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逍遥修神红泪作品:我们生于六十年代

  生于六十年代的朋友，还记得的我们那时的玩具吗？一把木制的、用墨汁染过的手枪，一张用铁丝作架、橡皮筋作弓的弹弓和香烟盒叠成的三角，还是看过的小人书、晚上写作业用过的那盏煤油灯？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大的有四十五，小的有三十六。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背着一个母亲用几种不同颜色条绒给拼做的小书包。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炸药包”来，轻松多了。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远不象现在的孩子开始识字，都是从“爸爸、妈妈”开始的。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是评法批儒，紧接着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学雷锋、做好事，一起上街刷标语、用废报纸写一些政治化色彩极强的小字报，记忆很深的一首是：XXX，大坏蛋，想叫历史往后转，红小兵，不受骗，坚决把他来批判。那是何等的一种是非分明和政治责任感啊！
    
    同样的，六十年代生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同工人叔叔、农民伯伯一起批判资产阶级。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请解放军叔叔作校外辅导员，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为了珍惜劳动果实，每遇三夏大忙时节，我们就会像战争年代的儿童团员那样手持红缨，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帮助集体捡麦穗、谷穗和拾棉花，通过砸石子、捡废品勤工俭学为班集体增加班费。我们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每一分钱来之不易，除了过年，我们总是穿着哥哥、姐姐穿旧了改制成的衣裳，从来不会奢望有一点零花钱。我们用捡来的冰棍竹棒换来的几分钱，除了积攒下来租看小人书、过年买鞭炮以外，最多也只是在馋得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换一根五分钱的冰棍或同样价格、放了糖精的大米粥……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阿尔巴尼亚的片子主要以二战为题材，有《海岸风雷》、《多瑙河之波》、《宁死不屈》等等，使我们了解到另一个民族的坚贞和不屈。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泽东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郭沫若的一首诗，虽然是应景之作，却很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同样表达这种感情的还有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只是在若干年以后的今天，再次听到刀郎重新配曲演唱的这一首歌时，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为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和勉励，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同时，1978年开始的真理大讨论，更是为百废待举的中国大地吹起了一股清新的春风。
    
    1979年1月，中美正是实现邦交化。继1971年联大第26届会议恢复中国联合国地位和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中国彻底打破了西方长达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封锁。唱着“八十年代听众喜爱的十五首歌”，伴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隆隆炮声，我们成了一名中学生。
    
    有人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最后一批延续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课桌上划“三八”线的人。文化的多元化和生理上的微妙变化，使得我们无所适从。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的靡靡之音统统被斥之以黄色歌曲。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初三的时候，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第二天的校园里一下子就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课间十分钟，到处都是练弹腿、鲤鱼打挺和掌击树干、墙壁的武林高手。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也正是从那时起，家里在县城小巷第一次购买了一台“飞跃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每当夜幕降临，家里便挤满了街坊邻居。通过那小小的、只能收看四、八两个频道的银屏，我认识了朱明瑛、郑绪岚、谢丽丝、王洁实等明星，第一次成了一名追星族。除了万人空巷争看《渴望》外，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大陆也异常火爆，尤以《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人在旅途》等为代表。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前凭票、卡供应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不再紧张，人们的着装也逐渐从千篇一律的灰、蓝、黄而变得亮丽多彩。姑娘出嫁的条件，已成为“三十六条腿”和双卡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了。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也有幸成了最后一批能够全部看完历届“春节文艺晚会”的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春晚”便替代新衣、鞭炮，成了我们每年除夕的热盼。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了两年改三年。那时，我们的一腔热血逐渐变得理性和现实。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响了讴歌最可爱的人这一新时期最响亮的主旋律，对越反击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实现父母的夙愿和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我们白天“三点一线”，夜晚挑灯夜战。在学校寄宿的农村同学，每每在开学的日子便会用自行车推着一口袋麦子，缴给学校换取饭票，周三还要回家取一次干粮和咸菜。应该说，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是最后一批在艰苦物质条件下拼搏高考的人。
    
    经历过独木桥上的搏杀，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地进入了大学校园，成了当时时髦称谓下的“时代骄子”。初进校园，跃过龙门的我们在渐渐淡去喜悦的同时，日渐迷惘、困惑。我们信仰什么？我们先是崇拜尼采、萨特、叔本华，继而有崇拜起拿破仑、艾柯卡和卡耐基。我们用别人看电影、开Party的时间去泡图书馆，用别人享用烤鸭的金钱买来了一本本的“传统与变革”虚伪地装扮自己。自由化思潮冲击着我们尚未成熟的世界观，官倒、腐败刺激着我们的良知。我们是什么？我们想干什么？关于此时的茫然，笔者1988年6月曾有一篇《校园沉思录－－关于其我们形象的在反思》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临近毕业，在为国家、社会分忧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忡忡。无情的就业压力，使得一对对曾经的情侣劳燕分飞。在彼此海誓山盟和泪眼婆娑中，我们在操场的草坪上弹着吉他，一遍一遍地唱着《跟着感觉走》和《走过咖啡屋》，把分离的情绪写在脸上。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如今大都已经或正在步入中年之旅，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往事如过眼烟云，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同前人、后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回忆过去，会使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于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使我们更加为生于六十年代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