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南竹海索道价格:六十年代的玄帝庙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8 02:42:56

六十年代的玄帝庙

作者：十六斗

  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所以喜欢北京的胡同，也喜欢胡同文化。就象中国的文化是扎根在中国的黄土地、黑土地上一样，北京的文化就扎根在胡同里，扎根在北京胡同的每个角落，每个院子里。那些美丽的传说，脍炙人口的故事不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吗。
      前门外有一条不起眼的胡同叫玄帝庙，这条胡同比较深，又没有什么名人居住过，所以知道它的人很少。何况我说的是这条胡同的老名，目前知道它的人就更少了。在前门外居住多年，年龄大约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知道这条胡同，再年轻点的即使现在就住在这条胡同里，也未必知道它叫玄帝庙。现在这条胡同叫得丰东巷，在鲜鱼口胡同里面。从前门大街进鲜鱼口，右数第三条胡同是南孝顺胡同（现在叫南晓顺胡同），进南孝顺胡同三十米往左拐是豆腐巷（现在叫得丰西巷），穿过豆腐巷就是玄帝庙。
玄帝庙是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大约有一千多米长。胡同因庙得名，在胡同的西口中间，座西朝东有一座庙叫玄帝庙。这是个小庙，庙门并没有直对着胡同的街道，而是有点偏。我一直想在史料上查到有关这个庙的记载，但多年未能如愿。我想可能是北京的庙太多，而这个庙太小了，史料上没有记载；也可能是笔者学识浅薄，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庙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场，当年可能是人们举行佛事活动的地方。解放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烟市。六十年代，这里早就没有了佛教活动，庙里也都住了人家，但是周围胡同的人家办丧事必到庙前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将祭奠用的纸钱、纸人、纸马、纸车等等烧掉。
      这座庙将胡同西口分成了两部分，南边的胡同不长，可以通向豆腐巷，北边的胡同往西延伸了许多，走到头是条死胡同，中间有条南北的小胡同（即庙的后身）与南边的胡同相通。
      东口有两个，南面的出口一直通向中芦草园，往南偏一点就是南芦草园。在庙前头大约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块四四方方的空地，空地的东北角有一条比较窄的胡同，先往东再往北，然后再折向东，出口与南边的出口平行，相距也不远。这两个出口之间的胡同叫十间楼（现在叫青云胡同），胡同不长，只有二、三百米，却是一个商业中心，周围十几条胡同的居民买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蔬菜肉食都得去那儿。其实，这个商业中心只有一个合作社和一个理发店。合作社在街的中间，占着东、西两侧的房，东面的房子有六、七十平方米的样子，卖百货和油盐酱醋，西面的一间房卖肉，其余的是库房。街中间搭着蓆棚，蓆棚很大，两边把东西房顶的前沿都罩住了。春夏秋三季，合作社的人就在这个棚子下卖菜。
      当年，经常可以看到从这个棚子下面排出的长队，那长队一般是等着买豆腐、带鱼、黄花鱼或是其它紧俏商品的。这样的队，一星期至少得排二、三次。每次人们听到卖东西的信儿，无论手头在干什么，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儿先跑去排队，哪怕一会儿再找人替都行，但绝对不能晚了。如果晚了，很可能东西就卖没了。当时买这些东西都得凭副食本，但不保证每个本都能买得到供应的商品。如果要想买到需要的东西，除非认识售票员，否则只有排队。排队，是买到紧俏副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经常是排了两、三个小时的队，售票员却告你“别等了，今天下午××不来了”，那是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只好悻悻而归。
      那时候售票员的服务态度还是满好的。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炸酱面，妈妈就打发我去合作社买一毛钱的肉，五分钱的黄酱。卖肉的售票员就从放在案子上的大块肉上薄薄地给切一片，过完秤（回回都是一刀准，从来不用去，也不用添），用桦树皮托着交给你。然后拿碗再去卖副食的柜台买五分钱的酱，用手端着就回家了。当时一、二分钱的酱也卖，但不过秤，只用擓酱的勺子在碗底抹上点，多少就是它，买五分钱的就得用秤约了（当时黄酱是一毛六一斤）。
      玄帝庙的另一个商业中心是粮店，位于胡同中段的25号院。这个院是个小四合院，三间北房，三间南房，东、西房各一间。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粮店占了这个院的大部分，房主只剩下三间北房。粮店把南房后山墙开了门和窗户，改成了门脸房，其余的东、西房做了库房。文化大革命时把房东赶到了别处，粮店把这个小院就全占了。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粮食按定量供应，许多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北京市政府就把下一个月的买粮时间提前到当月的24日。也就是说，这个月24日起可以预支下月的粮食。表面上看，缺粮的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是丁吃卯粮，于事无补。每月的24日一大早就有人在粮店门口排队等着买粮，这个队能排一天，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排队的人才会逐渐地少了。
      按照清朝的规定，满族人都住在内城，外城是普通老百姓住的地方，所以北京城的好房子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西城，前门外的房子就要差多了。以前门大街为界，东边是崇文区，西边是宣武区，总体来讲，宣武区的房子要比崇文区的好。在四九城里，崇文区的房子是最差的。
   玄帝庙有四十多个院子（门牌到45号），好房子不多，较大的四合院有7号院、8号院、36号院、39号院，这些院子的主人解放前大都是商人。好的小四合院子较多些，大概有十几处，其它的就是一些老百姓住的不上档次的四合院了，这些院子不太规范。比如大门开在什么位置，厕所安在什么位置，虽也讲究，但受条件限制，并不一定很到位。有的院子不知为什么，只有东房和西房，没有南北房，象我们家住的42号院就是这样，当然这种没头没尾的院子也不是很多。至于街门，大部分都是薄板的普通门，有的由于年久失修，门上的漆已经脱落，所以显得破破烂烂的。即便如此，街门上的门联并不少，很多人家都有，都是常见的“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忠厚培元气，诗书发异香”、“家祥人寿，国富年丰”之类，象“润深思孔学，德化仰尧天”这样寓意深远的对联没有。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些大的院子，如36号院就被街道工厂占了。刚开始是眼镜厂，后来是机械厂，再后来就把四合院拆了，盖起了二、三层楼高的车间，庙前空地上也被大型铸铁件占满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在铸铁件上玩捉迷藏，弟弟的双腿被卡住了，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双腿给弄出来。
过去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说法，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就换块牌子。在这个胡同里经营最好的是北京红旗厂，至今这个厂还在，是这条胡同寿命最长的企业。这个厂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不知道，给我印象最深地是五八、五九年，每天早晨七点多钟，工人们都在那块四四方方的空地上举行拔河比赛，老人、孩子们围观，当时成为玄帝庙的一景，六零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种景象。
   每逢五一、十一，这块空地上还要摆放一件重要设备——探照灯。
   当时为了增加节日气氛（还有一种说法是防止美蒋的飞机空袭，或二者兼而有之），一到晚上，四面八方都有探照灯照亮天安门上空，使节日的夜空更加绚丽多彩。在这些探照灯中，有一个就放在玄帝庙。
节前二十天左右，解放军就带着探照灯来到我们胡同。这块四方空地的东面有两间临街房就成了他们的营房，正好住一个班。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其它活动，如男孩子最爱玩的逮着玩（捉迷藏），女孩子玩的跳皮筋全部暂停，而探照灯和这些解放军战士就成了我们关注的中心，有事没事都围着他们转。
      平时探照灯是用帆布套子罩着的，只能看到套子外面用来推着探照灯转动的长杆。这时我们就围着哨兵问这问那，有时哨兵高兴了和我们聊几句，或是趁哨兵不注意，摸一下哨兵身上背着的长枪，就会感到无比兴奋，比小嘎子缴获了日本鬼子的手枪都高兴，这点资本可以向其他小朋友炫耀好几天。当解放军战士们擦拭探照灯时，我们会静静地站在边上看半天。最吸引眼球的是节前的训练，看他们象推碾子似的把探照灯推过去又用绳子拉回来，探照灯头就会在一百八十度的范围内快速转动，这时我们全聚集在探照灯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全神贯注地看着战士们操作。
      到了节日的晚上，反而顾不上看这些了，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看礼花上，重点目标是寻找降落伞。当有降落伞向我们所在的方向飘来时，无论大人小孩都会无比亢奋，几百上千双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降落伞。如果降落伞飘的很低，掠过我们的头顶飘向其它的胡同时，人们就会疯狂的向那条胡同跑去。当时我还只有十来岁，即使降落伞落在我脚底下，也抢不到，想抢降落伞的人太多了，根本不会有我的份，但依然跟着大孩子们跑来跑去。在这几天里，降落伞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主要话题，如果谁抢到了一个降落伞更成为我们谈论的重点，即使没有抢到，当时跟着跑的人都能和你吹上半天牛。
      六十年代，虽然物资匮乏，日常生活中不是缺这就是少那，但人们过的安靜、祥和。三年困难时期，按月按户口供应的点心，“五一”、“十一”和春节按本供应的花生、瓜子、黄花、木耳等等，合作社的人都会按时送到家门口。一包一包的，大家都一样，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宁静，人们象得了疯牛病一样，一夜之间都疯狂了。
      玄帝庙也不例外。
      第一次看到红卫兵是在30号院。
      那天，我去合作社买东西，碰到几个红卫兵冲进那个院，一群人跟着去看热闹，我也跟着进去了。看到红卫兵正从屋里抱出一摞一摞的线装书往院里扔，然后拿火柴点着。这边有人负责烧，那边有人往外抱。好像线装书的纸很好着，一堆书一下子就都着了。书在火中挣扎、翻滚，一副不甘心的样子，但最后都化成了灰烬。大约烧了半个多小时才烧完。
      当时我十四岁，不懂得那些书的价值，后来懂事了才知道那些书烧了是多么的可惜。
      刚开始时还没有打人。“8•18”后，越发疯狂了。
      在玄帝庙南面是一个尼姑庵，门牌44号，是个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邻里之间经常打架。一天，不知是哪位“高人”把红卫兵请来了，硬说西屋住的一个老太太是地主婆，老太太不承认，红卫兵不问清红皂白就拿皮带抽。北京的八月，骄阳似火，可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跪在大槐树底下，被红卫兵打了一天，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临死前不用说吃饭，连口水都没喝上。
      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婆，她的死鬼老公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商贩。
      当天下午，火葬场的大卡车来拉死尸，车就停在我们家门口，我和同学正站在那儿聊天。他踩着汽车轮子，扒着车帮看了看车箱里面，有大半车死人。下来后，他告诉我有一个人的腿还动呢。
      这时，工作人员把老太太的尸体抬出来了，象扔垃圾一样扔到了车上。
      冤魂何只一个。
   14号院的一个大夫白天在医院挨了斗，晚上就和老伴上吊了。
   39号院的徐老太太没少挨打，晚上在我们院里（我们家在42号院）能清晰地听到皮带抽到她身上的声音。那天后半夜，老太太试图逃跑，半路被追了回来，又遭到了更猛烈的抽打。
      在红色恐怖笼罩下，出身不好的人心慌慌，出身好的也一样不得好宁，人人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恶运会出现在谁家。
      我们院住着五户人家，晚上大人们都睡不着觉，等我们这些小孩子睡了之后，他们聚在一起，悄悄地议论着单位和街道发生的事，不知道他们几点才睡。当我们第二天醒了时，他们都上班了。但我知道他们睡觉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睡得既不安稳也不踏实。
         那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叫“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所以人们就越发乱来，弄出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有一个侯三，十来岁，在合作社偷菜，被售货员逮住后，交给了红卫兵。红卫兵带着候三回家查他们家的三代。
      当时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教育一番就可以放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子弟，问题就麻烦了，怎么说都不过份。结果在他们家发现了一张候三爸爸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红卫兵认定，候爸爸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天下午红卫兵贴出了“勒令”，第二天全家就被遣送回乡了。
      数年后，他们家落实政策又回到北京，人们才知道候爸爸跟本不是什么国民党军官，他只是个裁缝。年轻时学徒，臭美，穿着国民党军服照了一张象，惹下了后来的麻烦。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落实政策时，候大、候二都结婚了，政府给了三套楼房，还躲过了上山下乡。候家哥几个人不怎么样，但工作都安排的不错。
      还有个更可笑的事，是街道积极分子挨门告诉家长的。
      紧挨我们胡同的大蒋家胡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蒋介石，所以改为大江胡同）有四个小孩写“打倒×××”和“打倒×××”的反动标语，从街道中间一直写到前门大街，有几百米长。街道发现后，展开调查。当问到其中一个小孩时，这个小孩爽快地告诉调查人员说：“是我写的。”“还有谁呀？”
“还有××、××、××，我们说好了，明天还去接着写。”
“那是反动标语。”
“奶奶，什么叫反动标语呀？”
“你们写的就是反动标语。”
小孩愕然。
      孩子没事，但怀疑有人背后指使，通过对家长的出身调查，一个工人出身，两个贫下中农出身，另一个出身高点，也只是个小业主。都没有指使小孩写反标的可能，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受“造反有理”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泛滥，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这条胡同成了有名的“匪窝”，孩子们没事干，在街上到处惹事生非、打群架。我看到最热闹的一次是号称前门的“窦尔墩”去那儿寻衅，挨了板砖，被打跑了。有一段时间，外面的小男孩、小女孩根本不敢从那过。有时外面的大人路过都免不了遭“飞弹”的袭击。
   世事如梦，往事如烟。
   我们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离开那儿了，但经常回去看看老邻居。
   今年三月份，我又回去看了看那条胡同。
   大约五年前就说要拆迁改造，让住户搬走了，但至今还没有动工。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好像日本鬼子刚撤走的样子。大白天走在一个人也看不见，异常安静的胡同里，就象走在一个乱葬岗子上，浑身汗毛直竖，总觉得瘆得慌。原来没有了人气，再好的地方也会给人一种衰败的感觉。
   随着旧房的拆迁改造，前门外仅有的一点儿文化也没了，不知道还能留下点什么。
   我总觉得北京是给毁了。           九原跟帖     好文。
楼主的文章唤起我这个南城“胡同串子”的少年时的记忆，感慨：那个温情的、高贵的，在她的怀抱中可一释心中块垒的古城，哪儿去了？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幅画：在苍茫的暮色中，漫天的雨燕，围绕着巍峨的梦境般的闪耀着最后一线落日余晖的城楼和它背后的天际，欢叫着飞舞着……忽然激起那个少年对天地人世间的隐约的感悟，那惆怅、那美、那几许企盼，那种种言说不出的心底最深处的感情，与古都一样，永远找不回来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很伤感。“总觉得北京是给毁了”，楼主也说出了我的感受。
你看它扒城墙、毁文庙、灭文物、焚典籍；你看它的规划，打断的是文脉，摧毁的是这个名城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和她的自信、自尊。当年张奚若老人痛哭失声、在地上打滚，苦劝毛泽东别拆城墙，而毛说，他就是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以往、迷信将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声明，奉劝不要毁坏北京，不要毁坏人类共有的文明。不怕流氓没文化，就怕流氓自以为有文化；不怕强盗没眼光，就怕强盗自以为有眼光、据说还是世界眼光。梦幻般的古都还是毁了，她不像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而是在某种虚骄谵妄、自我作践的理念"指引”下，一步一步被毁掉的。
为保住古都风貌和最后的文脉，它自己的规划：二环以内、长安街两侧不可再建高大建筑，可你看它，今天一个权贵批个大楼，明天一个高官建个“广场”，闹到不可收拾。在恶俗的“现代化”建筑围堵下，皇城（包括内城）终于矮化为“盆景。”我横竖想不明白：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地区：日本、欧洲也经历工业化、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美国不必说，有文化没历史；前苏联也被共产党统治70多年，有谁像我中华民族这么倒霉，我们的文脉遭到如此摧残？
前些天，在《半亩方塘》中关于崇文、宣武合并到东西城的讨论的背景，是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最新的规划。
“所谓世界城市就是国际大都市的最高端形态。”目前，国际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北京要赶超，成为第四个。30多年来，我们看到，一党永远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就是要不断追求gdp的扩张，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硬道理。在这个体制下，一定要不断地寻找甚至制造出宏大的仪式，作为经济的发动机，俗称“由头”。奥运、60年大庆这样的“由头”近期是找不到了，而建设“世界城市”的规划，作为北京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动机（由头）就适时浮出水面。此规划达到了宏大仪式的规模，这里面有很多宏大叙事，包括崇文、宣武并入东、西城，昌平、大兴并入海淀、亦庄开发区的计划。作为北京的一个草根老人，我当然乐见北京的发展。
像以往一样，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总能够感到的是特殊利益集团永远垄断权力的狂妄、霸道以及新的一轮掠夺的亢奋。几个战友积半个世纪的感受，发了一些议论，我也跟着亢奋了一回，大呼“骂的好”、”骂的痛快” ，就像孩提时壮着胆向动物园的大老虎投了一粒小石子，着实让我亢奋了好几天。几十年了，给古城造成了无可挽回地损失，你何时见过它有过什么像样地反思和一丝一毫的歉意？你这油盐不进、不听人劝的东西！
痛快地骂比虚伪地捧更能舒缓阴郁的心情，对被骂者也更有正面意义吧。没想到，此战友的痛快会引起“处江湖之远”、怀有拳拳之心的彼战友的不痛快。批评来了。批评表面上在北京行政区划分变迁的历史资料上展开。但实际上，一方（包括我。但因为本人没好好学习历史，没敢发言）是说：“我骂庙堂，底卿何干？竟遭训斥！”另一方想说：“我与庙堂共休戚，尔等恶评，就是不行，”不过，不好意思直白说出，可能是庙堂太需要修缮了吧？因此，要在学理上证明你们没有发展的眼光，更缺乏历史学的修养，所以你们的议论是浅薄的不对的。遗憾的是，挑起争论的文章，具有一些战友文章的通病：居高临下的态势；急于“奋斗、”便轻薄为文形成硬伤，陷自己于被动和迟滞；底气逐渐不足，文势亦孱弱，所以，争论在场面上不太好看。后来的战友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争论引入探讨近现代史分期的学术轨道，这很像赵本山的小品：“我来讲个笑话，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我赞赏战友的善意：让双方平静下来，给一方台阶下。不过，我认为：兵网和多元的社会一样，不同的思想交锋很正常。怀有善意、宽容、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表达权）的争论，其实是很好玩、很期待的，即使有些激烈偏激也无伤大雅。关键是自己得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
现身说法吧：我一向认为，中国的出路一定要走宪政改革之路。我经常胸怀朝阳，一个人遐想庙堂内有人出来宪政改革了，甚至由庙堂主导改革。这是避免暴力轮回，震荡小，成效大的选择，当然，这不乏“与虎谋皮”的天真浪漫。
我有时特想以“诤谏”的方式向庙堂表忠心：想学屈原，“披发行吟泽畔”，再挑个幌子，上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让庙堂知我心曲。然，细一想，“屈平辞赋悬日月”、三閭大夫是何等人物？我等草民，一味攀大，这不是找不自在吗？还是向焦大看齐，痛批不肖子孙不能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句句体现责之深爱之切。然，细一想，还是不行，我不是担心让人往嘴里塞马粪，而是忽然看出，践行焦大主义有个前提：你需是体制中人。焦大虽不是主子，但他是体制内的革命的老马夫，自以为比主子还主子，否则，他的大骂小帮忙就落不到实处。我已是退了休远离了体制混在底层的老人。还往体制里钻，难不是心智不清了？
我有时“好想好想”以“保持一致”的方式向庙堂献忠心。特想学同样是体制外的余秋雨先生。我不仅要含泪劝告，而且要喷血警告、正告那些不保持一致，怀有二心的贰臣逆子。细一想，还是不对。秋雨先生是钦定大师，他的献忠心应该是有所图。平心而论，余先生还够不上无耻文人，只是偶尔向权力飞一两个媚眼；余先生的文化散文，虽有甜腻的感觉，但我相信在文学史上自会有它的地位。以余先生的影响力，他飞的媚眼，庙堂还是很受用的。不过，余先生遭际说明，一个学者要和权力、特别是和绝对的权力保持一点距离，否则，日子会过得不爽。我等升斗小民，人微言轻，主动献媚，纯属扯淡。庙堂的文宣机构，维稳力量，每天都在夸自己，谁还会在意我的几句好话。况且我一个垂垂老矣的草根，连政党、庙堂、祖国都分不清，还以孤臣野老自居，自以为赤诚可昭日月，唱着赞歌、搜寻着敌人，累不累？我不是有病吗？
从此以后，我找回了自我，要做个快乐的老头儿。保持好心态，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
拉杂写这么多，也是为还一个愿：自己亢奋了一回、痛快了一回，总不能让别的战友代为受训斥，总要说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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