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种马爽文:戏曲史家钱南扬“被知遇”的人生故事

　　1960年秋吴新雷献给钱先生的《真迹日录·南词引正》过录本（上图）。42年以后，路工藏本《真迹日录》终于在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下图）。

　　编者按：本文所记钱南扬先生相关经历，真令人唏嘘感叹。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或也有着近同的人生坎坷。基于他们的坚忍与执著，也因为有知遇者的荐扬推引，才使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段辉煌事业。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那凄雨中的一遍遍遮挡、冷风中的一次次援手，是那无私无畏的学术品格和人世温情……文中的陈中凡教授和郭影秋校长，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致敬。

　　吴新雷

　　钱南扬先生（1899—1987）是国内外闻名的戏曲史家和南戏学科的开拓者，他是浙江平湖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曾在吴梅的奢摩他室遍览曲藏，完成名著《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于1934年出版，奠定了现代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蜚声宇内。1956年，他受聘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之前身）中文系教授，却不料在1958年的一场冤假错案中被开除出来，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更没有料到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中凡老先生竟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力排众议，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杭州校方把他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我们要像觅宝一样赶紧去抢过来，发挥他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大作用。我当时是陈老门下的研究生（1960年12月毕业），曾经做过牵线搭桥的跑腿工作，深知其中起落跌宕的曲折内情。过去因碍于极“左”思潮时期的云遮雾障，只能避而不谈，闷声不响。现今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又欣逢钱先生诞辰110周年庆典，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学林逸事讲出来，以作永久的纪念。

　　想办法把他拉到南大来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陈中凡老先生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伯乐，他在钱南扬先生遭难之时，竟敢鼎力推举，再三称许钱先生是戏曲研究的宝贵人才。这种胆识，这种眼界，这种能耐，恐怕也是少有比拟的。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字觉元，清末入两江师范学堂，研究经学。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足。当时恰逢曲学大师吴梅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大，与留校任教的陈先生比邻而居，两人结为曲友。1921年秋，陈先生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首届系主任，于次年便把吴梅拉来东南大学，使曲学在南京昌盛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梅避寇内迁，颠沛流离，涉险跻危，于1939年3月病逝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幸有弟子卢前（1905—1951），在中央大学传授其业。但卢前过世后，本校的曲学断了档。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这使陈先生大为激动。这年秋后，陈先生招我为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年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来。我们南大在曲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打从20年代到30年代，吴梅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时，素来是联系演唱实际来进行教研活动的。”陈先生认为吴梅曲学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研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气概，这种学风，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所以他对我的指导方针，便是按照吴梅曲学的范式来进行，要我从看戏唱戏入门，特地为我请了一位老曲师教唱，还学了一些舞台艺术的基本知识。

　　其实，陈老本来是研究群经诸子和思想文化史的，曾先后出版了《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两宋思想述评》等10多种专著。但自从与吴梅结交后，认识到民族戏曲的重要价值，转而从事古典戏曲的研究，大力提倡在南大中文系恢复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陈老为人宽厚、大度，鼓励我转益多师。他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吴梅的朋友，不足以承接吴梅的曲学事业，必得另外找一个吴梅的嫡传弟子来，才能在南大真正恢复吴梅的传统。有一次，陈老给我讲课，手里拿着一本钱南扬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元明清曲选》，赞叹地说：

　　钱先生这本书的选注功力十分扎实，精义甚多。他是吴梅的及门弟子，既能唱昆曲，又能搞研究。他到北京时，吴梅还在北京大学，而当他拜吴梅为师时，吴梅已来到东南大学。他到苏州吴家读曲，跨越南北，尽得真传。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要想办法，怎样才能把他拉到南大来！

　　陈老和钱先生非亲非故，只是读其书而佩服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他老人家为了恢复吴梅的曲学传统，一门心思要把钱先生拉到南大来，但由于互不相识，无从联系。

　　过了一阵，陈老跟我讲：“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派出去，请进来’。先派你到浙江师范学院，去摸摸情况，试探一下，看看是否能把钱先生拉到我们这里来！”陈老煞费苦心，通过南大教务处发公函到浙江师院，让我以“短期进修两个月”的名义，去拜在钱先生门下。在得到浙江师院中文系回函同意后，我在1957年初夏到了杭州，得以亲聆钱先生的教诲。但调钱先生到南京的事，对方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试探不成，陈老只得偃旗息鼓，再也不谈此事了。

　　那边被打倒，这边来得好

　　过了一年，忽然有消息传来，钱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详细情况不清楚，只知道钱先生在60岁的1958年生出了一连串口舌是非，糊里糊涂地吃了冤枉官司。到了1959年1月，处分下来，钱先生被作为“白旗”连根拔，不仅剥夺了教授头衔，还开除了公职，被赶出了校门，弄得无处容身，落难到乡下亲友处暂住，处于失业状态。我把这个传闻告诉陈老时，陈老大惊失色。但惊愕之馀，又渐渐地生出了一丝喜色，喜从何来呢？他老人家说：“杭州校方既然抛弃了钱先生，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冷不防地去把钱先生接过来。”他在系里谈了这种想法，众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背地里窃窃私语，以为72岁高龄的陈老是“老糊涂作怪”，怎么可以把一个受到严重处分的被开除公职的人当作宝贝招来呢？但由于陈老是四代元老，是少有的一级教授，又是民主党派江苏民盟的第一把手，德高而望重，别人都不便当面去反对。

　　陈老不管三七二十一，胸有成竹地去找了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陈述了举荐钱先生的原委由来。他说：“南大要不要戏曲研究这个学科？要不要继承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如果不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正巧有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去把钱先生请进来！”陈老为什么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保举呢？他对郭校长是有一番绝妙的说辞的。他说：“从法律概念来讲，钱先生是没有问题的人。如果钱先生触犯了刑律，那就按律治罪，判刑入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不是罪犯，只是人家不要他了，失了业，但仍享有公民的权利。如果南大加以吸纳，是‘人弃我用’，完全合法。”这唯有陈老独具如此的胆识，别的人是说不起来的。恰好碰上郭校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待、有远见的党政英杰，他原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来南大后正打算为发展高教事业大施拳脚。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对陈老的建议爽快接受，一口答应。校长拍板，系主任点头，便由南大人事处安排具体事宜。

　　再说钱先生失业以后，茫茫然无所适从，想不到好音从天而降，南京大学派人来接他了！由于已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南大人事处用不到发商调函，也不牵涉到跨省跨校调动报批等麻烦事，只要按照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模式办理，手续十分简便。南大人事处给他报进了户口，按教育部规例，当时凡录用没有头衔的学人进校者，概称教员。工资不高不低，每月发给150元（当时南大助教的工资是53元4角），分给一套住房。遵奉陈老的经验，这件事低调进行，不能张扬，以防有人干扰作梗，多生枝节。一定要等好事办成后，才对外宣告“钱南扬先生到了南大”，那末，即使事后生风，也阻挡不住了。

　　1959年9月，钱先生欣慰地带了家眷到南大安居乐业，心里是感激不尽。他在教研岗位上勤恳努力，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虚龄是61岁，足龄60岁。

　　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好在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例，凡是在运动的风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如果能在首都高层次的报刊上露名，便等于是恢复了名誉，可以重回学术界。不过，这种事必得有什么机缘巧合，从民间发动，才能水到渠成。为此，我脑子里盘算多时，怎样为“钱南扬”这三个字恢复名誉？我跟北京《戏剧报》的执行编辑戴不凡商量，能不能发篇署名“钱南扬”的文章？他很同情钱先生，很想为钱先生解困，但要发文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含金量高的内容，才能跟编辑部的同仁沟通说合。他这么一讲，我心里有了数。终于碰到一次奇缘，解决了大问题。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游学京华，承蒙傅惜华、周贻白等专家指点我，说是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家里藏有昆曲的新资料，但路先生只吐露出一点儿口风，却秘不示人，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小青年，不妨去敲开他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那时各家各户都还没有电话，不速之客敲门而入是常事，主人都能谅解，不以为怪。事先我了解到路先生是个昆曲爱好者，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上了他的门。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老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桶，里面尽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我看到里面抄录的是《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为唱曲的人，我是熟习《魏良辅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新发现，而且立马拿给我考问异同。我看到《南词引正》的文本是根据文徵明的真迹录下的，里面大有名堂，当我读到其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不禁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词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他连声道：“常言说得好，红粉送给佳人，宝剑应赠义士。我乐意把这份珍贵材料送给你，由你去公布。”他让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举成名的大好机会，但我回到南京后斟酌再三，考虑到这份珍贵材料如果送给钱先生校注后在《戏剧报》上发表，那就能起到为钱先生恢复名誉的关键作用。于是，我把《南词引正》的过录本献给了钱先生，然后跟路先生说明了献宝的原因，路先生称许这是雪中送炭，是义举，甚表赞同，并配合钱先生写了篇短文，一起交给《戏剧报》编辑部。由于已跟戴不凡先生说合，得到特别重视：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戏剧报》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现了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目录用黑体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

　　《文汇报》刊发讨论

　　引起广泛关注

　　这颗重磅学术炸弹在昆曲界引起了轰动，“钱南扬”的姓名重返学术界，宣告了钱先生的名誉得到恢复。学者纷纷撰文，和钱先生讨论昆曲的渊源。例如上海蒋星煜在当年7月1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昆腔形成历史的新探索》，钱先生为了答复蒋先生提出清唱还是戏唱等两个主要问题，写了《关于〈南词引正〉》，《文汇报》在9月2日即予发表。这样一问一答，“钱南扬”这三个字的名声又响了起来。

　　《文汇报》为什么能这样爽快地给予版面力挺蒋、钱的对答呢？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先有傅惜华和周贻白两先生在《文汇报》上发文为《南词引正》的讨论作了舆论铺垫。事情之由来是：因为傅、周是叫我做福尔摩斯到路工家里去访问的指引人，我不能一走了之，理应对他俩有所交待。所以我南归后写信把路先生示知《真迹日录·南词引正》的情况向他俩作了简报，但特别说明：为了给钱南扬先生恢复名誉，要力保钱先生的《〈南词引正〉校注》在《戏剧报》上一炮打响，重点凸显钱先生的成绩，我则隐姓埋名。此事得到傅、周的理解，愿意为钱先生公布《南词引正》做一些预热的工作。他俩互相配合，跟《文汇报》编辑部取得联系，《文汇报》先在1961年4月8日刊载傅先生的《曲海知新》，蜻蜓点水般地预告《南词引正》的学术讯息，引起了读者求知的兴趣；然后在7月22日再刊载周先生的《〈曲海知新〉读后记》，说是“去年有人发现一个魏良辅所著《曲律》的抄本载于《真迹日录》”，更引发了读者的关切。他俩恪守学术道德，绝对不在钱先生复出之前抢先发表《南词引正》的条文，而是尽心地为钱先生《〈南词引正〉校注》的出场打前哨战。由于有了傅、周在前面铺路，所以蒋、钱讨论《南词引正》的对答得到《文汇报》积极快速的反应。钱先生的名誉顺利恢复，《戏剧报》、《文汇报》和南北学人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闻风而动，随即在重印《琵琶记（校注）》时，把署名“钱箕”更正为“钱南扬”，而且特约钱先生担任《汤显祖集》中戏曲集的校点工作，于1962年11月出版。接着，《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发表了钱南扬的《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第三辑（1963年）发表了钱南扬的《谈吴江派》。特别是《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1963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1964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如此这般，钱南扬先生的科研成绩在学术界又开花结果，南大重视戏曲研究的名声也就香飘万里了！

　　82岁时才姗姗来迟的

　　教授职衔

　　难以逆料，“文革”风暴骤然来临，钱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也受到猛烈的冲击。红卫兵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他已经写成的《戏文概论》、《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都抄没了，他本人也被打入了牛棚。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钱先生在劳改队被隔离审查时，专案组通过内查外调，却把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查清楚了。据专案组宣示，钱先生被杭州校方打倒的原因，主要说他是四类分子，是历史反革命。因为有人揭发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是平湖国民党县党部的“清党委员”，说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经调查核实，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是他的连襟庄一拂胡乱地把他列入了“清党委员”的名单，与他本人无涉，根本不存在“刽子手”的问题。冤案查明，钱先生得到解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钱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只会用功读书做学问，个人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为人谦逊质朴，不擅言辞，不善交际，凡事逆来顺受，沉默寡言。即使遭到了天大的委屈，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不抗声发话。他有口不辩，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既不驳议，又不申诉，所以杭州校方一直没有给他平反。他不去要求落实政策，也不想恢复教授职称，心平如镜，安之若素。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时日里，钱先生在南京很开心，很欣慰。他振奋精神，重理旧业，七老八十之年，仍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教研成果。于1979年出版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了《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南柯梦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而由他校点的《汤显祖戏曲集》在上海一印再印，广为传诵。因此，他在学术界声誉日隆，国务院聘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文化部聘其为《中国戏曲志》编委会顾问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因其《戏文概论》等戏曲史研究的突出成绩，授予他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荣誉奖。总的看来，钱先生治学多方，能将资料、考证、评述和史论融为一体。他承继了吴梅曲学的特长，精研宫调曲牌、声律曲谱之学，能从昆曲学的角度校注《琵琶记》、《南柯梦》等戏曲作品。他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在北大时受业于钱玄同）造诣很深，又能从民俗学（在北大时与顾颉刚同学此业）着眼来通释戏曲词语，所以他的曲学成就既专且精，博得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

　　经历十年动乱以后，各高校开始恢复职称评定的工作。由于杭州校方始终没有撤销对钱先生的处分，他本人不去申诉，又不提出职称的要求，因此，他的教授头衔一直没有恢复。经其师兄弟任二北、唐圭璋、王季思等学者呼吁，系里于1981年给钱先生向江苏省“职称办”申报获准，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重新为他授予了在杭州失去的教授职衔，发给了教授工资。俗话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钱先生是82岁做教授，诚为盛世美谈。他在迟暮夕照最终的辉煌期，招收了两届中国戏曲史专业研究生，先后培植了俞为民、滕振国和周维培、朱恒夫、张新建等杰出的高第弟子，还有中外高级进修生如赵兴勤（徐州师大）和赤松纪彦（日本京都大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在戏曲史研究方面各有新的造就。钱先生的教研工作十分踏实，学风严谨，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不负陈中凡老先生当年的重托和期望，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以他为学科带头人，以俞为民等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主流的学术群体，使南大中文系在国内外南曲研究的学科领域里居于领先地位，其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昆曲研究家、红学专家，本文是其在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专题发言的修改稿）