我们认为，只有在山西本土培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强企业”才是新晋商的主流代表，像太钢、太重、汾酒厂等。但是外界的看法不是这样，人家认为那些暴富的煤老板才是你们新晋商的代表。尤其是有些媒体把那些黑心矿主和黑砖窑老板的种种劣迹大肆渲染，无限放大，并强加在“新晋商”的头上，这不仅玷污了“老晋商”的光辉形象，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山西企业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最近，《中国经营报》策划的中国九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潮商、鲁商、苏商、豫商）大型巡回论坛北在京举行。论坛的主题就是探讨如何振兴中国商道。论坛在8月20日的第一期报道内容就是我们新晋商，题目是《新晋商的“黑白之惑”》，其中有一段话讲道：“一部《乔家大院》催热催熟“晋商”文化游，但是不无遗憾，可能到现在为止，“晋商”也仅只是作为山西数百年“大院文化”的一块旅游招牌被开掘出来、传播出去。各大媒体热力炒作和积极关注的，依然是山西煤老板的奢华与浮躁。甚有媒体直接把二者关联，断言指称晋商遗韵早已荡然无存。而在“新晋商”群落重新定义的时下，方方面面刻意地将“煤商”排除在“新晋商”之外。摆脱煤与碳的“黑色”旋涡，重塑商业形象，是新晋商的群体意志，但是那一起饱受诟病的“黑砖窑事件”结结实实地损毁了山西的形象。”

很显然，无论我们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当然文章的基本观点还是正确的，它认为因循守旧、思想钝化是新晋商的普遍弱点。还有一篇文章是《晋商的底片与碎片》，其中讲到：“体制上、观念上落伍已久的新晋商能否迎头赶上？不能与时俱进的新晋商自然不会赢得广泛意义上的尊敬与尊崇。”话讲的很尖刻，但也无可挑剔。

不管外界怎么评论，我们山西、我们的新晋商都应该有勇气对自己落后的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检讨与扬弃。专家认为，落后地区往往表现出文化底气不足，缺乏文化自信，经济的衰退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堕落。这个话讲得有一定道理。经济发展滞后应该从文化中去找原因，所谓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文化层面的问题。

去年春节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我，他们想写一篇关于新老晋商对比的文章，他们所指的“新晋商”就是某些素质很低的暴富的煤老板，听了以后让人心痛。我归纳了一下，新老晋商的差别（特别说明，这个“新晋商”都是带引号的。）：

（1）在财富的积累方式上，老晋商经营日用品和票号，以几代人的牺牲积累了财富，而“新晋商”靠带血的煤一夜暴富，有人说比抢银行还来得快；

（2）在经营理念上，老晋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赢得信誉，“新晋商”以官煤勾结、寻租活动开路；

（3）在对待金钱和消费观上，老晋商在外地赚钱，回家消费，建设家园，而“新晋商”以牺牲山西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得利润，在外地建别墅，买豪华车，尽其享受；

（4）在品位和作风上，老晋商即使富甲天下也保持低调、内敛、厚重、朴实，而新晋商浮夸、张扬，缺乏文化品位，一幅低素质的富翁形象；

（5）在创建区域文明上，老晋商开创城市文明，东北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谁能想到，一个山西普通农民竟然是一座城市、一种伟大文明的缔造者，而那些所谓的“新晋商”――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私挖乱采的矿主们，把自己的家园搞得千疮百孔，然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宜人居住的地方购买豪华别墅，号称新的“生态移民”，而这些“生态移民”却让大量的生态难民来为他们买单！

去年，被媒体炒得很热的“山西煤老板购房团”，有80多位千万富翁组团，集体乘火车进京看房。报纸上发了他们出站时的照片。当时有一篇文章《山西煤老板购房团到底羞辱了谁》中讲到，一面是李毅中局长为煤炭事故“气尚未消”，一面是山西“烟熏火燎”的环境，用这种手段获得的利润还值得张扬吗？这种事怎么还能“有组织听指挥”地一再辐射到全国呢？别的省也有“富豪团”存在，而只有山西“煤老板”爱扎堆显阔，这种行为“刺痛了国人心，羞辱了山西人。”文中有很多难听的话，什麽“臭名昭著”，什麽“中原狂徒”等等。作者是一位在京工作的山西人，他感到丢脸和愤怒。我们有些“富人”只会用财富来界定自己的地位，却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严重的损害了山西企业家尤其是煤炭企业家的形象，这对山西来说是个极大的悲剧。

我相信，这类所谓的“新晋商”肯定是极少数，我现在还挂一个省焦炭协会副会长的职务，我在煤焦领域有不少朋友，他们很有思想，很敬业，生活也很简朴。他们以大局为重，致力于规范行业管理，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有些煤焦老板也正在努力改变煤焦新晋商的形象。去年我曾到高平兴高焦化厂考察，我不仅看到像花园一样的清洁型的工厂，更感受他们的企业的文明氛围。兴高焦化厂董事长郜志成自己还经营饭店、歌舞厅，但他从来不去歌舞厅玩，也没有在外地购房，而是大量地“做好事”回馈社会。一个焦化厂建在村子里，但他从来不担心村民“闹事”，更不担心环保、税务等部门“找麻烦”。去年他还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读EMBA，他还聘请了一位西安交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副总，他们决心要为煤焦新晋商正名，重塑新晋商形象。优秀文化就体现在这些企业家的实践与成功，他们会对整个社会人们心理产生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我在“百强企业”新闻发布会上讲到，山西的每个企业都应该回答：你这个企业为重塑新晋商形象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努力？你把企业和你自己的精彩故事写出来、讲出来，这就是在重塑区域文化。优秀的区域文化的核心是创业文化，我们山西应该建立起一种适应资源型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创新文化，尽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也必须从现在做起。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全社会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以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思维和理念，第二个问题讲方法与模式，第三个问题讲文化与追求。昨天我看到，有文章讲“17大的历史方位”，其中17大的时间坐标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基础，17大的空间坐标是要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要把握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为一体的建设。研究一个复杂系统，不能单打一，黑格尔说过，真理是全部。

在前不久的山西煤炭博览会上，我做了一个《山西焦炭》的多媒体演示片，其中有一段话我想把它作为我今天报告的结束语：焦炭在中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究竟哪里是焦炭的发祥地？现在已无据可查，但是明代出现的“焦炭炼铁”却是“山西人”的伟大发明，这比英国人达比1713年创造的以焦炼铁技术至少提前了整整一个世纪。先进技术促使山西出现了一批大型冶炼工场。明代全国有13个官营铁冶所，山西就占了五个，山西是当之无愧的“钢铁托拉斯”。当时，晋城、长治已成为全国乃至中亚一带的铁货和土针的供应中心。著名品牌“潞锅”是晋商在塞外交易中的极品。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山西考察时无不惊叹地说：晋城大阳生产的针供应了全中国几亿人的家庭，并远销中亚，真是个奇迹！我们的祖先把煤、焦、铁资源型经济从原料开采延伸到终端产品制造，又通过晋商的经营理念，控制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过程，使山西成为“海内首富”。相比之下，让我们今天的“山西人”感到惭愧。但是，它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山西人”有能力把产业做到“极致”。欧洲学者曾经称赞“山西人”说：创造钱庄和票号的民族是很了不起的。我坚信在新晋商的血液中一定流淌着老晋商的基因，总有一天事实会证明，我们的新晋商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是很了不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